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纳兰性德天资聪慧，兼学满汉文化，拜徐乾学为师，他的诗词文赋杂识等造诣高深，颇得康熙赏识。康熙十五年（1676）中进士，官至一等侍卫长达三年之久，常出使塞外边疆。这种殊荣，虽然有让皇帝“察才试能”的机会，但事实上他并未去实现“横戈跃马”，报效祖国的愿望。作为诗文艺术的奇才，他在内心深处厌倦官场庸俗和侍从生活，无心功名利禄。虽“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由于常年跟随皇帝，长期与妻子两地分居，不能“朝朝暮暮”，这就使得爱情题材的词在纳兰德作品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刻画出词人离别、相思、悼亡的愁痛和苦闷。虽然基调比较低沉但不失委婉真挚。
　　 明末以来，日渐颓废的词坛愈来愈引起人们的不满，纳兰性德的清新词风无疑给每况愈下的词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他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大家。他继婉约一派，词作具有独特的风格：清新飘逸。周颐在《惠风词话》中称“纳兰容若为国初第一词人”，王国维评价他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梁起超也评“容若小词，直追后主。”可见他在当时的地位之高。
　　 从艺术理论的角度来看，纳兰性德的爱情词之所以能打动人心，是因为作者在用自己的心创作，在他的词作中时刻体现了一个“真”字。艺术的魅力来自于真实。作品的真实性来源于作者的生活，纳兰性德的生活空间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背景。他的描写相思之苦的词作，句句感人肺腑。“瘦尽灯花又一宵”，在依稀的灯影中，我们似乎看到一个孤寂的他渐渐“瘦”去。“一纸乡书和泪褶”，所有的思念化作泪湿的家书，带着他愈发愧疚的感情，遥寄给他可怜的妻子，这种白描式的心境，时时萦绕着他，笼罩在心头的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使得他的心也渐渐地“瘦”去了。
　　 纳兰性德的感情的确细腻而真挚，可以说是个至情至性的人，他的作品中无处不洋溢着人性的魅力。人性之可爱在于真实，在于能够直接地表现出自己的内心世界。纳兰性德做到了，他把那苦寂愁闷的心留给了广大的读者。这种真情源自于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生的愤懑。“一等侍卫”既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位，又是个危机四伏的陷井。我们都清楚封建时代是“伴君如伴虎”。康熙虽是明君，但却不是深谙情事的长者。如若他听说他的宠臣为了美人而放弃事业，想必也不会成全吧。这所造成的一切痛楚无人诉说，于是把所有的情感倾泻于诗词之间，把幽居闺阁的妻子作为自己唯一的倾诉对象。因为他知道，妻子只会承受，不会有任何怨言。天生的柔弱之心加上对倍受冷落的妻子的愧疚造就了一首首凄凉冷艳的优秀词作。这个创作过程的本身，在客观上不啻是对现实的抗议，当然，这只是一种回天无力的，连自己也意识不到的抗议的抗议。
　　从总体上看，纳兰性德的爱情词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以诉说相思离别之苦为主，一类则是在妻子死后写的一系列哀悼之词。
　　 纳兰性德的妻子卢氏十八岁嫁与他，“生而婉娈，性本端庄”，三年之中，她经受离别的痛苦，承受着夫君给予她的重重情怨，太多的愁绪加上身体的羸弱，终于香消玉殒。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对纳兰性德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使他的心灵处于崩溃的边缘。亡妻后流露出的哀惋凄楚的不尽相思之情和怅然若失的怀念心绪一次次出现于笔端之间。
　　 纳兰性德的一生正如一幕正上演的悲剧，他就是剧中那个伤心欲绝的主人公。对自己命运的喟叹，和对感情的哀怨，尤其是对爱情的专一和寂受，使得他的词中少了杜牧、柳永诗词中的那种颓废和庸俗。他们的词多了份敷衍和调侃，而纳兰的词却无时不流露一个人的真情，这就多了一份高贵和难得的纯洁。也因此他的爱情词更能打动人心，从而巩固了他在清朝文学史上的地位。
　　 总之，对个性心理的深入挖掘，对人性复杂性的诗意提炼，使纳兰性德的爱情词具有了一种深刻的“形而上”的意味。诵读他的诗词，使我们获得很多从未有过的对人生的看法。纳兰性德爱情词的深层魅力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