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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今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周年，作者亲身经历了这一重要时期的全过程，直接参与和领导了武汉大学上世纪80年代如火如荼的教育改革实践，目睹了90年代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在回忆和总结过去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作者阐述了未来教育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呼吁进行一次教育改革的启蒙教育，以便使我国教育改革深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关键词：高教改革；改革开放；回眸与前瞻；教育体制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伟大历史转折的会议。全会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进行了拨乱反正，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从而开启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一、改革的黄金时代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自《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发表特约评论员的命题文章开始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犹如石破天惊一样划时代的大事。是耶？非耶？两种观点争论得非常激烈。现在人们难于想象到那次讨论在当时所起的巨大的震撼作用。实际上，那次大讨论是我国人民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这一讨论导致“两个凡是”被推翻，从而出现了解放思想的大好局面。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基础，要不然怎么能够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怎样使300多万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又怎样能够走出“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呢？同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又进一步促进了思想解放。所以，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是相辅相成的。
长期处于思想禁锢之中的广大知识分子，一旦解开了思想上的紧箍咒，可想而知，他们该是多么的高兴呀！他们不再是“臭老九”，而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十七年教育战线不再是资产阶级的“黑线”，而是无产阶级的“红线”；不再是“反动学术权威”，而是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依靠力量；不再是教书“倒霉”，而是教师光荣。
在极左路线时期，教育是遭受破坏的重灾区。面对着百废待举的局面，教育战线上的广大知识分子喊出了铿锵有力的声音：解放思想，大干快上，迎接教育改革的春天；甩开膀子大干，把被“四人帮”破坏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科教兴国，教育为本，要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他们不仅如是说，而且重新捡起被丢弃的业务，重新走进实验室、图书馆，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教育改革的大潮之中去。
我国的教育改革是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同步的。三十年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1978年到1980年，大约三年时间。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需要纠正教育战线上的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恢复统一高考招生制度，恢复被停办的学校或是系科，恢复被破坏的实验室，制定新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编写新的教材，等等。第二个阶段是自1981年到1988年，大约八年时间。这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黄金时期，我们高等学校现在应用的主要经验都是那个时期创造出来的。第三个阶段是自1989年到1991年，大约也是三年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时期左的思想有所抬头，以至于“姓资”和“姓社”的问题重新争论起来，教育改革基本上处于停滞，有些方面甚至还有倒退。第四个阶段是自1992年以后的时期。教育改革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改革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我是于1981年7月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的，被改革的大潮推到了浪头上，决心作一回弄潮儿。我履任之初，武汉大学在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中的地位不高，全校教师和学生都不甘心这种落后的状况，迫切希望改变这种面貌。怎样才能改变武大落后的面貌呢？我通过调查发现，阻碍武大前进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政治上的左倾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学术上的述而不作的保守主义。怎样才能克服这些障碍呢？我思前想后，得出结论：改革，唯有改革才是武汉大学的出路。因为只有改革才能调动广大教师、学生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改革才能破旧立新，只有改革才能冲破左倾路线的束缚。于是，我就铁定了心，坚决走改革开放之路，以大无畏的改革精神来振兴武汉大学。
回忆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真是让人心潮澎湃，感到浑身是劲。那是一个百花齐放和群星灿烂的年代，每个人都不甘落后，每所大学都想在改革中大显身手。我之所以说上世纪80年代是改革的黄金时代，是因为那时国家领导人大力倡导改革，群众拥护改革，街头巷尾谈论改革，媒体宣传改革，似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也没有什么“这不准”和“那不准”的限制，只要你想到了，你就可以大胆地去试验。
胡耀邦同志是于1981年6月27日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党中央主席的。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取消党中央主席，他被选为总书记。他履任后，大刀阔斧地抓改革开放。他曾号召：“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的胆略和气魄。党的十二大以后，他提出了我国改革的总方针：“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就是全党都要按照中央确定的步骤，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1］
在中央改革总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各高等学校的教育改革全面而系统地展开了，而且各有侧重、各有特点，当时比较突出的有上海交通大学、华中工学院（现改名为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深圳大学、辽宁大学等。
上海交通大学当时的党委书记是邓旭初，他是一位老革命，热爱教育，富有改革精神。上世纪70年代末，他率先在交通大学开展以人事、劳动和分配为中心的管理体制改革，从而打破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释放出蕴藏在广大教职工身上的巨大潜能。实行这项改革以后，上海交大教师的工资翻番，为全国高校的广大教师所羡慕。万里副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邓旭初等人，充分肯定了交大的管理体制改革，并鼓励他们说：“我们准许改革不成功，但不准许不改革。30多年的历史证明，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的改革是探索性的，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你们交大的改革要坚持下去。”［2］
原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同志，1937年武汉大学政教系肄业，奔赴延安参加革命，1952年奉命从新闻战线到武汉领导新组建的华中工学院。他在这所大学工作半个多世纪，从革命实践中成为一名革命化的职业校长。他事业心极强，富有改革创新精神。在改革之初，他就提出理工结合、教学与科研结合、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头等办学理念，引进和大胆起用优秀人才，率先在全国建立了文科、理科的一些系，依靠内部挖潜最早在全国建成了多科综合大学的雏形。改革使这所新型大学焕发出青春，无论是教学或是科研水平上升之快，都为全国所瞩目。
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创办于1978年，它是教育改革的第一个产物，其意义在于打破了按部就班升大学的框框，旨在快出人才、出好人才。今年是少年班创办30周年，科大准备出版《少年班三十年》一书，著名物理学家、少年班最早倡导者李政道先生为该书题词：“人才代出，创作当少年；桃李天下，教育数科大。”少年班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30年来，科大共招收31期少年班，累计招收学生1220人，已毕业1027人。据统计，有91%考取研究生，有70%的少年班毕业生活跃在海内外经济、IT、金融、科技、制造业等领域，其中35%的人在世界500强企业任职。［3］但是，对科大少年班的争议一直不断，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1978年以后，全国大约有12所大学都办起了少年班，后来大多数都停办了，唯有中国科技大学坚持至今，而且还在不断地进行改革尝试。
教育改革比较活跃的还有南京大学，他们率先走出国门，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姊妹学校，共同创建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它的运作方式至今仍是独一无二的。深圳大学对党政体制改革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辽宁大学在校长负责制方面做了许多改革尝试，引起了高等教育界的关注。
从改革之初，武汉大学就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子，这是我经过调查与思考后作出的决策。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杨瑞敏的采访时说：大学的改革重点应该始终围绕着中心任务进行，那就是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为此，必须改革不适应的僵化的教学制度，营造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尊重学生的兴趣和选择权。于是，我们在全国最早地实行了学分制、主副修制、双学位制、自由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学术假制等。这些制度的实施，使这所暮气沉沉的古老大学焕发出了青春，学术社团像雨后春笋一样地涌现，学生学得生动活泼，教师既搞教学又搞科研，科技发明成果跃居全国高校第二，培养的毕业生深受沿海特区的欢迎。当时，像北大、清华、中国科大、上海同济大学等校的学生，有不少学生通过转学制到武汉大学学习。所以，武大被称为“全国高校的深圳”，那时所创立的教学制度至今仍然被许多大学所效仿。
回忆上个世纪80年代的教育改革，我认为有许多成功的经验：首先，改革必须冲破左的思想干扰。可以这样说，什么时候左的思潮占据了主导地位，教育改革就停滞。第二，改革就是破旧立新。无论是破旧或是立新，都必须发扬大无畏的精神。没有“敢于下地狱”的精神，不敢冲破禁区，就称不上是改革者；如果有谁设置禁区，就是不允许改革。第三，改革必须有一批带头人。他们身先士卒，深入基层，抓好改革的试点，带领群众一同前进。当时，万里副总理曾经把邓旭初、朱九思、刘道玉和温元凯称为高校改革的“四进士”，他们所在的学校改革之所以搞得好，与他们以身作则不无关系。
二、改革促进了发展
教育改革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准；而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改革。自1993年开始，在改革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双重推动下，我国高等教育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成绩显著，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首先，高等学校呈现了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发展的大好局面。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推动下，国务院于1988年3月颁布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93年颁布了《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国务院于1997年颁布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这些条例对于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发展我国多渠道、多形式的民办教育，曾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实施这些条例的基础上，2002年全国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民办教育促进法》，这是经历了5年的讨论与争论之后才通过的。它的重大意义在于，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民办教育的地位与作用，有利于它的健康发展。统计中国高等学校的数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它们始终处于变动之中。据不完全的统计，中国目前有公办普通高等学校1909所，民办普通高校295所，公办成人高校415所，民办成人高校2所，总共2621所。如果按照数量统计，我国高等学校总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第二，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大众化。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Martin Trow）于1973年在《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一文中，把高等教育划分为三个阶段：精英阶段（适龄青年入大学比例在15%以下），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15-50%），普及阶段（毛入学率超过50%）。马丁·特罗把适龄青年界定为23岁，这与我国的统计方法是不同的。
美国于1971年率先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现在适龄青年入大学的比例已高达70%以上，欧洲绝大多数国家也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和我国的台湾也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但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到大众化阶段，大约经历了50年，有的时间更长，像英国竟然费了300年的时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在文革以前，我国适龄青年入大学的比例，只有1-2%，能够上大学的是真正的百里挑一。1977年恢复统一高考，当年报考的考生有570万，录取27万，录取率为4．7%。1978年考生是610万，录取42．7万，录取率为3．3%。直到1999年，我国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毛入学率也只有8%。原计划到2011年毛入学率达到11%，可是2002年就已达到15%，2007年达到23%，本科生人数居世界第一，研究生居第二。对我国大学生和研究生扩招过快，尽管存在很大的争议，教学质量也没有得到保障，但我国高等教育毕竟迈过了大众化这个坎，而且像上海、北京和某些教育发达的省市都进入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这个历史性的跨越，为我国今后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整顿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第三，我国教育经费有了较大的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制约了我国的经济，致使对教育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这就成了我国教育发展的瓶颈。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教育经费来源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4年的统计，在世界100多个国家中，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百分比为4．4%，其中大洋洲是8%，欧洲是5．4%，美国是5．1%，美洲是4．1%，亚洲是3．6%，而中国只有2．7%，不仅落后于各发达国家，而且还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这是与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极不相符的。
1993年，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到2000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这本来是一个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目标，但仍然是国内教育界所期盼的。可是，在此后的15年时间内，始终没有达到这一目标，而是徘徊于平均2．5%左右，这显然是决策上的失误，使得我国教育丧失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那么，解决我国教育经费不足的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仍然要加大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这是发展我国教育的强大经济基础，特别是建设我国重点大学更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二是必须改革单一的国家财政拨款体制，建立多渠道的经费来源结构。根据《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自1985年开始试行学费的“双轨制”（即公费与自费）的改革试点，经过5年的“并轨”过渡，自1998年开始一律取消了大学免费教育，从而平稳地实现了从“两包”（包学费和包工作分配）到“两自”（自交学费和自主择业）的转变。这项改革是一件大事，不仅仅克服了建国近50年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且使我国大学与国际实现了接轨，加快了大学教育国际化的步伐。
第四，重点大学得到了加强。自1995年开始实施“211工程”。所谓“211工程”，是指在21世纪之内，重点扶持100所左右的大学，使之在教学、科学研究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得到较大的提高。这项工程经过申请、考察、评审等过程，历时十多年，最后形成了一个107所学校的大名单。在这些学校中，学术水平是十分悬殊的，显然带有照顾的因素在内。很显然，这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结果，也是皆大欢喜的结果。尽管教育界对这个工程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对其中的某些重点大学的建设起到了加强的作用。例如，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国家分三批共拨款187亿元支持这些大学的建设，再加上14亿元的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费，共投入了201亿元。自1999年，国家又推出了所谓的“985工程”，对其中的某些大学又增拨了特别经费，如北京大学当年就获得了18亿元的特别拨款。尽管有人批评说，这种做法是教育不公的表现，但是平均主义也是不可取的。如果在经费上不采取倾斜政策，要在我国建设一流水平的大学是不可能的。现在还有不少大学债务累累，这是前几年盲目攀比和追求大而全造成的，需要及时和妥善地解决，否则势必影响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同时，在经费的拨款和使用方面，应当增加透明度，做到拨款有据，使用合理，监督得力，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大少爷式的办学作风。
第五，改善了办学的条件。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学校园拥挤，校舍陈旧，教学与研究设备落后，教职工的居住条件较差。从大学用地来看，变化特别明显，这与政府对教育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上世纪80年代，学校经常受到周边有关单位的“蚕食”，有时为了一个商业单位或是几户人家的搬迁，往往交涉几年也没有结果。可是，现在搬迁几百户的校内“飞地”，也用不着费很大的精力。这说明，科教兴国、教育为本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在最近十多年时间里，由于教育经费不断增加，学校的教学设备和科学研究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与此同时，广大教师的工资、住房等条件逐步得到改善。在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流行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教书匠不如修鞋匠”，“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等口头禅现在完全不复存在了。相反地，教师和科学家成了最受人们尊敬的职业，成了大多数研究生毕业的求职者的首选目标，也成了广大青少年效仿的榜样。
三、深化改革的思考
在纪念我国教育改革30年之际，使我想起了梁启超先生的一句话，它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总结出的沉痛教训。他说：“变法不变本原，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4］不言而喻，本原与枝叶和全体与一端的关系，就是本与末和整体与个别的关系。改革是革故鼎新，不从本原和整体上改，只是满足于添枝加叶式的改良，是不可能使改革获得成功的，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戊戌变法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国30年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绩是巨大的，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但是，这些改革到底是属于添枝加叶式的改良抑或是抓住了教育的本原呢？毋庸讳言，我国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问题，甚至是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借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需要再进行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重点应当是教育改革启蒙的教育，明确什么叫改革，为什么要改革，应当改什么。只有在正确教育理论的指导下，抓住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本原问题，才能把教育改革推向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
什么是我国大学的本原问题？我认为中国大学的本原问题有三个：一是大学的性质，二是大学的体制，三是大学教学的模式。这三个问题，即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重点，也是不易突破的难点。只有抓住了这三个关键问题，才能有根本的突破，也才能与国际大学教育接轨。
首先，必须重新认识和改变大学的性质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需要从大学究竟是干什么的说起。康德（Immanuel Kant）是第一个回答“大学是什么”的人。他说：“大学是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格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教育是发展自然禀赋的种子。”［5］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认为：“大学的首要任务是纯粹的知识和艺术——独立于一切实际应用，伴随着文化的进步而非财富的增长。”美国教育社会学家托马斯·奥斯本（Thomas Osborne）认为：“大学的基本原则是，它被假定是学习和体验而非按指令行事的地方。”［6］这些论述，出自于不同国家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有的竟然相隔200多年，但它们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所阐明的都是关于大学的本质，即独立、民主与自由。大学始终应当关注终极问题，而不是属于应用研究和技术培训部门应关注的实用技术问题。
美国哈佛大学自建校后，就以“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为校训，崇尚独立、民主、自由的办学宗旨。正是这种大学精神，才使得该校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成为世界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在经历了371年以后，2007年上任的首位女校长德鲁·福斯特（CatharineDrew Gilpin Faust）在就职典礼上发表了让人振聋发聩的演讲。她说：“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7］福斯特就职典礼的精彩之处，不在于仪式的隆重，而在于她所阐发的办学理念，它是那样的与众不同，是那样的高屋建瓴，但她又坚持了西方大学一贯的教育精髓。
对比西方大学的精神，深感我国大学精神的缺失，这正是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萌芽的原因，也诠释了为什么我国不能出现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那么，是什么因素阻挠我国形成现代化的大学呢？制约的因素是新的“三座大山”：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而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又是滋生各种问题的根源。
中国与西方大学的起源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大学是独立、自发产生的，从一开始就不受政府干预，以自由研究纯学术为目的，而我国大学是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引进的，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深深的实用主义的烙印。所以，我常常说：中国只是引进了西方大学的躯壳，而舍弃了它的灵魂。
后来，在1951年院系调整时，向苏联“一边倒”，全盘照搬苏联的一套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专业设置和培养目标，又进一步强化了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在文化大革命中，“立竿见影”的实用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教育的破坏是极为严重的。即使在拨乱反正以后，仍然强调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大学的科学研究要上“主战场”（指经济建设），致使实用主义的思想渗透到大学的各个领域，甚至渗透到人们的血液里。
有鉴于此，我国应当进行大学性质启蒙的大讨论。虽然不能奢望所有的大学都能回归到大学的本原性质，但应当有那么十来所大学，坚决杜绝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甚至把它们建成“象牙之塔”，鼓励广大教师像僧人求真经那样研究影响人类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前沿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决克服各重点大学不务正业的现象，取消一切有悖于研究高深学问的项目与活动，如成人教育、职业培训、科学开发园、应用研究院、有偿服务、各种名目的高价培训班……同时，要树立新的价值观，不以专利的数量、论文的数量、成果的数量、大学专业和学位点数量、教授的数量、学校规模、财经收入等为评比的指标，而以创建新理论、新学说、新发现、新发明、新学派为衡量标准，这些才是我国最需要的真正名牌大学的标准！
其次，必须坚决摒弃“大一统”的教育领导体制。在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30年过去了，教育领导权不仅没有下放，而且集权越来越严重了。国家教育最高当局，完全是以计划经济思维的方式指导全国的教育工作，直属大学越来越多，制定的工程或规划越来越多，文件和指示越来越多，检查和评估越来越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表明，上面的计划越强，下面越没有积极性；上面管得越多，基层越没有活力。既然计划经济不能振兴我国的经济，难道“大一统”的教育体制，能够振兴我国的教育吗？
教育领导体制的改革必须解放思想。从教育部自身改起，坚决精兵简政，转变领导职能，克服官本位的领导思想。不要只迷恋计划的作用，而不相信市场调控的威力；不能只相信领导高明，而忽视大学第一线领导与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这个问题上，“无为而治”的思想特别适用于国家教育部，就像美国教育部所做的那样。美国大学总数占世界的1／3，拥有世界80%最好的研究型大学。可是，美国在建国后的两百多年里，竟然没有教育部，于1980年成立的教育部也完全不管大学。私立大学独立自主，州立大学由州政府管理，而教育部的职责是负责教育法规的实施，监督教育的公平，负责统计各种教育信息。既然这种体制创造了美国大学诸多的奇迹，那我们为什么不学习借鉴他们的经验呢?
再次，必须彻底改变大学的教学模式。迄今为止，我国大学仍然沿用300多年以前提出的“三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和以书本为中心）的模式，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呆板，教学效果普遍受到指责。对旧的教学模式，钱学森先生曾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8］钱学森先生建言的核心是倡导实施创造教学模式，这是他一生做学问的极境，也是他的教育观的最集中的体现。
什么是创造教育模式呢？创造教育体现的是一种新的教育精神，即教育是解放，而不是强制、束缚，旨在解放人的个性，解放人的潜在的创造力，使他们成为未来科学、文化的创造者。所谓创造教学的模式，是以通识教育为基础，以培养创造思维能力为目标而设计的教学模式。为此，必须打破“三中心”的教学模式，重新设计课程体系，摒弃那些陈旧的和知识面狭窄的专业课，取消空泛的和说教式的政治理论课。同时，要开设以人类文明发展为主线和科学方法为重点的通识教育课程，重在陶冶学生的全面的人文素质，培养他们阅读、质疑、思辨、写作的能力，特别是独立思考和创造的能力。大量的事实证明：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一个人如果具备了这些重要的素质，就能够成为杰出的人才，就能够为人类做出重大的贡献。这是一条重要的人才规律，也是必须遵循的教育规律。
改革是破旧立新，是正本清源，使一切违背人性和自然规律的制度、体制和管理方法统统地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参考文献:
［1］李尚志.向耀邦同志“争新闻”［J］.新闻记者，2000（9）.
［2］彭瑞高.邓旭初攻坚［N］.新民晚报，2008-02-24.
［3］胡霈霖.中科大少年班毕业生跟踪调查［N］.安徽商报，2008-03-18.
［4］吴廷嘉著.戊戌思潮纵横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388.
［5］郭大为.德国康德哲学研究近况［N］.光明日报，2006-08-20.
［6］〔美〕托马斯·奥斯本著.启蒙面面观［M］.商务印书馆，2004.266.
［7］郭英剑.大学改变社会，而不是社会改变大学［N］.中国青年报，2007-12-19.
［8］马丽.中国长远发展上我忧虑的就这一点［N］.科技日报，2007-12-11.
关键词：高教改革；改革开放；回眸与前瞻；教育体制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伟大历史转折的会议。全会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进行了拨乱反正，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从而开启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一、改革的黄金时代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自《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发表特约评论员的命题文章开始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犹如石破天惊一样划时代的大事。是耶？非耶？两种观点争论得非常激烈。现在人们难于想象到那次讨论在当时所起的巨大的震撼作用。实际上，那次大讨论是我国人民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这一讨论导致“两个凡是”被推翻，从而出现了解放思想的大好局面。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基础，要不然怎么能够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怎样使300多万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又怎样能够走出“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呢？同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又进一步促进了思想解放。所以，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是相辅相成的。
长期处于思想禁锢之中的广大知识分子，一旦解开了思想上的紧箍咒，可想而知，他们该是多么的高兴呀！他们不再是“臭老九”，而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十七年教育战线不再是资产阶级的“黑线”，而是无产阶级的“红线”；不再是“反动学术权威”，而是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依靠力量；不再是教书“倒霉”，而是教师光荣。
在极左路线时期，教育是遭受破坏的重灾区。面对着百废待举的局面，教育战线上的广大知识分子喊出了铿锵有力的声音：解放思想，大干快上，迎接教育改革的春天；甩开膀子大干，把被“四人帮”破坏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科教兴国，教育为本，要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他们不仅如是说，而且重新捡起被丢弃的业务，重新走进实验室、图书馆，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教育改革的大潮之中去。
我国的教育改革是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同步的。三十年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1978年到1980年，大约三年时间。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需要纠正教育战线上的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恢复统一高考招生制度，恢复被停办的学校或是系科，恢复被破坏的实验室，制定新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编写新的教材，等等。第二个阶段是自1981年到1988年，大约八年时间。这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黄金时期，我们高等学校现在应用的主要经验都是那个时期创造出来的。第三个阶段是自1989年到1991年，大约也是三年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时期左的思想有所抬头，以至于“姓资”和“姓社”的问题重新争论起来，教育改革基本上处于停滞，有些方面甚至还有倒退。第四个阶段是自1992年以后的时期。教育改革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改革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我是于1981年7月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的，被改革的大潮推到了浪头上，决心作一回弄潮儿。我履任之初，武汉大学在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中的地位不高，全校教师和学生都不甘心这种落后的状况，迫切希望改变这种面貌。怎样才能改变武大落后的面貌呢？我通过调查发现，阻碍武大前进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政治上的左倾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学术上的述而不作的保守主义。怎样才能克服这些障碍呢？我思前想后，得出结论：改革，唯有改革才是武汉大学的出路。因为只有改革才能调动广大教师、学生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改革才能破旧立新，只有改革才能冲破左倾路线的束缚。于是，我就铁定了心，坚决走改革开放之路，以大无畏的改革精神来振兴武汉大学。
回忆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真是让人心潮澎湃，感到浑身是劲。那是一个百花齐放和群星灿烂的年代，每个人都不甘落后，每所大学都想在改革中大显身手。我之所以说上世纪80年代是改革的黄金时代，是因为那时国家领导人大力倡导改革，群众拥护改革，街头巷尾谈论改革，媒体宣传改革，似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也没有什么“这不准”和“那不准”的限制，只要你想到了，你就可以大胆地去试验。
胡耀邦同志是于1981年6月27日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党中央主席的。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取消党中央主席，他被选为总书记。他履任后，大刀阔斧地抓改革开放。他曾号召：“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的胆略和气魄。党的十二大以后，他提出了我国改革的总方针：“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就是全党都要按照中央确定的步骤，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1］
在中央改革总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各高等学校的教育改革全面而系统地展开了，而且各有侧重、各有特点，当时比较突出的有上海交通大学、华中工学院（现改名为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深圳大学、辽宁大学等。
上海交通大学当时的党委书记是邓旭初，他是一位老革命，热爱教育，富有改革精神。上世纪70年代末，他率先在交通大学开展以人事、劳动和分配为中心的管理体制改革，从而打破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释放出蕴藏在广大教职工身上的巨大潜能。实行这项改革以后，上海交大教师的工资翻番，为全国高校的广大教师所羡慕。万里副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邓旭初等人，充分肯定了交大的管理体制改革，并鼓励他们说：“我们准许改革不成功，但不准许不改革。30多年的历史证明，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的改革是探索性的，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你们交大的改革要坚持下去。”［2］
原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同志，1937年武汉大学政教系肄业，奔赴延安参加革命，1952年奉命从新闻战线到武汉领导新组建的华中工学院。他在这所大学工作半个多世纪，从革命实践中成为一名革命化的职业校长。他事业心极强，富有改革创新精神。在改革之初，他就提出理工结合、教学与科研结合、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头等办学理念，引进和大胆起用优秀人才，率先在全国建立了文科、理科的一些系，依靠内部挖潜最早在全国建成了多科综合大学的雏形。改革使这所新型大学焕发出青春，无论是教学或是科研水平上升之快，都为全国所瞩目。
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创办于1978年，它是教育改革的第一个产物，其意义在于打破了按部就班升大学的框框，旨在快出人才、出好人才。今年是少年班创办30周年，科大准备出版《少年班三十年》一书，著名物理学家、少年班最早倡导者李政道先生为该书题词：“人才代出，创作当少年；桃李天下，教育数科大。”少年班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30年来，科大共招收31期少年班，累计招收学生1220人，已毕业1027人。据统计，有91%考取研究生，有70%的少年班毕业生活跃在海内外经济、IT、金融、科技、制造业等领域，其中35%的人在世界500强企业任职。［3］但是，对科大少年班的争议一直不断，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1978年以后，全国大约有12所大学都办起了少年班，后来大多数都停办了，唯有中国科技大学坚持至今，而且还在不断地进行改革尝试。
教育改革比较活跃的还有南京大学，他们率先走出国门，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姊妹学校，共同创建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它的运作方式至今仍是独一无二的。深圳大学对党政体制改革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辽宁大学在校长负责制方面做了许多改革尝试，引起了高等教育界的关注。
从改革之初，武汉大学就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子，这是我经过调查与思考后作出的决策。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杨瑞敏的采访时说：大学的改革重点应该始终围绕着中心任务进行，那就是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为此，必须改革不适应的僵化的教学制度，营造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尊重学生的兴趣和选择权。于是，我们在全国最早地实行了学分制、主副修制、双学位制、自由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学术假制等。这些制度的实施，使这所暮气沉沉的古老大学焕发出了青春，学术社团像雨后春笋一样地涌现，学生学得生动活泼，教师既搞教学又搞科研，科技发明成果跃居全国高校第二，培养的毕业生深受沿海特区的欢迎。当时，像北大、清华、中国科大、上海同济大学等校的学生，有不少学生通过转学制到武汉大学学习。所以，武大被称为“全国高校的深圳”，那时所创立的教学制度至今仍然被许多大学所效仿。
回忆上个世纪80年代的教育改革，我认为有许多成功的经验：首先，改革必须冲破左的思想干扰。可以这样说，什么时候左的思潮占据了主导地位，教育改革就停滞。第二，改革就是破旧立新。无论是破旧或是立新，都必须发扬大无畏的精神。没有“敢于下地狱”的精神，不敢冲破禁区，就称不上是改革者；如果有谁设置禁区，就是不允许改革。第三，改革必须有一批带头人。他们身先士卒，深入基层，抓好改革的试点，带领群众一同前进。当时，万里副总理曾经把邓旭初、朱九思、刘道玉和温元凯称为高校改革的“四进士”，他们所在的学校改革之所以搞得好，与他们以身作则不无关系。
二、改革促进了发展
教育改革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准；而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改革。自1993年开始，在改革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双重推动下，我国高等教育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成绩显著，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首先，高等学校呈现了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发展的大好局面。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推动下，国务院于1988年3月颁布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93年颁布了《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国务院于1997年颁布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这些条例对于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发展我国多渠道、多形式的民办教育，曾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实施这些条例的基础上，2002年全国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民办教育促进法》，这是经历了5年的讨论与争论之后才通过的。它的重大意义在于，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民办教育的地位与作用，有利于它的健康发展。统计中国高等学校的数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它们始终处于变动之中。据不完全的统计，中国目前有公办普通高等学校1909所，民办普通高校295所，公办成人高校415所，民办成人高校2所，总共2621所。如果按照数量统计，我国高等学校总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第二，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大众化。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Martin Trow）于1973年在《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一文中，把高等教育划分为三个阶段：精英阶段（适龄青年入大学比例在15%以下），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15-50%），普及阶段（毛入学率超过50%）。马丁·特罗把适龄青年界定为23岁，这与我国的统计方法是不同的。
美国于1971年率先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现在适龄青年入大学的比例已高达70%以上，欧洲绝大多数国家也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和我国的台湾也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但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到大众化阶段，大约经历了50年，有的时间更长，像英国竟然费了300年的时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在文革以前，我国适龄青年入大学的比例，只有1-2%，能够上大学的是真正的百里挑一。1977年恢复统一高考，当年报考的考生有570万，录取27万，录取率为4．7%。1978年考生是610万，录取42．7万，录取率为3．3%。直到1999年，我国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毛入学率也只有8%。原计划到2011年毛入学率达到11%，可是2002年就已达到15%，2007年达到23%，本科生人数居世界第一，研究生居第二。对我国大学生和研究生扩招过快，尽管存在很大的争议，教学质量也没有得到保障，但我国高等教育毕竟迈过了大众化这个坎，而且像上海、北京和某些教育发达的省市都进入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这个历史性的跨越，为我国今后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整顿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第三，我国教育经费有了较大的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制约了我国的经济，致使对教育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这就成了我国教育发展的瓶颈。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教育经费来源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4年的统计，在世界100多个国家中，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百分比为4．4%，其中大洋洲是8%，欧洲是5．4%，美国是5．1%，美洲是4．1%，亚洲是3．6%，而中国只有2．7%，不仅落后于各发达国家，而且还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这是与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极不相符的。
1993年，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到2000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这本来是一个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目标，但仍然是国内教育界所期盼的。可是，在此后的15年时间内，始终没有达到这一目标，而是徘徊于平均2．5%左右，这显然是决策上的失误，使得我国教育丧失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那么，解决我国教育经费不足的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仍然要加大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这是发展我国教育的强大经济基础，特别是建设我国重点大学更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二是必须改革单一的国家财政拨款体制，建立多渠道的经费来源结构。根据《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自1985年开始试行学费的“双轨制”（即公费与自费）的改革试点，经过5年的“并轨”过渡，自1998年开始一律取消了大学免费教育，从而平稳地实现了从“两包”（包学费和包工作分配）到“两自”（自交学费和自主择业）的转变。这项改革是一件大事，不仅仅克服了建国近50年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且使我国大学与国际实现了接轨，加快了大学教育国际化的步伐。
第四，重点大学得到了加强。自1995年开始实施“211工程”。所谓“211工程”，是指在21世纪之内，重点扶持100所左右的大学，使之在教学、科学研究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得到较大的提高。这项工程经过申请、考察、评审等过程，历时十多年，最后形成了一个107所学校的大名单。在这些学校中，学术水平是十分悬殊的，显然带有照顾的因素在内。很显然，这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结果，也是皆大欢喜的结果。尽管教育界对这个工程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对其中的某些重点大学的建设起到了加强的作用。例如，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国家分三批共拨款187亿元支持这些大学的建设，再加上14亿元的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费，共投入了201亿元。自1999年，国家又推出了所谓的“985工程”，对其中的某些大学又增拨了特别经费，如北京大学当年就获得了18亿元的特别拨款。尽管有人批评说，这种做法是教育不公的表现，但是平均主义也是不可取的。如果在经费上不采取倾斜政策，要在我国建设一流水平的大学是不可能的。现在还有不少大学债务累累，这是前几年盲目攀比和追求大而全造成的，需要及时和妥善地解决，否则势必影响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同时，在经费的拨款和使用方面，应当增加透明度，做到拨款有据，使用合理，监督得力，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大少爷式的办学作风。
第五，改善了办学的条件。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学校园拥挤，校舍陈旧，教学与研究设备落后，教职工的居住条件较差。从大学用地来看，变化特别明显，这与政府对教育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上世纪80年代，学校经常受到周边有关单位的“蚕食”，有时为了一个商业单位或是几户人家的搬迁，往往交涉几年也没有结果。可是，现在搬迁几百户的校内“飞地”，也用不着费很大的精力。这说明，科教兴国、教育为本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在最近十多年时间里，由于教育经费不断增加，学校的教学设备和科学研究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与此同时，广大教师的工资、住房等条件逐步得到改善。在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流行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教书匠不如修鞋匠”，“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等口头禅现在完全不复存在了。相反地，教师和科学家成了最受人们尊敬的职业，成了大多数研究生毕业的求职者的首选目标，也成了广大青少年效仿的榜样。
三、深化改革的思考
在纪念我国教育改革30年之际，使我想起了梁启超先生的一句话，它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总结出的沉痛教训。他说：“变法不变本原，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4］不言而喻，本原与枝叶和全体与一端的关系，就是本与末和整体与个别的关系。改革是革故鼎新，不从本原和整体上改，只是满足于添枝加叶式的改良，是不可能使改革获得成功的，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戊戌变法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国30年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绩是巨大的，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但是，这些改革到底是属于添枝加叶式的改良抑或是抓住了教育的本原呢？毋庸讳言，我国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问题，甚至是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借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需要再进行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重点应当是教育改革启蒙的教育，明确什么叫改革，为什么要改革，应当改什么。只有在正确教育理论的指导下，抓住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本原问题，才能把教育改革推向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
什么是我国大学的本原问题？我认为中国大学的本原问题有三个：一是大学的性质，二是大学的体制，三是大学教学的模式。这三个问题，即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重点，也是不易突破的难点。只有抓住了这三个关键问题，才能有根本的突破，也才能与国际大学教育接轨。
首先，必须重新认识和改变大学的性质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需要从大学究竟是干什么的说起。康德（Immanuel Kant）是第一个回答“大学是什么”的人。他说：“大学是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格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教育是发展自然禀赋的种子。”［5］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认为：“大学的首要任务是纯粹的知识和艺术——独立于一切实际应用，伴随着文化的进步而非财富的增长。”美国教育社会学家托马斯·奥斯本（Thomas Osborne）认为：“大学的基本原则是，它被假定是学习和体验而非按指令行事的地方。”［6］这些论述，出自于不同国家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有的竟然相隔200多年，但它们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所阐明的都是关于大学的本质，即独立、民主与自由。大学始终应当关注终极问题，而不是属于应用研究和技术培训部门应关注的实用技术问题。
美国哈佛大学自建校后，就以“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为校训，崇尚独立、民主、自由的办学宗旨。正是这种大学精神，才使得该校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成为世界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在经历了371年以后，2007年上任的首位女校长德鲁·福斯特（CatharineDrew Gilpin Faust）在就职典礼上发表了让人振聋发聩的演讲。她说：“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7］福斯特就职典礼的精彩之处，不在于仪式的隆重，而在于她所阐发的办学理念，它是那样的与众不同，是那样的高屋建瓴，但她又坚持了西方大学一贯的教育精髓。
对比西方大学的精神，深感我国大学精神的缺失，这正是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萌芽的原因，也诠释了为什么我国不能出现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那么，是什么因素阻挠我国形成现代化的大学呢？制约的因素是新的“三座大山”：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而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又是滋生各种问题的根源。
中国与西方大学的起源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大学是独立、自发产生的，从一开始就不受政府干预，以自由研究纯学术为目的，而我国大学是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引进的，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深深的实用主义的烙印。所以，我常常说：中国只是引进了西方大学的躯壳，而舍弃了它的灵魂。
后来，在1951年院系调整时，向苏联“一边倒”，全盘照搬苏联的一套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专业设置和培养目标，又进一步强化了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在文化大革命中，“立竿见影”的实用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教育的破坏是极为严重的。即使在拨乱反正以后，仍然强调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大学的科学研究要上“主战场”（指经济建设），致使实用主义的思想渗透到大学的各个领域，甚至渗透到人们的血液里。
有鉴于此，我国应当进行大学性质启蒙的大讨论。虽然不能奢望所有的大学都能回归到大学的本原性质，但应当有那么十来所大学，坚决杜绝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甚至把它们建成“象牙之塔”，鼓励广大教师像僧人求真经那样研究影响人类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前沿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决克服各重点大学不务正业的现象，取消一切有悖于研究高深学问的项目与活动，如成人教育、职业培训、科学开发园、应用研究院、有偿服务、各种名目的高价培训班……同时，要树立新的价值观，不以专利的数量、论文的数量、成果的数量、大学专业和学位点数量、教授的数量、学校规模、财经收入等为评比的指标，而以创建新理论、新学说、新发现、新发明、新学派为衡量标准，这些才是我国最需要的真正名牌大学的标准！
其次，必须坚决摒弃“大一统”的教育领导体制。在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30年过去了，教育领导权不仅没有下放，而且集权越来越严重了。国家教育最高当局，完全是以计划经济思维的方式指导全国的教育工作，直属大学越来越多，制定的工程或规划越来越多，文件和指示越来越多，检查和评估越来越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表明，上面的计划越强，下面越没有积极性；上面管得越多，基层越没有活力。既然计划经济不能振兴我国的经济，难道“大一统”的教育体制，能够振兴我国的教育吗？
教育领导体制的改革必须解放思想。从教育部自身改起，坚决精兵简政，转变领导职能，克服官本位的领导思想。不要只迷恋计划的作用，而不相信市场调控的威力；不能只相信领导高明，而忽视大学第一线领导与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这个问题上，“无为而治”的思想特别适用于国家教育部，就像美国教育部所做的那样。美国大学总数占世界的1／3，拥有世界80%最好的研究型大学。可是，美国在建国后的两百多年里，竟然没有教育部，于1980年成立的教育部也完全不管大学。私立大学独立自主，州立大学由州政府管理，而教育部的职责是负责教育法规的实施，监督教育的公平，负责统计各种教育信息。既然这种体制创造了美国大学诸多的奇迹，那我们为什么不学习借鉴他们的经验呢?
再次，必须彻底改变大学的教学模式。迄今为止，我国大学仍然沿用300多年以前提出的“三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和以书本为中心）的模式，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呆板，教学效果普遍受到指责。对旧的教学模式，钱学森先生曾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8］钱学森先生建言的核心是倡导实施创造教学模式，这是他一生做学问的极境，也是他的教育观的最集中的体现。
什么是创造教育模式呢？创造教育体现的是一种新的教育精神，即教育是解放，而不是强制、束缚，旨在解放人的个性，解放人的潜在的创造力，使他们成为未来科学、文化的创造者。所谓创造教学的模式，是以通识教育为基础，以培养创造思维能力为目标而设计的教学模式。为此，必须打破“三中心”的教学模式，重新设计课程体系，摒弃那些陈旧的和知识面狭窄的专业课，取消空泛的和说教式的政治理论课。同时，要开设以人类文明发展为主线和科学方法为重点的通识教育课程，重在陶冶学生的全面的人文素质，培养他们阅读、质疑、思辨、写作的能力，特别是独立思考和创造的能力。大量的事实证明：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一个人如果具备了这些重要的素质，就能够成为杰出的人才，就能够为人类做出重大的贡献。这是一条重要的人才规律，也是必须遵循的教育规律。
改革是破旧立新，是正本清源，使一切违背人性和自然规律的制度、体制和管理方法统统地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参考文献:
［1］李尚志.向耀邦同志“争新闻”［J］.新闻记者，2000（9）.
［2］彭瑞高.邓旭初攻坚［N］.新民晚报，2008-02-24.
［3］胡霈霖.中科大少年班毕业生跟踪调查［N］.安徽商报，2008-03-18.
［4］吴廷嘉著.戊戌思潮纵横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388.
［5］郭大为.德国康德哲学研究近况［N］.光明日报，2006-08-20.
［6］〔美〕托马斯·奥斯本著.启蒙面面观［M］.商务印书馆，2004.266.
［7］郭英剑.大学改变社会，而不是社会改变大学［N］.中国青年报，2007-12-19.
［8］马丽.中国长远发展上我忧虑的就这一点［N］.科技日报，2007-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