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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有趣，我今天之所以摆弄起文学来，完全得益于我二哥的一首打油诗。我那时十一二岁罢，有一天，我将我二哥的一个笔记本偷偷地拿在厕所里看，便偶然地翻到了一首打油诗，全诗我不记得了，但至今还记得最后一句是“一出好戏三分半”，当时我顿生快意，觉得出恭时能读到这样有趣的诗真是人生一大快乐呵。于是就起了很大的野心，小弟我将来也要写出让人出恭时能读上一读的书来。我当然至今也没有写出让人出恭时能读一读的书，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二哥是我的真正的文学启蒙者，而不是别的什么意思。
我二哥当时其实写了许多的古体诗，但后来都被父亲一把大火烧掉了，我父亲愤怒的理由是，家里的老鼠太猖狂，而我二哥苦心经营出来的堆在角落里的那些古体诗，则给予老鼠们一个很不错的安乐窝，所以要烧。大人就是这样的不讲道理。我二哥也是有脾气的，马上进行报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痛快地一把大火将父亲的书烧掉，却被父亲狠狠地饱以老拳。两人虽然焚书而没有坑儒，却也可见父子之间的斗争何其激烈。
而我却知道，我二哥一个偌大的理想是写出几个呱呱叫的电影剧本来，这个理想在他读初中时的某一天就悄然地美丽地萌发了，他拼命地寻找电影看，订阅《电影文学》，然后孤身挑灯夜战，把冬天的鼻涕抹在寒冷的鞋子下面，在作业本上虔诚地描绘着他青春的一点野心。这种动机对那时的学生来说，当属十分罕见的。
命运之神后来把我二哥轻轻地一甩，便甩到了那个当时尚不存在的很美丽的东江湖畔。但他的际遇并不美丽，在那个被大山包围着的工厂里，他要和工友们每日将沉重的木头时而码得如山，时而又要把如山的木头一根根搬开，极像是拿着可怜的工资却又在玩耍一个巨大的无法穷尽的魔方。
1969年深秋的某一天，我第一次与他在东江见面时，下午的阳光静静地照耀在阔大的贮木场上，我二哥穿着一条用胶布粘满了的工作裤，一件破烂的红运动衣，手里紧紧地抓着一把铁镐，脸色绷得铁紧，小心翼翼地正掮着一根粗大的木头朝如山的木堆上走去，我当时真是担心我二哥突然滑倒跌伤。远远站着的我，浑身吓得发抖，顿时泪水盈眶。
他那小心翼翼的搬运木头的动作，在生活中又何尚不是如此？当时严酷的生存环境，使这个充满生气而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心里面也昼夜横亘着更为沉重的湿漉漉的一根历史的木头。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在为他的理想而努力，吃着粗糙的老菜和粉条，一手与凶恶的蚊子搏斗，时而在身上腿上拍出十分嘹亮的声响，一手则写作或捧着书本，与那些生动的人物做着无声的精神交流。记得有一年，他在滁口岳父家过春节，嫌那里人多吵闹，便独自冒着漫天大雪，徒步90里，回家写作，独自静静地度过那个飞舞着雪花的春节。
在我们五兄弟之中，我二哥是最有悟性的，一摸毛笔，就能挥舞出别具一格的书法来，几粒卵石，便可随心所欲地摆出栩栩如生的造型来，玩相机，玩篮球，玩得很是出色，的确给我们沉闷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在我们五兄弟之中，我二哥是长得最为有魅力的，有人戏言，说我二哥长了一副运动员的身材，一双演员的眼睛，一个思想家的脑壳。我认为没有丝毫的夸张。因为我们兄弟一上街，人家的目光便像无数支温柔的箭一样，只往他身上射，射得我们这几皮绿叶一点自信心都没有了。
我和我二哥是通信最多的，这些信件至今我还细心地保留着。他那一封封字迹漂亮的信时常像鸽子一样飞到了我那个偏远的小山村，以至后来又飞到了我那个偏僻的小煤矿，他不厌其烦地指导我写作。这在那年月，在我们兄弟之间，这不能不说是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大餐，一份遥远的期待，一个美好的梦。它能够让我们暂时忘记劳动的沉重和生活的残酷，忘记那个喧嚣的令人恐惧的世界。
在写作上，我二哥是一个思想敏锐、极具艺术探索而富有想像力的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丢掉了电影剧本的创作，改做小说了，他一出手，便见功夫，好几篇具有相当水准的小说本来可以在上海北京那些一流的刊物上发表，但遗憾而无奈的是他的文运不佳，作品总是因为某种原因终于没有问世。这是很令人遗憾的。所以说，一个人的成功，运气是不可缺少的。
我便在想，如果我二哥的作品当时能够顺利问世，他一定至今会继续做他的小说，如果他即使遭受到了这个挫折，而不因种种因素放弃写作，他也肯定会大有收获。现在回头来看，他凡事太认真，太投入，比如说教书，比如说做编辑，他一旦做了这些事就不能做小说了，不能一心二用了，这是很没有办法的事。其实，只要忙中偷闲，运气有时也是可以于忽然间扭转的。而我二哥太不会忙中偷闲了。
又忽然想，一个人必定就要做小说么？不想做了，不做也罢。世界上生存的手艺多得很，学好了一门，也就有碗饭吃了。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人连一门真正的手艺也没有，不是比别人活得更滋润么？
至今，即使他多年已不再做小说了，但他对文学的独特的见解，也根本不亚于像我这类似乎仍在装腔作势弄文学的人的。
我没有丝毫肉麻地吹捧我二哥的意思，因为至今，我还源源不断地从他那里获取写作的动力。我们一见面便一口一口地喝着茶，把烟抽得一片迷蒙，侃侃而谈地大肆挥霍着一个个寂静的夜晚，他的那些新鲜的见解便顺着袅袅的烟雾飘舞，然后一字不漏地飘进了我的脑壳里。
有一次，我和何立伟偶尔说起一个曾经也很出色的作家，该作家后来不再当作家了，下海经商，现在已是香车宝马，财富何止百万，说起来，一个人活到了这种地步，也应该心满意足了，可是他与人见了面，总是滔滔不绝地说他有几个小说要写。何立伟就曾经很委婉地对他说，你恐怕没有时间了吧？何立伟很了解该人，私下里对我说，此人的骨子里其实还是想做一个作家。
所以说，一个人总是有些很好的梦想的，这个梦想一旦在脑子里发了芽，它就很难像天上的云彩一样飘走了，它时时要在你空闲之时蠢蠢欲动，酷似春天的种子。也所以说，一个人在生活中也总是难免有些茫然，这茫然也很像天上的云彩，不时地在你的眼前飘荡，搞得你有点心神不定。这当然全要看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主意了。
但我猜测，我二哥突然有一天发起湖南人的宝气，会重新做起小说来的。
我二哥当时其实写了许多的古体诗，但后来都被父亲一把大火烧掉了，我父亲愤怒的理由是，家里的老鼠太猖狂，而我二哥苦心经营出来的堆在角落里的那些古体诗，则给予老鼠们一个很不错的安乐窝，所以要烧。大人就是这样的不讲道理。我二哥也是有脾气的，马上进行报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痛快地一把大火将父亲的书烧掉，却被父亲狠狠地饱以老拳。两人虽然焚书而没有坑儒，却也可见父子之间的斗争何其激烈。
而我却知道，我二哥一个偌大的理想是写出几个呱呱叫的电影剧本来，这个理想在他读初中时的某一天就悄然地美丽地萌发了，他拼命地寻找电影看，订阅《电影文学》，然后孤身挑灯夜战，把冬天的鼻涕抹在寒冷的鞋子下面，在作业本上虔诚地描绘着他青春的一点野心。这种动机对那时的学生来说，当属十分罕见的。
命运之神后来把我二哥轻轻地一甩，便甩到了那个当时尚不存在的很美丽的东江湖畔。但他的际遇并不美丽，在那个被大山包围着的工厂里，他要和工友们每日将沉重的木头时而码得如山，时而又要把如山的木头一根根搬开，极像是拿着可怜的工资却又在玩耍一个巨大的无法穷尽的魔方。
1969年深秋的某一天，我第一次与他在东江见面时，下午的阳光静静地照耀在阔大的贮木场上，我二哥穿着一条用胶布粘满了的工作裤，一件破烂的红运动衣，手里紧紧地抓着一把铁镐，脸色绷得铁紧，小心翼翼地正掮着一根粗大的木头朝如山的木堆上走去，我当时真是担心我二哥突然滑倒跌伤。远远站着的我，浑身吓得发抖，顿时泪水盈眶。
他那小心翼翼的搬运木头的动作，在生活中又何尚不是如此？当时严酷的生存环境，使这个充满生气而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心里面也昼夜横亘着更为沉重的湿漉漉的一根历史的木头。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在为他的理想而努力，吃着粗糙的老菜和粉条，一手与凶恶的蚊子搏斗，时而在身上腿上拍出十分嘹亮的声响，一手则写作或捧着书本，与那些生动的人物做着无声的精神交流。记得有一年，他在滁口岳父家过春节，嫌那里人多吵闹，便独自冒着漫天大雪，徒步90里，回家写作，独自静静地度过那个飞舞着雪花的春节。
在我们五兄弟之中，我二哥是最有悟性的，一摸毛笔，就能挥舞出别具一格的书法来，几粒卵石，便可随心所欲地摆出栩栩如生的造型来，玩相机，玩篮球，玩得很是出色，的确给我们沉闷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在我们五兄弟之中，我二哥是长得最为有魅力的，有人戏言，说我二哥长了一副运动员的身材，一双演员的眼睛，一个思想家的脑壳。我认为没有丝毫的夸张。因为我们兄弟一上街，人家的目光便像无数支温柔的箭一样，只往他身上射，射得我们这几皮绿叶一点自信心都没有了。
我和我二哥是通信最多的，这些信件至今我还细心地保留着。他那一封封字迹漂亮的信时常像鸽子一样飞到了我那个偏远的小山村，以至后来又飞到了我那个偏僻的小煤矿，他不厌其烦地指导我写作。这在那年月，在我们兄弟之间，这不能不说是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大餐，一份遥远的期待，一个美好的梦。它能够让我们暂时忘记劳动的沉重和生活的残酷，忘记那个喧嚣的令人恐惧的世界。
在写作上，我二哥是一个思想敏锐、极具艺术探索而富有想像力的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丢掉了电影剧本的创作，改做小说了，他一出手，便见功夫，好几篇具有相当水准的小说本来可以在上海北京那些一流的刊物上发表，但遗憾而无奈的是他的文运不佳，作品总是因为某种原因终于没有问世。这是很令人遗憾的。所以说，一个人的成功，运气是不可缺少的。
我便在想，如果我二哥的作品当时能够顺利问世，他一定至今会继续做他的小说，如果他即使遭受到了这个挫折，而不因种种因素放弃写作，他也肯定会大有收获。现在回头来看，他凡事太认真，太投入，比如说教书，比如说做编辑，他一旦做了这些事就不能做小说了，不能一心二用了，这是很没有办法的事。其实，只要忙中偷闲，运气有时也是可以于忽然间扭转的。而我二哥太不会忙中偷闲了。
又忽然想，一个人必定就要做小说么？不想做了，不做也罢。世界上生存的手艺多得很，学好了一门，也就有碗饭吃了。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人连一门真正的手艺也没有，不是比别人活得更滋润么？
至今，即使他多年已不再做小说了，但他对文学的独特的见解，也根本不亚于像我这类似乎仍在装腔作势弄文学的人的。
我没有丝毫肉麻地吹捧我二哥的意思，因为至今，我还源源不断地从他那里获取写作的动力。我们一见面便一口一口地喝着茶，把烟抽得一片迷蒙，侃侃而谈地大肆挥霍着一个个寂静的夜晚，他的那些新鲜的见解便顺着袅袅的烟雾飘舞，然后一字不漏地飘进了我的脑壳里。
有一次，我和何立伟偶尔说起一个曾经也很出色的作家，该作家后来不再当作家了，下海经商，现在已是香车宝马，财富何止百万，说起来，一个人活到了这种地步，也应该心满意足了，可是他与人见了面，总是滔滔不绝地说他有几个小说要写。何立伟就曾经很委婉地对他说，你恐怕没有时间了吧？何立伟很了解该人，私下里对我说，此人的骨子里其实还是想做一个作家。
所以说，一个人总是有些很好的梦想的，这个梦想一旦在脑子里发了芽，它就很难像天上的云彩一样飘走了，它时时要在你空闲之时蠢蠢欲动，酷似春天的种子。也所以说，一个人在生活中也总是难免有些茫然，这茫然也很像天上的云彩，不时地在你的眼前飘荡，搞得你有点心神不定。这当然全要看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主意了。
但我猜测，我二哥突然有一天发起湖南人的宝气，会重新做起小说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