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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学生难管，是许多教育工作者共同的感受，特别是班主任感慨颇多。官员腐败，震憾孩子心灵；网吧泛滥，让那些意志脆弱的少年儿童渐染陋习；家教失当，疼爱过头，使孩子从小以我为中心，心中无人；少数教师认为德育是“软指标”，可抓可不抓，导致孩子认知迷失。如此种种，给教育带来了无法预料的难题。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阵地，教书是手段，育人才是目的，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孔子、蔡元培、陶行知等著名的教育家无不把学生的“德”放在首位；英国教育家洛克说：“我认为在一个人的各种行为中，德行是第一个的，是最不可缺少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明确提出“道德可教”，他认为美德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靠后天教育的结果。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又是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础，因此，学校的德育工作不但不能淡化，而且，必须进一步加强。作为德育工作者，以下三方面是我的观点和做法：
一、了解情况宜“沉”不宜“浮”
所谓“沉”，就是要“心沉”，要有德育工作重要性的意识，要深入学生第一线，了解第一手情况。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对教师是这样要求的：“教师不仅要成为一个教导者，而且要成为学生的朋友，和他们一起克服困难，一起感受乐和忧。”经常和学生打成一片，既做学生的导师，又做学生的朋友，你就会有更多的实话、了解更多的实情，处理问题就会有更多的发言权。开展德育工作，不能像“浮萍”漂在上面，只知烈日炎炎，不闻泥土清香；靠学生“报告”，或安插“耳目”了解情况，应付“偏听则暗”，就有可能因为处理不当而贻误学生终身，这也不是为师之德。例如在每堂课之间不回办公室，而是和学生开开健康的玩笑；劳动时和学生一起干，就能更多地接触和了解学生。
“沉”，还体现在面对犯错误的学生要沉得住气，让学生有一个冷却的过程。过于浮躁，动辄发火，不但对转化学生无济于事，还会激化矛盾，增加教育工作难度。因此，学生有什么不令人满意的行为，我们应认真分析，了解事情的根源，深思熟虑，使出一个“对症下药”的良方，这样，对学生的批评教育才能起到表情达意的效果。
二、思想教育宜“实”不宜“虚”
学校的德育工作，实际上就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教育、培养学生成长过程中，既要说服又要熏陶，既要引导又要感化。要有好的家教环境，不仅仅是父辈的谆谆教诲，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身体力行。开展德育工作，应该做到“事实”和“情实”。“事实”就是指德育工作应抓得实、抓得准，抓计划安排，抓措施落实，善始善终，持之以恒。因为，这时期学生的自制能力还是很差的，决不能开展德育工作“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要充分利用思想品德课的内容和时间，结合学生实际，“因班制宜”地开展一些教育活动。比如，可以举行“助人为乐光荣，损人利己可耻”、“学校文明，我也文明”的演讲活动。演讲中要让学生列举哪些是光荣行为，哪些是可耻行为、以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要比较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采取防范措施，“防范胜于补救”嘛！学生的不良行为一旦出现，要加强私下教育，不能借题发挥、大批特批，或责令学生写出“检讨保证书”、按下手印，或“约法三章”，而事后没有跟踪、没有抚慰，导致师生关系疏远。学生感受不到教师的关心，也感受不到教师的爱心，自然就不会对教师产生敬畏。
“情实”就是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理想教育要充满真情。教师的爱心和品德是传播、提升文明的基础。要有“感情投资”，教师就必须力争由“言传”到“身教”。从个性心理倾向分析，小学生的理想、信念和世界观，都有赖于直观形象的影响。“道德榜样是道德教育中的一种直观形式。”我们的教育先辈崇尚“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既做“经师”又做“人师”。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如果集体排队到某地，学生都是步行，可是学校领导或教师都是坐马车或汽车，那么可以预言，任何遵守纪律的风气都不会养成。”英国教育家洛克指出：“没有什么事情能像榜样这么能够温和地而又深刻地打进人们的心思。”开展德育活动，教师的以身作则是最好的“规章”和“制度”。如果我们要求学生语言文明，而自己却常常出口不逊、言辞粗鲁；要求学生不迟到，而自己上课前第一句话老是“对不起，我有点事”……那么你的任何一项要求和规定都是“一纸空文”，毫无作用。
三、处理问题宜“活”不宜“死”
刚刚收屏的历史连续剧《李宗仁归来》，周恩来总理在李宗仁归来之前，对程思远说：“爱国不分先后。”我听后很受启发。爱国也不拘形式：有的人献身科学，为国家创造财富；有的人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而英勇捐躯；有的人却默默地工作在人民最需要而又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殊途同归——爱国。把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建设人才，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人们不赞同建立什么德育模式，培养一种道德倾向的人，我们不能用一种道德思维方式约束和限制学生的天性，不能把“坏事”和“坏人”等而视之，因为存心捣鬼、做坏事的人毕竟是少数。在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如果制订过多过滥的规章制度，就近乎给学生“画地为牢”，导致学生不敢“越雷池一步”，既约束了学生思维，又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也容易导致师生之间的对立情绪——矛盾冲突。我认为这是一种“死”的德育方式，“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学生的思想行为千差万别，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们应该分清是行为的还是方法的是经常的，还是偶然的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针对不同情况，可采取灵活的方法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是靠教育，而不是禁锢；是开导，而不束缚。过多的“限制”，往往会对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起反作用，归根结底，这不是“育人”的最终目标。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阵地，教书是手段，育人才是目的，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孔子、蔡元培、陶行知等著名的教育家无不把学生的“德”放在首位；英国教育家洛克说：“我认为在一个人的各种行为中，德行是第一个的，是最不可缺少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明确提出“道德可教”，他认为美德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靠后天教育的结果。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又是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础，因此，学校的德育工作不但不能淡化，而且，必须进一步加强。作为德育工作者，以下三方面是我的观点和做法：
一、了解情况宜“沉”不宜“浮”
所谓“沉”，就是要“心沉”，要有德育工作重要性的意识，要深入学生第一线，了解第一手情况。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对教师是这样要求的：“教师不仅要成为一个教导者，而且要成为学生的朋友，和他们一起克服困难，一起感受乐和忧。”经常和学生打成一片，既做学生的导师，又做学生的朋友，你就会有更多的实话、了解更多的实情，处理问题就会有更多的发言权。开展德育工作，不能像“浮萍”漂在上面，只知烈日炎炎，不闻泥土清香；靠学生“报告”，或安插“耳目”了解情况，应付“偏听则暗”，就有可能因为处理不当而贻误学生终身，这也不是为师之德。例如在每堂课之间不回办公室，而是和学生开开健康的玩笑；劳动时和学生一起干，就能更多地接触和了解学生。
“沉”，还体现在面对犯错误的学生要沉得住气，让学生有一个冷却的过程。过于浮躁，动辄发火，不但对转化学生无济于事，还会激化矛盾，增加教育工作难度。因此，学生有什么不令人满意的行为，我们应认真分析，了解事情的根源，深思熟虑，使出一个“对症下药”的良方，这样，对学生的批评教育才能起到表情达意的效果。
二、思想教育宜“实”不宜“虚”
学校的德育工作，实际上就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教育、培养学生成长过程中，既要说服又要熏陶，既要引导又要感化。要有好的家教环境，不仅仅是父辈的谆谆教诲，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身体力行。开展德育工作，应该做到“事实”和“情实”。“事实”就是指德育工作应抓得实、抓得准，抓计划安排，抓措施落实，善始善终，持之以恒。因为，这时期学生的自制能力还是很差的，决不能开展德育工作“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要充分利用思想品德课的内容和时间，结合学生实际，“因班制宜”地开展一些教育活动。比如，可以举行“助人为乐光荣，损人利己可耻”、“学校文明，我也文明”的演讲活动。演讲中要让学生列举哪些是光荣行为，哪些是可耻行为、以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要比较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采取防范措施，“防范胜于补救”嘛！学生的不良行为一旦出现，要加强私下教育，不能借题发挥、大批特批，或责令学生写出“检讨保证书”、按下手印，或“约法三章”，而事后没有跟踪、没有抚慰，导致师生关系疏远。学生感受不到教师的关心，也感受不到教师的爱心，自然就不会对教师产生敬畏。
“情实”就是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理想教育要充满真情。教师的爱心和品德是传播、提升文明的基础。要有“感情投资”，教师就必须力争由“言传”到“身教”。从个性心理倾向分析，小学生的理想、信念和世界观，都有赖于直观形象的影响。“道德榜样是道德教育中的一种直观形式。”我们的教育先辈崇尚“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既做“经师”又做“人师”。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如果集体排队到某地，学生都是步行，可是学校领导或教师都是坐马车或汽车，那么可以预言，任何遵守纪律的风气都不会养成。”英国教育家洛克指出：“没有什么事情能像榜样这么能够温和地而又深刻地打进人们的心思。”开展德育活动，教师的以身作则是最好的“规章”和“制度”。如果我们要求学生语言文明，而自己却常常出口不逊、言辞粗鲁；要求学生不迟到，而自己上课前第一句话老是“对不起，我有点事”……那么你的任何一项要求和规定都是“一纸空文”，毫无作用。
三、处理问题宜“活”不宜“死”
刚刚收屏的历史连续剧《李宗仁归来》，周恩来总理在李宗仁归来之前，对程思远说：“爱国不分先后。”我听后很受启发。爱国也不拘形式：有的人献身科学，为国家创造财富；有的人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而英勇捐躯；有的人却默默地工作在人民最需要而又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殊途同归——爱国。把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建设人才，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人们不赞同建立什么德育模式，培养一种道德倾向的人，我们不能用一种道德思维方式约束和限制学生的天性，不能把“坏事”和“坏人”等而视之，因为存心捣鬼、做坏事的人毕竟是少数。在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如果制订过多过滥的规章制度，就近乎给学生“画地为牢”，导致学生不敢“越雷池一步”，既约束了学生思维，又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也容易导致师生之间的对立情绪——矛盾冲突。我认为这是一种“死”的德育方式，“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学生的思想行为千差万别，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们应该分清是行为的还是方法的是经常的，还是偶然的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针对不同情况，可采取灵活的方法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是靠教育，而不是禁锢；是开导，而不束缚。过多的“限制”，往往会对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起反作用，归根结底，这不是“育人”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