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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媒介与性别关系的考量，是英国文化研究历史演变进程中比较特殊，同时也是最具冲击性的一个话题。它本身即已成为一种话语的谱系，同时也与特定场域中的构建息息相关。我们很有幸地看到，北京2012BLCU国际文化研究讲坛能够将此作为一个关注的核心，以此而重新激发来自于世界不同区域与国家学者的兴趣与想象。作为原初伯明翰学派的一位成员，面对这样的话题，当然会引发我对这段历史，更具体而言，就是对某种主题史的记忆，然而我也希望借助对一个聚焦性人物即撒切尔夫人形象的分析踏入这一五光十色、变幻至今的思想流波。
为何要谈论这个名叫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女人？在1990年告别政坛之后，她作为一个热门政治形象实际上已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这肯定不会成为一个终结。最近她又以两种重要的方式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2011年由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传记电影《铁娘子》公映；2009年在伦敦白立方画廊举办《白色暴动》（犠犺犻狋犲犚犻狅狋）艺术展上，艺术家马尔库斯·哈维（MarcusHarvey）展出了其名为《玛姬》的扛鼎之作，即一幅玛格丽特·撒切尔画像。有心者自然会将这样两个媒体事件与过去发生的历史场景关联起来，去思考撒切尔这一人物已带来的诸种影响及今天在感受层面正在发生的变化，并进而发现文化研究、性别研究在相关思想交锋过程中所酿成的模式移位。
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出现
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经历中，媒介研究和性别研究通常会采用文学研究（如符号语言学、心理分析、批评理论、后结构主义）和更具经验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如民族志、政治经济学、社会历史学）理论框架。媒介和性别研究既有各自的概念和渊源，也有相通之处。
在性别研究中，情况也大致类似。妇女（woman）是一个主导着我们想象性认识的符码性范畴，而女性（women）则是借助妇女这个概念成为被规约的历史主体的。两个类属之间（妇女和女性）存在着张力，因此而不可能将之做整齐的对应，并由此而引发了在性别（gender）问题上的广泛争议，比如性别是什么？性别如何有所为又有所不为（如性别操演的概念所示）的争论，也涉及女子气与男性化都有亦真亦幻的特点。因此不能始终（也许曾经是）将之归属于那些被称为男人和女人的社会群体。就像文类这个词一样，女子气和男性化是属于文本的、也是社会的类别，甚至其本身就是文类。它们如此被阅读并存活在人们的想象中，既通过符码而建构起来，也被活生生的现实所实践。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以媒介和性别为对象的文化研究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这些研究者或来自于人文学科，或来自于社会学科。
上述研究方法也体现在我的工作之中：《明星的凝视：好莱坞电影和女性观众》（犛狋犪狉犌犪狕犻狀犵：犎狅犾狔狑狅狅犱犆犻狀犲犿犪犪狀犱犉犲犿犪犾犲犛狆犲犮狋犪狋狅狉狊犺犻狆，1994）通过对文本与经验的文化区隔的分析回顾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电影明星留给英国女性的记忆。我那时受几位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者的影响，她们既对媒介的意义（文本中的编码）感兴趣；也对与身体、记忆和情感图景相关的消费实践十分关注。这种研究抛开让历史主体性荡然无存的文本分析（有时给人一种文本决定论的感觉），给电影模式提供一个机会，使得无意识的焦虑和欲望得以在其中预演和生成。为了给在特定社会、家庭环境中的某些女性对理想化媒介的消费以准确的定位，感官体验应当受到重视，这也影响到了人们对电影的记忆。
回顾媒体和性别研究的历史时，可以发现三个重大的意义变化：激进女性主义者历史地位的改变；在英国大学中媒体与性别的知识背景的改变；政治和文化研究的相互影响。三大变化也自然构成了重溯媒介与性别研究主题的基本框架。
我的学术研究起步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从20世纪80到90年代该中心出版了许多很有影响的著作。其中有两种专门针对性别问题：CCCS女性小组的《女人有话说：女性从属地位面面观》，以及由萨拉·富兰克林、西丽亚·拉瑞和我合编的《远离中心：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二书均以英国文化为背景而提出某种政治诉求。在该话域中，文化是政治的文化（被资本主义、父权旨趣所塑形的），政治是文化的政治（部分被大众媒介所建构）。
《女人有话说》是一次女性主义语境下的集体尝试，试图在以劳资关系为讨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为女性寻求一席之地。书的内封有一段宣言性文字：“中心旨在使文化（其形式和过程）与作为社会构建中的社会、物质基础休戚与共，并根植于同一历史框架之中。”但媒介在此起到什么作用呢？媒介嵌入在众多的事件当中：如在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形式之中，在妇女和劳动力性别划分之中，在语言和意识形态之中。这本跨学科的著作借社会转型与政治干预之名，就被压迫女性意识形态和个人主义、劳工阶级文化和家务劳动、生产和再生产的驱动力的理论化等问题与媒介的关系（肥皂剧，女性杂志和流行浪漫小说）展开了其研究。
此书撰于妇女运动生龙活虎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撰者希望与此共进。性别和女性研究当时在大学里无踪可觅，所以本书的面世具有划时代意义。副标题中的“女性从属地位”这个术语带有性别暗示。概而言之：性别等同于女性，媒介研究得益于政治转型。
1991年《远离中心》出版时，英国在历经20多年的女性主义运动之后，大众媒介、工作场所、公共空间和家庭内部都一致趋向于对传统性别主义的反对。许多当年参与CCCS中心书籍出版的研究生后来成为学者就职于高校，设立了电影、电视研究（夏洛特·布朗斯顿和大卫·莫利），文化和媒介研究（安吉拉·麦克罗比和詹尼丝·温施普）的相关学位。一些人开设了一些妇女研究的大学课程（如卢丝·布兰德、珍尼特·巴兹莱）。在此驱力之下，电影、电视研究方面的女性主义作品成了媒介研究领域的建构性元素，为此我们可以说，电影研究如果没有劳拉·莫尔维、帕穆·库克或是克丽斯汀·格兰戴尔是无法想象的，而电视研究如果没有夏洛特·布朗斯顿和克丽斯汀·格拉芙蒂亦当如此。 《远离中心》于90年代出版时我正好在兰卡斯特大学从事社会学和女性研究工作，玛格丽特·撒切尔刚刚辞去首相。浏览该书的目录我们能够注意到女性主义始终是性别分析（genderanalysis）采用的术语。书中篇目有三分之一主题涉及流行文化（女性类型的女性主义分析，如情节剧和女性杂志）；还有三分之一谈及与科技相关的问题（特别提及激进女性主义的研究个案：保守党试图凭借赋予胎儿生命权的意象来约束女性堕胎），余则属于对撒切尔主义性别政治所进行的女性主义分析。
撒切尔形象
以两本书中文化与政治间扑朔迷离的关系为引线，可以唤起我们对媒介与性别研究历史的思考。其中，对于经30年发展而已被谱系化的媒介和性别研究是如何处理玛格丽特·撒切尔形象问题的，能够将我们引入这一思考的深层。
《远离中心》认为撒切尔对其形象的构筑有赖于对性别特征的运用。关于这一点，玛瑞娜·沃纳和杰奎琳·罗丝的文章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比如论及撒切尔是如何成功地借重振英军雄威、施展个人魅力来确立自己勇敢无畏的首位国家女性领袖的形象的。借助玛瑞娜·沃纳的论证可以看到，撒切尔是很乐于享有铁血爵士与凯旋英雄的名号的。在美国电视节目中她也曾说：“我有‘铁娘子（IronLady）’之雅号。我本人有着钢铁般的意志，英国人民亦然。”沃纳认为：玛格丽特·撒切尔集古大不列颠人的坚毅、博阿迪西亚（译者注：Boadicea古大不列颠爱西尼人，古代英格兰东部克尔特人的一个部族的女王，于公元61年在英国领导了一次反对罗马统治的不成功的起义）的勇气和家庭主妇的气质于一身，为此，她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T夫人（MrsT）和玛姬（Maggie）。
在英国历史中独树一帜的撒切尔，成功地融熟知家务的主妇形象和独断专行的领袖形象于一身。撒切尔身上所显示的女性特质（特别是她在职位中表现出的家庭主妇形象）让她对弱势群体，如穷人、移民、黑人和家庭主妇（她们享受的国家福利极少）实施的苛刻政策更加合法化，至少是比较容易接受了。进而，如玛瑞恩·麦克尼尔所看到的：为人父者、纳税人和腹中胎儿也成了“新的受压迫者”。在政府里势盖男人的男子气概确立了她的权威。但据说这种强势的形象也因她与男同僚们和所谓“厨房内阁”（kitchencabinet，译者注：也可译为政府首脑参谋团）的核心顾问们下厨做饭之逸事报道而得以缓和。可以说，热衷于反女权主义是她担任首任女首相之期间成功之道，撒切尔意在引领英国远离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性别解放、女权、同性恋和黑人权利等的诉求，回归更加传统的价值观。
在分析撒切尔的形象时，我们力求抛弃意识形态的唯理模式，进入由撒切尔的性别化形象可能展开的有关惩罚与顺从的联想，如她作为男性化的母亲、严厉的女教师（女性管理者）、苛刻的保姆（管得太多的保姆）的形象类型。人们，甚至是那些没有获得经济利益满足的左翼人士和马克思主义批评派，也愿意投票选她，部分因素也在于撒切尔对暴力与温柔的掌控游刃有余。斯图亚特·霍尔认为：
在过去的五年里，撒切尔主义研究促使我迅速地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唯理观念的最后一丝残余。在我看来，有一点再清楚不过的就是，试图以这种方式了解政界发展变化的方式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不论其产生于任何一种理性意识、质询主体、合理推演等等，但凡此类都已烟消云散。（犛狋狌犪狉狋犎犪犾，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犃狉狋狊，犔狅狀犱狅狀，犉犲犫狉狌犪狉狔，1989）
置想象、欲望和主体性于政治分析的中心，霍尔的观点显然受到沃纳和罗丝这样的学者影响，也是《远离中心》里对撒切尔性别形象进行分析的方法论来源。
玛姬的回归
在就2009年马库斯·哈维的作品《玛姬》给以分析之前，我想略谈现阶段的性别和媒介研究状况较过去相比的不同之处。女性和性别研究中心大多被大单位收编，作为单独机构的仅在几所英国大学（与美国不同）可见。文化研究项目或是被取消，或是转为媒介研究，即便是伯明翰的文化研究机构也在2002年被彻底关闭。媒介研究（与电影研究不同）如今已发展为以技术为导向的创意产业（特别是广告业），也因此被政客们（和新闻从业者们）取笑为“难登学术大雅之堂的三脚猫功夫”，在此情形下，文化与政治始呈疏离之势。
言归正传，当我们从画廊的入口处远看《玛姬》这幅作品，略似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黑白大照片，摄于1987年保守党选举宣言后的午餐。这张照片上的撒切尔带着她招牌式的坚定目光，不可一世，沉定自若。近观之，照片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哈维用成千上万片石膏包裹的碎片组成的那个《玛姬》，其状支离破碎。那些向外突出的，引人细看的稀奇古怪的混合物是由蔬菜、头骨、成堆的硬币、食指、导弹、阴茎、托尼·布莱尔和撒切尔本人的卡通面具等构成。近看时，她是各种物体的拼合；远观时，她又恢复了照片的形象。这些物体就像数码照片中的像素，由许多物件构成，既可组合出整体形象，也可迅速分解为数千个细微的碎片。参观者们多困惑于个中关联，探讨它们的定位意义。鉴于图中物件数量之庞大（共计1.5万个），任何解释均会归为徒然。作为观众，我们参与了拆解和组装那个熟知的、不可改变的撒切尔，带给我们某种对她有所掌控的快感；同时，撒切尔严厉的领袖风格中的男性特质在这里又能一览无余。这幅作品旨在回应政治人物的遗留问题，特别是这一人物对战后英国社会建构所起的破坏作用；同时也将抛开撒切尔破坏性政策的影响，而回归对她自身形象的思考。
《玛姬》是马库斯·哈维2009年“白色暴动”艺术展的扛鼎之作。随它展出的还有三个铜雕：《胜利》（译者注：Victoria音同维多利亚），表现的是辉煌已逝的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足球；《海军大臣》以曾经矗立在国会广场上，但在2000年国际劳动节遭破坏的丘吉尔雕像为原型；《胜利女神》（译者注：Nike是希腊神话中的胜利女神，音同耐克，体育用品品牌）是一个带翅膀的二战德军钢盔落在步枪枪管上，展示了军方招牌式的英雄主义。这些象征英国失落感的作品：军事威力，体育辉煌和国家权威就这样陪伴在《玛姬》左右。这些受损的、失落的，曾经代表着英国力量与影响的象征物，建构了一个饱经创伤，吃苦耐劳的民族。虽支离破碎，但仍渴求昔日辉煌。脆弱的英国性在这个艺术展中比比皆是。这就是保罗·吉尔罗伊所说的“伟大的顽疾”。即便是在当下，英国仍然反复强调二战时击败邪恶的历史，以此避免直面暴力殖民史的阴影。吉尔罗伊质疑道：为什么二战中战胜纳粹的这段历史仍被当做“这个国家史无前例的团结时刻”延续至今并代表着英国的公众形象？这个特定胜利中的形象又怎能作为“理想的凝聚力，并沿用以应对当前混乱的多元文化，发现其不足之处？”《玛姬》表现了从二战时期延续至今的带有民族主义自豪感的英国性。《玛姬》创作的后现代表现手法与同时展出的铜雕和油画这样的传统介质有所不同，存在一种形式上的易变性，像素与聚合美学干扰了人们对撒切尔曾赋予英国形象的历史确定性的理解。 给参观者随心所欲解读《玛姬》的自由，为那些像我一样憎恨她的人们提供了复仇的幻想，她被塑造成带有某种厌女症的男权形象虽然滑稽可笑但意图显而易见。最后，我认为这件作品利用人物形象的美学效果暗示了撒切尔的政策分崩离析、摇摇欲坠之状，她曾自诩的始终如一、言出必行业已土崩瓦解。美国文化批评家劳伦·伯兰特认为，全球资本主义目前处于危机之中，所有人（包括中产阶级专业人士）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还得不断跟上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一些国家领导人则仍在鼓吹经济变革，结果却令这个社会更为岌岌可危，撒切尔正是此流之辈。她令许多人生活在飘摇之中，为此也对自己的行为难以自圆其说，不得不自食其苦果。
结 语
本文将以三个要点形成结论。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必囿于上述案例，也可挪用至中国媒介与性别研究的语境之中并提出问题。如若不然，我们也可以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中，就如何建立媒介与性别的分析模型展开讨论。
首先，我的观点从《远离中心》的撒切尔批评转向对哈维的《玛姬》的解读，从国内转向国际（甚至是全球），旨在说明前者总是受后者的制约与束缚（英国殖民史是借《玛姬》中的聚合艺术技法得以展示的）。值得思考的第一点是在国际视野下的媒介和性别研究，需要我们打破国家界限，来探讨国际权力、偶像塑造、劳资关系、移民等问题，并以此建构对地方与国家的认识。如果我们浏览一下《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一书，便可知国际分析挑战下的研究诸种情况。
第二，《玛姬》提出了一个更宽泛的问题：数字媒介所带来的差异性。具体而言，数字媒介及其可变性对我们的分析架构带来了什么挑战？暂且思考一下女子气是如何被定义为理想形象，又是如何被不断完善和推陈出新的？在中国媒介中，是否有女性气质类型被看做不正常的、有缺失的，经常需努力矫正的例子？
第三，我们见证了政治的消解。近距离审视《玛姬》，整体感被令人困惑的、毫无意义的碎片替代。以此类推可以得出政治的其他意义：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执政下的政治很容易被作为同一体建立起来，而媒介的文化研究自然也与明确的政治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与之相比，21世纪的当今英国政权更加分散，阵营变化无常，2012年的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70年代CCCS建立时已经大相径庭；女性主义学者也不再像1978年（《女人要说话》）或1991年（《远离中心》）时那样为草根妇女解放运动大声疾呼了。政治对抗更趋于碎片化、国际化，也更易被调停，英国最近发生的骚乱既有政治抗议的因素，也部分出于消费者的不满，然而人们抵制的焦点是跨国公司和银行，故而不同于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局势。
在当今西方政治环境下，何为媒介和性别研究的本质属性？中国又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值得媒介和性别研究者们关注的政治事件？如果有，谁又是幕后导演呢？是否研究媒介和性别要抛开政治？倘若如此，它们和我所谈及的历史的关联是什么？在国家之间差异巨大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开展对话？共同致力于国际关心话题的可能性有多少？在中国，国际的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我们从伯明翰文化研究中有所收获，那必定是将它所强调的文化模式置于特定地区、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的理念。媒介或性别都不能被视为放之四海皆准或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在近来的数字化媒介的潮流下，我们务须重新思考我们的智识在不同区域、不同环境及其政治表述中的意义。
作者单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译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娟）
为何要谈论这个名叫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女人？在1990年告别政坛之后，她作为一个热门政治形象实际上已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这肯定不会成为一个终结。最近她又以两种重要的方式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2011年由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传记电影《铁娘子》公映；2009年在伦敦白立方画廊举办《白色暴动》（犠犺犻狋犲犚犻狅狋）艺术展上，艺术家马尔库斯·哈维（MarcusHarvey）展出了其名为《玛姬》的扛鼎之作，即一幅玛格丽特·撒切尔画像。有心者自然会将这样两个媒体事件与过去发生的历史场景关联起来，去思考撒切尔这一人物已带来的诸种影响及今天在感受层面正在发生的变化，并进而发现文化研究、性别研究在相关思想交锋过程中所酿成的模式移位。
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出现
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经历中，媒介研究和性别研究通常会采用文学研究（如符号语言学、心理分析、批评理论、后结构主义）和更具经验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如民族志、政治经济学、社会历史学）理论框架。媒介和性别研究既有各自的概念和渊源，也有相通之处。
在性别研究中，情况也大致类似。妇女（woman）是一个主导着我们想象性认识的符码性范畴，而女性（women）则是借助妇女这个概念成为被规约的历史主体的。两个类属之间（妇女和女性）存在着张力，因此而不可能将之做整齐的对应，并由此而引发了在性别（gender）问题上的广泛争议，比如性别是什么？性别如何有所为又有所不为（如性别操演的概念所示）的争论，也涉及女子气与男性化都有亦真亦幻的特点。因此不能始终（也许曾经是）将之归属于那些被称为男人和女人的社会群体。就像文类这个词一样，女子气和男性化是属于文本的、也是社会的类别，甚至其本身就是文类。它们如此被阅读并存活在人们的想象中，既通过符码而建构起来，也被活生生的现实所实践。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以媒介和性别为对象的文化研究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这些研究者或来自于人文学科，或来自于社会学科。
上述研究方法也体现在我的工作之中：《明星的凝视：好莱坞电影和女性观众》（犛狋犪狉犌犪狕犻狀犵：犎狅犾狔狑狅狅犱犆犻狀犲犿犪犪狀犱犉犲犿犪犾犲犛狆犲犮狋犪狋狅狉狊犺犻狆，1994）通过对文本与经验的文化区隔的分析回顾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电影明星留给英国女性的记忆。我那时受几位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者的影响，她们既对媒介的意义（文本中的编码）感兴趣；也对与身体、记忆和情感图景相关的消费实践十分关注。这种研究抛开让历史主体性荡然无存的文本分析（有时给人一种文本决定论的感觉），给电影模式提供一个机会，使得无意识的焦虑和欲望得以在其中预演和生成。为了给在特定社会、家庭环境中的某些女性对理想化媒介的消费以准确的定位，感官体验应当受到重视，这也影响到了人们对电影的记忆。
回顾媒体和性别研究的历史时，可以发现三个重大的意义变化：激进女性主义者历史地位的改变；在英国大学中媒体与性别的知识背景的改变；政治和文化研究的相互影响。三大变化也自然构成了重溯媒介与性别研究主题的基本框架。
我的学术研究起步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从20世纪80到90年代该中心出版了许多很有影响的著作。其中有两种专门针对性别问题：CCCS女性小组的《女人有话说：女性从属地位面面观》，以及由萨拉·富兰克林、西丽亚·拉瑞和我合编的《远离中心：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二书均以英国文化为背景而提出某种政治诉求。在该话域中，文化是政治的文化（被资本主义、父权旨趣所塑形的），政治是文化的政治（部分被大众媒介所建构）。
《女人有话说》是一次女性主义语境下的集体尝试，试图在以劳资关系为讨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为女性寻求一席之地。书的内封有一段宣言性文字：“中心旨在使文化（其形式和过程）与作为社会构建中的社会、物质基础休戚与共，并根植于同一历史框架之中。”但媒介在此起到什么作用呢？媒介嵌入在众多的事件当中：如在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形式之中，在妇女和劳动力性别划分之中，在语言和意识形态之中。这本跨学科的著作借社会转型与政治干预之名，就被压迫女性意识形态和个人主义、劳工阶级文化和家务劳动、生产和再生产的驱动力的理论化等问题与媒介的关系（肥皂剧，女性杂志和流行浪漫小说）展开了其研究。
此书撰于妇女运动生龙活虎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撰者希望与此共进。性别和女性研究当时在大学里无踪可觅，所以本书的面世具有划时代意义。副标题中的“女性从属地位”这个术语带有性别暗示。概而言之：性别等同于女性，媒介研究得益于政治转型。
1991年《远离中心》出版时，英国在历经20多年的女性主义运动之后，大众媒介、工作场所、公共空间和家庭内部都一致趋向于对传统性别主义的反对。许多当年参与CCCS中心书籍出版的研究生后来成为学者就职于高校，设立了电影、电视研究（夏洛特·布朗斯顿和大卫·莫利），文化和媒介研究（安吉拉·麦克罗比和詹尼丝·温施普）的相关学位。一些人开设了一些妇女研究的大学课程（如卢丝·布兰德、珍尼特·巴兹莱）。在此驱力之下，电影、电视研究方面的女性主义作品成了媒介研究领域的建构性元素，为此我们可以说，电影研究如果没有劳拉·莫尔维、帕穆·库克或是克丽斯汀·格兰戴尔是无法想象的，而电视研究如果没有夏洛特·布朗斯顿和克丽斯汀·格拉芙蒂亦当如此。 《远离中心》于90年代出版时我正好在兰卡斯特大学从事社会学和女性研究工作，玛格丽特·撒切尔刚刚辞去首相。浏览该书的目录我们能够注意到女性主义始终是性别分析（genderanalysis）采用的术语。书中篇目有三分之一主题涉及流行文化（女性类型的女性主义分析，如情节剧和女性杂志）；还有三分之一谈及与科技相关的问题（特别提及激进女性主义的研究个案：保守党试图凭借赋予胎儿生命权的意象来约束女性堕胎），余则属于对撒切尔主义性别政治所进行的女性主义分析。
撒切尔形象
以两本书中文化与政治间扑朔迷离的关系为引线，可以唤起我们对媒介与性别研究历史的思考。其中，对于经30年发展而已被谱系化的媒介和性别研究是如何处理玛格丽特·撒切尔形象问题的，能够将我们引入这一思考的深层。
《远离中心》认为撒切尔对其形象的构筑有赖于对性别特征的运用。关于这一点，玛瑞娜·沃纳和杰奎琳·罗丝的文章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比如论及撒切尔是如何成功地借重振英军雄威、施展个人魅力来确立自己勇敢无畏的首位国家女性领袖的形象的。借助玛瑞娜·沃纳的论证可以看到，撒切尔是很乐于享有铁血爵士与凯旋英雄的名号的。在美国电视节目中她也曾说：“我有‘铁娘子（IronLady）’之雅号。我本人有着钢铁般的意志，英国人民亦然。”沃纳认为：玛格丽特·撒切尔集古大不列颠人的坚毅、博阿迪西亚（译者注：Boadicea古大不列颠爱西尼人，古代英格兰东部克尔特人的一个部族的女王，于公元61年在英国领导了一次反对罗马统治的不成功的起义）的勇气和家庭主妇的气质于一身，为此，她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T夫人（MrsT）和玛姬（Maggie）。
在英国历史中独树一帜的撒切尔，成功地融熟知家务的主妇形象和独断专行的领袖形象于一身。撒切尔身上所显示的女性特质（特别是她在职位中表现出的家庭主妇形象）让她对弱势群体，如穷人、移民、黑人和家庭主妇（她们享受的国家福利极少）实施的苛刻政策更加合法化，至少是比较容易接受了。进而，如玛瑞恩·麦克尼尔所看到的：为人父者、纳税人和腹中胎儿也成了“新的受压迫者”。在政府里势盖男人的男子气概确立了她的权威。但据说这种强势的形象也因她与男同僚们和所谓“厨房内阁”（kitchencabinet，译者注：也可译为政府首脑参谋团）的核心顾问们下厨做饭之逸事报道而得以缓和。可以说，热衷于反女权主义是她担任首任女首相之期间成功之道，撒切尔意在引领英国远离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性别解放、女权、同性恋和黑人权利等的诉求，回归更加传统的价值观。
在分析撒切尔的形象时，我们力求抛弃意识形态的唯理模式，进入由撒切尔的性别化形象可能展开的有关惩罚与顺从的联想，如她作为男性化的母亲、严厉的女教师（女性管理者）、苛刻的保姆（管得太多的保姆）的形象类型。人们，甚至是那些没有获得经济利益满足的左翼人士和马克思主义批评派，也愿意投票选她，部分因素也在于撒切尔对暴力与温柔的掌控游刃有余。斯图亚特·霍尔认为：
在过去的五年里，撒切尔主义研究促使我迅速地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唯理观念的最后一丝残余。在我看来，有一点再清楚不过的就是，试图以这种方式了解政界发展变化的方式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不论其产生于任何一种理性意识、质询主体、合理推演等等，但凡此类都已烟消云散。（犛狋狌犪狉狋犎犪犾，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犃狉狋狊，犔狅狀犱狅狀，犉犲犫狉狌犪狉狔，1989）
置想象、欲望和主体性于政治分析的中心，霍尔的观点显然受到沃纳和罗丝这样的学者影响，也是《远离中心》里对撒切尔性别形象进行分析的方法论来源。
玛姬的回归
在就2009年马库斯·哈维的作品《玛姬》给以分析之前，我想略谈现阶段的性别和媒介研究状况较过去相比的不同之处。女性和性别研究中心大多被大单位收编，作为单独机构的仅在几所英国大学（与美国不同）可见。文化研究项目或是被取消，或是转为媒介研究，即便是伯明翰的文化研究机构也在2002年被彻底关闭。媒介研究（与电影研究不同）如今已发展为以技术为导向的创意产业（特别是广告业），也因此被政客们（和新闻从业者们）取笑为“难登学术大雅之堂的三脚猫功夫”，在此情形下，文化与政治始呈疏离之势。
言归正传，当我们从画廊的入口处远看《玛姬》这幅作品，略似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黑白大照片，摄于1987年保守党选举宣言后的午餐。这张照片上的撒切尔带着她招牌式的坚定目光，不可一世，沉定自若。近观之，照片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哈维用成千上万片石膏包裹的碎片组成的那个《玛姬》，其状支离破碎。那些向外突出的，引人细看的稀奇古怪的混合物是由蔬菜、头骨、成堆的硬币、食指、导弹、阴茎、托尼·布莱尔和撒切尔本人的卡通面具等构成。近看时，她是各种物体的拼合；远观时，她又恢复了照片的形象。这些物体就像数码照片中的像素，由许多物件构成，既可组合出整体形象，也可迅速分解为数千个细微的碎片。参观者们多困惑于个中关联，探讨它们的定位意义。鉴于图中物件数量之庞大（共计1.5万个），任何解释均会归为徒然。作为观众，我们参与了拆解和组装那个熟知的、不可改变的撒切尔，带给我们某种对她有所掌控的快感；同时，撒切尔严厉的领袖风格中的男性特质在这里又能一览无余。这幅作品旨在回应政治人物的遗留问题，特别是这一人物对战后英国社会建构所起的破坏作用；同时也将抛开撒切尔破坏性政策的影响，而回归对她自身形象的思考。
《玛姬》是马库斯·哈维2009年“白色暴动”艺术展的扛鼎之作。随它展出的还有三个铜雕：《胜利》（译者注：Victoria音同维多利亚），表现的是辉煌已逝的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足球；《海军大臣》以曾经矗立在国会广场上，但在2000年国际劳动节遭破坏的丘吉尔雕像为原型；《胜利女神》（译者注：Nike是希腊神话中的胜利女神，音同耐克，体育用品品牌）是一个带翅膀的二战德军钢盔落在步枪枪管上，展示了军方招牌式的英雄主义。这些象征英国失落感的作品：军事威力，体育辉煌和国家权威就这样陪伴在《玛姬》左右。这些受损的、失落的，曾经代表着英国力量与影响的象征物，建构了一个饱经创伤，吃苦耐劳的民族。虽支离破碎，但仍渴求昔日辉煌。脆弱的英国性在这个艺术展中比比皆是。这就是保罗·吉尔罗伊所说的“伟大的顽疾”。即便是在当下，英国仍然反复强调二战时击败邪恶的历史，以此避免直面暴力殖民史的阴影。吉尔罗伊质疑道：为什么二战中战胜纳粹的这段历史仍被当做“这个国家史无前例的团结时刻”延续至今并代表着英国的公众形象？这个特定胜利中的形象又怎能作为“理想的凝聚力，并沿用以应对当前混乱的多元文化，发现其不足之处？”《玛姬》表现了从二战时期延续至今的带有民族主义自豪感的英国性。《玛姬》创作的后现代表现手法与同时展出的铜雕和油画这样的传统介质有所不同，存在一种形式上的易变性，像素与聚合美学干扰了人们对撒切尔曾赋予英国形象的历史确定性的理解。 给参观者随心所欲解读《玛姬》的自由，为那些像我一样憎恨她的人们提供了复仇的幻想，她被塑造成带有某种厌女症的男权形象虽然滑稽可笑但意图显而易见。最后，我认为这件作品利用人物形象的美学效果暗示了撒切尔的政策分崩离析、摇摇欲坠之状，她曾自诩的始终如一、言出必行业已土崩瓦解。美国文化批评家劳伦·伯兰特认为，全球资本主义目前处于危机之中，所有人（包括中产阶级专业人士）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还得不断跟上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一些国家领导人则仍在鼓吹经济变革，结果却令这个社会更为岌岌可危，撒切尔正是此流之辈。她令许多人生活在飘摇之中，为此也对自己的行为难以自圆其说，不得不自食其苦果。
结 语
本文将以三个要点形成结论。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必囿于上述案例，也可挪用至中国媒介与性别研究的语境之中并提出问题。如若不然，我们也可以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中，就如何建立媒介与性别的分析模型展开讨论。
首先，我的观点从《远离中心》的撒切尔批评转向对哈维的《玛姬》的解读，从国内转向国际（甚至是全球），旨在说明前者总是受后者的制约与束缚（英国殖民史是借《玛姬》中的聚合艺术技法得以展示的）。值得思考的第一点是在国际视野下的媒介和性别研究，需要我们打破国家界限，来探讨国际权力、偶像塑造、劳资关系、移民等问题，并以此建构对地方与国家的认识。如果我们浏览一下《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一书，便可知国际分析挑战下的研究诸种情况。
第二，《玛姬》提出了一个更宽泛的问题：数字媒介所带来的差异性。具体而言，数字媒介及其可变性对我们的分析架构带来了什么挑战？暂且思考一下女子气是如何被定义为理想形象，又是如何被不断完善和推陈出新的？在中国媒介中，是否有女性气质类型被看做不正常的、有缺失的，经常需努力矫正的例子？
第三，我们见证了政治的消解。近距离审视《玛姬》，整体感被令人困惑的、毫无意义的碎片替代。以此类推可以得出政治的其他意义：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执政下的政治很容易被作为同一体建立起来，而媒介的文化研究自然也与明确的政治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与之相比，21世纪的当今英国政权更加分散，阵营变化无常，2012年的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70年代CCCS建立时已经大相径庭；女性主义学者也不再像1978年（《女人要说话》）或1991年（《远离中心》）时那样为草根妇女解放运动大声疾呼了。政治对抗更趋于碎片化、国际化，也更易被调停，英国最近发生的骚乱既有政治抗议的因素，也部分出于消费者的不满，然而人们抵制的焦点是跨国公司和银行，故而不同于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局势。
在当今西方政治环境下，何为媒介和性别研究的本质属性？中国又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值得媒介和性别研究者们关注的政治事件？如果有，谁又是幕后导演呢？是否研究媒介和性别要抛开政治？倘若如此，它们和我所谈及的历史的关联是什么？在国家之间差异巨大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开展对话？共同致力于国际关心话题的可能性有多少？在中国，国际的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我们从伯明翰文化研究中有所收获，那必定是将它所强调的文化模式置于特定地区、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的理念。媒介或性别都不能被视为放之四海皆准或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在近来的数字化媒介的潮流下，我们务须重新思考我们的智识在不同区域、不同环境及其政治表述中的意义。
作者单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译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