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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问题不仅是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更是全世界各国政府在当前解决育儿问题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下，欧美等国家正在面临出生率偏低，中国、日本等一些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在这些国家中日本更是典型。目前来看，日本持续出现选择不婚和已婚夫妇生育能力降低，日本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劳动力减少，给日本经济造成了冲击。[1]日本为应对少子化现象，不断完善育儿支援制度，構建育儿支援服务体系，以缓解当前在日本家庭中出现的生育造成的经济压力。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实施的育儿支援政策是日本为应对目前人口少子化现实状况下产生的。中国从80年代到现在，已经实施了40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目前中国的人口问题日益严重，面对人口问题时，中国政府需要提前做出相对应的对策。当今世界，在育儿支援政策方面日本政府为世界做了典范。本文主要通过研究分析日本育儿政策，从而为我国以后政府实施育儿政策进行借鉴，通过政府的制度政策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2]
关键词：育儿;政策;少子化
一、课题背景
当前，少子老龄化是日本面临的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在经历了两次“婴儿潮”后，从1975年持续下滑，1991年后日本的人口出现了增减的来回转换，但整个规律来看在不断减少。从总的来看日本人口在增长，但是从1975年表现为持续下降的趋势。伴随着少子化带来的问题，造成日本劳动力下降、进而造成居民消费水平降低等影响。日本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对日本育儿、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产生消极影响，同时也对日本政府在应对社会问题提出要求。在分析导致日本出生率不高的原因主要包括个人收入不稳定、晚婚晚育的人群在增加、现代人在新时代自我价值的改变等。我国自1949年以来，根据社会变化的不同，政府为应对人口问题实行了不同的生育政策，随后，为了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度，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定实行计划生育，并将其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3]在三十年的生育政策的过程中，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向世界各国证明了中国的实力。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人口结构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从高出生率、高增长率、低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增长率、低死亡率转变。不难看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下降、出生性别比不均、独生子女面对的家庭负担增大等问题成为当前面对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使整个社会认识到以前的人口政策已经不能应对当前的社会问题。政府为了应对新的人口问题，在2013年11月宣布开始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出生率依然在下降。因此，2015年10月政府决定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图解决当前社会面对的人口下降难题，但结果愿意二孩的家庭依然占少数，从原因来看在于很多女性不能很好的平衡家庭与工作，包括教育投入成本、医疗消费稿、生活环境等社会和家庭原因，其中生育带来的经济负担影响更大。[4]在2021年6月1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为应对老龄化，调整人口结构，决定实施“三胎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但同时也对我国政府在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提出了进一步要求。日本政府在解决少子化的问题上，采取了重视育儿责任的共同分担方式来应对问题。在本文主要通过研究日本的少子化应对政策，为我国将来解决少子化提供借鉴。
二、研究目的
日本是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两国在地理、气候方面，以及在人口发展、生育面临问题以及人口政策解决措施，中国和日本在长期交流过程中，两国人民的思考方式有类似之处。目前，中国的育儿政策依旧将大部分责任归属于家庭方面，却缺少对家庭的政策性支持和帮助。[5]同时，我国虽然政策上在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三胎政策”，但政府却没有为此去制定足够相配促进三胎政策的措施，从而导致政策实施并不合乎预期目标。再加上我国社会发展速度使女性难以兼顾工作与家庭，传统的女主内、男主外的思想造成了男性对家庭参与度不够，造成生育率一直低迷。[6]为此，了解日本育儿政策的变化历程，对日本育儿政策的理念、体系、实施机制进行研究，分析我国人口问题为育儿政策问题提供借鉴，从而为我国政府在解决育儿政策方面提供借鉴参考。
三、国内外研究情况
1.关于国内学术界研究：
从国内学术界来看，对于日本育儿支援政策的研究随着近些年我国与日本联系的紧密，以及面临相似的问题，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出现了一些相关的论文与论著。论文方面：王欣的《日本育儿支援政策的推进及其启示》（2007年），杨无意的《日本育儿支援体系研究》（2016年），胡澎的《日本在鼓励生育与促进妇女就业的政策与措施》（2004年）。论著方面：吕学静的《日本社会保障制度》（2000年），朱永新，王智新的《当代日本教育改革》（1992年）。但是这些研究：一是数量不多，而且多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宏观方面分析，对其具体特征、实质变化研究不够;二是研究视角多以日本的育儿支援政策为基础对中国的育儿支援进行启示，对两国国情的内在差异、本质研究不够细致，这些为本课题的研究留下了进一步拓宽和探讨的空间。[7]
2.关于日本学术界研究：
从日本学术界来看，日本育儿支援问题研究一直是比较热门的领域，一些相关的研究机构和基地也相继成立，此外无论是政府的白皮书，还是一些专家学者，社会机构都对其做了相关的研究，研究成果比较多，包括论文方面：如龟谷和史的《日本的保育和幼儿教育制度的现状与问题及育儿支援政策的动向与课题》（2005年），森上史朗，小林纪子他《最新保育讲座1保育原理》（2009年），无藤隆，增田时枝他的《保育的实践·原理·内容》等。论著方面：柴田悠的《育儿支援和经济成长》（2017年）、《育儿支援拯救日本》（2016年），大宫勇雄的《孩子·育儿支援新制度》，荒木诚的《社会保障法读本第3版》（2000年）等。这些文献资料被翻译成中文的不多，第一手资料较少;而且，日本学术界的研究立场，研究方法，关注焦点等与国内侧重点不同，但是其深入、鲜明、系统的具有见解性研究能够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8]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①国内当前对日本育儿支援研究很广泛，但是当下没有具体的政策措施为其提供依据，主要依靠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推进系统性建设刻不容缓。
②国内对日本育儿支援研究过于强调表面原因，如生育观念、育龄妇女数量下降以及日本应对政策的失效性，大多没有触及造成其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③国内研究视角多集中在教育、人口和伦理等学科，造成了重复性高，内容上缺乏创新，问题研究不深入;
④日本对儿童支援关注度高，历经时间长，颁布的法律法规较为完善，实施力度高;
⑤在关于儿童支援方面，不仅政府发挥其宏观作用，当地政府、民间机构、幼儿园、社会、父母等，都投入到支援中，形成了完整的社会支援;
⑥日本政府近年来为应对少子化，出台了各种相关的育儿支援政策，但是只能取得一定的作用，但是为解决国内劳动力资源匮乏局面，日本政府近期抛出了鼓励家庭妇女的就业的政策主张，但是与日本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相悖，效果难以乐观。总之，日本颁布的相关政策本身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少子化问题。
四、近代以来日本育儿支援政策
近代以来日本政府为了鼓励生育，政府从近代以来不断颁布鼓励生育的法律政策。主要经历了从战后时期（1945年—1972年）、福利国家体制时期到安倍政权三个时间段，在每个时间段政府都颁布了大量与儿童、少子化有关的政策。在这期间日本的育儿理念也发生了改变，由传统的家人看护到社会看护、由保护型政策到主体型政策，从而形成了政府、社会、家庭一体系的育儿支援政策。由此可见，日本政府为解决少子化问题，鼓励社会生育方面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积极分担育儿责任，为减轻育龄夫妻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9]同时近代以来日本育儿支援措施为平衡女性生育与就业的矛盾问题等，也实行了很多减轻女性育儿负担的措施。
五、日本育兒支援政策的问题及原因
根据《厚生劳动白皮书2015年版》的数据，对“育儿感到非常不安”的占28.8%、“感觉比较不安”的有43.6%。在育儿女性中，对育儿感到有负担的占80%，非常有负担的占30%，多数来自女性。压力主要来源于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精神压力更多来自女性，由于传统的观念，在育儿方面更多是由女性承担，所以女性对此抱有更大的精神压力。另一方面，一个孩子的出生，不可避免的需要增加开销，因此育儿家庭需要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日本的少子化问题也愈加严重。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政府、社会、家庭三方面。日本政府虽然在政策上不断完善，但是在资金投入仍然不足，同时政府对颁发的政策没有做到及时正确的评估，不能使政策正确的发挥作用，加上没有对企业做到有效的监管，使政策没有做到真正的惠民。企业从经济考虑，对育儿支援政策支持积极性不高，对员工的关爱度不够，不愿意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造成女性不得不面临工作和育儿的抉择。加上日本男性对家庭的责任分担不大，参与家庭活动积极性低，家庭育儿意愿低下也越来越严重。[10]由此可见，在增强国民生育意向、完善工作与育儿兼顾、改善社会环境，日本政府正面临更多的挑战。
六、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的育儿政策经历了从新中国建立至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到21世纪至今的四个时期。政府根据不同的时期制定不同的政策，但是中国的育儿政策不可避免的也存在着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承担责任不足，没有形成完善的医疗配套措施，造成社会生育意愿低。其次企业对女性有更多的顾虑，造成女性无法兼顾工作与家庭。目前男女平等已经得到广泛认知，但是在家庭中依然存在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照看，而男性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不足。[11]
在面对与日本相似的育儿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完善中国的育儿政策，形成完善的育儿体系。首先应当落实政府的责任，建立完善的育儿支援体系，减轻育儿家庭压力。其次企业应当从根本上认识到育儿的重要性，保障员工的权利，展开育儿支援，减轻工作人员的家庭负担。最后，在家庭教育中应当增加男性的参与度，提高男性对家庭的责任感，减轻女性对家庭的压力。[12]
七、小结
人口问题关乎民族兴旺，我国正处于实现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结构也会发生变化的必然趋势，中国也必然会面临和日本相似的人口老龄少子化状况。制定与我国国情相应的人口政策至关重要，因此对日本少子化现状及政策的研究就显得很必要，但如何才能正确适配中国少子化问题，成功将其本土化应用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应当吸收其经验教训，制定出与我国国情相应的育儿政策。
参考文献
[1]王幡，刘在良.“少子化”社会背景下日本学前教育政策研究[J].大连大学学报，2017，38（02）：124-133.
[2]孙欣.从当代日本“少子化”现象析女性生育观变化动因[J].社会，2003 （04）：54-56.
[3]庞祥华.促进女性就业与解决少子化问题冲突的分析[J].西部皮革，2017，39（10）：105-106.
[4]李敏谊，七木田敦，张倩，王路曦，管亚男.低生育率时代中日两国父母育儿压力与社会支持的比较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2017（03）：46-54.
[5]尹小平，赵儒煜.高龄化与日本女性就业[J].外国问题研究，1998（03）：61 -64.
[6]田崎知惠子.关于在日外国人母子的育儿支援——都内保育所的现状和课题[A].中华护理学会.第十届中日护理学术交流会论文集[C].中华护理学会：，2006：2.
[7]薛光明.经济学视角下日本“少子化”问题的思考与启示[J].经济论坛， 2014（12）：170-176.
[8]胡澎.困境与突围：日本女性的婚姻、家庭与事业[J].群言，2017（03）：33 -36.
[9]梁颖.日本的少子化原因分析及其对策的衍变[J].人口学刊，2014，36 （02）：91-103.
[10]师艳荣.日本女性M型就业模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J].日本问题研究，2013，27（01）：84-90.
[11]李淑尧.日本少子化对策对我国人口政策的启示[J].科技经济导刊， 2017（35）：142+144.
[12]史丽华.日本少子化发展态势及对策[J].日本研究，2001（03）：35-40.
[13]杨无意.日本育儿支援体系研究[J].社会福利（理论版），2016（11）：56-59.
[14]王欣.日本育儿支援政策的推进及其启示[J].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 2007（01）：48-51.
[15]张云武.少子化社会的来临——产生原因与机制[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8（02）：55-64.
[16][日]河野稠果.人口学への招待：少子·高齢化はどこまで解明されたか：中公新書1910[M].日本，中央公論新社，2007：34—37
[17][日]岩澤美帆.近年の期間TFR変動における結婚行動および夫婦の出生行動の変化の寄与について[J].人口問題研究，2002（58）：15-44.
[18][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平成25年版人口动态统计[EB/OL].http：//www. mhlw.go.jp/Toukei/saikin/hw/jinkou/kakutei13/index.html2015-3-9.
[19][日]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平成24年将来推计人口[EB/OL].http：//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ne-west04/sh2401top.Html
作者简介
裴路英（1995年），女，汉族，河南新乡市人，日语翻译硕士，单位：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翻译专业。单位所在省市邮编：河南省开封市邮编475000。
关键词：育儿;政策;少子化
一、课题背景
当前，少子老龄化是日本面临的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在经历了两次“婴儿潮”后，从1975年持续下滑，1991年后日本的人口出现了增减的来回转换，但整个规律来看在不断减少。从总的来看日本人口在增长，但是从1975年表现为持续下降的趋势。伴随着少子化带来的问题，造成日本劳动力下降、进而造成居民消费水平降低等影响。日本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对日本育儿、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产生消极影响，同时也对日本政府在应对社会问题提出要求。在分析导致日本出生率不高的原因主要包括个人收入不稳定、晚婚晚育的人群在增加、现代人在新时代自我价值的改变等。我国自1949年以来，根据社会变化的不同，政府为应对人口问题实行了不同的生育政策，随后，为了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度，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定实行计划生育，并将其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3]在三十年的生育政策的过程中，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向世界各国证明了中国的实力。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人口结构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从高出生率、高增长率、低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增长率、低死亡率转变。不难看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下降、出生性别比不均、独生子女面对的家庭负担增大等问题成为当前面对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使整个社会认识到以前的人口政策已经不能应对当前的社会问题。政府为了应对新的人口问题，在2013年11月宣布开始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出生率依然在下降。因此，2015年10月政府决定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图解决当前社会面对的人口下降难题，但结果愿意二孩的家庭依然占少数，从原因来看在于很多女性不能很好的平衡家庭与工作，包括教育投入成本、医疗消费稿、生活环境等社会和家庭原因，其中生育带来的经济负担影响更大。[4]在2021年6月1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为应对老龄化，调整人口结构，决定实施“三胎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但同时也对我国政府在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提出了进一步要求。日本政府在解决少子化的问题上，采取了重视育儿责任的共同分担方式来应对问题。在本文主要通过研究日本的少子化应对政策，为我国将来解决少子化提供借鉴。
二、研究目的
日本是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两国在地理、气候方面，以及在人口发展、生育面临问题以及人口政策解决措施，中国和日本在长期交流过程中，两国人民的思考方式有类似之处。目前，中国的育儿政策依旧将大部分责任归属于家庭方面，却缺少对家庭的政策性支持和帮助。[5]同时，我国虽然政策上在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三胎政策”，但政府却没有为此去制定足够相配促进三胎政策的措施，从而导致政策实施并不合乎预期目标。再加上我国社会发展速度使女性难以兼顾工作与家庭，传统的女主内、男主外的思想造成了男性对家庭参与度不够，造成生育率一直低迷。[6]为此，了解日本育儿政策的变化历程，对日本育儿政策的理念、体系、实施机制进行研究，分析我国人口问题为育儿政策问题提供借鉴，从而为我国政府在解决育儿政策方面提供借鉴参考。
三、国内外研究情况
1.关于国内学术界研究：
从国内学术界来看，对于日本育儿支援政策的研究随着近些年我国与日本联系的紧密，以及面临相似的问题，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出现了一些相关的论文与论著。论文方面：王欣的《日本育儿支援政策的推进及其启示》（2007年），杨无意的《日本育儿支援体系研究》（2016年），胡澎的《日本在鼓励生育与促进妇女就业的政策与措施》（2004年）。论著方面：吕学静的《日本社会保障制度》（2000年），朱永新，王智新的《当代日本教育改革》（1992年）。但是这些研究：一是数量不多，而且多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宏观方面分析，对其具体特征、实质变化研究不够;二是研究视角多以日本的育儿支援政策为基础对中国的育儿支援进行启示，对两国国情的内在差异、本质研究不够细致，这些为本课题的研究留下了进一步拓宽和探讨的空间。[7]
2.关于日本学术界研究：
从日本学术界来看，日本育儿支援问题研究一直是比较热门的领域，一些相关的研究机构和基地也相继成立，此外无论是政府的白皮书，还是一些专家学者，社会机构都对其做了相关的研究，研究成果比较多，包括论文方面：如龟谷和史的《日本的保育和幼儿教育制度的现状与问题及育儿支援政策的动向与课题》（2005年），森上史朗，小林纪子他《最新保育讲座1保育原理》（2009年），无藤隆，增田时枝他的《保育的实践·原理·内容》等。论著方面：柴田悠的《育儿支援和经济成长》（2017年）、《育儿支援拯救日本》（2016年），大宫勇雄的《孩子·育儿支援新制度》，荒木诚的《社会保障法读本第3版》（2000年）等。这些文献资料被翻译成中文的不多，第一手资料较少;而且，日本学术界的研究立场，研究方法，关注焦点等与国内侧重点不同，但是其深入、鲜明、系统的具有见解性研究能够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8]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①国内当前对日本育儿支援研究很广泛，但是当下没有具体的政策措施为其提供依据，主要依靠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推进系统性建设刻不容缓。
②国内对日本育儿支援研究过于强调表面原因，如生育观念、育龄妇女数量下降以及日本应对政策的失效性，大多没有触及造成其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③国内研究视角多集中在教育、人口和伦理等学科，造成了重复性高，内容上缺乏创新，问题研究不深入;
④日本对儿童支援关注度高，历经时间长，颁布的法律法规较为完善，实施力度高;
⑤在关于儿童支援方面，不仅政府发挥其宏观作用，当地政府、民间机构、幼儿园、社会、父母等，都投入到支援中，形成了完整的社会支援;
⑥日本政府近年来为应对少子化，出台了各种相关的育儿支援政策，但是只能取得一定的作用，但是为解决国内劳动力资源匮乏局面，日本政府近期抛出了鼓励家庭妇女的就业的政策主张，但是与日本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相悖，效果难以乐观。总之，日本颁布的相关政策本身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少子化问题。
四、近代以来日本育儿支援政策
近代以来日本政府为了鼓励生育，政府从近代以来不断颁布鼓励生育的法律政策。主要经历了从战后时期（1945年—1972年）、福利国家体制时期到安倍政权三个时间段，在每个时间段政府都颁布了大量与儿童、少子化有关的政策。在这期间日本的育儿理念也发生了改变，由传统的家人看护到社会看护、由保护型政策到主体型政策，从而形成了政府、社会、家庭一体系的育儿支援政策。由此可见，日本政府为解决少子化问题，鼓励社会生育方面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积极分担育儿责任，为减轻育龄夫妻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9]同时近代以来日本育儿支援措施为平衡女性生育与就业的矛盾问题等，也实行了很多减轻女性育儿负担的措施。
五、日本育兒支援政策的问题及原因
根据《厚生劳动白皮书2015年版》的数据，对“育儿感到非常不安”的占28.8%、“感觉比较不安”的有43.6%。在育儿女性中，对育儿感到有负担的占80%，非常有负担的占30%，多数来自女性。压力主要来源于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精神压力更多来自女性，由于传统的观念，在育儿方面更多是由女性承担，所以女性对此抱有更大的精神压力。另一方面，一个孩子的出生，不可避免的需要增加开销，因此育儿家庭需要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日本的少子化问题也愈加严重。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政府、社会、家庭三方面。日本政府虽然在政策上不断完善，但是在资金投入仍然不足，同时政府对颁发的政策没有做到及时正确的评估，不能使政策正确的发挥作用，加上没有对企业做到有效的监管，使政策没有做到真正的惠民。企业从经济考虑，对育儿支援政策支持积极性不高，对员工的关爱度不够，不愿意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造成女性不得不面临工作和育儿的抉择。加上日本男性对家庭的责任分担不大，参与家庭活动积极性低，家庭育儿意愿低下也越来越严重。[10]由此可见，在增强国民生育意向、完善工作与育儿兼顾、改善社会环境，日本政府正面临更多的挑战。
六、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的育儿政策经历了从新中国建立至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到21世纪至今的四个时期。政府根据不同的时期制定不同的政策，但是中国的育儿政策不可避免的也存在着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承担责任不足，没有形成完善的医疗配套措施，造成社会生育意愿低。其次企业对女性有更多的顾虑，造成女性无法兼顾工作与家庭。目前男女平等已经得到广泛认知，但是在家庭中依然存在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照看，而男性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不足。[11]
在面对与日本相似的育儿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完善中国的育儿政策，形成完善的育儿体系。首先应当落实政府的责任，建立完善的育儿支援体系，减轻育儿家庭压力。其次企业应当从根本上认识到育儿的重要性，保障员工的权利，展开育儿支援，减轻工作人员的家庭负担。最后，在家庭教育中应当增加男性的参与度，提高男性对家庭的责任感，减轻女性对家庭的压力。[12]
七、小结
人口问题关乎民族兴旺，我国正处于实现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结构也会发生变化的必然趋势，中国也必然会面临和日本相似的人口老龄少子化状况。制定与我国国情相应的人口政策至关重要，因此对日本少子化现状及政策的研究就显得很必要，但如何才能正确适配中国少子化问题，成功将其本土化应用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应当吸收其经验教训，制定出与我国国情相应的育儿政策。
参考文献
[1]王幡，刘在良.“少子化”社会背景下日本学前教育政策研究[J].大连大学学报，2017，38（02）：124-133.
[2]孙欣.从当代日本“少子化”现象析女性生育观变化动因[J].社会，2003 （04）：54-56.
[3]庞祥华.促进女性就业与解决少子化问题冲突的分析[J].西部皮革，2017，39（10）：105-106.
[4]李敏谊，七木田敦，张倩，王路曦，管亚男.低生育率时代中日两国父母育儿压力与社会支持的比较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2017（03）：46-54.
[5]尹小平，赵儒煜.高龄化与日本女性就业[J].外国问题研究，1998（03）：61 -64.
[6]田崎知惠子.关于在日外国人母子的育儿支援——都内保育所的现状和课题[A].中华护理学会.第十届中日护理学术交流会论文集[C].中华护理学会：，2006：2.
[7]薛光明.经济学视角下日本“少子化”问题的思考与启示[J].经济论坛， 2014（12）：170-176.
[8]胡澎.困境与突围：日本女性的婚姻、家庭与事业[J].群言，2017（03）：33 -36.
[9]梁颖.日本的少子化原因分析及其对策的衍变[J].人口学刊，2014，36 （02）：91-103.
[10]师艳荣.日本女性M型就业模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J].日本问题研究，2013，27（01）：84-90.
[11]李淑尧.日本少子化对策对我国人口政策的启示[J].科技经济导刊， 2017（35）：142+144.
[12]史丽华.日本少子化发展态势及对策[J].日本研究，2001（03）：35-40.
[13]杨无意.日本育儿支援体系研究[J].社会福利（理论版），2016（11）：56-59.
[14]王欣.日本育儿支援政策的推进及其启示[J].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 2007（01）：48-51.
[15]张云武.少子化社会的来临——产生原因与机制[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8（02）：55-64.
[16][日]河野稠果.人口学への招待：少子·高齢化はどこまで解明されたか：中公新書1910[M].日本，中央公論新社，2007：34—37
[17][日]岩澤美帆.近年の期間TFR変動における結婚行動および夫婦の出生行動の変化の寄与について[J].人口問題研究，2002（58）：15-44.
[18][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平成25年版人口动态统计[EB/OL].http：//www. mhlw.go.jp/Toukei/saikin/hw/jinkou/kakutei13/index.html2015-3-9.
[19][日]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平成24年将来推计人口[EB/OL].http：//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ne-west04/sh2401top.Html
作者简介
裴路英（1995年），女，汉族，河南新乡市人，日语翻译硕士，单位：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翻译专业。单位所在省市邮编：河南省开封市邮编47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