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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知识越多越反动”，从“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到“寒门难出贵子”。“读书无用论”轮番上场。
1966年6月，北京女一中和四中的部分高三学生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状告当时的高考制度使得许多青年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分数挂帅，将大量优秀工农和革命干部的子女拒之门外，要求“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知识越多越反动”
要求废除高考的学生来信，很快产生了反响。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当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论说：招生制度、学制、考试制度、升留级制度以及教育内容均要改革。“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
1966年—1976年的“文革”提出“无产阶级文化要同过去的文化断绝关系”。毛泽东曾说：“读书越多越蠢”，这句话在“文革”十年中发展为“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论”出现。
全国所有高等院校在1966年停止招生，高考被废除。中小学也开始停课闹革命，一时间，正常的教学与管理无法进行，教育秩序空前混乱。
学生入校后忙于“阶级斗争”，许多大学毕业生还达不到中专文化水平，最简单的算术题1/2加1/2竟然算出结果是2/4。老师们随时可能被扣上“修正主义”、走“白专道路”的帽子。1968年末，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700多万人。
读书没有用场，反倒落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的骂名。读书多反而让人担惊受怕。
“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这句顺口溜曾引发过一场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1973年7月，河南南阳唐河县女学生张玉勤在英语试卷的背面写下了这个顺口溜。那次考试，她的英语成绩只得了6分。校长罗长奇在会上批评了她，班主任杨天成要求她写检讨。第三天早上，人们在虎山水库里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
此事后被定性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张玉勤在卷子背面写的顺口溜，变成了风靡一时的革命口号。1974年，杨天成和罗长奇被逮捕。该事件波及全国，一批中小学老师被打成“复辟”典型。事件发生所在地唐河县共揪出“罗长奇、杨天成式人物”280人。张玉勤被追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并给她立了碑。
将“读书无用论”推上高潮的，是“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1973年，举行了“文革”中唯一一次大学招生文化考试。在辽宁兴城县农村插队的张铁生，获得了参加考试的机会。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整张试卷他只会做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成绩公布：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
他在理化试卷背面写了“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张铁生说“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我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
《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随后，《红旗》杂志转载时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扑”。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高考结束后，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后又被学校破例发展为党员。
“白卷英雄”张铁生，把“读书无用论”推上了高潮。
历史学家沈志华也参加了那次考试。他报考了清华大学，数学拿了满分100分，总分在京津唐考试片区排名第一。可张铁生的出现彻底打乱了录取规则，很多学校不敢录取成绩最好的学生，成绩平平甚至很差的学生被录取。沈志华未被录取，他一把火把做过的数理化习题本全烧了，决定改学文科，想搞清楚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里，知识成了负担。“读书无用论”成了一种自上而下所引发的思潮。
1977年恢复高考，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570万人涌进考场。在随后的一些年内，高考和中考成为年轻人尤其是农村青年改变命运的唯一一条公平竞争之路。
“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文革”之后，百业待兴。恢复高考后的前几届大学生，个个都是香饽饽。80年代初中期我国的高校招生采用“单轨制”，由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统一招生，大学生公费读书，贫困学生每月还有数十元助学金，支付在校的日常开支。高校毕业生就业由国家包下来分配工作，负责到底。“统筹安排、集中使用、保证重点、照顾一般”，享受国家干部待遇。只要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接受了国家的“包养”，捧上了“铁饭碗”。户口、工作、待遇全部解决了，从此终身有靠。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体力劳动者先于脑力劳动者进入市场经济，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他们最先获得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利益。
邓小平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许多没有读过多少书，又没有进入国营、集体单位的人，首先进入了个体户的行列，进而成为大众羡慕的先富起来的人。由于体制原因，医生、教师、公务员、工程师等知识分子依然在单位拿着难得一涨的固定工资。
“脑体倒挂”成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特有的一个新名词，简单说，就是脑力劳动者没有体力劳动者收入高。当时，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收入普遍低于同龄的工人。其中，以教师的待遇最低。一个教师的工资很难养活一家人，当时民间流行的说法是，“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1985年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说，有些经济发达的地方，文化反而大大落后了。大家都去赚钱了，出现了第二次“读书无用论”。有人对陶大镛说，他三个孩子，大儿子大学毕业留校，每月挣九十元钱，二儿子高中毕业进工厂每月一百多元钱，小女儿初中程度在饭店当服务员每月拿二百多元。过去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如今是知识越多越不值钱？ 也有人算过一笔账：1985年，一个茶叶蛋的成本为0.15元，市场售价为0.40元，一天只要卖出100个茶叶蛋，每月至少有750元收入；而从事导弹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月薪最多不过400元。1990年代初期，一部歌颂三线建设者无私奉献的电视片里，一对工程师夫妇，在装配火箭的车间里吃面条，每月的生活费也要靠父母的资助。
当时，即使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数学家杨乐，买西瓜也要拣小的买。著有《平凡的世界》、《人生》的作家路遥，为了省钱，中午饭只吃两个馒头一根大葱。
改革开放初期，万元户层出不穷，而知识分子除了每月领取微薄的工资，没有任何能够创造财富的机会。在巨大的收入差距面前，“教授卖烧饼”，“医生摆地摊”，“专家蹬三轮”，屡见不鲜，这些都是在“脑体倒挂”期间发生的怪现象，一直延续到90年代。
与“文革”时期的政治偏见不同，第二次“读书无用论”主要来自于经济压力。
北大教授陈平原记得很清楚，“1993年，那时北京市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大概是北大教授的四到五倍。出门打车，出租车司机喜欢问，你们北大教授一个月赚多少钱呀，听了我的回答，有人就很骄傲又语重心长地说：国家对不起你们呀。”
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知识的力量逐渐显现，并能更快地转化为生产力，人们对“读书无用论”的讨论逐渐沉寂。
“有钱没钱，不上大学”
2013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一边是创下历史新高的毕业生规模—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一边是计划招聘岗位数的下降—2013年岗位数同比平均降幅约为15%。严峻的就业形势像雾霾一样，成为人们无奈却无法回避的话题。
实际上，“史上最难就业年”并不是新出现的概念。改变的，只是年份更迭，每一年都是当时的“最难就业年”。不时有大学生跟农民工竞聘职位的新闻爆出，2008年，重庆便有上万人放弃高考，“读书无用论”经过近些年的发酵，已经由暗流汇成很多人普遍的共识。
2013年秋天，成都女孩玲玲（化名）考上大学却被父亲拒绝支付学费，玲玲无法理解父亲的决定。然而父亲却算了一笔经济账：大学四年学费加生活费要8万，如果高中一毕业就打工，四年至少赚8万，一来一回就是16万。这16万可以首付买房子，或开店做生意都能赚钱。拿去读大学，毕业后也许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工作每个月两三千元，又要四五年才赚回这16万。读大学是“肯定会失败的投资”。
玲玲父亲之所以将上大学比作一种投资，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上大学的“附加值”很高。上大学意味着户籍、工作等一系列问题迎刃而解。“知识改变命运”被等价于“上大学改变命运”。然而1999年，国家制定了“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扩招计划，大学扩招开始了。当年招生人数增加51.32万人，增长速度达到史无前例的47.4%。高校毕业生逐年增多，就业岗位并没有相应的快速增加，“天之骄子”的光环随着“史上最难就业年”的更替逐年黯淡。“读书无用论”再次泛起沉渣。“新读书无用论”不是对知识本身的否定，而是对读书所带来的受益持否定态度。
“有钱没钱，不上大学”，在某些农村地区不仅仅是一句调侃。大学扩招带来的大学学费涨价，使一些农村家庭无力负担上万元的费用，毕业后的就业难题更是成为寒门学子对大学望而却步的直接原因。“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
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2010年，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教育的不公平使寒门再难出贵子。
2008年，教育部开始对扩招进行反思，首次表示1999年决定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太急促。盲目扩招带来的是师资力量不足及教学质量的下降。
“成功与否跟情商有关系，成功不成功跟读书多少没关系。读书像汽车加油，得知道去哪里，装得太多就成了油罐车。不读书和读书太多的人，都不太会成功，所以别读太多书。”2012年，企业家马云抛出的一番“读书无用论”，招致舆论广泛争议。尽管马云所指的“读书”并不等同于大学教育，但是大学教育无法与社会实践接轨，读过的专业和学到的知识在工作中用不上已非特例。
2012年，一门心思读书上学的河北41岁大龄研究生苗卫芳，因为毕业找不到工作回家种地，父亲难以接受而服毒自尽。苗卫芳的同龄人因为考上大学跃入龙门成了领导干部。到了2012年，只会读书考试、老实木讷、没有任何关系的苗卫芳已经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了。苗卫芳说：“这是性格的悲剧、人生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每年的毕业招聘季，一些大学毕业生总会发出“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抱怨。没有家庭背景的普通毕业生因为遭遇“萝卜招聘”，使原本狭窄的就业机会更加雪上加霜。2012年，人民日报报道“调查称多地出现‘萝卜招聘’现象，鲜有官员被问责”。
有记者采访台球名将丁俊晖如何看待父亲让他辍学打台球，丁俊晖说：“读书有什么用？将来毕业了还不是要找工作？找不到工作就会待在家里让父母担心。我觉得人活着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现在我打球有钱挣，挺好的。”
丁俊晖毕竟是少数，顶尖职业球员的成功之路无法大规模复制，年轻人要用何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梦想？至少，“读书上大学”不再是唯一的、最好的选择。或许，“读书无用论”的第三次浪潮，还未涌到潮头。
1966年6月，北京女一中和四中的部分高三学生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状告当时的高考制度使得许多青年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分数挂帅，将大量优秀工农和革命干部的子女拒之门外，要求“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知识越多越反动”
要求废除高考的学生来信，很快产生了反响。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当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论说：招生制度、学制、考试制度、升留级制度以及教育内容均要改革。“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
1966年—1976年的“文革”提出“无产阶级文化要同过去的文化断绝关系”。毛泽东曾说：“读书越多越蠢”，这句话在“文革”十年中发展为“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论”出现。
全国所有高等院校在1966年停止招生，高考被废除。中小学也开始停课闹革命，一时间，正常的教学与管理无法进行，教育秩序空前混乱。
学生入校后忙于“阶级斗争”，许多大学毕业生还达不到中专文化水平，最简单的算术题1/2加1/2竟然算出结果是2/4。老师们随时可能被扣上“修正主义”、走“白专道路”的帽子。1968年末，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700多万人。
读书没有用场，反倒落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的骂名。读书多反而让人担惊受怕。
“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这句顺口溜曾引发过一场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1973年7月，河南南阳唐河县女学生张玉勤在英语试卷的背面写下了这个顺口溜。那次考试，她的英语成绩只得了6分。校长罗长奇在会上批评了她，班主任杨天成要求她写检讨。第三天早上，人们在虎山水库里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
此事后被定性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张玉勤在卷子背面写的顺口溜，变成了风靡一时的革命口号。1974年，杨天成和罗长奇被逮捕。该事件波及全国，一批中小学老师被打成“复辟”典型。事件发生所在地唐河县共揪出“罗长奇、杨天成式人物”280人。张玉勤被追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并给她立了碑。
将“读书无用论”推上高潮的，是“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1973年，举行了“文革”中唯一一次大学招生文化考试。在辽宁兴城县农村插队的张铁生，获得了参加考试的机会。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整张试卷他只会做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成绩公布：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
他在理化试卷背面写了“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张铁生说“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我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
《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随后，《红旗》杂志转载时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扑”。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高考结束后，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后又被学校破例发展为党员。
“白卷英雄”张铁生，把“读书无用论”推上了高潮。
历史学家沈志华也参加了那次考试。他报考了清华大学，数学拿了满分100分，总分在京津唐考试片区排名第一。可张铁生的出现彻底打乱了录取规则，很多学校不敢录取成绩最好的学生，成绩平平甚至很差的学生被录取。沈志华未被录取，他一把火把做过的数理化习题本全烧了，决定改学文科，想搞清楚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里，知识成了负担。“读书无用论”成了一种自上而下所引发的思潮。
1977年恢复高考，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570万人涌进考场。在随后的一些年内，高考和中考成为年轻人尤其是农村青年改变命运的唯一一条公平竞争之路。
“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文革”之后，百业待兴。恢复高考后的前几届大学生，个个都是香饽饽。80年代初中期我国的高校招生采用“单轨制”，由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统一招生，大学生公费读书，贫困学生每月还有数十元助学金，支付在校的日常开支。高校毕业生就业由国家包下来分配工作，负责到底。“统筹安排、集中使用、保证重点、照顾一般”，享受国家干部待遇。只要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接受了国家的“包养”，捧上了“铁饭碗”。户口、工作、待遇全部解决了，从此终身有靠。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体力劳动者先于脑力劳动者进入市场经济，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他们最先获得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利益。
邓小平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许多没有读过多少书，又没有进入国营、集体单位的人，首先进入了个体户的行列，进而成为大众羡慕的先富起来的人。由于体制原因，医生、教师、公务员、工程师等知识分子依然在单位拿着难得一涨的固定工资。
“脑体倒挂”成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特有的一个新名词，简单说，就是脑力劳动者没有体力劳动者收入高。当时，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收入普遍低于同龄的工人。其中，以教师的待遇最低。一个教师的工资很难养活一家人，当时民间流行的说法是，“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1985年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说，有些经济发达的地方，文化反而大大落后了。大家都去赚钱了，出现了第二次“读书无用论”。有人对陶大镛说，他三个孩子，大儿子大学毕业留校，每月挣九十元钱，二儿子高中毕业进工厂每月一百多元钱，小女儿初中程度在饭店当服务员每月拿二百多元。过去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如今是知识越多越不值钱？ 也有人算过一笔账：1985年，一个茶叶蛋的成本为0.15元，市场售价为0.40元，一天只要卖出100个茶叶蛋，每月至少有750元收入；而从事导弹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月薪最多不过400元。1990年代初期，一部歌颂三线建设者无私奉献的电视片里，一对工程师夫妇，在装配火箭的车间里吃面条，每月的生活费也要靠父母的资助。
当时，即使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数学家杨乐，买西瓜也要拣小的买。著有《平凡的世界》、《人生》的作家路遥，为了省钱，中午饭只吃两个馒头一根大葱。
改革开放初期，万元户层出不穷，而知识分子除了每月领取微薄的工资，没有任何能够创造财富的机会。在巨大的收入差距面前，“教授卖烧饼”，“医生摆地摊”，“专家蹬三轮”，屡见不鲜，这些都是在“脑体倒挂”期间发生的怪现象，一直延续到90年代。
与“文革”时期的政治偏见不同，第二次“读书无用论”主要来自于经济压力。
北大教授陈平原记得很清楚，“1993年，那时北京市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大概是北大教授的四到五倍。出门打车，出租车司机喜欢问，你们北大教授一个月赚多少钱呀，听了我的回答，有人就很骄傲又语重心长地说：国家对不起你们呀。”
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知识的力量逐渐显现，并能更快地转化为生产力，人们对“读书无用论”的讨论逐渐沉寂。
“有钱没钱，不上大学”
2013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一边是创下历史新高的毕业生规模—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一边是计划招聘岗位数的下降—2013年岗位数同比平均降幅约为15%。严峻的就业形势像雾霾一样，成为人们无奈却无法回避的话题。
实际上，“史上最难就业年”并不是新出现的概念。改变的，只是年份更迭，每一年都是当时的“最难就业年”。不时有大学生跟农民工竞聘职位的新闻爆出，2008年，重庆便有上万人放弃高考，“读书无用论”经过近些年的发酵，已经由暗流汇成很多人普遍的共识。
2013年秋天，成都女孩玲玲（化名）考上大学却被父亲拒绝支付学费，玲玲无法理解父亲的决定。然而父亲却算了一笔经济账：大学四年学费加生活费要8万，如果高中一毕业就打工，四年至少赚8万，一来一回就是16万。这16万可以首付买房子，或开店做生意都能赚钱。拿去读大学，毕业后也许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工作每个月两三千元，又要四五年才赚回这16万。读大学是“肯定会失败的投资”。
玲玲父亲之所以将上大学比作一种投资，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上大学的“附加值”很高。上大学意味着户籍、工作等一系列问题迎刃而解。“知识改变命运”被等价于“上大学改变命运”。然而1999年，国家制定了“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扩招计划，大学扩招开始了。当年招生人数增加51.32万人，增长速度达到史无前例的47.4%。高校毕业生逐年增多，就业岗位并没有相应的快速增加，“天之骄子”的光环随着“史上最难就业年”的更替逐年黯淡。“读书无用论”再次泛起沉渣。“新读书无用论”不是对知识本身的否定，而是对读书所带来的受益持否定态度。
“有钱没钱，不上大学”，在某些农村地区不仅仅是一句调侃。大学扩招带来的大学学费涨价，使一些农村家庭无力负担上万元的费用，毕业后的就业难题更是成为寒门学子对大学望而却步的直接原因。“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
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2010年，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教育的不公平使寒门再难出贵子。
2008年，教育部开始对扩招进行反思，首次表示1999年决定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太急促。盲目扩招带来的是师资力量不足及教学质量的下降。
“成功与否跟情商有关系，成功不成功跟读书多少没关系。读书像汽车加油，得知道去哪里，装得太多就成了油罐车。不读书和读书太多的人，都不太会成功，所以别读太多书。”2012年，企业家马云抛出的一番“读书无用论”，招致舆论广泛争议。尽管马云所指的“读书”并不等同于大学教育，但是大学教育无法与社会实践接轨，读过的专业和学到的知识在工作中用不上已非特例。
2012年，一门心思读书上学的河北41岁大龄研究生苗卫芳，因为毕业找不到工作回家种地，父亲难以接受而服毒自尽。苗卫芳的同龄人因为考上大学跃入龙门成了领导干部。到了2012年，只会读书考试、老实木讷、没有任何关系的苗卫芳已经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了。苗卫芳说：“这是性格的悲剧、人生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每年的毕业招聘季，一些大学毕业生总会发出“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抱怨。没有家庭背景的普通毕业生因为遭遇“萝卜招聘”，使原本狭窄的就业机会更加雪上加霜。2012年，人民日报报道“调查称多地出现‘萝卜招聘’现象，鲜有官员被问责”。
有记者采访台球名将丁俊晖如何看待父亲让他辍学打台球，丁俊晖说：“读书有什么用？将来毕业了还不是要找工作？找不到工作就会待在家里让父母担心。我觉得人活着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现在我打球有钱挣，挺好的。”
丁俊晖毕竟是少数，顶尖职业球员的成功之路无法大规模复制，年轻人要用何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梦想？至少，“读书上大学”不再是唯一的、最好的选择。或许，“读书无用论”的第三次浪潮，还未涌到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