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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文字是锋利而略带温情的，虽取材于平凡的生活场景，却总蕴含着温情与批判。笔者且借收录于苏教版七年级上册的鲁迅短篇小说《社戏》（统编版初中语文教科书将之列入八年级“民风民俗”主题单元），品读作品中温情与批判的力量，以就教于同行。
《社戏》是鲁迅写于1922年的短篇小说，发表于同年12月《小说月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作者用第一人称写“我”20年来三次看戏的经历：两次是辛亥革命后在北京看京戏，一次是少年时代在浙江绍兴乡村看社戏。作者以温情脉脉的笔触，描写了“我”十一二岁时在平桥村夜航到赵庄看戏的生活经历，刻画了以孩子头双喜、阿发、桂生等为代表的一群农家少年朋友的形象，表现了以六一公公为代表的劳动人民淳朴、善良、友爱、无私的品德力量，表达了作者对少年时代生活的深深怀念，特别是对农家朋友诚挚情谊的浓浓眷念。
一、品读双喜与六一公公“写包票”的温情
双喜的“写包票”贯穿于文章始末，双喜是“社戏”的第一“摆渡人”，是小说的上上人物，同时也是我们每个人童年时代最渴望能遇上的孩子领袖。小说中“平桥村”的环境描写则是鲁迅外祖母老家浙江绍兴鲁镇安桥村的艺术再现，文章开篇“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的环境描写则是为刻画双喜和六一公公等人物形象而伏脉。
双喜为了解除外祖母等长辈的疑虑，用三点理由“写包票”：一是“船又大”；二是“迅哥儿向来不乱跑”；三是“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看戏归来时，双喜又送“我”回到家，“都回来了！那里会错，我原说过写包票的！”从双喜有始有终的“写包票”，不难看出他是一个机灵聪明、果断周到、善解人意的孩子领袖，遂了“我”在平桥村所第一盼望的心愿。双喜的“写包票”蕴含了平桥村农家少年朋友与“我”之间的无限温情。与双喜“写包票”相映成趣的是六一公公的“写包票”。六一公公非常珍惜自己的劳动果实，对别人却又是那么慷慨大方，從他“嗔怪—询问—送豆—夸奖—写包票”这一系列的举动中，不难看出他的善良淳朴、热情厚道，也巧妙呼应了文章开篇“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所着力渲染的淳朴民风，足可媲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细细品读，一少年，一老者，都用“写包票”温暖了“我”少年的心，这正是童年时代的“我”在城镇中未曾见过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亲密与温情脉脉，甚至在“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中也是很少能再见到的。
二、品读乌篷船与白篷船“近远台”的批判
乌篷船被称为“绍兴水上三绝”，小的为“脚划船”，大的为“四明瓦”，适用的为“三明瓦”。
小说中八叔的航船是大船，是白篷船，是农民摆渡的渡船，不同于乌篷船，不同于“三明瓦”，不同于土财主的私家船。文章中有关乌篷船与白篷船“近远台”有几处描写，看似闲笔却露锋芒。“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近台没有什么空了，我们远远的看罢。”“这时船慢了，不久就到，果然近不得台旁，大家只能下了篙，比那正对戏台的神棚还要远。”
鲁迅在《集外集拾遗》中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和花鸟并不一样了。”就拿看社戏这件事来说，其实也是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戏台近处的空地到底被谁占了？答案不言自明。占据近台的大多是“乌篷船里的那些土财主的家眷，然而他们也不在乎看戏，多半是专到戏台下来吃糕饼水果和瓜子的”，土财主的家眷休闲、惬意，相较“乡下人为了明天的工作，熬不得夜，早都睡觉去了”，真是神仙般逍遥自在。品读到这，我们不禁要问：在那个时代，农民经受着怎样的压迫与痛苦？白篷船里的孩子们只能远远地翘首以望戏台，他们的明天还会离“戏台”很远吗？
一“黑”一“白”，一“近”一“远”，看似无意却露锋芒，这正是鲁迅先生对社会现实的有力批判与拷问！
三、品读小说结尾的温情与批判
要解读一篇小说，往往要读懂背景。背景因人而异，有时代的，有生活的，有文化的，有心理的……但最终都应依归于作者的创作思想。就《社戏》而言，首先需要厘清的是：鲁迅先生是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用笔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的吃人本质，发出“救救孩子”和毁坏封建“铁屋子”的呐喊，表现了鲜明的革命者立场。这是小说《社戏》的创作背景。
苏教版教材七年级上册“民俗风情”单元的《社戏》是节选，欲品文意，教师不妨带领学生进一步了解《社戏》的开篇：“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前十年是绝不看，因为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那两回全在后十年，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的第一回是民国元年初到北京的时候，第二回“忘记了那一年，总之是募集湖北水灾捐”。“至于我看好戏的时候，却实在已经是‘远哉遥遥’的了，其时恐怕我还不过十一二岁。”鲁迅用前两次看京戏的生厌反衬十一二岁时对看社戏的神往。整篇小说以“戏”为线索，结局与开篇形成鲜明的对比，相比北方的戏，“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其实，那夜的戏看得“我”昏昏欲睡，豆也很普通，但在“我”的感觉里，那夜看到的戏是最好的戏，那夜吃到的豆是最好的豆。关键不在看戏和吃豆本身，“我”所怀念的是平桥村孩子和老人的朴实与真挚，劳动的本领和办事的能力，农村自由的空气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谐，怀念的是这片乐土上的人好。这是“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也是骨头最硬的鲁迅先生战斗生涯中心灵深处最温情的一帧回忆。
（作者单位：泰州市教育局教研室）
《社戏》是鲁迅写于1922年的短篇小说，发表于同年12月《小说月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作者用第一人称写“我”20年来三次看戏的经历：两次是辛亥革命后在北京看京戏，一次是少年时代在浙江绍兴乡村看社戏。作者以温情脉脉的笔触，描写了“我”十一二岁时在平桥村夜航到赵庄看戏的生活经历，刻画了以孩子头双喜、阿发、桂生等为代表的一群农家少年朋友的形象，表现了以六一公公为代表的劳动人民淳朴、善良、友爱、无私的品德力量，表达了作者对少年时代生活的深深怀念，特别是对农家朋友诚挚情谊的浓浓眷念。
一、品读双喜与六一公公“写包票”的温情
双喜的“写包票”贯穿于文章始末，双喜是“社戏”的第一“摆渡人”，是小说的上上人物，同时也是我们每个人童年时代最渴望能遇上的孩子领袖。小说中“平桥村”的环境描写则是鲁迅外祖母老家浙江绍兴鲁镇安桥村的艺术再现，文章开篇“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的环境描写则是为刻画双喜和六一公公等人物形象而伏脉。
双喜为了解除外祖母等长辈的疑虑，用三点理由“写包票”：一是“船又大”；二是“迅哥儿向来不乱跑”；三是“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看戏归来时，双喜又送“我”回到家，“都回来了！那里会错，我原说过写包票的！”从双喜有始有终的“写包票”，不难看出他是一个机灵聪明、果断周到、善解人意的孩子领袖，遂了“我”在平桥村所第一盼望的心愿。双喜的“写包票”蕴含了平桥村农家少年朋友与“我”之间的无限温情。与双喜“写包票”相映成趣的是六一公公的“写包票”。六一公公非常珍惜自己的劳动果实，对别人却又是那么慷慨大方，從他“嗔怪—询问—送豆—夸奖—写包票”这一系列的举动中，不难看出他的善良淳朴、热情厚道，也巧妙呼应了文章开篇“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所着力渲染的淳朴民风，足可媲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细细品读，一少年，一老者，都用“写包票”温暖了“我”少年的心，这正是童年时代的“我”在城镇中未曾见过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亲密与温情脉脉，甚至在“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中也是很少能再见到的。
二、品读乌篷船与白篷船“近远台”的批判
乌篷船被称为“绍兴水上三绝”，小的为“脚划船”，大的为“四明瓦”，适用的为“三明瓦”。
小说中八叔的航船是大船，是白篷船，是农民摆渡的渡船，不同于乌篷船，不同于“三明瓦”，不同于土财主的私家船。文章中有关乌篷船与白篷船“近远台”有几处描写，看似闲笔却露锋芒。“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近台没有什么空了，我们远远的看罢。”“这时船慢了，不久就到，果然近不得台旁，大家只能下了篙，比那正对戏台的神棚还要远。”
鲁迅在《集外集拾遗》中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和花鸟并不一样了。”就拿看社戏这件事来说，其实也是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戏台近处的空地到底被谁占了？答案不言自明。占据近台的大多是“乌篷船里的那些土财主的家眷，然而他们也不在乎看戏，多半是专到戏台下来吃糕饼水果和瓜子的”，土财主的家眷休闲、惬意，相较“乡下人为了明天的工作，熬不得夜，早都睡觉去了”，真是神仙般逍遥自在。品读到这，我们不禁要问：在那个时代，农民经受着怎样的压迫与痛苦？白篷船里的孩子们只能远远地翘首以望戏台，他们的明天还会离“戏台”很远吗？
一“黑”一“白”，一“近”一“远”，看似无意却露锋芒，这正是鲁迅先生对社会现实的有力批判与拷问！
三、品读小说结尾的温情与批判
要解读一篇小说，往往要读懂背景。背景因人而异，有时代的，有生活的，有文化的，有心理的……但最终都应依归于作者的创作思想。就《社戏》而言，首先需要厘清的是：鲁迅先生是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用笔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的吃人本质，发出“救救孩子”和毁坏封建“铁屋子”的呐喊，表现了鲜明的革命者立场。这是小说《社戏》的创作背景。
苏教版教材七年级上册“民俗风情”单元的《社戏》是节选，欲品文意，教师不妨带领学生进一步了解《社戏》的开篇：“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前十年是绝不看，因为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那两回全在后十年，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的第一回是民国元年初到北京的时候，第二回“忘记了那一年，总之是募集湖北水灾捐”。“至于我看好戏的时候，却实在已经是‘远哉遥遥’的了，其时恐怕我还不过十一二岁。”鲁迅用前两次看京戏的生厌反衬十一二岁时对看社戏的神往。整篇小说以“戏”为线索，结局与开篇形成鲜明的对比，相比北方的戏，“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其实，那夜的戏看得“我”昏昏欲睡，豆也很普通，但在“我”的感觉里，那夜看到的戏是最好的戏，那夜吃到的豆是最好的豆。关键不在看戏和吃豆本身，“我”所怀念的是平桥村孩子和老人的朴实与真挚，劳动的本领和办事的能力，农村自由的空气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谐，怀念的是这片乐土上的人好。这是“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也是骨头最硬的鲁迅先生战斗生涯中心灵深处最温情的一帧回忆。
（作者单位：泰州市教育局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