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的《班主任》中的张峻石老师历来被人们认为是一位优秀的、像超人一样有拯救感意识的人物形象。那么，把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放到今天来看是否还会和以往的认知一样呢？
　　文章中有一处专门描写张老师是一个怎样的人，文中这样写道：“张老师一对厚嘴唇里迸出的话语，总是那么热情、生动、流利，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又像一把大笤帚，不停息地把学生心田上的灰尘无情地扫去……”在这里就明显地奠定了文章的基调，想要把张老师塑造成一个救世主的形象。
　　接着我们看张峻石老师对学生宋宝琦，张老师先去宋琦宝家进行家访，在与宋宝琦谈完话后，在张老师心里，宋宝琦是没有政治觉悟的，笼统地说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身上有资产阶级思想，有封建时代的“哥儿们义气”。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宋宝琦这样的学生不过就是缺少家庭关爱调皮捣蛋的孩子，一个初中生并不足以被标榜上那些标签。接着文章中又写道“请抱着解决实际问题、治疗我们祖国健壮躯体上的局部痈疽的态度，同我们的张老师一起，来考虑考虑如何教育、转变宋宝琦这类青少年吧！”这是一种极具政治色彩的口吻，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下文张老师与宋宝琦在关于《牛虻》一书的对话时，张老师也是顺从时代的声音，把一切都归罪于“四人帮”，并且满怀热情地要去拯救这些孩子，如文中所写“张老师只觉得心里的火苗扑腾扑腾往上蹿，一种无形的力量冲击着他的喉头，他几乎要喊出来——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在现在看来这样的话让我们觉得空洞。文中的张老师能出现这样的想法，可见张老师自身对当时的形势就沒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老师自身就是迷茫的又何以去救学生呢？这样的说法在文章中是矛盾的。
　　再来看张老师如何对学生谢惠敏。谢惠敏本身就是一个思想上被当时时代所扭曲的一个孩子，从处理麦穗事件的结果上看，张老师同谢惠敏一样把一件小事上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这里可见张老师本身也是受了时代思想的影响。文中对学生石红的描写是给予了肯定态度的，张老师和石红在小说中被分到同一类中，表现在张老师对石红过分的肯定，如文中所描写的石红的两本学习笔记，被拿到班会上和家长会上传看过，更让张老师觉得欣喜的是，这孩子常常能够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去思考、分析一些问题，这些思考和分析，往往比较正确，并体现在石红积极的行动中。读者不要忘记，无论是石红还是宋宝琦，或是谢惠敏，他们都还只是一个初中生，没必要被标榜上政治色彩，也没有多么高的政治觉悟，实际上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张老师无论是对石红肯定的态度，还是想拯救宋宝琦和谢惠敏，文中这样充满政治色彩的话语不在少数。例如，文中写道“他疼爱谢惠敏，如同医生疼爱一个不幸患上传染病的健壮孩子；他相信，凭着谢惠敏那正直的品格和朴实的感情，只要倾注全力加以治疗，那些‘四人帮’在她身上播下的病菌，是一定能够被杀灭的。”可见，从宋宝琦到谢惠敏，张峻石老师都没有反思过自身的思想问题，其实，在那样的年代大家都是迷茫的，每个人的思想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文革”影响，可是在文章的描写中我们感受到的张老师是一个被推向神坛的人物形象，读者会感到张老师所说的、所做的都是对的，容易造成一种张老师就是一个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形象的认识误区。
　　教师不是神话，更不应该用道德标准绑架教师，教师不是没有错误的，教师也是普通人，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不是教师高高在上，学生在下，一种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而应该是在应有的尊重上相互平等，教学相长。教师不仅是在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更在于内圣外王，自我反思，提升自己。孔子也一度被人推向神坛，盲目地信奉儒学中的一切，而今，我们以理智的眼光看待时，实际上是有其精华，也有其不足。
　　鲁迅《狂人日记》中也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狂人吃人，同时承认自己吃人，有对自己的估价和反思，有忏悔的精神。这能揭示“吃人”的本质，能反映出尖锐的社会问题，表现了作者对以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为主体内涵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抗，也表现了作者深刻的忏悔意识。
　　刘心武《班主任》一文写于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年，故事素材来源于刘心武在北京十三中的教学体验，刘心武自己也坦言“写完后，夜深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可见，文章的基调，文章中人物形象的设置都是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的。张峻石老师的“救救孩子”似乎与鲁迅的树人心态有所不同，应当是反思荒谬政治环境之后的一种反抗情绪，但依然是属于政冶写作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