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史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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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史浮生——李志强彩墨作品展》于2012年4月22日在北京今日美术馆隆重开幕,展览由美术批评家贾方舟先生任策划及学术主持。此次展出的50余幅作品是李志强自1993与1995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两次个展后,潜心探索创作的彩墨作品。展览以“沉史浮生”命题,作品取材于两个方面:历史主题与现世生活。在历史主题中,呈现的多是金戈铁马、沙场厮杀的宏大而悲壮的场面,而在市井生活中,呈现的多是消费主义商业时代的五光十色,都市人的悠闲与平静。一张一弛、亦古亦今,似在时空纵横的经纬线上编织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转型与人生的沉浮。
  展览以其学术定位和兼具当代特色与中国立场的作品,博得了国内美术理论界的一致好评。仅开幕式当日便吸引了京津两地30多家各类媒体与社会各界300多人的热情关注。
  在展览与学术研讨会上,贾方舟、陶咏白、刘骁纯、皮道坚、陈孝信、王振德、王镛、邓平祥、高名潞、鲁虹、朱青生、徐虹、王端廷、杨卫、杭春晓等十余名国内著名美术批评家、策展人、美术史研究学者就李志强的彩墨作品给予了充分肯定。
  从“融色于墨”到自然混成的“彩墨”风格。
  贾方舟(美术批评家、策展人、学术主持):
  “彩墨”是李志强采用的表现手法和语言特征。“彩墨画”这个概念曾经在上世纪50年代初使用过,后来被废止,一律称“中国画”。80年代后,“中国画”在很多场合又被“水墨画”所取代。但从媒介材料的角度看,李志强重新使用“彩墨”这一概念的用意是清楚的,那就是他要在时下的水墨主流中强调和凸显色彩的语言魅力。
  从李志强作品本身看,色彩因素的强化,使他的作品靠近了敦煌的壁画传统和民间年画的传统,他曾在80年代初赴甘肃研习敦煌壁画,又长期在天津杨柳青画社工作,对民间年画耳濡目染,加以他对色彩的天性敏感,都促使他走上这条“融色于墨”的道路。
  李志强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从不拘泥于细枝末节,总是假以粗笔长线,大刀阔斧地处理画面,大气而无琐碎之感。这种洗练概括的“书写性”特征既源于传统笔法,又区别于传统写意的用笔规范。他的线显然不再是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勾勒”,而是融汇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性特征,更注重用笔的感性特点,注重色与色、色与线之间的关系,墨线不只起到间隔、区分和轮廓的作用,甚至是将墨线作为色彩构成之一种来加以考虑,这就在观念的意义上重新定义了色与墨的关系。
  李志强所以能在“色”与“墨”的构成中做这样的思考和探索,是因为他能自觉吸收多方面的营养,从中国传统到西方现代,从文人画到民间艺术,从油画到壁画,他都深入其中尝试、了解、运用、吸收,在自然混成中形成自己的风格。而“彩墨”,正是对这一风格的极简概况。
  李志强开拓了当代中国彩墨画的新领域。
  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看到李志强的作品使我立刻联想到印度现代艺术中的几位大家,一个是贾米尼?罗伊(JaminiRoy,1887-1972),他在印度非常有名,20世纪70年代去世了,但是被写进了英国的《世界艺术百科全书》。贾米尼?罗伊艺术的特点就是脱离了印欧学院派的写实主义和孟加拉复兴派的矫饰主义,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从孟加拉民间绘画中提炼装饰性线条,创造了一种单纯稚拙的新民间风格。李志强表现中国农民打腰鼓的作品跟贾米尼?罗伊画的孟加拉的《鼓手》风格特别接近。不过,当我看到李志强的画时,感到他的线条在某种程度上比这些印度画家还强悍,甚至比马蒂斯的还强悍,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我觉得他的这种线条可以说是把民间年画还有敦煌壁画中的元素进行了提纯。
  我认为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是现代艺术的两大特征。民间艺术元素转化成现代艺术元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民间艺术无论是线条也好,色彩也好,都比较程式化,缺乏鲜明的个性。但李志强从民间艺术中提取的东西却很有个性,因为他有油画和水墨画的基础,所以他画中的线条不单纯是民间艺术的线条,这里面有水墨画中的笔墨的存在,而笔墨,我认为是中国绘画中最能表现个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李志强的作品可以说是从民间艺术当中提取了形式简化的现代元素,又融入了中国水墨画的写意笔墨,进行了创造性和个性化的糅合。同时,他的作品题材又有很多是表现当代的题材,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古代人物和场面有些时候不如这些当代题材具有生气,所以他的作品中既有表现古代战场的《沉史系列》,又有表现当代题材的《浮生系列》。
  总之,我认为李志强能够用简括的线条和简洁的色彩表现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可以说是他开拓了当代中国彩墨画的一个新的领域。
  为中国写意彩墨画做出了开拓性的成就。
  陶咏白(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批评家、策展人):
  李志强的这种彩墨写意画,在当代画坛很少见,尤其是这么大幅的人物画就更为少见,因为我们看到的大都是写意山水,而李志强画这么大场面的人物画,史诗般历史的片断和现代生活的整个场景,这样众多的人物和浩大气势的场面,都是用写意的手法来构建,的确少见。画面大而不乱,确实很难把握。国内有些画家是用水墨画来表现,而李志强用写意的手法又用重彩来构建这种大幅画,在这方面他走得比较扎实,而且相当有成就。
  他的作品既古拙又现代,黑色的粗线条运用,很大胆。一般人是不这么用的,若用也都是比较柔性的粗黑线画作形体造型,但是李志强的作品却用直而粗的黑线条去构筑,很有力量。这种线条在他的作品中是一种力量和生命的动力。这种黑线条,另一个作用是对整幅画面的色彩进行了调和,因为色彩在画面里有很强烈的对比,但又被这个黑线压住了,使整个画面就不显得那么跳或燥,就是这些黑线条起了很大的作用。刚才王镛说很有力量,的确是很有力量,他的线条是个性的表现,
  李志强的画给我总的印象是色彩单纯、鲜明而又文雅。就是两、三个颜色或者三、四个颜色,没有太多,平面效果强烈、线条粗犷,书写奔放洒脱,画面充满动感,在古拙中焕发着现代气息。
  李志强在古、今和中、西这两大系统间找到“切口”。   陈孝信(批评家、策展人):
  李志强的创作思路很明确,对此我也有认同感。他说:“应与西方平等对话和交流,凸现中国文化特征”——这是他的主要观点。他还提出“不是中西融合,而是中西沟通”——这个观点我很赞成。还有一句话叫做:“守住中国性”,要“站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思考中国艺术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没有这个前提和有这个前提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还说过要“从西方绘画大师的作品中找到了与中国艺术气质相近的气息”——这些观点我都认同。
  我一贯主张每一位艺术家都要有自己进入一道“闸门”的切入点。在中、西方之间,在古、今之间一定会有属于你的一道“闸门”。问题是你有没有找到只属于自己的那个切入点和“闸门”,一旦找到了以后,你就要敢于放手大胆地打进去,深入地进行开掘——这实际上是一个摆在包括李志强在内的每一位中国艺术家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很显然,李志强在古、今和中、西这两大系统间找到了一个“切口”。从本土艺术的上、下关系来讲,他显然接受了中国明清的版画、壁画、漫画的元素,受到了民间艺术的影响,这是没有疑问的。另外,他还吸收了日本的“浮世绘”,德国的“新表现”,还有王镛先生讲到的印度艺术、东亚艺术的营养。这也印证了他讲过的那些观点。
  造型简约是总的特点,关键部位“点”到为止,而且还适度地夸张了人物造型。他的人物造型没有肥胖型,基本都是瘦长型的。他适度夸张了人物的长度,造型简单而又略带一些稚拙感。这个“拙”很到位,不是在做作。所以,我觉得“拙”也是他作品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在色彩方面,他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研究过程,收效也很明显。这些作品中有的是“以墨带色”,有的是“以色带墨”(把墨放到背景当中去了),更多的是“色墨并重”。既有“分”也有“合”,有的表面上是“分”的,但总体感觉上却是“合”的。总之,在色与墨的方面,李志强有着比较成熟的表现。
  李志强的艺术呈现出了承担中国文化建设使命的愿望,他在努力,也已经取得了成就。
  徐虹(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批评家、策展人):
  首先,李志强的作品使我想到了林风眠,林风眠早期作品和晚期在香港的那些作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但在表现形式上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种元素,如文人画、戏曲、瓷器纹饰等。这些形式要素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一种情感的载体,被画家的个性和现实的处境熔化和重新塑造,使之具有很强的个性色彩,在表现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处境方面具有鲜明的文化针对性。我觉得李志强的作品也显现类似的自觉意识,他从选择了敦煌壁画的自由和洒脱的用线用笔和虔诚专注的创作心态;连环画的故事叙述、连续性的结构、瞬间场景的组织和通俗明晰的线描风格;还有年画的民俗装饰趣味等,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指向一种“在场感”,因为这些元素具有夸张的直接性特点,明确告诉观者自己所要表现的内容。李志强是在同一根系的相近文化形式中吸取符合自己艺术观念和目标的元素,由于根系相同而又不同方向的元素组合一起,在表现上既丰富又有张力,同时也有互文性。
  当然只是这些作为艺术生长的基础,以此来传递历史的复杂信息和丰富情感内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有艺术史意义的绘画必然具有个人生命的提问和追索。李志强的艺术呈现出了承担中国文化建设使命的愿望,这一点是值得重视的。近百年来中国的水墨艺术家一直在努力朝这个方向走,当然,这是一个高远的目标,道路是漫长的。水墨艺术如何去承担这个历史使命,既让当代艺术家困惑,也感到了压力。李志强在努力,也已经取得成就,我想他的下一个展览,会有更大突破。
  “临界捅破窗户纸的状态”。
  刘骁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批评家):
  刚才徐虹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这不是李志强一个人需要面对的问题。林风眠方式带有普遍性,这种方式简单说就是传统元素与现代风格融合。印度有一个孟加拉画派,我们去看了以后,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民族元素怎么样跟西方现代艺术结合。这个路子,在思路上彼此基本上很像,风格一看是印度的,结构、色彩又感觉很现代,融合在一起。在画面的立体构成,色彩构成,平面构成这几个方面,传统元素跟西方现代艺术衔接。这是第三世界一个普遍思路。但是这种普遍思路本身需要突破。
  在巴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有一个被称为巴西的毕加索,思路也类似。这是第三世界相当普遍的一种方式。李志强的状态基本上在这个大方式之内,而且做得比较好了,下一步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种方式之后到底在什么地方再突破一下。因为这种现代风格加上传统元素的方式,画得很好,在国内可能是大师,但在世界美术史上有时很难放进去,除非你对这种方式有点突破。赵无极为什么能放进去呢,他有突破点,他把那一层窗户纸捅破了,不管大或小,捅破了。李志强是一种融合,西方现代派的构成因素,加上传统的元素,互相融合,融合得最好的是色彩,这个色彩把壁画的色彩加以自己的转化,又像是壁画又不完全是壁画。他更多的吸收的是野兽派的东西,但是把笔触转化成毛笔。基本思路还是一种融合,这种融合可以融合的很好,但是真正要产生更大的一些影响,就是要捅破这层窗户纸。
  李志强的作品对中国古老传统的回归和对现代新传统的矫正都做出了贡献,正因如此,他的人物画具有独特的品质。
  王端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系教授、评论家、西方美术史研究学者):
  我是一个艺术史研究者,我做艺术评论习惯于从历史的角度、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一个画家进行定位。李志强的绘画应该怎样定位呢?我们依据的仍然是两个线索,一个是历史的,一个是空间的。从中国绘画史的角度,从中国绘画自身演进发展的角度,李志强的绘画特质刚才大家已经给予了充分的评析。他回到了文人画之前的中国画传统,主要是石窟、陵墓和寺庙壁画的传统。他还吸收了民间艺术的营养,他的绘画带有民间年画的特征。民间艺术是原始文化基因的遗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志强的绘画仍然是对中国非人文传统的传承,这使得他的绘画带有一种野性的力度,这种力度与文人画的柔弱是完全不同的。在世界上,很多现代艺术家都从古代和民间艺术中寻找营养。李志强的绘画无论是题材还是造型,无论是笔墨还是形式,都与文人画有很大的差别,它既不是横卷,也不是立轴,而完全是油画的形制。与此同时,李志强从另一个方面矫正了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中国画的传统,这就是徐悲鸿、蒋兆和引进西方素描教学体系而形成的人物画造型模式,与徐蒋体系对人物体积感的塑造不同,李志强绘画中的人物都是平面性的,不再有对人物三维立体感的塑造。在中国当代人物画坛,来自徐蒋体系的人物画风格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像李志强这样的人物画还是很少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对中国古老传统的回归和对现代新传统的矫正都做出了贡献,正因为如此,他的人物画具有独特的品质。   李志强这种雄浑的、向上的、正面的“新野性”风格的出现,作为一种中国当代美学的呼唤,显得特别重要。
  邓平祥(中国油画学会理事,湖南油画学会名誉主席、评论家):
  我看了李志强的作品后想到四句话,非常大气,非常洋气,非常震撼,非常天津。我为什么说这种四点呢,“大气”相信刚才很多理论界的朋友,无论是从自己的学术角度还是从作品的角度都说了大气的美学特点,我是非常认同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中国,在浮躁的这个简单化,极端化的这种表面,实际上却是精神的萎靡,精神的一种轻飘。并且这种“大气”却是跟这种时代的负面东西相对应的,是批判的,是否定的。这里我说的“洋气”是现代性,它的内涵方面不完全是简单的一种现代性,它包括了天津这个城市的特点。原来说天津是帝王的港口,天子的港口,是在中国对外开放比较早的,所以对这些洋的东西,天津人表现了非常复杂的一种感情。我到天津去感觉到,我在天津的朋友都有一种幽默和诙谐,这个很难得的,你到上海去就没有,上海的洋和天津的洋就是不一样,上海的洋对民间的东西是排斥的,是不屑的,但是天津的洋是包容和容纳民间的,这是对我特别深的印象。李志强艺术中“洋气”的体现,有这种天津的群体文化性格自然的一种体现,这个很难得,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我谈到这里想到另外一些天津的画家,在这种表达天津群体精神文化性格这一点上,他们是共通的。那种幽默感绝对不是文人的幽默,而是民间的幽默或者说是天津这个地域那种市民、民间和具有智慧的综合性的幽默,这种幽默感是很难得的一种精神文化的一个品格,为什么呢?它是超越的。有幽默性的人一定能够超越,能够升华,这一点我就感觉李志强的艺术作品,这一点很突出,很难得,也很重要。
  很有意思的是我最近看到李泽厚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他是中国80年代后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对中华文化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就是“情本位,新感性”。他认为在哲学上和思想上提出“情本位、新感性”能够跟西方的现当代的思想和文化精神对应,并且能够找到中国的文化身份,我认为从这一点上看,从熊秉明先生到李泽厚的“情本位、新感性”,我们都能在李志强的艺术中间看到这些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志强先生的艺术与中国当代文化的精神,在哲学层面发生了关系。
  如果说问题的话我有一点不满足的,可能是展示设计与作品相互关系的问题,展览应该使作品本身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如果过于集中的话,有时候对作品有一种消减,而不是加强。另外,对于你作品中的语言,你的粗犷中间有精细的感觉,这个很难得。比如说有的画就表现的很抽象,逸笔草草,但是我们也能够感觉到熟悉的当代的精致、精细的感觉,这个非常难得。但有的作品在这方面又弱了一点,我觉得你一定要保持这种粗犷而不乏精致的感觉。你把要粗犷的语言保持下去,但是这种精致的感觉而不是用精致的语言来表现,否则就会破坏你的风格了。但是,用粗犷和粗豪的语言,来传递精致的感觉是非常可贵的,这也是艺术家追求的和最难得的,我觉得是李志强先生做到了,但是我觉得还有空间,还会做得更好。
  李志强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即在把民间绘画转化成当代绘画时,还努力表现当下生活,在这方面,他是走在前头的。
  鲁虹(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批评家、策展人):
  从总体上来看,李志强作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处理的是历史的图象,与战争有关;另一类处理的是现实的图象。我个人更喜欢后一类,我觉得他对历史图象的处理主观意识还不够强烈,有照搬的感觉。但后面画的《浮生系列》却来自他对现实的感受,故更有创意。这当中包括大消费、跳秧歌舞、打蓝球等等。而且,他对现实的观照也是中国式的,具体地说,那就是将感受很深的印象给予内心过滤,然后一口气用自己的风格以想像的方式表达出来,借用郑板桥的话,即“眼中之竹不是胸中之竹,而胸中之竹又不是手中之竹”。这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明显不一样。
  而从艺术表现上看,他的画造型简洁,线条粗放,色彩强烈,构图密而满,特别强调大的动势,冲击力很强,个性也极鲜明,这都是非常好的。我注意到,为了突出画面的动感和丰富性,他在勾线的时候,一方面有意不受形的约束,另一方面,还故意让线与色相错位。这也是李志强的彩墨作品跟敦煌壁画不一样的地方。
  我要强调的是,李志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即在把民间绘画转化成当代绘画时,还努力表现当下生活,在这方面,他是走在前头的,所以值得我们关注。
  李志强的创作给我们一个自我审视的机会。
  杭春晓(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志强的创作给我们一个这样自我审视的机会。在他的画面中,一些民间风格的选择,一些西画经验的选择,是1980年代以来我们的知识谱系中不可或缺的选择。也就是说,他的创作显现出近三十年来中国艺术界常见性的两个话题:吸收传统因素实现民族性、吸纳西方艺术实现现代性。我想,对于这种类型的创作,艺术史更关心的不是一种价值评判,不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自我亢奋,而是更愿意在这种知识背景的剖析中,细致展开这类创作何以出现的问题。
  所以,正视我们自己何以成为自己,比大谈特谈传统的自我特性以至于这种特性的当下复兴,要更有意思,也更为深入。毫无疑问,那种谈论的结论根本无需再重复,因为已经不知道被说了多少次了。所以,面对一种创作方式,我更感兴趣于,是什么使得这样的视觉结果呈现给我们,创作它的艺术家有着怎样的视觉经验以及视觉选择,他的视网膜消化了那些视觉元素,又为何会消化这些元素?等等。正如回过头面对齐白石,我们真的不需要再讨论一种宏大逻辑上的价值判断,说他的民间风与文人风。我们更感兴趣,齐白石的选择是通过那些通道,甚至是偶然性的机遇所构建的。正如,我们今天身处一个知识混融的时代,但知识的扁平化传播,也导致了每个人的选择不同。比如李志强和他的同学,就存在着这样的差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异?刚才有先生提及他的官宦身涯,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比如,他当杨柳青出版社的领导,自然会接触民间的东西,自然会成为他的视网膜选择之一。当然,对于这样的问题,更深入的方式是考量他曾参与那些图书的编辑,而这些具体的工作是否与他现在的创作有关系,等等。我想,这些问题的深入,以及被展开,对于我们重新反思80年代以来的美术创作生态,一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李志强的展览完全打破了我的视觉经验。
  杨卫(批评家、策展人):
  我进来展厅的第一个感觉是特别吃惊,说实话,我已经好久没有看这样的展览了。来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个展览的标题,所有的作品也是头一次见,坐下来之前还以为这些画的材料是丙烯、油画,后来才知道是彩墨画。所以,这个展览完全打破了我的视觉经验。
  接下来我想说两点,因为我这几年去天津也比较多,对天津还算有点了解,所以,我跟邓老师的感觉很像,就是觉得李志强的作品“非常天津”。但是我跟邓老师的区别是,我不认为李志强的作品代表了天津的幽默,而是代表了与天津有关的某种表现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天津人特有的一种气质,比较自在,也比较散漫,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状态。我由此想到天津这座城市,它对中国现代史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独特地位,都可谓与众不同。我们知道天津最重要的时期是在北洋时期,也就是说是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时期,那个时候几乎所有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包括我们的末代皇帝都在天津呆过。所以,天津不同于北京,也不同于上海,它是这两者的一个中间地带,既有皇权、贵族的品质,同时也是一个商业码头,具有非常典型的码头文化特征。我从李志强的作品里面,似乎也看到了这样一种“混搭”的文化特征,作品的语意非常丰富,但是表现方式又非常简练。我觉得,这种丰富性也只能用表现主义来传递,如果用别的方式,比如用写实主义、抽象绘画等都很难来概括。所以,天津出了大批表现主义画家,大概与它的文化丰富性还是很有关系。李志强的彩墨画让我看到了天津的另外一个绘画传统,即油画传统。在我印象中,天津画油画的大都是表现主义,几乎很少看到别的类型,我觉得李志强跟这方面的关联更多一点。
  对于李志强的绘画,我倒不是很同意前面陈老师说的一定要表现当代生活,徐虹刚才提到的表现历史题材也完全可以。但我想回到前面那个话题,就是应该多考虑如何去表现的问题。其实,表现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要表现什么的那种情绪,通过笔触也好,色块也好,以及肌理等等渲染出来,甚至就表现这个渲染的情绪,没有什么所指也完全可以。
  李志强的作品里有中国人向往的灵魂,他的绘画为中国水墨画在当代如何转换提供了范例。
  皮道坚(华南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批评家):
  我与李志强应该说是神交已久,他做杨柳青画社社长的时候,张羽编了几本《21世纪中国现代水墨走势》,都是在他的支持下才能够搞出来。所以对中国新水墨的推进应该说李志强是有功之臣。
  今天看了展览后我最强烈的印象就是胆大,敢这么画,一点也不落套,不落言筌,让人钦佩。大家知道现在整个中国的架上绘画,实际上都还是在两个系统之中,一个是西方现代绘画的系统,还有中国传统绘画的系统,逃不了这两个系统。刚才王先生讲的我觉得讲的非常好,对李志强的艺术来源做了很深刻的分析,他是跳过了现在的所有的这些艺术史的来源,而到更久远的地方去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进行当代的文化创造。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这么画,画的这么粗犷,这么单纯,给人印象这么强烈,这样一种艺术面貌,现在要敢于这样画,敢于拿出来是要有胆的。但有胆还要有识,好象李可染说的“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确实是这样。谈到魂,我想到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当时给陶元庆绘画展写的文章,他说:“以新的形、新的色写出我们今日的世界,而仍有我们中国人向往的灵魂。”今天我看了李志强的作品以后,我觉得他这个作品里面确实有我们中国人向往的灵魂。
  在李志强的作品里面,我最看重的是他的一种率意而为的风格,前面发言基本上都谈到了。但是他这种原始的立意,原始的美,那种对生命力的传唱,我觉得又是升华之后的体现。他是因为十几、二十年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和秦汉魏晋这一块才获得的,如果没有下很多功夫是达不到这样一种水准的。
  我非常赞成前面徐虹的发言,我们今天是要谈,就要强调我们中国的水墨画艺术在当代的转换,和当下的贡献,它在文化方面能够起到什么样作用?我想今天李志强的绘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
  我对李志强的绘画充满了期待,他的独特性,他的语言在这个时候能够这样画,我觉得有胆有识,我非常的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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