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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山和秦岭为界,今天的陕西在习惯上被分成陕北、关中和陕南三大地域。
陕北是沟壑纵横、地形破碎的黄土高原,关中是平衍肥沃的八百里秦川,它们拥有个性鲜明的独特名片。而有关陕南的印象,却总是被简化和模糊化,实际上,陕南是一块被遗忘了的隐者般神奇的土地。
陕南即陕西南边,也是指秦岭以南;以行政区划论,包括汉中、安康、商洛三市。
地形环境:在封闭和开放之间
陕南惯称秦巴山地,即横贯在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山间谷地。北边的秦岭和南边的大巴山犹如两扇巨大的鸟翼,挡住了陕南通往外地的路径,它的大环境是封闭的。
“秦岭”之名早在汉代即已出现,与淮河联手,秦岭-淮河一线组成了天然的中国南北分界线。秦岭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亚热带和暖温带、湿润和半湿润地区分界线,一月份零度等温线和8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临界线;北方针叶林、落叶阔叶林和南方常绿阔叶林的过渡地带……它在自然科学上的意义丰富得如同它巨大的山体。
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大巴山,平均海拔在1300-2000米之间,以任河为界,东边是米仓山,西边是大预山,是汉水和嘉陵江的分水岭。在做了天然分水岭外,它在很大程度上也阻挡了陕南与南边巴蜀间的往来,并与北边秦岭交相呼应,将陕南限定在一个大峡谷内。
在封闭的大环境里,陕南内部区域间的往来主要借助河流,其中最重要的是嘉陵江、汉水和丹江。
汉水是一条与长江、汉水、淮河并称“江河淮汉”的重要河流,发源于秦岭和米仓山之间的冢山,向东南穿越汉中、安康,最后在湖北十堰汇入丹江水库。公元前206年,刘邦以汉水边的汉中为发祥地,先后平定三秦,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最为深远的辉煌王朝。今天“汉人、汉语、汉文化”中的“汉”字,无不因此而来。
山虽然封闭,但河流是流通的。汉水流经的那些山间小坝子乃川陕间的水陆通道,而丹江早在战国时期已经通航,顺此河流可以进入长江,这是古代关中和中原两地来往的交通枢纽。
此外,人们还在大巴山和秦岭间修筑了几条南北向的通道,陈仓道、褒斜道、子年道、周洋道等,这些自战国就开始修筑的栈道,将关中平原和陕南谷地紧密相连。
在南北两山夹峙中,顺着这些河流和栈道,陕南与外界联系从未中断,中原、巴蜀、荆楚等不同文明在此交织,逐渐衍生出独特的陕南文化。
政区设置:犬牙交错下的山川形便
秦岭在自然科学上的多重含义足以表明这道山岭南北地域的巨大差异,可是行政区划上为什么将之划入同一省境内?元代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将天下划为三十六郡,陕南那时只设了汉中郡,治所在今天汉中市。西汉时陕西分属朔方、司隶和益州三部,陕南和今四川大部分地区同属益州。三国时期,汉水谷地属魏国荆州,上游则属蜀汉益州。
此后每个朝代都有变更,简言之,元以前,今天嘉陵江、汉水和丹江流域,或者在同一高层政区,或者分属不同高层政区,但陕南从未与关中、陕北同属一个高层政区,这与秦岭南北的自然地形吻合。
元代,蒙古族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统一中国,对地方行政制度做了大幅度改革。蒙元以自北而南的方向征服中原,行省设置上也采取南北拉长的形式,但中国的山川大多是东西走向,这就必然导致两者间的冲突。
在中原,秦岭是东西走向中最明显最巨大的一列山脉,行省以南北走向为主导原则,势必打破自然环境因素,而这正是元朝统治者用心所在。政区设置意在打破山川格局,以犬牙交错的形式来保证军事和政治上的需要。
当中央王朝的都城还在关中河洛一线游动时,因为有秦岭阻隔,四川一直是朝廷的后花园。每当王朝动乱时,蜀地都成为最好的逃难地。在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内,四川拥有很大独立性。所以元代在设立陕西行省时,首次将秦岭南北三大区域置于同一高层政区。如此,四川完整的地理单元被打破,而陕西南北的统一性也严重削弱,强干弱枝的目的借此达到。
明代开始,自然环境与行政区划严重不符的情形有所纠正,但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局势一直沿用至今。秦岭南北毕竟分属不同地貌和气候类型,作为自然和行政两种区域互相矛盾的例子,陕西最为典型,陕南正是这典型的产物。
但犬牙交错只是相对关中、陕北而言,陕南内部行政划分却是尊重了山川形便。商洛地区虽然一度与汉水流域的兴安地区同隶荆州,但大多数时间都与北部的关中处于同一高层政区。嘉陵江上游相反,先为独立的统县政区,直到元代以后才并入汉水流域。这都是充分考虑自然地形和文化归属后的结果。
文化习俗:风气兼南北,语言杂秦蜀
文化习俗是自然的地形交通和人为的政区设置两者相互影响的产物。地域归属的不明确折射了陕南文化习俗的交叉性和多元化。
和关中虽有秦岭阻隔,但自元以来,陕南和关中已有800多年共处同一行省之下,行政上长期的归属感,部分地弱化了自然上的分异。而地处几省交界的位置,又赋予它通道和走廊的功能,是东西向的交通喉舌,也是各民族的融合地带。
陕南地形和行政上的所有特性都对它的文化习俗有着烙印般的影响,人口组成的复杂性更加深了文化的丰富度。
先秦以来,陕南境内外区迁入者渐多,唐代安史之乱时,大批关中人士逃往陕南,将之视为乐土,明清时期外来移民风气更甚。康熙年间,陕西官府招徕各省贫民前往陕南开山垦荒,全国各地流民纷纷前往这一山林地区,至乾隆时期,流民基本填满了秦巴山地。抗战期间,汉水流域一个小镇竟集中了18个省市的人氏,真正五方杂居。这极大地改变了当地居民的地域构成,并对陕南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汉中戏曲为例,陕西传统剧种为秦腔,四川是川剧,湖北为汉剧,但汉中流行的却是汉调桄桄、汉调二黄与端公戏。另外,方言、建筑、服饰、饮食、婚嫁等方面,无不兼容了各地流俗,《汉中府志》将陕南这种文化特质归结为“风气兼南北,语言杂秦蜀”,可谓一语中的。
正是地形、政区和文化上的交叉性和共轭性,让陕南在一种被遗忘的低调处境中滋生出了独一无二的丰富文化,正因为低调和被人遗忘,它才得以保存了最传统的底层人文。在陕南用心地走一遭,会收获很多惊喜。那些我们以为早已遗失的久远记忆,也许还完好地保存在这里的各个角落。这种久远积淀和完好保存,是因为文脉确实悠远,也因为环境封闭,更因为陕南人自身的特质。自西晋开始,秦岭就一直受僧俗两界青睐,僧界修行。
庇护之地:隐者的天堂
从关中南来,进入秦岭以北的各个峪口,往往见山壁陡立,高与天齐,道路在陡峭的崖壁上或者昏暗的山峡中穿行。这鸟飞难过的危险之旅,却是自古以来由北方进入西南地区的必经之路。秦岭北陡南缓,缓缓下落的秦岭南坡,为南来的暖湿气流留下了足够的爬升之旅,这股从大陆南部海洋长途跋涉而来的暖湿气流朝云暮雨,滋润了山地,培养了葱绿的植被。两千多年前,在秦岭巴山地区,高山上有乔木,悬崖上有奇花,河谷两岸,生长着茂密的植被。宋代的大文人文同曾经隐居在汉水沿岸的洋县境内。他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传说文同画竹,“胸有成竹”,这是因为他朝夕与竹相处,耳濡目染,了然于心,令人怀想当时这片绿地上,竹木茂盛、生机盎然的景观。
葱绿而隐秘的山地,为这里的生物提供了庇护。在远古的幽谷中,可以想见生活着的各种飞禽走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的熊猫专家潘文石教授曾经长达十年考察研究秦岭大熊猫。在秦岭南坡的华阳山区,他和助手常年跟随大熊猫的踪迹,把这片山地称为“大熊猫的最后避难所”。
与大熊猫一样受到高大逶迤的秦岭巴山庇护,秦岭南坡和汉水河谷地带还生存着朱鹮、金丝猴、大鲵等种类众多的珍稀生物品种,这些避世的生物仿佛一个象征,令人想起了居住在此地的陕南人。
历史上屡次战祸纷争之中,由于这里是抵达巴蜀的重要通道和给养渠道,两汉三国,刘邦在汉中称王拜将,上演楚汉争锋;诸葛亮在定军山用兵鏖战,建立鼎立局面。宋代陕南成为南宋与金国对垒的前沿阵地。此后自元明清三代,屡次的饥民暴动和农民战争在中华大地上演,最终使一部分人长途奔波,逃避到小小的陕南山地,繁衍生息,变成了此地的居民。
由于这种避世迁移的原因,陕南人生活得近乎封闭,生活安宁恬淡。在陕南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当数汉代的张良和商山四皓,前者功成身退,隐居在秦岭西段紫柏山下,辟谷修炼,伴着青山老去。陕西留坝县紫柏山下的张良庙是陕南地区的名胜古迹,历朝历代受到高规格的保护,至今仍是殿阁巍巍、树木环拱。商山四皓则隐居商洛山中,食野草为生,与走兽为伴,显示的是一种与世无争的性情。僧界修行,俗界隐居,这种颇具隐者风范的气质,让陕南人在这一封闭的大村庄里安居乐业,怡然自得,并且世代如此。“被遗忘”的状态是外界为之,其实何尝不是陕南人自己所盼!
陕北是沟壑纵横、地形破碎的黄土高原,关中是平衍肥沃的八百里秦川,它们拥有个性鲜明的独特名片。而有关陕南的印象,却总是被简化和模糊化,实际上,陕南是一块被遗忘了的隐者般神奇的土地。
陕南即陕西南边,也是指秦岭以南;以行政区划论,包括汉中、安康、商洛三市。
地形环境:在封闭和开放之间
陕南惯称秦巴山地,即横贯在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山间谷地。北边的秦岭和南边的大巴山犹如两扇巨大的鸟翼,挡住了陕南通往外地的路径,它的大环境是封闭的。
“秦岭”之名早在汉代即已出现,与淮河联手,秦岭-淮河一线组成了天然的中国南北分界线。秦岭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亚热带和暖温带、湿润和半湿润地区分界线,一月份零度等温线和8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临界线;北方针叶林、落叶阔叶林和南方常绿阔叶林的过渡地带……它在自然科学上的意义丰富得如同它巨大的山体。
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大巴山,平均海拔在1300-2000米之间,以任河为界,东边是米仓山,西边是大预山,是汉水和嘉陵江的分水岭。在做了天然分水岭外,它在很大程度上也阻挡了陕南与南边巴蜀间的往来,并与北边秦岭交相呼应,将陕南限定在一个大峡谷内。
在封闭的大环境里,陕南内部区域间的往来主要借助河流,其中最重要的是嘉陵江、汉水和丹江。
汉水是一条与长江、汉水、淮河并称“江河淮汉”的重要河流,发源于秦岭和米仓山之间的冢山,向东南穿越汉中、安康,最后在湖北十堰汇入丹江水库。公元前206年,刘邦以汉水边的汉中为发祥地,先后平定三秦,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最为深远的辉煌王朝。今天“汉人、汉语、汉文化”中的“汉”字,无不因此而来。
山虽然封闭,但河流是流通的。汉水流经的那些山间小坝子乃川陕间的水陆通道,而丹江早在战国时期已经通航,顺此河流可以进入长江,这是古代关中和中原两地来往的交通枢纽。
此外,人们还在大巴山和秦岭间修筑了几条南北向的通道,陈仓道、褒斜道、子年道、周洋道等,这些自战国就开始修筑的栈道,将关中平原和陕南谷地紧密相连。
在南北两山夹峙中,顺着这些河流和栈道,陕南与外界联系从未中断,中原、巴蜀、荆楚等不同文明在此交织,逐渐衍生出独特的陕南文化。
政区设置:犬牙交错下的山川形便
秦岭在自然科学上的多重含义足以表明这道山岭南北地域的巨大差异,可是行政区划上为什么将之划入同一省境内?元代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将天下划为三十六郡,陕南那时只设了汉中郡,治所在今天汉中市。西汉时陕西分属朔方、司隶和益州三部,陕南和今四川大部分地区同属益州。三国时期,汉水谷地属魏国荆州,上游则属蜀汉益州。
此后每个朝代都有变更,简言之,元以前,今天嘉陵江、汉水和丹江流域,或者在同一高层政区,或者分属不同高层政区,但陕南从未与关中、陕北同属一个高层政区,这与秦岭南北的自然地形吻合。
元代,蒙古族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统一中国,对地方行政制度做了大幅度改革。蒙元以自北而南的方向征服中原,行省设置上也采取南北拉长的形式,但中国的山川大多是东西走向,这就必然导致两者间的冲突。
在中原,秦岭是东西走向中最明显最巨大的一列山脉,行省以南北走向为主导原则,势必打破自然环境因素,而这正是元朝统治者用心所在。政区设置意在打破山川格局,以犬牙交错的形式来保证军事和政治上的需要。
当中央王朝的都城还在关中河洛一线游动时,因为有秦岭阻隔,四川一直是朝廷的后花园。每当王朝动乱时,蜀地都成为最好的逃难地。在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内,四川拥有很大独立性。所以元代在设立陕西行省时,首次将秦岭南北三大区域置于同一高层政区。如此,四川完整的地理单元被打破,而陕西南北的统一性也严重削弱,强干弱枝的目的借此达到。
明代开始,自然环境与行政区划严重不符的情形有所纠正,但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局势一直沿用至今。秦岭南北毕竟分属不同地貌和气候类型,作为自然和行政两种区域互相矛盾的例子,陕西最为典型,陕南正是这典型的产物。
但犬牙交错只是相对关中、陕北而言,陕南内部行政划分却是尊重了山川形便。商洛地区虽然一度与汉水流域的兴安地区同隶荆州,但大多数时间都与北部的关中处于同一高层政区。嘉陵江上游相反,先为独立的统县政区,直到元代以后才并入汉水流域。这都是充分考虑自然地形和文化归属后的结果。
文化习俗:风气兼南北,语言杂秦蜀
文化习俗是自然的地形交通和人为的政区设置两者相互影响的产物。地域归属的不明确折射了陕南文化习俗的交叉性和多元化。
和关中虽有秦岭阻隔,但自元以来,陕南和关中已有800多年共处同一行省之下,行政上长期的归属感,部分地弱化了自然上的分异。而地处几省交界的位置,又赋予它通道和走廊的功能,是东西向的交通喉舌,也是各民族的融合地带。
陕南地形和行政上的所有特性都对它的文化习俗有着烙印般的影响,人口组成的复杂性更加深了文化的丰富度。
先秦以来,陕南境内外区迁入者渐多,唐代安史之乱时,大批关中人士逃往陕南,将之视为乐土,明清时期外来移民风气更甚。康熙年间,陕西官府招徕各省贫民前往陕南开山垦荒,全国各地流民纷纷前往这一山林地区,至乾隆时期,流民基本填满了秦巴山地。抗战期间,汉水流域一个小镇竟集中了18个省市的人氏,真正五方杂居。这极大地改变了当地居民的地域构成,并对陕南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汉中戏曲为例,陕西传统剧种为秦腔,四川是川剧,湖北为汉剧,但汉中流行的却是汉调桄桄、汉调二黄与端公戏。另外,方言、建筑、服饰、饮食、婚嫁等方面,无不兼容了各地流俗,《汉中府志》将陕南这种文化特质归结为“风气兼南北,语言杂秦蜀”,可谓一语中的。
正是地形、政区和文化上的交叉性和共轭性,让陕南在一种被遗忘的低调处境中滋生出了独一无二的丰富文化,正因为低调和被人遗忘,它才得以保存了最传统的底层人文。在陕南用心地走一遭,会收获很多惊喜。那些我们以为早已遗失的久远记忆,也许还完好地保存在这里的各个角落。这种久远积淀和完好保存,是因为文脉确实悠远,也因为环境封闭,更因为陕南人自身的特质。自西晋开始,秦岭就一直受僧俗两界青睐,僧界修行。
庇护之地:隐者的天堂
从关中南来,进入秦岭以北的各个峪口,往往见山壁陡立,高与天齐,道路在陡峭的崖壁上或者昏暗的山峡中穿行。这鸟飞难过的危险之旅,却是自古以来由北方进入西南地区的必经之路。秦岭北陡南缓,缓缓下落的秦岭南坡,为南来的暖湿气流留下了足够的爬升之旅,这股从大陆南部海洋长途跋涉而来的暖湿气流朝云暮雨,滋润了山地,培养了葱绿的植被。两千多年前,在秦岭巴山地区,高山上有乔木,悬崖上有奇花,河谷两岸,生长着茂密的植被。宋代的大文人文同曾经隐居在汉水沿岸的洋县境内。他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传说文同画竹,“胸有成竹”,这是因为他朝夕与竹相处,耳濡目染,了然于心,令人怀想当时这片绿地上,竹木茂盛、生机盎然的景观。
葱绿而隐秘的山地,为这里的生物提供了庇护。在远古的幽谷中,可以想见生活着的各种飞禽走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的熊猫专家潘文石教授曾经长达十年考察研究秦岭大熊猫。在秦岭南坡的华阳山区,他和助手常年跟随大熊猫的踪迹,把这片山地称为“大熊猫的最后避难所”。
与大熊猫一样受到高大逶迤的秦岭巴山庇护,秦岭南坡和汉水河谷地带还生存着朱鹮、金丝猴、大鲵等种类众多的珍稀生物品种,这些避世的生物仿佛一个象征,令人想起了居住在此地的陕南人。
历史上屡次战祸纷争之中,由于这里是抵达巴蜀的重要通道和给养渠道,两汉三国,刘邦在汉中称王拜将,上演楚汉争锋;诸葛亮在定军山用兵鏖战,建立鼎立局面。宋代陕南成为南宋与金国对垒的前沿阵地。此后自元明清三代,屡次的饥民暴动和农民战争在中华大地上演,最终使一部分人长途奔波,逃避到小小的陕南山地,繁衍生息,变成了此地的居民。
由于这种避世迁移的原因,陕南人生活得近乎封闭,生活安宁恬淡。在陕南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当数汉代的张良和商山四皓,前者功成身退,隐居在秦岭西段紫柏山下,辟谷修炼,伴着青山老去。陕西留坝县紫柏山下的张良庙是陕南地区的名胜古迹,历朝历代受到高规格的保护,至今仍是殿阁巍巍、树木环拱。商山四皓则隐居商洛山中,食野草为生,与走兽为伴,显示的是一种与世无争的性情。僧界修行,俗界隐居,这种颇具隐者风范的气质,让陕南人在这一封闭的大村庄里安居乐业,怡然自得,并且世代如此。“被遗忘”的状态是外界为之,其实何尝不是陕南人自己所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