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问我：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生活十分艰苦，为什么在这种条件下，老师们能够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教书、搞科研、著书立说，学生们则不仅认真读书，还能积极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消极抗日、压制民主、贪污腐败的行径？我的答案是爱国主义情怀的激励。日本人占了大半个中国，到处横行霸道，杀人如麻。一个有血气的中国人能够接受这种屈辱吗？国民政府抗日乏力、治国无方，可谓天怒人怨，不促其变革，国家还有什么希望？而且，在西南联大这个小天地里，我们亲眼看到老师们在食不果腹的困境中坚持教学科研、著书立说，这对我们而言是最生动、最直接的教育。
　　关于师生们的生活，我概括了一下：后期比前期苦，老师比学生苦。前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战争消耗极大，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所以，人民生活越来越苦便是自然的或者说是必然的了。至于说老师比学生苦，一分析也就了然于心：老师拖家带口，负担沉重；学生则有公费（有时叫“贷金”）资助，保证有饭吃，而且“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如果再兼个家教之类的小差事，挣个早点费和零用钱是不成问题的。
　　下面，我举几位老师生活艰难的实例，从一个侧面展现先生们的风骨。
　　在抗战以前，大学教师的工资是相当高的，尤其是清华，像冯友兰、叶企孙、陈岱孙、陈省身这些资深教授，每月都有四五百元的工资，这在当时算是很高的收入水平。抗战以后，工资打七折，初期也还不算很困难。但物价越涨越高，据统计，到1943年下半年，昆明的物价比1937年涨了404倍。此时西南联大教授的平均工资只有3697元，用404一除，就不到抗战前的10块钱了。以这点儿钱养活一家人，其艰难可想而知。
　　闻一多先生一家八口人——夫妻二人、五个孩子，加上帮他们家多年的一位老保姆，光喂饱八张嘴就是一大难事。没法子，闻先生除在西南联大教书外，还在昆华中学兼一个全职教员。这还不够，不得已又公开挂牌刻图章，以补充收入。为此，梅贻琦、蒋梦麟、熊庆来、冯友兰、杨振声、姜亮夫、朱自清、罗常培、唐兰、潘光旦、陈雪屏、沈从文等三位大学校长、九位著名教授联名写了一份《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即刻图章的广告和价目表，其中称赞闻先生为“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由于闻先生的名望和他精湛的金石技艺，一时求治印者甚多，以至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念及这段往事，我不禁感慨万千：闻先生岂是贪财之人？日本强盗逼得我们的名教授不得不多方筹款，以求温饱，能不令人痛心？
　　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是极少有的部聘教授，还在中央研究院兼职，但他的生活仍然拮据，以至慨叹“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憂贫”。这绝不是说他挑剔饭食，而是说明当时“米珠薪桂”，维持粗茶淡饭也要“日食万钱”。
　　说起柴米之贵，我不禁想起吴晗先生的情况。他家人口简单，只有夫妻二人，没有儿女。但他的夫人是老病号，高昂的医疗费使其不堪重负。教书先生身无长物，只有一点书。吴先生是研究明史的，于是不得不忍痛将自己收藏的一些关于明史的善本书，甚至孤本书卖给云南大学图书馆。有个星期天早晨，我偶然经过小市场，看见吴先生挎着一个竹篮，在菜场里转来转去。他不是要选好菜，而是在找便宜菜。我回宿舍后和同学谈起，大家都为之唏嘘叹息。
　　更令人痛心的是师范学院副教授萧涤非先生。为了养活三个孩子，他先后在中法大学、昆华中学、天祥中学兼课，却仍然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最后不得不忍痛把刚出生的第三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苦闷彷徨之余，他写了一首一字一泪的五律：“好去娇儿女，休牵父母心。啼时声莫大，逗者笑宜深。赤县方流血，苍天不雨金。修江与灵谷，是尔旧山林。”萧先生是江西临川人，夫人是南京人，修江与灵谷是他们贤夫妇故乡的胜地。对一个无知的孩子殷勤叮嘱，盼他不忘故乡，这当中包含了多少辛酸，多少痛彻心肺的悲凉！真令人不忍卒读。
　　西南联大的老师们生活艰苦，甚至难以维持健康。陈寅恪长期患眼疾，与营养不良有直接关系。朱自清教授1948年因贫病交加在北平逝世，年仅50岁。这是抗战继之以内战期间饮食太差、缺医少药、“积贫积弱”的结果。
　　再举个小例子，为了贴补家用，梅贻琦校长的夫人韩咏华女士和几位教授夫人一道制作了一种点心，实际上是加了松子、核桃仁等辅料的甜米糕，取名“定胜糕”。每次做好后由梅夫人用一个挎篮盛好，送到冠生园去请他们代卖。每次不能太多，多了梅夫人拿不动。想想梅夫人吃力的样子，怎能不感到心酸？
　　但是，困难压不倒铁骨铮铮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明清史专家、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先生在《南迁岁月——我在联大的八年》一文中说：“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西南联大师生，大部分都是这样做的。”这段话很质朴，也很有代表性。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西南联大的老师们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仍然自强不息，所取得的累累硕果。
　　我是文学院的，先从文学院说起。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金岳霖的《论道》、冯友兰的“贞元三书”（《新世训》《新理学》《新事论》）、闻一多的《楚辞校补》、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且都获得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的奖励。此外，钱穆的《国史大纲》、吴宓的《世界文学史大纲》和吴达元的《法国文学史》，都是经过多年教学实践不断增订补充的力作。
　　理学院是西南联大教授人数最多的学院，其中大多数人曾经留学欧美一流大学，有不少是开创我国各有关学科的前辈大师，还有一批学术造诣很深的知名学者和一批抗战初期归国的年轻教授。他们在国外时即从事各门学科发展前沿的研究，这使理学院的教学水平得以与国际接轨。各系教师努力创造条件，开展科学研究，在自然科学方面多次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奖项。例如，华罗庚关于堆垒素数论的研究、周培源关于湍流理论的研究、吴大猷的专著《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振动光谱》等，在教育部1941—1945年举办的五届学术评议活动中先后获得一等奖；许宝騄、钟开莱、王竹溪、张青莲、孙云铸、冯景兰、赵九章则有专论获得二等奖。据西南联大校史记载，在前述五届学术评议活动中，各科一等奖共有15项，其中西南联大教师就占了7项，这无疑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成就。
　　西南联大共有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五个学院，限于篇幅，我只举了文、理两个学院老师的部分成就。本着“举一隅以三隅反”的思路，其他三个学院的成就，也是和文、理学院不分伯仲、难分轩轾的。我举一些实例，无非是印证我这篇短文的主题：生活再困难，也不能影响我们奋发图强的爱国精神。今天我们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比抗战时期不知要好多少倍，有待我们开展科研的领域也比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宽广得多。西南联大老师们的表现对我们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鞭策。（编辑 赵鹏）
　　作者：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