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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办报主体、传播机制、媒介制度和媒介功能等的不同,中西方新闻业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但两者在近代新闻业发展过程中却以不同的方式走入相同的误区,即都经历了一段“政党报刊”阶段,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两者在新闻业发展的道路上又探索出了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向。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报刊”的出现代替了政党报刊,使得报刊重新回归到了政治家办报的传统;而西方以经济为本位的新闻传播动力机制注定了“廉价报刊”的出现和政党报刊的没落。
关键词:中西方 政党报刊 启蒙报刊 廉价报刊 新闻业发展
一个相同的误区——中西方近代政党报刊的隐现
在中国,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仁人志士变法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甲午战争后,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席卷了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19世纪90年代,以“公车上书”为起点,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报刊作为宣传维新派革命主张、推动其改革的载体,开始了第一次的辉煌。在维新变法过程中,办报、办学和办会成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早期维新运动中康、梁创办的《中外纪闻》、《时务报》,是第一批政治团体机关报,以政论为主,宣传维新变法,标志着中国政党报纸的萌芽。梁启超把报刊的性质概括为“耳目喉舌”,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通塞,而报刊则能起到“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①。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开启了我国政治家办报和政党报刊的开端,作为中国近代政党报刊的萌芽,为中国民族新闻事业的发展开了先河。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政治斗争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分化,逐步形成两股主要的政治力量:改良派与革命派。由此,这一时期的国人办报就出现了革命派报刊与改良派报刊双重奏的盛况,各派都充分利用报刊的力量为自己鼓吹、呐喊。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活动和革命宣传的实践活动中越来越意识到报刊宣传的重要性,随后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中国日报》,作为革命派的反清宣传、反帝救亡的舆论阵地。其代表人物孙中山则将报纸的角色看成是“政治变革的舆论喉舌”、“舆论之母”,新闻传播的目的就是造成“—国健全之舆论”②。因此,在《中国日报》创刊的同时,留日学生创办的《开智录》、《译书汇编》、《国民报》等一系列革命报刊和以《苏报》为代表的国内革命报刊,每天大量刊登鼓吹革命的言论,宣传排满思想、批驳保皇,系统完整地阐述了革命派的思想和理论,扩大了革命思想的传播范围,将国内革命派的舆论宣传推向了一个高潮。
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之呐喊鼓掌的资产阶级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时的新闻界伴随着革命的胜利也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大清律例》的废除以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新闻事业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这一时期国内各种报刊大量涌现,尤以政党报刊为主,这些政党报刊都利用报刊大肆宣传自我党派,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局面。辛亥革命时期形成的国人办报高潮至此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使得这个时期的政党报刊的作用十分有限,政党报刊政治宣传的调子越来越低,慢慢地由政治斗争发展到权力意气之争,党同伐异,相互攻击,最终变成互揭隐私,甚至殴打报人、捣毁报馆,早期政党报刊的进步性已很难看到。
按照西方的报业功能及特征,可将新闻事业的进程分为四个阶段:官报、政论报刊、政党报刊和商业报刊。③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后,推翻了封建政权,突破了封建限禁,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虽然各国资产阶级革命进行的彻底程度不同、民主政治实现情况的不同导致革命后各国报刊的发展速度进程也有所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革命后都进入了一个长短不一的政党报刊发展阶段。所谓政党报刊,大致是从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到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这一阶段。因为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特权,使各种言论出版自由等各项民主权利得以确立,但是围绕着国家治理、权力分配等问题,资产阶级内部迅速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和政治利益集团,由于政治利益斗争的需要,不同派别的政党各自创办自己的报纸以宣传自己的政见,争取大众舆论;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没有给报纸的“大众化”提供物质条件,印刷造纸技术尚未降低报纸成本,报纸在经济方面尚不能自我供给,仍依靠政府的津贴,报价高昂,读者对象是政客与上层资产阶级分子。经济上的依赖性使得报纸都带有明显的党派倾向,内容侧重于时政新闻和言论,大都直接听命于某个资产阶级政党,代表某个政党的喉舌。
西方政党报刊以美国最为典型,在独立战争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种种特征也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在1783年～1833年的整整半个世纪,被称为美国新闻史上的“黑暗时期”,因为在这半个世纪里,美国的许多报刊都充当了两大政党——联邦党和共和党的喉舌,声嘶力竭地为所属党派摇旗呐喊,以至于发展到谩骂攻讦、造谣诽谤的地步。联邦党的报刊以《美国公报》、《箭猪公报》和《纽约晚邮报》为代表,而共和党的报刊则以《国民公报》、《曙光报》和《国民通讯员报》为代表。这些报纸都自觉自愿地充当政治斗争、党派倾轧的工具,体现了鲜明的政党特色。杰斐逊就曾气愤地说过:现在从报纸上读到的东西,全都不可信。④由于政党报刊多是党同伐异,而不是客观的新闻报道,因此其读者面很窄,销量也很低,一般都在1000份左右。这一时期英法等国也先后出现了政党报刊,这些报刊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政论报刊的发展,只是由于各国控制报刊的方式有所不同,党派性的鲜明程度也不尽相同,因而时间的持续也长短不一,有些国家的政党报刊和随后出现的商业报刊同时并存,甚至有少数国家的政党报刊一直持续到现在。
两种不同的出路——中西方近代报刊的新发展
中国:政党报刊的没落和启蒙报刊的兴起。1912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上台执政,从此中国新闻界进入了备受摧残的黑暗混乱时期。袁世凯运用其窃取的政治力量,对孙中山确立的自由新闻体制大肆进行扭曲和破坏。随着“二次革命”的展开,袁世凯为了钳制舆论,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大规模清剿异己报刊,同时收买报纸报人为自己服务,用法律手段控制新闻界,使自己的暴行合法化。在袁世凯的专制淫威之下,报界受到的迫害和摧残,比清朝末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统计,到1913年底,报纸由民国元年的500家锐减到139家,历史上人们将报界的这次浩劫称为“癸丑报灾”。
新闻界遭受的打击不仅是形式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中国近代新闻业早期的繁荣景象已消失殆尽,时局的动乱、政治环境的恶劣使办报风险加大,报人办报的投入也逐渐减少。袁世凯对报业的打击摧残,以及其后皖、直、奉各路军阀对袁世凯故伎的因袭,各种政治力量的明争暗斗,使得在近代政治运动中产生的政论报刊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中断。
袁世凯的篡权和复辟帝制以及大肆鼓吹封建迷信和复古思想的活动,竭力提倡封建道德和尊孔复古,公开宣传鬼神迷信,阻碍了民众的觉醒和社会的进步。此时,以陈独秀为主的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后,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国民,提出了广泛改造中国国民的政治主张。他们不再开展政党政治活动,而是转向启蒙运动,希望唤起民众的意识。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高举民主与科學的大旗,猛烈抨击孔孟思想和封建意识形态,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运动。随后的《每周评论》对国内外大事的关注和评论,《湘江评论》对世界新思潮的呼唤等400余种新报刊打破了军阀统治下的坚冰,再度成为宣传新思想的阵地,加上新闻学术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发展,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由此拉开帷幕,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时期。
西方:政党报刊的堕落和廉价报纸的出现。西方政党报纸说到底是一种“观点纸”(viewpoint-paper),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新闻纸”(news-paper)。这种“观点纸”自然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毋宁说它与资本主义是背道而驰的。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兴起,这种“观点纸”必然走向衰亡,势必被一种全新的报纸所取代。而这种全新的报纸就是以刊登、扩大销路、赚取利润和面向社会中下层的通俗商业小报,即“廉价报纸”。
廉价报纸的出现是工业革命的必然产物。18世纪后期,欧美主要国家的工业革命不仅引起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也给现代报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技术的重大变革,印刷机的应用,交通、通信条件的改善,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也使生产关系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得到了良好的调整,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这一切都极大地方便了新闻的生产,促进了西方新闻传播事业的突飞猛进,“廉价报纸”也由此成为现代大众报纸和商业报纸的开端,到19世纪末取代“政党报刊”成为西方报纸的主体。
中西方近代报刊两种出路的意义解析
中国新闻业的一次补救性发展。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经历了维新派革命派政党报刊以及军阀独裁的政党报刊时期,最后由启蒙报刊取而代之,這个过程可以说是对维新启蒙思想的一次补救,使报刊又回到了文人办报的篇章。中国历来就有政治家办报的传统,无论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还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都强调报纸的政治性。
维新时期政党报刊是新思想的重要载体,维新派人士办报的两次高潮都是为了向国人宣传其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主张,是一次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教育,拉开了禁锢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言禁的闸门。虽然维新派早期的报刊宣传思想是短暂而艰难的,但它以一种政论的报刊形式宣传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和发展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的出现,在革命思想和革命主张上同维新派展开了一次次的报刊论战,但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报刊发展环境的宽松,大量政党报刊的出现带来的却是各党派之间的相互谩骂、尔虞我诈,早期政党报刊的进步性已很难看到。再加上后来独裁专制的袁世凯对新闻事业的摧残和各系军阀对报刊的禁锢,使得报刊宣传思想、教育民众的作用消失殆尽。而启蒙报刊的出现,带来了中国报刊发展的新篇章,报刊又回归到了文人创作时期,这时的报刊不再是某些党派的喉舌和斗争工具,其担负的主要职责是反对封建迷信和复古思潮,提倡新文化、新思想。从此,中国报刊抛开了政治和政党的束缚,又拉开了文人办报、宣传思想的新篇章。
西方新闻业的一次回归性发展。西方廉价报纸的出现,使得报纸由政党报刊转向以商业大众报刊为主体,这对西方新闻业的发展来说是一次回归性的发展。西方的媒介制度决定了西方新闻传播的动力是以经济为本位的,是不同于中国的。
在西方,办报主体多为企业家或商人,有企业家办报的传统。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孵化了西方的近代报刊,最初以手抄小报形式出现的西方报刊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然而到了近代,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报刊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变化,西方报刊由市场转向政坛,经历了由手抄小报向政论报刊和政党报刊的转变,这一时期的报刊主要作为各党派宣传政治的工具,以政治为本位,基本上靠政府或政党补贴。然而随着政党报刊的没落和1833年本杰明·戴《太阳报》的创办,西方报业转入了廉价报刊阶段,报业又回归到了市场,商业报刊面向广大普通受众,经济上独立,政治上摆脱了政党的控制,成为以市场为导向的报纸。工业革命结束之后,1883年普利策《世界报》的创办标志着西方报业进入大众化时代。大众化报刊是商业报刊更为成熟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受众面更广、商业性更强,实现了大批量生产和发行,大众化报刊作为西方报刊的主流形式一直发展到现在。
注 释:
①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②蒋含平、谢鼎新:《简明中外新闻事业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④⑤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7级新闻学硕士生)
编校:施 宇
关键词:中西方 政党报刊 启蒙报刊 廉价报刊 新闻业发展
一个相同的误区——中西方近代政党报刊的隐现
在中国,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仁人志士变法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甲午战争后,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席卷了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19世纪90年代,以“公车上书”为起点,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报刊作为宣传维新派革命主张、推动其改革的载体,开始了第一次的辉煌。在维新变法过程中,办报、办学和办会成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早期维新运动中康、梁创办的《中外纪闻》、《时务报》,是第一批政治团体机关报,以政论为主,宣传维新变法,标志着中国政党报纸的萌芽。梁启超把报刊的性质概括为“耳目喉舌”,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通塞,而报刊则能起到“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①。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开启了我国政治家办报和政党报刊的开端,作为中国近代政党报刊的萌芽,为中国民族新闻事业的发展开了先河。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政治斗争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分化,逐步形成两股主要的政治力量:改良派与革命派。由此,这一时期的国人办报就出现了革命派报刊与改良派报刊双重奏的盛况,各派都充分利用报刊的力量为自己鼓吹、呐喊。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活动和革命宣传的实践活动中越来越意识到报刊宣传的重要性,随后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中国日报》,作为革命派的反清宣传、反帝救亡的舆论阵地。其代表人物孙中山则将报纸的角色看成是“政治变革的舆论喉舌”、“舆论之母”,新闻传播的目的就是造成“—国健全之舆论”②。因此,在《中国日报》创刊的同时,留日学生创办的《开智录》、《译书汇编》、《国民报》等一系列革命报刊和以《苏报》为代表的国内革命报刊,每天大量刊登鼓吹革命的言论,宣传排满思想、批驳保皇,系统完整地阐述了革命派的思想和理论,扩大了革命思想的传播范围,将国内革命派的舆论宣传推向了一个高潮。
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之呐喊鼓掌的资产阶级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时的新闻界伴随着革命的胜利也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大清律例》的废除以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新闻事业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这一时期国内各种报刊大量涌现,尤以政党报刊为主,这些政党报刊都利用报刊大肆宣传自我党派,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局面。辛亥革命时期形成的国人办报高潮至此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使得这个时期的政党报刊的作用十分有限,政党报刊政治宣传的调子越来越低,慢慢地由政治斗争发展到权力意气之争,党同伐异,相互攻击,最终变成互揭隐私,甚至殴打报人、捣毁报馆,早期政党报刊的进步性已很难看到。
按照西方的报业功能及特征,可将新闻事业的进程分为四个阶段:官报、政论报刊、政党报刊和商业报刊。③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后,推翻了封建政权,突破了封建限禁,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虽然各国资产阶级革命进行的彻底程度不同、民主政治实现情况的不同导致革命后各国报刊的发展速度进程也有所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革命后都进入了一个长短不一的政党报刊发展阶段。所谓政党报刊,大致是从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到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这一阶段。因为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特权,使各种言论出版自由等各项民主权利得以确立,但是围绕着国家治理、权力分配等问题,资产阶级内部迅速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和政治利益集团,由于政治利益斗争的需要,不同派别的政党各自创办自己的报纸以宣传自己的政见,争取大众舆论;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没有给报纸的“大众化”提供物质条件,印刷造纸技术尚未降低报纸成本,报纸在经济方面尚不能自我供给,仍依靠政府的津贴,报价高昂,读者对象是政客与上层资产阶级分子。经济上的依赖性使得报纸都带有明显的党派倾向,内容侧重于时政新闻和言论,大都直接听命于某个资产阶级政党,代表某个政党的喉舌。
西方政党报刊以美国最为典型,在独立战争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种种特征也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在1783年～1833年的整整半个世纪,被称为美国新闻史上的“黑暗时期”,因为在这半个世纪里,美国的许多报刊都充当了两大政党——联邦党和共和党的喉舌,声嘶力竭地为所属党派摇旗呐喊,以至于发展到谩骂攻讦、造谣诽谤的地步。联邦党的报刊以《美国公报》、《箭猪公报》和《纽约晚邮报》为代表,而共和党的报刊则以《国民公报》、《曙光报》和《国民通讯员报》为代表。这些报纸都自觉自愿地充当政治斗争、党派倾轧的工具,体现了鲜明的政党特色。杰斐逊就曾气愤地说过:现在从报纸上读到的东西,全都不可信。④由于政党报刊多是党同伐异,而不是客观的新闻报道,因此其读者面很窄,销量也很低,一般都在1000份左右。这一时期英法等国也先后出现了政党报刊,这些报刊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政论报刊的发展,只是由于各国控制报刊的方式有所不同,党派性的鲜明程度也不尽相同,因而时间的持续也长短不一,有些国家的政党报刊和随后出现的商业报刊同时并存,甚至有少数国家的政党报刊一直持续到现在。
两种不同的出路——中西方近代报刊的新发展
中国:政党报刊的没落和启蒙报刊的兴起。1912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上台执政,从此中国新闻界进入了备受摧残的黑暗混乱时期。袁世凯运用其窃取的政治力量,对孙中山确立的自由新闻体制大肆进行扭曲和破坏。随着“二次革命”的展开,袁世凯为了钳制舆论,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大规模清剿异己报刊,同时收买报纸报人为自己服务,用法律手段控制新闻界,使自己的暴行合法化。在袁世凯的专制淫威之下,报界受到的迫害和摧残,比清朝末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统计,到1913年底,报纸由民国元年的500家锐减到139家,历史上人们将报界的这次浩劫称为“癸丑报灾”。
新闻界遭受的打击不仅是形式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中国近代新闻业早期的繁荣景象已消失殆尽,时局的动乱、政治环境的恶劣使办报风险加大,报人办报的投入也逐渐减少。袁世凯对报业的打击摧残,以及其后皖、直、奉各路军阀对袁世凯故伎的因袭,各种政治力量的明争暗斗,使得在近代政治运动中产生的政论报刊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中断。
袁世凯的篡权和复辟帝制以及大肆鼓吹封建迷信和复古思想的活动,竭力提倡封建道德和尊孔复古,公开宣传鬼神迷信,阻碍了民众的觉醒和社会的进步。此时,以陈独秀为主的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后,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国民,提出了广泛改造中国国民的政治主张。他们不再开展政党政治活动,而是转向启蒙运动,希望唤起民众的意识。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高举民主与科學的大旗,猛烈抨击孔孟思想和封建意识形态,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运动。随后的《每周评论》对国内外大事的关注和评论,《湘江评论》对世界新思潮的呼唤等400余种新报刊打破了军阀统治下的坚冰,再度成为宣传新思想的阵地,加上新闻学术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发展,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由此拉开帷幕,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时期。
西方:政党报刊的堕落和廉价报纸的出现。西方政党报纸说到底是一种“观点纸”(viewpoint-paper),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新闻纸”(news-paper)。这种“观点纸”自然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毋宁说它与资本主义是背道而驰的。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兴起,这种“观点纸”必然走向衰亡,势必被一种全新的报纸所取代。而这种全新的报纸就是以刊登、扩大销路、赚取利润和面向社会中下层的通俗商业小报,即“廉价报纸”。
廉价报纸的出现是工业革命的必然产物。18世纪后期,欧美主要国家的工业革命不仅引起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也给现代报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技术的重大变革,印刷机的应用,交通、通信条件的改善,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也使生产关系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得到了良好的调整,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这一切都极大地方便了新闻的生产,促进了西方新闻传播事业的突飞猛进,“廉价报纸”也由此成为现代大众报纸和商业报纸的开端,到19世纪末取代“政党报刊”成为西方报纸的主体。
中西方近代报刊两种出路的意义解析
中国新闻业的一次补救性发展。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经历了维新派革命派政党报刊以及军阀独裁的政党报刊时期,最后由启蒙报刊取而代之,這个过程可以说是对维新启蒙思想的一次补救,使报刊又回到了文人办报的篇章。中国历来就有政治家办报的传统,无论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还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都强调报纸的政治性。
维新时期政党报刊是新思想的重要载体,维新派人士办报的两次高潮都是为了向国人宣传其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主张,是一次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教育,拉开了禁锢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言禁的闸门。虽然维新派早期的报刊宣传思想是短暂而艰难的,但它以一种政论的报刊形式宣传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和发展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的出现,在革命思想和革命主张上同维新派展开了一次次的报刊论战,但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报刊发展环境的宽松,大量政党报刊的出现带来的却是各党派之间的相互谩骂、尔虞我诈,早期政党报刊的进步性已很难看到。再加上后来独裁专制的袁世凯对新闻事业的摧残和各系军阀对报刊的禁锢,使得报刊宣传思想、教育民众的作用消失殆尽。而启蒙报刊的出现,带来了中国报刊发展的新篇章,报刊又回归到了文人创作时期,这时的报刊不再是某些党派的喉舌和斗争工具,其担负的主要职责是反对封建迷信和复古思潮,提倡新文化、新思想。从此,中国报刊抛开了政治和政党的束缚,又拉开了文人办报、宣传思想的新篇章。
西方新闻业的一次回归性发展。西方廉价报纸的出现,使得报纸由政党报刊转向以商业大众报刊为主体,这对西方新闻业的发展来说是一次回归性的发展。西方的媒介制度决定了西方新闻传播的动力是以经济为本位的,是不同于中国的。
在西方,办报主体多为企业家或商人,有企业家办报的传统。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孵化了西方的近代报刊,最初以手抄小报形式出现的西方报刊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然而到了近代,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报刊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变化,西方报刊由市场转向政坛,经历了由手抄小报向政论报刊和政党报刊的转变,这一时期的报刊主要作为各党派宣传政治的工具,以政治为本位,基本上靠政府或政党补贴。然而随着政党报刊的没落和1833年本杰明·戴《太阳报》的创办,西方报业转入了廉价报刊阶段,报业又回归到了市场,商业报刊面向广大普通受众,经济上独立,政治上摆脱了政党的控制,成为以市场为导向的报纸。工业革命结束之后,1883年普利策《世界报》的创办标志着西方报业进入大众化时代。大众化报刊是商业报刊更为成熟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受众面更广、商业性更强,实现了大批量生产和发行,大众化报刊作为西方报刊的主流形式一直发展到现在。
注 释:
①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②蒋含平、谢鼎新:《简明中外新闻事业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④⑤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7级新闻学硕士生)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