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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嘉靖、万历两代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重要的转捩期，社会各阶层的文化风气均发生了变动，上层士绅与估客商人之间的畛域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消费性质趋同，时尚观念趋于一致。此外，作为文化象征的法书名画由明内府大批流入艺术品市场，倒卖购藏者中既有收藏宏富的王孙权贵和富商大贾，亦有普通的货郎乡绅和地方名流。其收藏的方式和途径五花八门，过程心态各有不同。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意识的出现又使书画收藏者的心态、手法呈现出一定的特性和多样化，其中有些历史现象或许能为当今的书画收藏带来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嘉靖、万历年间；折俸；雅贿；作伪；书画收藏
对明中叶文化艺术史的考究，多年来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封治国在其著作中指出，以往传统艺术史的研究重心是如何表现风格，近年来随着西方艺术社会史和艺术赞助等研究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国内书画鉴藏史的关注，愈来愈多的学者开始重新把目光投向了明清收藏。研究者们往往从衣食住行、冠婚丧祭和古玩收藏等不同视域来观察当时人们竞尚清雅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旨趣。
嘉靖、万历年间甚至出现“太史之字与画，毋论真鼎，即其厮养赝为者，人争重值购之[1]”与“有以法书名画来者，不吝倾所蓄易之，支床堆案，咸是物也[2]”的局面，虽属笼统描述，倒也不难想见当时的世风。大范围的书画收藏展现出明代以来社会经济的繁荣程度，本文将结合文献史料，立足于明嘉靖、万历年间书画收藏中代表性的折俸、雅贿与作伪等历史现象，试对明中叶书画收藏生态圈的时代特征作出阐述。
一、折俸
折俸，即折支俸禄。“洪武二十年确定的薪俸基准成为有明一代的定制。然而，在薪俸发放过程中，表面看其数量俱遵祖制，实际上不仅折成各种物品，而且在折色时完全按照朝廷的需要任意规定其比例，如此一来，明代官员的薪俸制便显得繁琐复杂。”[3]明中叶以来，国库亏空，财政日益吃紧，朝廷不仅通过薄俸制降低官吏的物质待遇，致使“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4]”，而且皇帝将内府库藏的法书名画充当俸薪御赐官吏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像这种将折算物品作为俸禄发放给官员的举措，便属于所谓的折俸。被充当折俸的书画，其本身的商品价值在这种变相的交易方式中是通过官员俸禄的多少体现出来的。
早在明成化一朝就以书画文玩来折俸，《双槐岁钞》有云：“以及书、画、几、案、铜、锡、磁、木诸器皿，皆委积尘土中，日久腐坏，将归于亡用，乃请以充俸钞。制曰：‘可。’”[5]这些充当折俸的法书名画，其中大多数属于当朝宫廷书画家的作品，当然也不排除有的是流传有序被奉为圭臬的历代经典之作。据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严氏被籍时，其他玩好不经见，惟书画之属，入内府者，穆庙初年，出以充武官岁禄，每卷轴作价不盈数缗，即唐宋名迹亦然。于是成国朱氏兄弟，以善价得之，而长君希忠尤多……数年，为掌库宦官盗出售之，一时好事者，如韩敬堂太史、项太学墨林辈争购之，所蓄皆精绝。”[6]著录表明，充当武官岁禄的这些内府所藏的国之珍秘、唐宋名迹以“折俸”的方式，外加掌库宦官的肆意偷盗而大量流散，旋即又流落民间，充实和丰富了私人收藏。沈氏的这段笔墨在明代文化艺术史研究中有着极高的援引频率。颇有意思的是，从中还可以获悉，明代内府在书画保管方式上存在不少的缺陷与纰漏，因此内侍诸贵便乘机将内府文物中饱私囊。像沈德符提到的朱氏兄弟此类“文物中介”，必然与熟知内府藏品作為折俸流出去向的关键人物有密切的关联，并频繁往来以善价购之交易。这类书画最后也往往被一些好事者争购得手，譬如吴门鉴藏圈的韩世能和项元汴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另外，还有一部分通过“折俸”获得珍贵遗作的官吏，他们并不热衷于书画收藏，而是倒手转卖于藏家换成钱币。董其昌早就注意到这种现象，譬如《容台别集》卷三所记：“米芾《天马赋》擘窠大字卷，在长安朱太保希孝家，亦分宜物，既入内府，而以代侯伯于月俸者，太保尽从诸勋贵购之，后为檇李黄中丞所藏。”[7]这简直就是活脱脱的一幕米芾《天马赋》从严府籍没进入内府，又充当侯伯月俸后续转卖的场景。可见，折俸对于收藏书画兴趣全无的高官来说弊多利少，而对于好事家来说却是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折俸是一项特殊时期的行政手段，带有鲜明的强制性和不平衡性，受时代客观因素影响也是情理之中，但后续的往还经营则是一种相对公平自愿的买卖行为，由艺术品市场主导。嘉靖、万历年间的折俸政策使得内府规模宏大的书画收藏流向民间，通过市场交易销往全国各地。总之，折俸在上流社会中使得书画清玩急剧分散流通，依靠行政权力强迫形成交易，而后购藏者好事好古，夸示消费，进一步促进了收藏市场的繁荣。
二、雅贿
书画收藏尽管在现代人看来是文雅之事，但终究未能避免“世俗”的问题。崔祖菁曾对“雅贿”一词作出界定，他认为其是以书画珍品等风雅之物作为媒介，对特定的人群进行贿赂的一种社交行为。当这种交往方式大肆风行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之时，便形成了雅贿现象。毫无疑问，雅贿本质上还是一种贿赂，是一种丑陋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
以书画作为雅贿之物的历史可谓由来已久，张彦远在《历代书画记》中讲述，唐代士人潘淑善通过带有功利性质的书画进献，说明自己乃真赏之士，以获官爵，利用献字来求得一官半职已然构成雅贿行为，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明代也有相似的案例，在官场尤为常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载：“张东海为南安太守，在郡日，有某布政将入觐，缄纸一箧，索公草书，为京中人事。”[8]三年一次的朝觐，是地方官吏晋升保禄的绝佳机会，他们不仅会带去许多奇珍异宝，同时也会携带大量的前贤书画，用来向京官权臣献媚。再如，“至嘉靖十八年之七月，南京礼部尚书霍韬，吏部郎中邹守益，共为《圣功图》一册上之……霍、邹二人，寻俱入为宫僚。”[9]霍、邹进献《圣功图》，其目的是谋为太子属官的宫僚，这显然也是一种雅贿行为，这些当然还只是历史的冰山一角。公卿权贵毕竟都是读书人，文人士大夫之间用金帛收买的方式过于直白而且庸俗，相对明目张胆地送钱等“俗贿”而言，雅贿就显得模糊柔和许多，权钱交易不那么直截了当、鲁莽粗野，不但显得“有品位”“档次高”，而且让双方都觉得“隐蔽”“安全”，所以雅贿更容易被双方坦然接受。 明嘉靖年间，以法书名画等风雅之物行贿取名致官、结党营私的事例颇多，最具代表性的非严嵩莫属。嘉靖时权臣严嵩、严世蕃父子嗜好书画，佞臣、商贾便不遗余力穷搜宇内，投其所好。“严分宜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骨董雅事。时鄢懋卿以总鹾使江淮，胡宗宪、赵文华以督兵使吴越，各承奉意旨，搜取古玩，不遗余力。”[10]严嵩柄政期间，在党争腐化和政治权力瞬息万变的夹缝中生存的鄢懋卿、胡宗宪、赵文华之徒不过是逢迎拍马者的一小撮，据田艺蘅《留青日记》中记载，严分宜高足义子布满天下。这些党羽中有的是地主官僚，有的则是巨商大贾，他们都想方设法地讨好严嵩，以换取官爵和经商特权。据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所载：“祝允明草书一，《前后赤壁赋》，藏经纸上所书，真迹也……歙人汪西山藏。”[11]这幅作品即是严氏索贿于徽州富户的一例铁证。
严氏父子势焰可炙之时，搜刮名家法帖与手摹指画达三千多件，的确是令人瞠目的数字，如此宏富的收藏最终在嘉靖四十四年的政权鼎革中被奉旨查抄。文嘉曾受委派参与审计严家籍没之物，经过一番整理统计，历阅三月始勉毕事，他不禁感叹场面之壮观，后人罕睹。
嘉靖、万历时期，除了收受雅贿、谋权求利者最多的严分宜，还有一位最会运用雅贿做人情的董其昌值得人们注意。《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中收录了一封董其昌致某人的信函，据钱氏考证，董其昌为了讨回从马山人处所购的道藏经籍，送去了自己书写的三柄折扇，并承诺续书一条绫幅隔天中午送来。毫无疑义，这是董其昌的精明之处，主动送上自己的书作以博取好感，四件书作如同俗贿的钱财等物，充当了雅贿的载体，承载着讨回经籍的目的，双方的人际关系靠书画雅贿在其中微妙地维持着。
在翻阅史料中发现，明嘉靖、万历年间文人士大夫以书画等清赏之物来进行雅贿的现象屡见不鲜，如此繁多的“好雅”之徒反映出雅贿在明季书画收藏圈的流行，它有着约定俗成的内部条件。无疑，雅贿是促进艺术品市场繁荣的因素之一，但雅贿在某种程度上也会造成书画收藏圈的乱象。归根结底，以书画行贿虽然涂上了文雅的保护色，实质上还是贿赂，在双方交往过程中难免会对书画收藏圈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三、作伪
书画作为具有文化属性的清赏之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藏者的志趣。按照封治国的观点，明中期以来，由于大量的富商市贾加入书画鉴藏的行列，牟利和斗奢的竞争越演越烈，作伪也越来越甚，几近趋于表面化和常态化。官私竞相收藏之风的盛行，对作伪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使得伪造假书假画的社会势力悄然膨胀起来。
书画作伪以明代为甚，特别是嘉靖后期到万历中期，这一时期书画作伪风气遥遥超过之前任何朝代。据文献记载，仅江南一带仿造赵子昂书画的大小作坊就多达四百家，且有些作品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由此可知明中期作伪之风是何等兴盛。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好事家》记载，一些徽商以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为异宝，自我陶醉，因此沈氏讥讽其不懂书画，附庸风雅，苦甜之不分，真伪之不辨。沈德符还曾记载自己和韩胄君、董其昌同观陈继儒所藏颜真卿《朱巨川告身》卷时，是卷被他慧眼识破，认定为伪作，后来听说该伪作又辗转被新安富家倾囊收藏。作伪事例不一而足，万历时期孙鑛《书画跋跋》有云：“（怀）素师《千文》今世存者尚多，想其在日，所书固不少，然其笔法只是狂劲，故易伪作，以乏蕴藉耳。”[12]就是说，存世的怀素《千字文》版本很多，那是因为怀素笔法只是狂劲，所以从技术层面容易被人作伪，可是伪作一般内在神韵不足，缺乏真迹的韵味。
书画伪作的出现，往往导致真迹被好事者私藏，轻易不示人，出手则必然以伪作代之，如万历朝詹景凤记云：“大抵吴人多以真跋装伪本后索重价，以真本私藏不与人观。此行径最为可恨。”[13]冯梦祯藏有《江干雪意卷》，经董玄宰鉴定后认为是王摩诘真迹，洋洋洒洒作跋几千字。冯氏去世后，其长子将此卷卖给徽商吴心宇，获得八百金。吴心宇喜出望外，连续多天置酒高会，殊不知“真迹仍在冯长君。盖初鬻时，觅得旧绢，倩嘉禾朱生号肖海者临摹逼肖，又割董跋装裱于后，以欺之耳。”[14]徽商吴氏遇到的正是明代最为常见的一种作伪手段，即拆配。或以伪配真，拆真配伪，或拆而不配，割裂分散，或真伪互杂、东拼西凑等，各种伎俩，数不胜数。
上列载述鲜活地表露了嘉靖至万历年间一些官绅士大夫、富商巨贾角逐购藏书画的情况。此类不辨真伪、不计贵贱的书画收藏模式，恰好给书画作伪者提供了欺骗射利的机会。作伪的兴盛，使得造假者趋之若鹜，于是各地伪书伪画充斥艺术品市场和收藏圈内，其风延续到清朝直至近代。
四、余论
从书画收藏史的角度而言，明代内府的书画收藏确为宏富，但也同时存在充作官员俸禄的折俸等各种途径导致不断散佚的情况，尤其是嘉靖、万历年间，大量流散的晋唐宋元名迹又常常成为纳贿权门、曲意逢迎之物，由于吏治日偷，朝廷政治公信力江河日下，雅贿更为风行。雅贿成风的现象不仅增加了书画需求，同时助长了逐利作伪的气焰。明中叶书画收藏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折俸、雅贿与作伪等现象的影响，最终侵染整个社会的审美取向与风气。因此，我们可以从另一個角度了解嘉靖、万历年间书画收藏繁荣的原因，也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这个时期的艺术生态。
作者简介
朱英强，1990年3月生，男，山东博兴人，渭南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书法学。
参考文献
[1]封治国.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2.
[2]江盈科.文翰林甫田诗引.文徵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611-1612.
[3]（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
[4]王英华.明代官俸制浅析[J].史学集刊，2000（2）：83-84.
[5]（清）张廷玉.明史·食货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4：2003.
[6]（明）黄瑜.双槐岁钞.明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50.
[7]（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1.
[8]（明）董其昌.书品.容台别集·卷三.
[9]（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明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990.
[10]（明）沈德符.明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02-2003.
[11]（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9：827.
[12]（明）田艺蘅.留青日记.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胡平录[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278.
[13]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473.
[14]（明）孙鑛.书画跋跋.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933.
[15]（明）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5.
[16]（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下（卷二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9.
关键词：嘉靖、万历年间；折俸；雅贿；作伪；书画收藏
对明中叶文化艺术史的考究，多年来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封治国在其著作中指出，以往传统艺术史的研究重心是如何表现风格，近年来随着西方艺术社会史和艺术赞助等研究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国内书画鉴藏史的关注，愈来愈多的学者开始重新把目光投向了明清收藏。研究者们往往从衣食住行、冠婚丧祭和古玩收藏等不同视域来观察当时人们竞尚清雅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旨趣。
嘉靖、万历年间甚至出现“太史之字与画，毋论真鼎，即其厮养赝为者，人争重值购之[1]”与“有以法书名画来者，不吝倾所蓄易之，支床堆案，咸是物也[2]”的局面，虽属笼统描述，倒也不难想见当时的世风。大范围的书画收藏展现出明代以来社会经济的繁荣程度，本文将结合文献史料，立足于明嘉靖、万历年间书画收藏中代表性的折俸、雅贿与作伪等历史现象，试对明中叶书画收藏生态圈的时代特征作出阐述。
一、折俸
折俸，即折支俸禄。“洪武二十年确定的薪俸基准成为有明一代的定制。然而，在薪俸发放过程中，表面看其数量俱遵祖制，实际上不仅折成各种物品，而且在折色时完全按照朝廷的需要任意规定其比例，如此一来，明代官员的薪俸制便显得繁琐复杂。”[3]明中叶以来，国库亏空，财政日益吃紧，朝廷不仅通过薄俸制降低官吏的物质待遇，致使“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4]”，而且皇帝将内府库藏的法书名画充当俸薪御赐官吏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像这种将折算物品作为俸禄发放给官员的举措，便属于所谓的折俸。被充当折俸的书画，其本身的商品价值在这种变相的交易方式中是通过官员俸禄的多少体现出来的。
早在明成化一朝就以书画文玩来折俸，《双槐岁钞》有云：“以及书、画、几、案、铜、锡、磁、木诸器皿，皆委积尘土中，日久腐坏，将归于亡用，乃请以充俸钞。制曰：‘可。’”[5]这些充当折俸的法书名画，其中大多数属于当朝宫廷书画家的作品，当然也不排除有的是流传有序被奉为圭臬的历代经典之作。据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严氏被籍时，其他玩好不经见，惟书画之属，入内府者，穆庙初年，出以充武官岁禄，每卷轴作价不盈数缗，即唐宋名迹亦然。于是成国朱氏兄弟，以善价得之，而长君希忠尤多……数年，为掌库宦官盗出售之，一时好事者，如韩敬堂太史、项太学墨林辈争购之，所蓄皆精绝。”[6]著录表明，充当武官岁禄的这些内府所藏的国之珍秘、唐宋名迹以“折俸”的方式，外加掌库宦官的肆意偷盗而大量流散，旋即又流落民间，充实和丰富了私人收藏。沈氏的这段笔墨在明代文化艺术史研究中有着极高的援引频率。颇有意思的是，从中还可以获悉，明代内府在书画保管方式上存在不少的缺陷与纰漏，因此内侍诸贵便乘机将内府文物中饱私囊。像沈德符提到的朱氏兄弟此类“文物中介”，必然与熟知内府藏品作為折俸流出去向的关键人物有密切的关联，并频繁往来以善价购之交易。这类书画最后也往往被一些好事者争购得手，譬如吴门鉴藏圈的韩世能和项元汴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另外，还有一部分通过“折俸”获得珍贵遗作的官吏，他们并不热衷于书画收藏，而是倒手转卖于藏家换成钱币。董其昌早就注意到这种现象，譬如《容台别集》卷三所记：“米芾《天马赋》擘窠大字卷，在长安朱太保希孝家，亦分宜物，既入内府，而以代侯伯于月俸者，太保尽从诸勋贵购之，后为檇李黄中丞所藏。”[7]这简直就是活脱脱的一幕米芾《天马赋》从严府籍没进入内府，又充当侯伯月俸后续转卖的场景。可见，折俸对于收藏书画兴趣全无的高官来说弊多利少，而对于好事家来说却是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折俸是一项特殊时期的行政手段，带有鲜明的强制性和不平衡性，受时代客观因素影响也是情理之中，但后续的往还经营则是一种相对公平自愿的买卖行为，由艺术品市场主导。嘉靖、万历年间的折俸政策使得内府规模宏大的书画收藏流向民间，通过市场交易销往全国各地。总之，折俸在上流社会中使得书画清玩急剧分散流通，依靠行政权力强迫形成交易，而后购藏者好事好古，夸示消费，进一步促进了收藏市场的繁荣。
二、雅贿
书画收藏尽管在现代人看来是文雅之事，但终究未能避免“世俗”的问题。崔祖菁曾对“雅贿”一词作出界定，他认为其是以书画珍品等风雅之物作为媒介，对特定的人群进行贿赂的一种社交行为。当这种交往方式大肆风行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之时，便形成了雅贿现象。毫无疑问，雅贿本质上还是一种贿赂，是一种丑陋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
以书画作为雅贿之物的历史可谓由来已久，张彦远在《历代书画记》中讲述，唐代士人潘淑善通过带有功利性质的书画进献，说明自己乃真赏之士，以获官爵，利用献字来求得一官半职已然构成雅贿行为，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明代也有相似的案例，在官场尤为常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载：“张东海为南安太守，在郡日，有某布政将入觐，缄纸一箧，索公草书，为京中人事。”[8]三年一次的朝觐，是地方官吏晋升保禄的绝佳机会，他们不仅会带去许多奇珍异宝，同时也会携带大量的前贤书画，用来向京官权臣献媚。再如，“至嘉靖十八年之七月，南京礼部尚书霍韬，吏部郎中邹守益，共为《圣功图》一册上之……霍、邹二人，寻俱入为宫僚。”[9]霍、邹进献《圣功图》，其目的是谋为太子属官的宫僚，这显然也是一种雅贿行为，这些当然还只是历史的冰山一角。公卿权贵毕竟都是读书人，文人士大夫之间用金帛收买的方式过于直白而且庸俗，相对明目张胆地送钱等“俗贿”而言，雅贿就显得模糊柔和许多，权钱交易不那么直截了当、鲁莽粗野，不但显得“有品位”“档次高”，而且让双方都觉得“隐蔽”“安全”，所以雅贿更容易被双方坦然接受。 明嘉靖年间，以法书名画等风雅之物行贿取名致官、结党营私的事例颇多，最具代表性的非严嵩莫属。嘉靖时权臣严嵩、严世蕃父子嗜好书画，佞臣、商贾便不遗余力穷搜宇内，投其所好。“严分宜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骨董雅事。时鄢懋卿以总鹾使江淮，胡宗宪、赵文华以督兵使吴越，各承奉意旨，搜取古玩，不遗余力。”[10]严嵩柄政期间，在党争腐化和政治权力瞬息万变的夹缝中生存的鄢懋卿、胡宗宪、赵文华之徒不过是逢迎拍马者的一小撮，据田艺蘅《留青日记》中记载，严分宜高足义子布满天下。这些党羽中有的是地主官僚，有的则是巨商大贾，他们都想方设法地讨好严嵩，以换取官爵和经商特权。据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所载：“祝允明草书一，《前后赤壁赋》，藏经纸上所书，真迹也……歙人汪西山藏。”[11]这幅作品即是严氏索贿于徽州富户的一例铁证。
严氏父子势焰可炙之时，搜刮名家法帖与手摹指画达三千多件，的确是令人瞠目的数字，如此宏富的收藏最终在嘉靖四十四年的政权鼎革中被奉旨查抄。文嘉曾受委派参与审计严家籍没之物，经过一番整理统计，历阅三月始勉毕事，他不禁感叹场面之壮观，后人罕睹。
嘉靖、万历时期，除了收受雅贿、谋权求利者最多的严分宜，还有一位最会运用雅贿做人情的董其昌值得人们注意。《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中收录了一封董其昌致某人的信函，据钱氏考证，董其昌为了讨回从马山人处所购的道藏经籍，送去了自己书写的三柄折扇，并承诺续书一条绫幅隔天中午送来。毫无疑义，这是董其昌的精明之处，主动送上自己的书作以博取好感，四件书作如同俗贿的钱财等物，充当了雅贿的载体，承载着讨回经籍的目的，双方的人际关系靠书画雅贿在其中微妙地维持着。
在翻阅史料中发现，明嘉靖、万历年间文人士大夫以书画等清赏之物来进行雅贿的现象屡见不鲜，如此繁多的“好雅”之徒反映出雅贿在明季书画收藏圈的流行，它有着约定俗成的内部条件。无疑，雅贿是促进艺术品市场繁荣的因素之一，但雅贿在某种程度上也会造成书画收藏圈的乱象。归根结底，以书画行贿虽然涂上了文雅的保护色，实质上还是贿赂，在双方交往过程中难免会对书画收藏圈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三、作伪
书画作为具有文化属性的清赏之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藏者的志趣。按照封治国的观点，明中期以来，由于大量的富商市贾加入书画鉴藏的行列，牟利和斗奢的竞争越演越烈，作伪也越来越甚，几近趋于表面化和常态化。官私竞相收藏之风的盛行，对作伪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使得伪造假书假画的社会势力悄然膨胀起来。
书画作伪以明代为甚，特别是嘉靖后期到万历中期，这一时期书画作伪风气遥遥超过之前任何朝代。据文献记载，仅江南一带仿造赵子昂书画的大小作坊就多达四百家，且有些作品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由此可知明中期作伪之风是何等兴盛。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好事家》记载，一些徽商以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为异宝，自我陶醉，因此沈氏讥讽其不懂书画，附庸风雅，苦甜之不分，真伪之不辨。沈德符还曾记载自己和韩胄君、董其昌同观陈继儒所藏颜真卿《朱巨川告身》卷时，是卷被他慧眼识破，认定为伪作，后来听说该伪作又辗转被新安富家倾囊收藏。作伪事例不一而足，万历时期孙鑛《书画跋跋》有云：“（怀）素师《千文》今世存者尚多，想其在日，所书固不少，然其笔法只是狂劲，故易伪作，以乏蕴藉耳。”[12]就是说，存世的怀素《千字文》版本很多，那是因为怀素笔法只是狂劲，所以从技术层面容易被人作伪，可是伪作一般内在神韵不足，缺乏真迹的韵味。
书画伪作的出现，往往导致真迹被好事者私藏，轻易不示人，出手则必然以伪作代之，如万历朝詹景凤记云：“大抵吴人多以真跋装伪本后索重价，以真本私藏不与人观。此行径最为可恨。”[13]冯梦祯藏有《江干雪意卷》，经董玄宰鉴定后认为是王摩诘真迹，洋洋洒洒作跋几千字。冯氏去世后，其长子将此卷卖给徽商吴心宇，获得八百金。吴心宇喜出望外，连续多天置酒高会，殊不知“真迹仍在冯长君。盖初鬻时，觅得旧绢，倩嘉禾朱生号肖海者临摹逼肖，又割董跋装裱于后，以欺之耳。”[14]徽商吴氏遇到的正是明代最为常见的一种作伪手段，即拆配。或以伪配真，拆真配伪，或拆而不配，割裂分散，或真伪互杂、东拼西凑等，各种伎俩，数不胜数。
上列载述鲜活地表露了嘉靖至万历年间一些官绅士大夫、富商巨贾角逐购藏书画的情况。此类不辨真伪、不计贵贱的书画收藏模式，恰好给书画作伪者提供了欺骗射利的机会。作伪的兴盛，使得造假者趋之若鹜，于是各地伪书伪画充斥艺术品市场和收藏圈内，其风延续到清朝直至近代。
四、余论
从书画收藏史的角度而言，明代内府的书画收藏确为宏富，但也同时存在充作官员俸禄的折俸等各种途径导致不断散佚的情况，尤其是嘉靖、万历年间，大量流散的晋唐宋元名迹又常常成为纳贿权门、曲意逢迎之物，由于吏治日偷，朝廷政治公信力江河日下，雅贿更为风行。雅贿成风的现象不仅增加了书画需求，同时助长了逐利作伪的气焰。明中叶书画收藏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折俸、雅贿与作伪等现象的影响，最终侵染整个社会的审美取向与风气。因此，我们可以从另一個角度了解嘉靖、万历年间书画收藏繁荣的原因，也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这个时期的艺术生态。
作者简介
朱英强，1990年3月生，男，山东博兴人，渭南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书法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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