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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 发 言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宋新宁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杨毅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杨 毅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时间 ：2002年4月12日
地点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国家安全，关系到我们的和平生活、经济建设，也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的成败，是每个人深深关注的问题。
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这内外两方面的因素使我们的国家安全环境达到了近代以来最好的状态。但是，近年来一系列新的事态的发展，引起我们对未来安全形势的新的思考。
在第一期"论坛"上，我们讨论了9.11后我们面临的处境；本次论坛，让我们再次聚焦中国的安全环境。--编者
阎学通 关于中国的国际环境，是国人关注的重大问题。我觉得有三个问题是最重要的。第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环境；或者说，什么样的安全环境对我们最有利。我觉得，很多人有这样一个看法：只要不打仗，就有了安全环境。不打仗就安全了吗？第二，是否应当把"仗打不起来"作为我们的最高安全目标。我们一直说，我们需要一个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那么，没打仗就一定是有利的国际环境吗？第三，中国到底用什么具体的手段维护和平环境。一方面，世界大国都说要维护世界和平；另一方面，所有大国都在加强国防建设。中国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以军事手段，还是以非军事手段维护和平环境。今天我们实际上也是讨论：和平环境的基础是什么？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怎样看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我们今后用什么办法维护中国的安全环境？我们面临的问题很明显，一是台独问题日益严重，二是美国压力不断加大。我们用什么办法才能有效地改善目前的安全状况，或者是维持现有的安全状况？
什么是我们的根本问题、根本利益
宋新宁 我认为，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界定中国的安全或安全环境。我们过去通常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现在，安全的观念已经越来越广了。我认为应当将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结合起来。从综合安全角度讲，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传统安全中的主权和领土完整，2、中国的经济发展，3、中国的国内安全或政治稳定，4、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影响和作用。在这四个方面，我们是否存在什么问题？什么是我们的根本问题、根本利益？
这涉及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布什总统访华时讲，中国是一个未来的世界大国；欧盟去年的对华政策文件称，中国将要成为一个大国。这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还不承认我们是一个世界大国。所以我们在涉及和考虑对外关系问题时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定位，用以判断外部环境对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国际地位是否有利、是好是坏。
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仍旧还是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这是中国面临的最根本的安全问题。对此，我是个乐观主义者。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不存在大的问题，因此国内的政治稳定不会有问题。从这个意义讲，目前的国际环境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内部政治稳定的。
周边、区域和全球安全环境的分层
宋新宁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中的分层问题。首先是周边。目前中国的周边环境总体是好的，比较棘手的是如何处理与日本的关系问题。还有一个是印度的问题。我并不认为印度的核武器对中国构成多大的实际威胁，但不能小视印度经济对我们构成的竞争。南亚是欧洲的传统市场。印度虽然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但是印度经济发展的潜力不能低估。最近，印度不光与美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合作在加强，而且在经济上与美国和欧洲的往来也在加强。有的欧洲学者提出，由于印度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其市场潜力对欧洲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度对中国是构成一定的经济压力的。中印之间的关系到底能怎样？能不能通过中印之间关系的发展来缓和我们在第三国市场可能构成的竞争？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其次是在区域范围内。东亚地区一直没有实际的区域合作机制，连自由贸易区也不存在。现在，区域合作机制的问题越来越提上了议事日程。如果在东亚能够实现真正的区域合作，应该说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是有利的。我的一个观点是：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如何面对第三世界。因为在经济上我们与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很强的竞争性。我们说在政治上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但是在经济上如何真正站在一起是有很大难度的。
再次是从全球范围来讲，我们如何看待面临的经济环境和战略环境。从经济上讲，美国和欧洲是中国的两大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在美洲，以美国为主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将在2005年实现，在欧洲，欧盟东扩的步伐在不断加快。美洲自由贸易区和欧盟东扩会不会对中国向美国和欧洲的出口构成影响？如果北美和欧洲两大市场出现问题，必然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我们现在的安全环境是近代以来最好
陶文钊 改革开放20多年，是我们国家近代以来安全环境最好的时期。回顾一下历史：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非常痛苦地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的观念，与一个新的国际体系打交道。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争前这30多年里，在几乎同样的国际环境中，中日都要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剥削，日本成功了，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家富强起来了；中国虽然进行了洋务运动，但封建统治没有根本变化，也未能成功摆脱列强的侵略，清政府日趋衰败。这30多年中国没有利用好机遇。
进入20世纪后，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又是一个较好的发展时机，欧洲列强忙于战争，对中国的控制、渗透减少，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得到改善，但是，时间太短了。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这十年时间应当说中国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执行了对日妥协路线。但长城以内还是得到了和平发展。后来抗战之所以能够坚持那么久，除了国际大环境以外，跟那十年中国的发展有关系，但这种发展被抗日战争打断了。
我们看到，所有这些机会，不是中国自己没有很好利用，就是时间太短，被战争打断。解放之后，五六十年代本来应是较好的发展时期。但是，一方面，由于左的指导方针，我们未能始终一贯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建设中也发生了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直到后来发生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当时处在冷战时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中国能够与之建立贸易联系的就是苏联阵营和一些民族独立国家，美国一直排斥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直到1971年基辛格访华前几个月，美国才取消了对中国的非战略物资禁运。到60年代末期，中苏分裂发展到边界冲突，中国一度曾经非常担心苏联的入侵。所以，当时的安全环境显然不好。
邓小平同志在倡导改革开放时，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认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从那时以来，20多年过去了，冷战结束了，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他的上述估计没有过时。江泽民主席最近在德国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中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现在，我们没有大规模的直接的战争和外敌入侵的威胁，有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安全环境还是近代以来最好的。
目前是周边环境最好的时期，
但战略态势正在趋于严峻
杨毅 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问题，也就是我们应该怎样争取一个有利的战略态势问题。我觉得，总的来讲，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们国家经济实力等各方面都提高很大，冷战结束后，我们可以自豪地讲，目前是中国周边环境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从原来面对美苏两面夹击，到目前没有直接外敌入侵的威胁，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从这个意义讲，现在确实是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但在另一方面，有一个不应忽略的问题是：我们的战略态势正在趋于严峻。
第一，我们在世界战略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所受到的压力增大了。这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上，是我们的经济实力持续高速发展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客观上讲，是世界格局的变化使我们被推上了第一线，没有缓冲带了。就像跌跤，跌在草皮上没事，若跌在水泥地上，那就不一样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调整，到布什上台后就比较明显地露出来了。一方面，美国把我们当作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军事上明显对我防范，而在其他方面，既想占领中国的市场，又要防范中国的经济力量过于强大。这样，我们自己就面临着整个国家发展是否平衡的问题：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在世界上的综合影响能力有没有同等比例的增加，经济投入和国家安全投入是否失衡。
第二，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扩大，中国的经济利益越来越漫出国界，走上世界。过去，只要国土之内安定，生产照常进行，国家就是稳定的。现在，和世界的联系愈来愈多了。从我们的战略资源看，仅进出口石油一项就不得了。根据对马六甲海峡过往油船的统计，近50％都是中国的。不用别的，如果这一通道被切断，我们怎么办，我们国内的战略石油储备又有多少？另外，中国的外贸对海上通道的依赖性很大。我们有没有能力维护这些发展潜力，是我们发展的制约因素。我们能不能仅靠国际机制的保障？我在驻美国使馆作海军武官时，曾有美国人问我，一旦发生情况，你们怎么来保卫你们的海洋战略通道？当时，我用外交辞令说，你们美国这个交通警察不是把秩序维持得很好吗，我们只要搭车就行了。但真正来讲，这是不可靠的。如果不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可以搭车；一旦发生冲突，那就不得了。比如，如果美国在台湾海峡实行大范围的封锁和海上禁运，我们能否承受得了？从长远来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安全环境变得严峻
起来的三个方面
陶文钊的确，我们现在的安全环境是最好的，但也正在变得严峻起来。
第一点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发展引起美国的疑虑。中国作为一个迅速上升中的国家，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双方对对方的战略意图都有疑虑。双方对对方的利益承认到什么地步，相互之间的利益如何进行调适，这是一个大问题。有的美国学者说，中美两国的冲突，是一个历史上的大陆国家在走向海洋的过程中和一个历史上的海洋国家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美国一些人怀疑中国要把美国利益赶出东亚，认为中国在从朝鲜半岛到台湾海峡到南中国海这整个地区与美国构成竞争关系；这自然引出中国人的一个问题；美国到底是否愿意看到中国强大起来？是否设法阻挠中国的发展、给中国制造障碍？
第二点就是台湾问题。1979年中美建交后，尤其在1982年"八·一七公报"签订后，一段时间内，台湾问题没有在中美关系中占据特别突出的地位。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发展了，海峡两岸关系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但自从1995年李登辉访美以来，台湾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现在我得到的印象是，美国正在与台湾发展一种有军事同盟的内容、无军事同盟的名义的关系：出售武器、交换情报、培训人员、高层互访，直至像布什总统去年说的"竭尽所能协防台湾"。军事同盟不也就是这些内容吗？这是最值得担心的事情。我觉得，对中国安全态势最大的威胁就是台湾问题。中美之间，还不存在因别的原因引起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可能。前不久泄露的美国《核态势报告》中提到的七个潜在的核打击目标就有中国，讲到中国时，具体就是指台湾问题。
第三，多极化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但近来我感到，对这种发展要有一个长远的观点，对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曲折要有充分的估计。现在的世界似乎比冷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像单极世界。9.11以后一个时期，美国为了组织反恐联盟，单边主义有所收敛。但是不久，随着阿富汗战争的顺利进展，它的单边主义倾向却愈加发展起来。比如退出《反导条约》，全世界都反对，联合国连续三年开会都呼吁维护《反导条约》、维护这个国际战略平衡的基石，但美国就是要退出，谁也拦不住。《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美国就是不批准；《禁止生化武器条约》议定书、《京都议定书》，就是不支持。这种发展趋势是令人忧虑的。
这种安全压力来自何方
宋新宁 从战略上讲，主要问题是如何估价美国的战略态势。对美国现在的单边主义倾向，我个人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从整体来讲，美国的单边主义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放弃了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构架。战后以来，国际社会的多边机制大都是美国搞起来的。美国在小布什上台后出现单边主义强化的趋势，但主要是在某些问题领域。现在很多人把美国的霸权界定为"制度霸权"，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霸权比单极霸权更有利于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美国的单边主义究竟只是在某些特定领域加强，还是发生了战略性的变化，这个问题应该认真研究。在一定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美国单边主义的出现是一种过渡性行为，即从一种制度霸权向新的制度霸权的过渡。目前存在的另外一个争论是：现在的国际制度是不是仍旧是美国独家称霸，其他国家"搭便车"。美国在70年代曾进行过较大的战略调整，其主旨就是不能让美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安全领域由美国独家承担责任，其他国家都"搭便车"，而应当由各国共同分担责任。
阎学通在安全环境的界定上，我的看法可能和新宁不太一致。如果把我国的国际环境分为三个方面--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安全环境的话，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环境是最好的。出口每年都增长，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美国、欧洲、日本，没有哪一个国家对中国采取经济遏制政策的。回顾历史，中国经济上出大问题都是出在自已的政策上(大跃进、文革等等)。我也不太同意进行战争必然破坏战争国经济的观点，美国二百年来进行了许多战争，但美国经济却不断发展。抗美援朝我们打了三年仗，在苏联的援助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形成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在境外和边境地区有过几次防御性的战争，但战争期间和战争后的经济是否能够发展，情况差别很大，战争与经济发展与否似乎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我认为战争与发展的关系不是绝对的。
我们的国际政治环境面临的威胁并不大，但安全上面临的威胁在明显增大。安全环境的大趋势是威胁在增长而不是在下降。我们安全最好的时期是80年代未和90年代初，1995年时还没有卷入大规模战争的危险，1996年起安全形势恶化了，关键就是"台独"问题。台湾问题的紧迫性越来越强，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想绕也绕不过去。台湾问题会不会导致像苏联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和印尼东帝汶独立所引发的那种国家分裂和社会动荡呢?这种风险使得我们感到台湾势力发展所带来的紧迫性。
这种安全压力来自何方?我觉得，与美国当局含蓄表达的支持台湾和平独立的政策有关。美对台湾问题的基本判断有变化。原来美国认为台湾独立必然引发战争，现在的判断是可能不会爆发战争。认为台湾独立没有战争风险，所以美国就开始支持台独。这是个根本性问题。如果它认为台独有风险、甚至有可能导致核战争，美国就不会这么干了。美国很可能不满足于与台湾的实质性军事合作，有推动美台正式军事合作的危险--美台联合军事演习，甚至恢复正式同盟。
导致出现上述局面的原因是什么？有两种观点：一种说是美国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上升所致；一种说是我们的政策没把握好。而我个人则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冷战后的国际格局所决定的，即美国视中国为潜在对手所决定的，这一点非我们所能改变的。除非在世界上能出现一个在实力地位上比我们更有潜力的国家对美国真正构成威胁，否则这种局面不会改变。这是中美两国所处的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决定的。因此，我认为，我们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其他因素都是第二位的。我们只有承认中美结构性矛盾这个事实，才能制定出相应的、切实可行的政策。
美国并不认为中国的实力和它在一个档次上，它只是认为现在没有比中国更能对他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华政策发展趋势是遏制为主、接触为辅，现在美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中国局，好像更重视中国了，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好事，而是防范中国的力度加大了，就像冷战时期美国国务院有个苏联局一样。
现实的安全威胁，就是台弯问题
宋新宁 如果说我们面临什么现实的安全威胁，那就是台湾问题，这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导致中国卷入战争的问题。其他都算不了什么。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应当向世界表明我们的利益所在，明确为什么台湾问题对中国是生死攸关，没有妥协余地的。就像小平同志在谈及香港问题时讲的那样：谁在香港问题让步，哪个政府都得下台。这就是我们的底牌，这就是我们无法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不使用武力的承诺的原因所在。
阎学通我们在21世纪面临着三大任务(维护和平、实现现代化、祖国统一)，我们应侧重哪一条，如何选择呢？这三项都实现最好，但如果不能都得，就有个次序问题。
杨毅对台湾问题，有的同志从经济利益方面考虑，也有的从政治方面考虑。我认为应该从国家的根本利益示考虑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一天不解决，它就要牵扯你多少经济、政治、外交精力?你要投入多少资源?花多少军费?只要台湾不独立，我就一心搞国内建设，并在军事上进行威慑，以武促统、以武制独，这是最理想的，但形势发展会不会如我们所愿?因此我们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
怎样维持和改善目前我们的安全环境
宋新宁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维持和改善目前我们的安全环境。我并不认为中国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中国目前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分层次地将中国的国家利益界定清楚，把我们的各个问题领域的底线界定清楚。许多国家对我们有所怀疑，缺乏信任，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这么快，国家政权如此强大有力，让人产生疑虑，不知道中国要谋求什么样的利益，因而把我们看作潜在的威胁。许多问题就是因为界定不清、底线不明造成的。
陶文钊 当然，我们在国际格局中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中国倡导一种新的安全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这是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的。我们知道，现在经济全球化是一种世界潮流，但反全球化也是一种世界潮流。因为近十几年来的状况确实是：穷国和富国的差距拉大了，穷国和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增加了。所以许多劳工组织就认为，全球化只是富国得到了好处，尤其是美国的一些大跨国公司得到好处，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没有从中获益。所以这些年来在西雅图、在达沃斯、在热那亚等爆发过多次劳工组织反全球化的示威游行。2000年10月在汉城举行欧亚23国（包括欧盟）首脑会议。与此平行，有一个"人民论坛"，这就是一些欧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去年中国和东盟国家决定在十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与一些东盟国家之间有南海岛屿的领土争端。一些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有一些不必要的担心。我近年来在曼谷、马尼拉参加一些国际会议时，一些东盟国家学者对我讲他们自己的"小国心态"，要我们中国对他们的担心表示理解。倡导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就是通过互利的协作达到经济上的共同发展，通过经济上的共同繁荣，还能消除误会、增进信任，因此这不仅对双方的经济发展是双赢的，而且也对改善我们的安全环境有利。
不使用军队，还是使用军队才
能维持和平?这是一个重大的认识问题。
阎学通 如何改善我们的安全环境?靠把经济搞上去、靠外交工作、国防建设要加强等等，都是必要手段。但我个人认为这里面有个策略问题。面对外部威胁，是靠让步、妥协来满足对方一部分要求来减少威胁，还是让它清楚地感觉到，严重损害你的利益的后果将使它付出太大的代价，从而知害而退?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有必要考虑如何使用我们的国防力量。一句话：既想在决不使用国防力量的前题下，改善我国目前的安全环境是极其困难的。一个没有使用过的军事力量是没有可信性的，这种力量的威慑作用是很有限的。当对方认为你的军队没战斗能力，认为你没有使用军队的决心时，这支军队就没有威慑力。是不使用军队才能维持和平，还是使用军队才能维持和平?这是一个重大的认识问题。
杨毅 单纯靠外交，不行。单纯靠经济，也不行。我觉得应当是综合性的。在此问题上，应该说，加强军队建设、加大国防投入，不单单是军队的事情，而应当是全民族的。是一个国家综合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加强国防建设，有人就要说中国要扩张，就说面临中国的威胁，实际这是误区，我们自己首先不要束缚住手脚。我们的发展要成比例的同步发展。另外，发展军事力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全都是负面的，可以拉动高科技产业，带动整个的发展。总的来讲，不应只看到眼前，要有忧患意识。面临战略态势的严峻，我们还是要综合发展，其中包括加强国防建设的投入。
敢于拼命，对手知道你会拼命，
才会不敢过分玩火
杨毅 做为军人，我们可能对安全问题的敏感度要远远高于普通老百姓。美国搞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去年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今年出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使我们面临的安全问题显得更严重了，严重之处并不在于有人把中国列入"黑名单"（冷战时期美苏都曾把中国列入"黑名单"），严重的是美国追求的一种态势，即一种"绝对安全"。美国把过去陆基、空基、海基三位一体的防卫体系改为包括天基在内的全方位的、攻守兼备的体系，可以把先发制人的进攻性力量作为防御手段。核优势加上攻守兼备的体系，很可能使中国回到1964年核试验前后所面临的那种安全态势：有核武器，但没有反击能力，等于没有。美国会更加咄咄逼人。海峡两岸统一问题的进程受到严重威胁，美台军事关系将会进一步发展，不是偷偷摸摸或是半遮半掩的半公开，而是堂而皇之的公开往来。所以美国人和陈水扁不断地在玩火。过去我们说不怕，因为美国不会为了小小的台湾而让自己的儿女去流血。这可能是一个战略判断错误。美国公开讲：如果在台湾没有采取什么挑衅行动的情况下大陆攻台，美国肯定介入；如果台湾采取了挑衅行动则另当别论。严重的形势是，陈水扁的"渐进式"台独一步步逼进你的红线，国家统一受到威胁，我们将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选择：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的问题两者之间怎么平衡?怎么定位?关键是发展经济，增强自己的实力，不与美国争什么利益。但发展经济并不等于说不发展国防力量，并不等于说你触动了我的根本利益时我不和你拼命。只有你敢于拼命，别人知道你会拼命，对手才会不敢过分玩火。▲
宋新宁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杨毅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杨 毅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时间 ：2002年4月12日
地点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国家安全，关系到我们的和平生活、经济建设，也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的成败，是每个人深深关注的问题。
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这内外两方面的因素使我们的国家安全环境达到了近代以来最好的状态。但是，近年来一系列新的事态的发展，引起我们对未来安全形势的新的思考。
在第一期"论坛"上，我们讨论了9.11后我们面临的处境；本次论坛，让我们再次聚焦中国的安全环境。--编者
阎学通 关于中国的国际环境，是国人关注的重大问题。我觉得有三个问题是最重要的。第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环境；或者说，什么样的安全环境对我们最有利。我觉得，很多人有这样一个看法：只要不打仗，就有了安全环境。不打仗就安全了吗？第二，是否应当把"仗打不起来"作为我们的最高安全目标。我们一直说，我们需要一个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那么，没打仗就一定是有利的国际环境吗？第三，中国到底用什么具体的手段维护和平环境。一方面，世界大国都说要维护世界和平；另一方面，所有大国都在加强国防建设。中国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以军事手段，还是以非军事手段维护和平环境。今天我们实际上也是讨论：和平环境的基础是什么？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怎样看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我们今后用什么办法维护中国的安全环境？我们面临的问题很明显，一是台独问题日益严重，二是美国压力不断加大。我们用什么办法才能有效地改善目前的安全状况，或者是维持现有的安全状况？
什么是我们的根本问题、根本利益
宋新宁 我认为，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界定中国的安全或安全环境。我们过去通常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现在，安全的观念已经越来越广了。我认为应当将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结合起来。从综合安全角度讲，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传统安全中的主权和领土完整，2、中国的经济发展，3、中国的国内安全或政治稳定，4、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影响和作用。在这四个方面，我们是否存在什么问题？什么是我们的根本问题、根本利益？
这涉及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布什总统访华时讲，中国是一个未来的世界大国；欧盟去年的对华政策文件称，中国将要成为一个大国。这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还不承认我们是一个世界大国。所以我们在涉及和考虑对外关系问题时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定位，用以判断外部环境对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国际地位是否有利、是好是坏。
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仍旧还是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这是中国面临的最根本的安全问题。对此，我是个乐观主义者。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不存在大的问题，因此国内的政治稳定不会有问题。从这个意义讲，目前的国际环境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内部政治稳定的。
周边、区域和全球安全环境的分层
宋新宁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中的分层问题。首先是周边。目前中国的周边环境总体是好的，比较棘手的是如何处理与日本的关系问题。还有一个是印度的问题。我并不认为印度的核武器对中国构成多大的实际威胁，但不能小视印度经济对我们构成的竞争。南亚是欧洲的传统市场。印度虽然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但是印度经济发展的潜力不能低估。最近，印度不光与美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合作在加强，而且在经济上与美国和欧洲的往来也在加强。有的欧洲学者提出，由于印度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其市场潜力对欧洲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度对中国是构成一定的经济压力的。中印之间的关系到底能怎样？能不能通过中印之间关系的发展来缓和我们在第三国市场可能构成的竞争？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其次是在区域范围内。东亚地区一直没有实际的区域合作机制，连自由贸易区也不存在。现在，区域合作机制的问题越来越提上了议事日程。如果在东亚能够实现真正的区域合作，应该说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是有利的。我的一个观点是：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如何面对第三世界。因为在经济上我们与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很强的竞争性。我们说在政治上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但是在经济上如何真正站在一起是有很大难度的。
再次是从全球范围来讲，我们如何看待面临的经济环境和战略环境。从经济上讲，美国和欧洲是中国的两大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在美洲，以美国为主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将在2005年实现，在欧洲，欧盟东扩的步伐在不断加快。美洲自由贸易区和欧盟东扩会不会对中国向美国和欧洲的出口构成影响？如果北美和欧洲两大市场出现问题，必然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我们现在的安全环境是近代以来最好
陶文钊 改革开放20多年，是我们国家近代以来安全环境最好的时期。回顾一下历史：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非常痛苦地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的观念，与一个新的国际体系打交道。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争前这30多年里，在几乎同样的国际环境中，中日都要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剥削，日本成功了，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家富强起来了；中国虽然进行了洋务运动，但封建统治没有根本变化，也未能成功摆脱列强的侵略，清政府日趋衰败。这30多年中国没有利用好机遇。
进入20世纪后，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又是一个较好的发展时机，欧洲列强忙于战争，对中国的控制、渗透减少，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得到改善，但是，时间太短了。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这十年时间应当说中国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执行了对日妥协路线。但长城以内还是得到了和平发展。后来抗战之所以能够坚持那么久，除了国际大环境以外，跟那十年中国的发展有关系，但这种发展被抗日战争打断了。
我们看到，所有这些机会，不是中国自己没有很好利用，就是时间太短，被战争打断。解放之后，五六十年代本来应是较好的发展时期。但是，一方面，由于左的指导方针，我们未能始终一贯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建设中也发生了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直到后来发生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当时处在冷战时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中国能够与之建立贸易联系的就是苏联阵营和一些民族独立国家，美国一直排斥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直到1971年基辛格访华前几个月，美国才取消了对中国的非战略物资禁运。到60年代末期，中苏分裂发展到边界冲突，中国一度曾经非常担心苏联的入侵。所以，当时的安全环境显然不好。
邓小平同志在倡导改革开放时，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认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从那时以来，20多年过去了，冷战结束了，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他的上述估计没有过时。江泽民主席最近在德国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中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现在，我们没有大规模的直接的战争和外敌入侵的威胁，有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安全环境还是近代以来最好的。
目前是周边环境最好的时期，
但战略态势正在趋于严峻
杨毅 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问题，也就是我们应该怎样争取一个有利的战略态势问题。我觉得，总的来讲，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们国家经济实力等各方面都提高很大，冷战结束后，我们可以自豪地讲，目前是中国周边环境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从原来面对美苏两面夹击，到目前没有直接外敌入侵的威胁，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从这个意义讲，现在确实是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但在另一方面，有一个不应忽略的问题是：我们的战略态势正在趋于严峻。
第一，我们在世界战略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所受到的压力增大了。这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上，是我们的经济实力持续高速发展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客观上讲，是世界格局的变化使我们被推上了第一线，没有缓冲带了。就像跌跤，跌在草皮上没事，若跌在水泥地上，那就不一样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调整，到布什上台后就比较明显地露出来了。一方面，美国把我们当作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军事上明显对我防范，而在其他方面，既想占领中国的市场，又要防范中国的经济力量过于强大。这样，我们自己就面临着整个国家发展是否平衡的问题：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在世界上的综合影响能力有没有同等比例的增加，经济投入和国家安全投入是否失衡。
第二，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扩大，中国的经济利益越来越漫出国界，走上世界。过去，只要国土之内安定，生产照常进行，国家就是稳定的。现在，和世界的联系愈来愈多了。从我们的战略资源看，仅进出口石油一项就不得了。根据对马六甲海峡过往油船的统计，近50％都是中国的。不用别的，如果这一通道被切断，我们怎么办，我们国内的战略石油储备又有多少？另外，中国的外贸对海上通道的依赖性很大。我们有没有能力维护这些发展潜力，是我们发展的制约因素。我们能不能仅靠国际机制的保障？我在驻美国使馆作海军武官时，曾有美国人问我，一旦发生情况，你们怎么来保卫你们的海洋战略通道？当时，我用外交辞令说，你们美国这个交通警察不是把秩序维持得很好吗，我们只要搭车就行了。但真正来讲，这是不可靠的。如果不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可以搭车；一旦发生冲突，那就不得了。比如，如果美国在台湾海峡实行大范围的封锁和海上禁运，我们能否承受得了？从长远来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安全环境变得严峻
起来的三个方面
陶文钊的确，我们现在的安全环境是最好的，但也正在变得严峻起来。
第一点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发展引起美国的疑虑。中国作为一个迅速上升中的国家，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双方对对方的战略意图都有疑虑。双方对对方的利益承认到什么地步，相互之间的利益如何进行调适，这是一个大问题。有的美国学者说，中美两国的冲突，是一个历史上的大陆国家在走向海洋的过程中和一个历史上的海洋国家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美国一些人怀疑中国要把美国利益赶出东亚，认为中国在从朝鲜半岛到台湾海峡到南中国海这整个地区与美国构成竞争关系；这自然引出中国人的一个问题；美国到底是否愿意看到中国强大起来？是否设法阻挠中国的发展、给中国制造障碍？
第二点就是台湾问题。1979年中美建交后，尤其在1982年"八·一七公报"签订后，一段时间内，台湾问题没有在中美关系中占据特别突出的地位。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发展了，海峡两岸关系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但自从1995年李登辉访美以来，台湾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现在我得到的印象是，美国正在与台湾发展一种有军事同盟的内容、无军事同盟的名义的关系：出售武器、交换情报、培训人员、高层互访，直至像布什总统去年说的"竭尽所能协防台湾"。军事同盟不也就是这些内容吗？这是最值得担心的事情。我觉得，对中国安全态势最大的威胁就是台湾问题。中美之间，还不存在因别的原因引起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可能。前不久泄露的美国《核态势报告》中提到的七个潜在的核打击目标就有中国，讲到中国时，具体就是指台湾问题。
第三，多极化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但近来我感到，对这种发展要有一个长远的观点，对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曲折要有充分的估计。现在的世界似乎比冷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像单极世界。9.11以后一个时期，美国为了组织反恐联盟，单边主义有所收敛。但是不久，随着阿富汗战争的顺利进展，它的单边主义倾向却愈加发展起来。比如退出《反导条约》，全世界都反对，联合国连续三年开会都呼吁维护《反导条约》、维护这个国际战略平衡的基石，但美国就是要退出，谁也拦不住。《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美国就是不批准；《禁止生化武器条约》议定书、《京都议定书》，就是不支持。这种发展趋势是令人忧虑的。
这种安全压力来自何方
宋新宁 从战略上讲，主要问题是如何估价美国的战略态势。对美国现在的单边主义倾向，我个人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从整体来讲，美国的单边主义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放弃了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构架。战后以来，国际社会的多边机制大都是美国搞起来的。美国在小布什上台后出现单边主义强化的趋势，但主要是在某些问题领域。现在很多人把美国的霸权界定为"制度霸权"，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霸权比单极霸权更有利于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美国的单边主义究竟只是在某些特定领域加强，还是发生了战略性的变化，这个问题应该认真研究。在一定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美国单边主义的出现是一种过渡性行为，即从一种制度霸权向新的制度霸权的过渡。目前存在的另外一个争论是：现在的国际制度是不是仍旧是美国独家称霸，其他国家"搭便车"。美国在70年代曾进行过较大的战略调整，其主旨就是不能让美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安全领域由美国独家承担责任，其他国家都"搭便车"，而应当由各国共同分担责任。
阎学通在安全环境的界定上，我的看法可能和新宁不太一致。如果把我国的国际环境分为三个方面--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安全环境的话，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环境是最好的。出口每年都增长，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美国、欧洲、日本，没有哪一个国家对中国采取经济遏制政策的。回顾历史，中国经济上出大问题都是出在自已的政策上(大跃进、文革等等)。我也不太同意进行战争必然破坏战争国经济的观点，美国二百年来进行了许多战争，但美国经济却不断发展。抗美援朝我们打了三年仗，在苏联的援助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形成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在境外和边境地区有过几次防御性的战争，但战争期间和战争后的经济是否能够发展，情况差别很大，战争与经济发展与否似乎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我认为战争与发展的关系不是绝对的。
我们的国际政治环境面临的威胁并不大，但安全上面临的威胁在明显增大。安全环境的大趋势是威胁在增长而不是在下降。我们安全最好的时期是80年代未和90年代初，1995年时还没有卷入大规模战争的危险，1996年起安全形势恶化了，关键就是"台独"问题。台湾问题的紧迫性越来越强，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想绕也绕不过去。台湾问题会不会导致像苏联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和印尼东帝汶独立所引发的那种国家分裂和社会动荡呢?这种风险使得我们感到台湾势力发展所带来的紧迫性。
这种安全压力来自何方?我觉得，与美国当局含蓄表达的支持台湾和平独立的政策有关。美对台湾问题的基本判断有变化。原来美国认为台湾独立必然引发战争，现在的判断是可能不会爆发战争。认为台湾独立没有战争风险，所以美国就开始支持台独。这是个根本性问题。如果它认为台独有风险、甚至有可能导致核战争，美国就不会这么干了。美国很可能不满足于与台湾的实质性军事合作，有推动美台正式军事合作的危险--美台联合军事演习，甚至恢复正式同盟。
导致出现上述局面的原因是什么？有两种观点：一种说是美国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上升所致；一种说是我们的政策没把握好。而我个人则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冷战后的国际格局所决定的，即美国视中国为潜在对手所决定的，这一点非我们所能改变的。除非在世界上能出现一个在实力地位上比我们更有潜力的国家对美国真正构成威胁，否则这种局面不会改变。这是中美两国所处的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决定的。因此，我认为，我们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其他因素都是第二位的。我们只有承认中美结构性矛盾这个事实，才能制定出相应的、切实可行的政策。
美国并不认为中国的实力和它在一个档次上，它只是认为现在没有比中国更能对他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华政策发展趋势是遏制为主、接触为辅，现在美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中国局，好像更重视中国了，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好事，而是防范中国的力度加大了，就像冷战时期美国国务院有个苏联局一样。
现实的安全威胁，就是台弯问题
宋新宁 如果说我们面临什么现实的安全威胁，那就是台湾问题，这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导致中国卷入战争的问题。其他都算不了什么。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应当向世界表明我们的利益所在，明确为什么台湾问题对中国是生死攸关，没有妥协余地的。就像小平同志在谈及香港问题时讲的那样：谁在香港问题让步，哪个政府都得下台。这就是我们的底牌，这就是我们无法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不使用武力的承诺的原因所在。
阎学通我们在21世纪面临着三大任务(维护和平、实现现代化、祖国统一)，我们应侧重哪一条，如何选择呢？这三项都实现最好，但如果不能都得，就有个次序问题。
杨毅对台湾问题，有的同志从经济利益方面考虑，也有的从政治方面考虑。我认为应该从国家的根本利益示考虑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一天不解决，它就要牵扯你多少经济、政治、外交精力?你要投入多少资源?花多少军费?只要台湾不独立，我就一心搞国内建设，并在军事上进行威慑，以武促统、以武制独，这是最理想的，但形势发展会不会如我们所愿?因此我们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
怎样维持和改善目前我们的安全环境
宋新宁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维持和改善目前我们的安全环境。我并不认为中国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中国目前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分层次地将中国的国家利益界定清楚，把我们的各个问题领域的底线界定清楚。许多国家对我们有所怀疑，缺乏信任，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这么快，国家政权如此强大有力，让人产生疑虑，不知道中国要谋求什么样的利益，因而把我们看作潜在的威胁。许多问题就是因为界定不清、底线不明造成的。
陶文钊 当然，我们在国际格局中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中国倡导一种新的安全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这是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的。我们知道，现在经济全球化是一种世界潮流，但反全球化也是一种世界潮流。因为近十几年来的状况确实是：穷国和富国的差距拉大了，穷国和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增加了。所以许多劳工组织就认为，全球化只是富国得到了好处，尤其是美国的一些大跨国公司得到好处，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没有从中获益。所以这些年来在西雅图、在达沃斯、在热那亚等爆发过多次劳工组织反全球化的示威游行。2000年10月在汉城举行欧亚23国（包括欧盟）首脑会议。与此平行，有一个"人民论坛"，这就是一些欧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去年中国和东盟国家决定在十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与一些东盟国家之间有南海岛屿的领土争端。一些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有一些不必要的担心。我近年来在曼谷、马尼拉参加一些国际会议时，一些东盟国家学者对我讲他们自己的"小国心态"，要我们中国对他们的担心表示理解。倡导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就是通过互利的协作达到经济上的共同发展，通过经济上的共同繁荣，还能消除误会、增进信任，因此这不仅对双方的经济发展是双赢的，而且也对改善我们的安全环境有利。
不使用军队，还是使用军队才
能维持和平?这是一个重大的认识问题。
阎学通 如何改善我们的安全环境?靠把经济搞上去、靠外交工作、国防建设要加强等等，都是必要手段。但我个人认为这里面有个策略问题。面对外部威胁，是靠让步、妥协来满足对方一部分要求来减少威胁，还是让它清楚地感觉到，严重损害你的利益的后果将使它付出太大的代价，从而知害而退?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有必要考虑如何使用我们的国防力量。一句话：既想在决不使用国防力量的前题下，改善我国目前的安全环境是极其困难的。一个没有使用过的军事力量是没有可信性的，这种力量的威慑作用是很有限的。当对方认为你的军队没战斗能力，认为你没有使用军队的决心时，这支军队就没有威慑力。是不使用军队才能维持和平，还是使用军队才能维持和平?这是一个重大的认识问题。
杨毅 单纯靠外交，不行。单纯靠经济，也不行。我觉得应当是综合性的。在此问题上，应该说，加强军队建设、加大国防投入，不单单是军队的事情，而应当是全民族的。是一个国家综合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加强国防建设，有人就要说中国要扩张，就说面临中国的威胁，实际这是误区，我们自己首先不要束缚住手脚。我们的发展要成比例的同步发展。另外，发展军事力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全都是负面的，可以拉动高科技产业，带动整个的发展。总的来讲，不应只看到眼前，要有忧患意识。面临战略态势的严峻，我们还是要综合发展，其中包括加强国防建设的投入。
敢于拼命，对手知道你会拼命，
才会不敢过分玩火
杨毅 做为军人，我们可能对安全问题的敏感度要远远高于普通老百姓。美国搞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去年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今年出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使我们面临的安全问题显得更严重了，严重之处并不在于有人把中国列入"黑名单"（冷战时期美苏都曾把中国列入"黑名单"），严重的是美国追求的一种态势，即一种"绝对安全"。美国把过去陆基、空基、海基三位一体的防卫体系改为包括天基在内的全方位的、攻守兼备的体系，可以把先发制人的进攻性力量作为防御手段。核优势加上攻守兼备的体系，很可能使中国回到1964年核试验前后所面临的那种安全态势：有核武器，但没有反击能力，等于没有。美国会更加咄咄逼人。海峡两岸统一问题的进程受到严重威胁，美台军事关系将会进一步发展，不是偷偷摸摸或是半遮半掩的半公开，而是堂而皇之的公开往来。所以美国人和陈水扁不断地在玩火。过去我们说不怕，因为美国不会为了小小的台湾而让自己的儿女去流血。这可能是一个战略判断错误。美国公开讲：如果在台湾没有采取什么挑衅行动的情况下大陆攻台，美国肯定介入；如果台湾采取了挑衅行动则另当别论。严重的形势是，陈水扁的"渐进式"台独一步步逼进你的红线，国家统一受到威胁，我们将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选择：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的问题两者之间怎么平衡?怎么定位?关键是发展经济，增强自己的实力，不与美国争什么利益。但发展经济并不等于说不发展国防力量，并不等于说你触动了我的根本利益时我不和你拼命。只有你敢于拼命，别人知道你会拼命，对手才会不敢过分玩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