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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是指自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之间，三宝太监郑和七次率领二百余艘海船、接近三万人的队伍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途径了30多个包括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最远曾达非洲东部，红海、麦加，此举加深了明王朝和南海（今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超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也是唯一的东方人。他更早迪亚士57年远赴非洲。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多个国家航海世界早几十年，是中国明朝强盛的直接表现。
自郑和初下西洋至今600余年，关于当初郑和缘何七下西洋的争论至今没有确定的一个答案。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宣扬明朝国威，寻找失踪的建文帝，扩展朝贡贸易，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等几个方面。
一、宣扬明朝国威
在朱元璋覆灭元朝之后，建立的明朝根基未稳，尤其是在经过元代近百年脱离“正统”规范的统治之后，海内外对于“华夷之分”早已淡漠不复如之前。宣扬国威，震慑外夷已经成为明朝确立之后的对外基本政策。而郑和下西洋一举，就涵盖了这一目的。王双印对这一目的认为，“朱棣以诸侯王而夺天子之位，叔父抢夺子侄之宝座，强力横夺，杀戮三年，民心不安，旧臣饮恨含怨，朱棣积虑甚深。于是乎征战漠北，讨伐越南，又派一批亲信出使域外各国。这些大动作，固然有稳定大明江山的企图，其主要目的当为强力保固天子宝座。因为这些向外的征战或外交，可以转移臣民的注意力，减低夺位之怨，进而可以赢得赞美，稳定君位”，陈信雄在《书评：一个宦官的传奇历程》和安震的《大明王朝》中也曾提到，明成祖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改变夺位之后对自己不利的政治局面，便派遣使臣分别出使临近各国，谋求恢复和发展友好邦交以及贸易往来。用这一办法在“宣扬国威，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声望”的同时，籍“四夷”被征服的威风向国内的统治阶层、知识分子宣告自己的正统地位。
二、寻找建文帝
燕王朱棣于建文元年七月发动靖难之役，并于建文四年六月攻下帝都应天称帝，是为明成祖。同时，建文帝失踪。“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越八日，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然葬地所在，后无闻焉。或曰帝由地道出亡，其后滇黔巴蜀间，皆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世遂以帝为逊国云。” 所以许多人猜测，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不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呢？《明通鉴》中记载：“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和踪迹之。”同时，《明史》中也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正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
在封建时代纂夺帝位乃是大逆不道之事，非但不符合律法章制，更是有悖于人伦道德。燕王朱棣在夺位之后必然是惶恐不安，而建文帝在皇宫大火之后已不知去向，这也就成为了这位雄才大略的明成祖心中的一块疑病，急欲除之而后快。当时认为惠帝逃亡海外，故而出使心腹郑和遍访海外之地，希冀寻得朱允炆。许立群在《中国史话·三宝太监下西洋》一节中写道：“永乐皇帝派郑和航海的目的是寻找建文帝，因为永乐篡了建文帝的帝位后，建文帝失踪了，永乐怕他逃到国外，将来回来复辟，所以派人去找他”。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探询朱允炆踪迹为首”。吴晗的《明初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认为郑和下西洋带着皇帝的这个秘密使命，就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三、扩展朝贡贸易，加强同海外诸国的联系
中国自古以来以中原为世界之中心，这一中心的概念包括地理和文化上的中心意识，居高临下的高傲态度成就了封建王朝统治者“天下共主”的意识，其结果必然是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由此建立朝贡体系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朝贡制度在其本质上依旧是政治制度，君臣主从关系是朝贡贸易的核心，而经济利益和礼仪性无疑是下降到了次要的位置。实际上正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
洪武时期，多数海外国家已经久未来朝，夺去了帝位的朱棣在永乐年间经济殷实的基础上，欲恢复朝贡贸易制度，并且进一步扩大。郑和的下西洋举动无疑就是一个良好的工具。朝贡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利益退而居其次，政治目的方为第一性。朱晨光在《郑和下西洋目的辨析》（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一）一文中持这种观点。他首先否定“耀兵异域说”，认为郑和在海外两次动用武力制服异域王都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自卫反击。郑和所奉行的外交方针是以“怀柔”为主的，以友好和平为前提的。说郑和下西洋是经济因素是一叶障目之见，考察明代有关文献，未见过郑和屯兵异域，进行经济上的巧取豪夺。郑和出使带回不少外国商人到中国经商，永乐皇帝下令不要征税，他说：“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毛佩琦亦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雄才大略及其理想世界的一部分。朱棣希望成为一个儒家学说理想中的天下共主，他不仅要统治以北京为中心的大帝国，而且要以北京为中心在全天下推行“天朝礼制体系”，建立一个儒家理想的天下格局。
除了以上这几种观点外，学术界目前又出现一种比较新的观点，即郑和下西洋之目的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和后期。前期下西洋的目的以前三次下西洋活动为界，主要目的是政治目的，即巩固帝位和联印抗蒙。这里，巩固帝位这一目的又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踪迹建文帝”，以去成祖心病，二是“耀兵示富”，宣扬国威，促使诸国来朝。第四至第七次下西洋为后期，此时，时过境迁，其目的也变为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和朝贡贸易，同时寻找惠帝，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并重。郭兰英的《对郑和下西洋之目的及其相关问题的几点思考》、钱志乾的《讨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徐峰和郭琳的《郑和下西洋目的辨析》以及杨熺的《郑和下西洋目的略考》也都表达了这一相同观点。
自郑和初下西洋至今600余年，关于当初郑和缘何七下西洋的争论至今没有确定的一个答案。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宣扬明朝国威，寻找失踪的建文帝，扩展朝贡贸易，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等几个方面。
一、宣扬明朝国威
在朱元璋覆灭元朝之后，建立的明朝根基未稳，尤其是在经过元代近百年脱离“正统”规范的统治之后，海内外对于“华夷之分”早已淡漠不复如之前。宣扬国威，震慑外夷已经成为明朝确立之后的对外基本政策。而郑和下西洋一举，就涵盖了这一目的。王双印对这一目的认为，“朱棣以诸侯王而夺天子之位，叔父抢夺子侄之宝座，强力横夺，杀戮三年，民心不安，旧臣饮恨含怨，朱棣积虑甚深。于是乎征战漠北，讨伐越南，又派一批亲信出使域外各国。这些大动作，固然有稳定大明江山的企图，其主要目的当为强力保固天子宝座。因为这些向外的征战或外交，可以转移臣民的注意力，减低夺位之怨，进而可以赢得赞美，稳定君位”，陈信雄在《书评：一个宦官的传奇历程》和安震的《大明王朝》中也曾提到，明成祖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改变夺位之后对自己不利的政治局面，便派遣使臣分别出使临近各国，谋求恢复和发展友好邦交以及贸易往来。用这一办法在“宣扬国威，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声望”的同时，籍“四夷”被征服的威风向国内的统治阶层、知识分子宣告自己的正统地位。
二、寻找建文帝
燕王朱棣于建文元年七月发动靖难之役，并于建文四年六月攻下帝都应天称帝，是为明成祖。同时，建文帝失踪。“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越八日，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然葬地所在，后无闻焉。或曰帝由地道出亡，其后滇黔巴蜀间，皆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世遂以帝为逊国云。” 所以许多人猜测，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不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呢？《明通鉴》中记载：“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和踪迹之。”同时，《明史》中也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正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
在封建时代纂夺帝位乃是大逆不道之事，非但不符合律法章制，更是有悖于人伦道德。燕王朱棣在夺位之后必然是惶恐不安，而建文帝在皇宫大火之后已不知去向，这也就成为了这位雄才大略的明成祖心中的一块疑病，急欲除之而后快。当时认为惠帝逃亡海外，故而出使心腹郑和遍访海外之地，希冀寻得朱允炆。许立群在《中国史话·三宝太监下西洋》一节中写道：“永乐皇帝派郑和航海的目的是寻找建文帝，因为永乐篡了建文帝的帝位后，建文帝失踪了，永乐怕他逃到国外，将来回来复辟，所以派人去找他”。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探询朱允炆踪迹为首”。吴晗的《明初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认为郑和下西洋带着皇帝的这个秘密使命，就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三、扩展朝贡贸易，加强同海外诸国的联系
中国自古以来以中原为世界之中心，这一中心的概念包括地理和文化上的中心意识，居高临下的高傲态度成就了封建王朝统治者“天下共主”的意识，其结果必然是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由此建立朝贡体系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朝贡制度在其本质上依旧是政治制度，君臣主从关系是朝贡贸易的核心，而经济利益和礼仪性无疑是下降到了次要的位置。实际上正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
洪武时期，多数海外国家已经久未来朝，夺去了帝位的朱棣在永乐年间经济殷实的基础上，欲恢复朝贡贸易制度，并且进一步扩大。郑和的下西洋举动无疑就是一个良好的工具。朝贡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利益退而居其次，政治目的方为第一性。朱晨光在《郑和下西洋目的辨析》（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一）一文中持这种观点。他首先否定“耀兵异域说”，认为郑和在海外两次动用武力制服异域王都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自卫反击。郑和所奉行的外交方针是以“怀柔”为主的，以友好和平为前提的。说郑和下西洋是经济因素是一叶障目之见，考察明代有关文献，未见过郑和屯兵异域，进行经济上的巧取豪夺。郑和出使带回不少外国商人到中国经商，永乐皇帝下令不要征税，他说：“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毛佩琦亦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雄才大略及其理想世界的一部分。朱棣希望成为一个儒家学说理想中的天下共主，他不仅要统治以北京为中心的大帝国，而且要以北京为中心在全天下推行“天朝礼制体系”，建立一个儒家理想的天下格局。
除了以上这几种观点外，学术界目前又出现一种比较新的观点，即郑和下西洋之目的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和后期。前期下西洋的目的以前三次下西洋活动为界，主要目的是政治目的，即巩固帝位和联印抗蒙。这里，巩固帝位这一目的又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踪迹建文帝”，以去成祖心病，二是“耀兵示富”，宣扬国威，促使诸国来朝。第四至第七次下西洋为后期，此时，时过境迁，其目的也变为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和朝贡贸易，同时寻找惠帝，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并重。郭兰英的《对郑和下西洋之目的及其相关问题的几点思考》、钱志乾的《讨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徐峰和郭琳的《郑和下西洋目的辨析》以及杨熺的《郑和下西洋目的略考》也都表达了这一相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