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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村民还在暖融融的被窝中酣睡时，我的父亲带着他的侄儿和几个年轻社员疾步走在泥泞的田垅上。父亲走在前面，肩上的粪桶发出“吱呀吱呀”的叫声。下着毛毛细雨，父亲没带雨具，雨水飘在脸上丝丝的凉。路面很滑，父亲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天很黑，田野很阒静，父亲手中的那盏油灯一闪一闪。寒气伴随着细雨灌进脖子，父亲打了一个冷颤。父亲的侄儿紧跟其后，一边倒抽冷气一边骂着娘。
这是1974年11月14日的凌晨3点钟。36岁的父亲带着他的侄儿去城里掏大粪。看不见父亲的脸，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只隐约看到有一盏灯在空旷的田野慢慢移动着，跳跃着。
1974年的时候，农村去城市掏大粪是很普通的事。那时的城市主要是以使用公厕为主，公厕没有修下水道，大粪溢满了自然要掏走。城里人是不愿意干这个活的，而农村正需要肥料，农民便做了城里人不愿做的事。刚开始时，进城掏粪的人躲躲闪闪，生怕被人逮住要收费，后来见城里人没有制止，队伍就壮大了，各队都有专门的掏粪组，我的父亲就是掏粪组的组长。
老家离父亲要去的城市有二十多公里，要过河还要涉山，山路很不好走，这项工作远不如城市郊区的农村方便。父亲如果不早点去踩点，就很难找到粪源。父亲也不想在城里人晨练的时候，挑着臭烘烘的大粪招摇过市，招来鄙夷的目光。所以每次进城，父亲总是在凌晨两三点钟就出发。
父亲并不喜欢这份差事，为此曾和队长争吵过。队里人都清白这份差事既脏又辛苦，还要起早贪黑，遭人嫌弃。而1974年的冬季，队里正在开山种果，各家各户每天能挖回几百斤诸如树兜之类的柴火，父亲当然想留在家里，难怪从不发火的父亲也说队长欺负人。队长不顾这些，对父亲说你不去谁去？本分的父亲叹息一声：胳膊拗不过大腿，谁叫我家有个银（人）行呢！
清晨6点钟的时候，我的父亲就装满了粪桶。天已蒙蒙亮，远处的路灯朦朦胧胧，父亲身上溅满了粪水，臭气弥漫在早晨清新的空气中。有晨跑的人从父亲身边跑过，父亲的心中掠过一丝紧张。父亲说：我们赶紧出城吧。
出了城，父亲没有从原路返回，而是选择了走铁路，虽然要多绕几公里路，但是要少走很多山路。天已经完全亮了，我的父亲说歇歇吧，大家就把粪桶往路基上一撂，一屁股坐在碎石上。父亲喘息着，额头热汗袅腾。父亲的侄儿掏出自带的干粮填肚子，一边吃一边喊父亲也吃点东西。
一列火车风驰着呼啸而来，火车头驰过的瞬间，一股强烈的凉风吹透父亲单薄的衣裳，父亲感到背脊凉嗖嗖的。父亲从衣袋里掏出两个蒸红薯，这是昨晚母亲给父亲准备的。母亲蒸红薯时，我就坐在父亲的身边烤火。父亲说明天我不想去，母亲说那就我去吧，父亲说算了还是我去吧。这时我的母亲给了父亲两毛钱，要父亲在城里买碗面吃或者买几个馒头，父亲不依，说萼蓉你就给我多蒸几个红薯就是。萼蓉是我母亲的名字。
父亲狼吞着吃完一个红薯后就停了下来。父亲脸上狠抽了几下，用手按住肚子。
父亲的侄儿没有发觉，喊了一声四叔走吧。父亲说你们前面走，我后面跟来。
父亲的侄儿走出几公里回头看不见父亲跟在后面，就在路边等父亲。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不见父亲跟上来。父亲的侄儿没有再等，因为停下来汗息了很冷，只好继续走。又走了几公里，父亲还是没跟上来，父亲侄儿就要其他几个先走，自己回去接父亲。
父亲的侄儿回走了一段路程不敢再走，他担心自己的粪桶被人弄走，就停下来等，左等右等还是不见父亲跟上来。父亲侄儿琢磨着父亲是不是从别的路回去了？再等了一会，父亲的侄儿等不来父亲，就自己先回了。
父亲的侄儿回到队里时，已是下午的1点钟了。父亲的侄儿找到我的母亲，问我父亲回来了没有。母亲说没有。父亲的侄儿就说四叔今天有点不对劲。我的母亲虽然有点担心，但为了那些柴火，也顾不了父亲，又上山了。
就在父亲的侄儿和我的母亲谈及父亲时，父亲正十分艰难和痛苦地行走着。父亲的侄儿第一次等他时，父亲还坐在吃红薯的地方，双手使劲压着肚子，额头的汗如豆粒般籁籁掉下，红薯被父亲捏成一团糊糊。父亲的侄儿第二次等他时，父亲才走了不到一公里，父亲一手压着肚子，一步一步往前移，移一段就歇一会，歇一会，又前移一段，如此反复。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的母亲收工回家了。母亲蒸好了红薯，又煮了一锅辣椒清水汤，等着父亲回来。躁闹了一天的村寨平静了，夜，死一样的阒静，有点瘮人。时针指向晚上8点，我的父亲还是没有回来。母亲有点急了，喊了我急匆匆去接父亲。我的母亲一路小跑着叫唤父亲的名字，在河边终于接到了父亲。父亲左手握着一根拐棍，一步一步地移动着，肩上的担子发出沉重缓慢的叫声。
父亲知道母亲来接他，喊了声萼蓉我不得到屋了。母亲就嗔骂着父亲，说父亲太蠢不知把大粪倒了。母亲接过父亲的担子，叫我牵了父亲的手，我感到父亲的手冰凉冰凉的。
到家后，我的母亲打了热水给父亲洗脸。洗脸时母亲发现父亲的脸色很难看，父亲全身颤抖，身上的衣服很湿很臭。母亲连忙烧起炉火，扶父亲坐下烤火，又把红薯送到父亲手上，父亲摇摇头。母亲添了一碗辣椒汤让父亲喝，父亲又用手推开了。
在母亲放碗的瞬间，我的父亲终于倒在了柴堆上。母亲见状就嚷嚷父亲是怎么了，父亲让母亲不要嚷嚷，说别吓着了孩子，然后要母亲扶他去床上躺一会。这是我听到的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
父亲一进睡房就呕了，我听到母亲惊呀得大声问父亲：爷啊，你中午是不是吃了猪血？
1974年11月14日的晚上10点钟，我的父亲开始吐血。血凝成了一块块的，有半脸盆多。我的母亲急得嚎啕大哭。
当父亲连夜被他的侄儿和邻居抬到他掏粪的附近医院时，父亲吐完了他体内的最后一口血，永远闭上了他的眼睛。
父亲死于胃出血。父亲的胃半年前曾做过一次切除手术，父亲的胃被切掉了三分之二。
父亲一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几十年过去了，父亲的音容笑貌早已在我的脑海中淡忘，我已无法记起父亲当年的模样来。然而，1974年11月14日的父亲，永远雕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这是1974年11月14日的凌晨3点钟。36岁的父亲带着他的侄儿去城里掏大粪。看不见父亲的脸，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只隐约看到有一盏灯在空旷的田野慢慢移动着，跳跃着。
1974年的时候，农村去城市掏大粪是很普通的事。那时的城市主要是以使用公厕为主，公厕没有修下水道，大粪溢满了自然要掏走。城里人是不愿意干这个活的，而农村正需要肥料，农民便做了城里人不愿做的事。刚开始时，进城掏粪的人躲躲闪闪，生怕被人逮住要收费，后来见城里人没有制止，队伍就壮大了，各队都有专门的掏粪组，我的父亲就是掏粪组的组长。
老家离父亲要去的城市有二十多公里，要过河还要涉山，山路很不好走，这项工作远不如城市郊区的农村方便。父亲如果不早点去踩点，就很难找到粪源。父亲也不想在城里人晨练的时候，挑着臭烘烘的大粪招摇过市，招来鄙夷的目光。所以每次进城，父亲总是在凌晨两三点钟就出发。
父亲并不喜欢这份差事，为此曾和队长争吵过。队里人都清白这份差事既脏又辛苦，还要起早贪黑，遭人嫌弃。而1974年的冬季，队里正在开山种果，各家各户每天能挖回几百斤诸如树兜之类的柴火，父亲当然想留在家里，难怪从不发火的父亲也说队长欺负人。队长不顾这些，对父亲说你不去谁去？本分的父亲叹息一声：胳膊拗不过大腿，谁叫我家有个银（人）行呢！
清晨6点钟的时候，我的父亲就装满了粪桶。天已蒙蒙亮，远处的路灯朦朦胧胧，父亲身上溅满了粪水，臭气弥漫在早晨清新的空气中。有晨跑的人从父亲身边跑过，父亲的心中掠过一丝紧张。父亲说：我们赶紧出城吧。
出了城，父亲没有从原路返回，而是选择了走铁路，虽然要多绕几公里路，但是要少走很多山路。天已经完全亮了，我的父亲说歇歇吧，大家就把粪桶往路基上一撂，一屁股坐在碎石上。父亲喘息着，额头热汗袅腾。父亲的侄儿掏出自带的干粮填肚子，一边吃一边喊父亲也吃点东西。
一列火车风驰着呼啸而来，火车头驰过的瞬间，一股强烈的凉风吹透父亲单薄的衣裳，父亲感到背脊凉嗖嗖的。父亲从衣袋里掏出两个蒸红薯，这是昨晚母亲给父亲准备的。母亲蒸红薯时，我就坐在父亲的身边烤火。父亲说明天我不想去，母亲说那就我去吧，父亲说算了还是我去吧。这时我的母亲给了父亲两毛钱，要父亲在城里买碗面吃或者买几个馒头，父亲不依，说萼蓉你就给我多蒸几个红薯就是。萼蓉是我母亲的名字。
父亲狼吞着吃完一个红薯后就停了下来。父亲脸上狠抽了几下，用手按住肚子。
父亲的侄儿没有发觉，喊了一声四叔走吧。父亲说你们前面走，我后面跟来。
父亲的侄儿走出几公里回头看不见父亲跟在后面，就在路边等父亲。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不见父亲跟上来。父亲的侄儿没有再等，因为停下来汗息了很冷，只好继续走。又走了几公里，父亲还是没跟上来，父亲侄儿就要其他几个先走，自己回去接父亲。
父亲的侄儿回走了一段路程不敢再走，他担心自己的粪桶被人弄走，就停下来等，左等右等还是不见父亲跟上来。父亲侄儿琢磨着父亲是不是从别的路回去了？再等了一会，父亲的侄儿等不来父亲，就自己先回了。
父亲的侄儿回到队里时，已是下午的1点钟了。父亲的侄儿找到我的母亲，问我父亲回来了没有。母亲说没有。父亲的侄儿就说四叔今天有点不对劲。我的母亲虽然有点担心，但为了那些柴火，也顾不了父亲，又上山了。
就在父亲的侄儿和我的母亲谈及父亲时，父亲正十分艰难和痛苦地行走着。父亲的侄儿第一次等他时，父亲还坐在吃红薯的地方，双手使劲压着肚子，额头的汗如豆粒般籁籁掉下，红薯被父亲捏成一团糊糊。父亲的侄儿第二次等他时，父亲才走了不到一公里，父亲一手压着肚子，一步一步往前移，移一段就歇一会，歇一会，又前移一段，如此反复。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的母亲收工回家了。母亲蒸好了红薯，又煮了一锅辣椒清水汤，等着父亲回来。躁闹了一天的村寨平静了，夜，死一样的阒静，有点瘮人。时针指向晚上8点，我的父亲还是没有回来。母亲有点急了，喊了我急匆匆去接父亲。我的母亲一路小跑着叫唤父亲的名字，在河边终于接到了父亲。父亲左手握着一根拐棍，一步一步地移动着，肩上的担子发出沉重缓慢的叫声。
父亲知道母亲来接他，喊了声萼蓉我不得到屋了。母亲就嗔骂着父亲，说父亲太蠢不知把大粪倒了。母亲接过父亲的担子，叫我牵了父亲的手，我感到父亲的手冰凉冰凉的。
到家后，我的母亲打了热水给父亲洗脸。洗脸时母亲发现父亲的脸色很难看，父亲全身颤抖，身上的衣服很湿很臭。母亲连忙烧起炉火，扶父亲坐下烤火，又把红薯送到父亲手上，父亲摇摇头。母亲添了一碗辣椒汤让父亲喝，父亲又用手推开了。
在母亲放碗的瞬间，我的父亲终于倒在了柴堆上。母亲见状就嚷嚷父亲是怎么了，父亲让母亲不要嚷嚷，说别吓着了孩子，然后要母亲扶他去床上躺一会。这是我听到的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
父亲一进睡房就呕了，我听到母亲惊呀得大声问父亲：爷啊，你中午是不是吃了猪血？
1974年11月14日的晚上10点钟，我的父亲开始吐血。血凝成了一块块的，有半脸盆多。我的母亲急得嚎啕大哭。
当父亲连夜被他的侄儿和邻居抬到他掏粪的附近医院时，父亲吐完了他体内的最后一口血，永远闭上了他的眼睛。
父亲死于胃出血。父亲的胃半年前曾做过一次切除手术，父亲的胃被切掉了三分之二。
父亲一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几十年过去了，父亲的音容笑貌早已在我的脑海中淡忘，我已无法记起父亲当年的模样来。然而，1974年11月14日的父亲，永远雕刻在我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