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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新中国成立后，这样的探索仍在继续和发展，这具有相当的启示性和前瞻性，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动力和智慧源泉。
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独创性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正确的思想指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的问题上，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理论贡献在于，一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第一次结合；二是提出并初步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践的第二次结合。第一次结合的主题是要找出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第二次结合的主题是要找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贡献，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做了充分的思想酝酿与理论准备，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形成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而且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条指导原则。[2]
第二，做出中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判断，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明确国情依据和战略目标。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个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3]
第三，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这一问题上，创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提供哲学依据和科学方法。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必须用辩证法思想来处理这些关系，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既要抓好主要矛盾，又要解决好非主要矛盾。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探索，为形成社会主义建设正确路线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
第四，制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方针和总目标，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明确政治方向和基本方针。毛泽东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提出了要处理好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关系，他所论述的十大关系，其中有五个方面都是有关政治建设的，即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围绕着这个基本方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其中相当一部分明显区别于苏联：在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上，必须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民族问题上，坚决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毛泽东高度重视民主法治，他多次强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提高到巩固国家政权的高度。在法制问题上，他强调必须反对官僚主义，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第五，探求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做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在经济体制、商品经济、对外开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论断。他率先提出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认为商品生产本身是没有什么制度性的，它只是一种工具，看一种商品经济的制度特征，“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充分利用商品经济这个工具，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国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一定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一味否定商品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他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明确指出，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在对待资本主义和私营经济问题上，既不搞教条化，也不搞西化，认为可以在搞国营的基础上搞私营，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搞资本主义，“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4]这些重要论断为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做了重要的理论储备。
第六，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思考，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确定思想指南和文化旨要。毛泽东首先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根本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牢固地确立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灵魂。他亲自主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进新中国的首部宪法当中，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意志，使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原则。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判别大是大非的六条根本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这六条标准成为“四项基本原则”的直接理论源头，邓小平曾明确说过“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基本的和长期的方针。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把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作用，要坚持“又红又专”。
第七，坚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提供重要的组织保证。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紧迫任务，强调党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核心和领导力量。他还提出了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等科学论断，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建设，强调必须始终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第八，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规定中国外交工作总的方针政策，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毛泽东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在其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在世界总体格局上，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认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要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决不做超级大国，着力改善和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临近国家的关系。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为开
展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比较好的国际环境，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活动创造了前提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学习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2]王伟光：《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16日刊。
[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4页。
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独创性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正确的思想指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的问题上，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理论贡献在于，一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第一次结合；二是提出并初步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践的第二次结合。第一次结合的主题是要找出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第二次结合的主题是要找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贡献，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做了充分的思想酝酿与理论准备，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形成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而且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条指导原则。[2]
第二，做出中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判断，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明确国情依据和战略目标。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个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3]
第三，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这一问题上，创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提供哲学依据和科学方法。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必须用辩证法思想来处理这些关系，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既要抓好主要矛盾，又要解决好非主要矛盾。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探索，为形成社会主义建设正确路线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
第四，制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方针和总目标，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明确政治方向和基本方针。毛泽东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提出了要处理好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关系，他所论述的十大关系，其中有五个方面都是有关政治建设的，即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围绕着这个基本方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其中相当一部分明显区别于苏联：在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上，必须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民族问题上，坚决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毛泽东高度重视民主法治，他多次强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提高到巩固国家政权的高度。在法制问题上，他强调必须反对官僚主义，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第五，探求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做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在经济体制、商品经济、对外开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论断。他率先提出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认为商品生产本身是没有什么制度性的，它只是一种工具，看一种商品经济的制度特征，“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充分利用商品经济这个工具，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国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一定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一味否定商品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他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明确指出，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在对待资本主义和私营经济问题上，既不搞教条化，也不搞西化，认为可以在搞国营的基础上搞私营，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搞资本主义，“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4]这些重要论断为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做了重要的理论储备。
第六，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思考，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确定思想指南和文化旨要。毛泽东首先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根本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牢固地确立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灵魂。他亲自主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进新中国的首部宪法当中，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意志，使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原则。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判别大是大非的六条根本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这六条标准成为“四项基本原则”的直接理论源头，邓小平曾明确说过“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基本的和长期的方针。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把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作用，要坚持“又红又专”。
第七，坚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提供重要的组织保证。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紧迫任务，强调党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核心和领导力量。他还提出了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等科学论断，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建设，强调必须始终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第八，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规定中国外交工作总的方针政策，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毛泽东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在其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在世界总体格局上，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认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要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决不做超级大国，着力改善和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临近国家的关系。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为开
展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比较好的国际环境，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活动创造了前提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学习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2]王伟光：《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16日刊。
[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