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有一次姐姐想穿裙子坐火车，被母亲骂了一顿。从此，我得到这样的“教育”：一、出门旅行应该穿不起眼的旧衣服；二、穿花裙子旅行都是浅薄甚至不正经女人的所为。
　　这个认识体现了二三十年前老百姓谨小慎微、审时度势的生活哲学。出门在外，意味着条件恶劣卫生无保障，舍不得拿得之不易的新衣服去白白折腾。人在旅途，尽可能收敛锋芒，是保证安全的起码策略。
　　过去的生活常识变成如今的时代荒谬，可儿时的戒律仍在我心底根深蒂固。出门旅行，我仍遵循“低调”原则，安全倒在其次，主要还是为了方便。能拆分为三截的快干裤、T恤、衬衫、抓绒衣、防水外套，构成我的基本装备。
　　但几年前的一次骑行，将这一铁律打破。临行前鬼使神差往包里塞了条裙子，本意是做换洗，不想一路上却对调节心情起到巨大作用：每到一个城市，换下被汗水浸透的一身“中性户外”，穿上凉爽透气的蓝裙子，心情也跟着轻盈起来。暂时忘却骑行喧嚣，仿佛这是一趟慵懒旖旎的度假之旅。
　　泰戈尔说，必须有段完整的停歇，好把圆满编进音乐。蓝裙子在此，就起到了那个至关重要“停歇”的功用，使我们的骑行有了起承转合、恰当的节奏：抚慰了劳碌、稀释了艰辛、嘉许了坚持，不期然，还焕发了被我长期忽略打压的女性意识。
　　那趟下来，蓝裙子的背部被东南亚强烈的阳光晒败了色，可那不是残缺反是功勋。这次收拾去尼泊尔的行装，毫不犹豫第一时间又把它塞进背包。
　　尼泊尔之行我并未安排什么徒步攀援探险项目，与过往的旅程相比，多了几分随遇而安的闲散。收拾行装时，眼光便怎么都不能从衣柜里几条花裙子移开。带还是不带？尤其一条用料特别奢侈裙摆特别大、像盛放花束的“民族风”长裙？
　　最后一刻我终于下定决心，带上了这条很有可能成为旅途累赘的长裙，另外还选了一条轻便淡雅的——看起来，尼泊尔之行的基调，被我潜意识里定义为：裙子之旅。
　　甫到加都，面对满眼姹紫嫣红，我明白，选择正确！尼泊尔妇女对颜色的大胆搭配已到随心所欲的自由之境，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她们不敢穿的，穿出来，还奇妙和谐。贫穷、落后、拥挤、残破，与此同时，欢快、明丽、丰富、多彩——穷街陋巷流淌的是一曲色彩组成的多声部晴朗礼赞。不需要晦暗，不需要沉重，在色彩搭建的理想天堂里，人们气定神闲，度过贫穷无法剥夺、美丽的一生。
　　想象一下，在梵天、毗湿奴、湿婆、黑天、罗摩、因陀罗、雪山女神、杜尔迦女神、罗其蜜女神的土地上，在库丽玛女神的注视下，你灰扑扑的一身何其扫兴，怎能与之对话，进而共舞？幸好我的背包里有色彩的精灵蠢蠢欲动，不是一条而是三条，从素净的纯蓝到乖巧的碎花。
　　它们随我在加都漫游，裙裾飞扬的同时，也与周遭五彩打了招呼拜了码头，交上朋友达成默契。来到博卡拉，费瓦湖中分外清晰的安娜普纳峰雪白的倒影告诉我，背包里那一簇肆意张扬，是时候让它破茧而出。
　　回首尼泊尔之旅的“博卡拉乐章”，主旋律是前所未有的盛放。规矩、忌讳、禁锢，全抛在脑后，仿佛神话故事里能点石成金的“魔衣”，穿上花裙子的我不复向来的拘谨羞涩，我兴高采烈肆无忌惮。在“魔衣”非凡的庇护下，我暂时跳脱出“我”，如诗人西川所说，在一个无人认识我的地方，我就是“无人”。
　　我虚构自己。我假装消失。我获得自由自在、意外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