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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余国万先生，祖籍福建，印尼华侨，曾担任印尼群益学校校长达13年，年轻时参与中华侨团总会、雅加达华校教师公会、雅加达南安公会，1966年受印尼“排华潮”影响，举家回国，1981年移居香港，先後经营地产公司、旅行社。曾先後担任香港南安公会会秘书长、理事长，是一位爱国侨领，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积极贡献，发挥己力，受人敬重。
1966年，印尼掀起大规模排华浪潮，大批华侨身陷囹圄，不得不在祖国的援助下，紧急撤离。当年，作为侨校的年轻校长——余国万先生也身在其中，接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通知後，未及打点行装，便迫於局势，携妻带子匆匆归国。
路途並不遥远，卻辗转艰辛。由於机场方面实行禁行管制，一家人等了整整一天才得以登机，中间几度辗转，经过马尼拉，停留香港，抵达深圳，又途经广州，最终才落向目的地北京，一路上尝尽颠簸之苦。
余国万先生说，“这时，我最小的女儿才出生两个月！”由政治动乱引发的“迁徙”改变了他的一生，让他铭记至今。1966年以前，是妻贤乐业，恬淡无爭，1966年以後，卻是沧桑变化，斗转星移……
沧桑几度 境由人造
一家人抵达北京以後，“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开始。“我们最初下榻的地方与中新社为邻，後被安顿到北京和平西里，同行的华侨约有三四十人，来自万隆、雅加达等印尼各地。”
儘管国内局势渐渐失衡，他们依旧得到了相对的保护。余国万先生回忆，华侨在北京停留一年半，就被转往广州华侨农场，和内地响应号召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也接受到“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洗礼”。“我们跟农民朋友一起下地幹活，插秧、施肥、收割，都曾幹过。”直到1969年，大家才等到分配工作的消息。“上面定好三个去向，广东、湖南和湖北。”
可是，时年的中国被一股歪风邪气笼罩，发展逐步陷入停顿，除工厂有心接收以外，其它地方无能为力，他们别无选择，唯有服从安排。余国万先生前往湖南长沙以後，就职单位正是一家汽车电器厂，他在该厂约共停留了十二年。
进厂时，余国万先生已近不惑之年，想起这件事，现在的他依旧不免微微一笑，自我调侃，“你见过三十九岁的学徒吗？”豁达心胸，令人莞尔。他的工人生涯长达九年之久，期间，每天的工作看似简单，卻需要付出高强度的劳动体力。
余国万先生负责流水线的最後一道工序，主要职责是聆听零件的响声，要求身体倾斜，腰板弯曲，耳朵紧贴，使整个人形成弧度，与传送带保持微距。长年累月地保持一個“吃力”的姿势，难免有损健康，不知不觉中，他就落下了腰肌劳损的沉疴。可是，每忆及此时，他始终坦然看待，“人生由各种各样的经历组合而成，这是一种自然发展规律，那些日子只当锻炼吧，没什麽可抱怨的。”
在汽车电器厂的最後三年里，他被组织“提幹”，进研究所蒐集、整理、翻译资料，虽然劳累不再，日渐清閒，但出於长远打算，他还是决心放手一搏，外出闯荡。1981年，他便递出辞职信，举家迁居香港。
由於“娘家人”定居香港已久，余国万先生一家首选投亲。“妻舅在观塘开有一家超级市场，我们两口子就在里面打工，用以维持全家生活。”过渡期对於所有移民而言，都是艰难的，寄住不是长久之计，不久，夫妻俩就向银行贷款，买进一套一居室的房子。
可过高的银行利息令人发愁。二人的月薪缴付房贷後，几乎所剩无几，根本难以应付日常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余国万先生不得不另谋他就，为事业奋斗、打拼。
80年代的香港，经济飞跃，发展迅猛，为“淘金”的商人提供了一片广阔空间，余国万先生这次“下海”，也比较顺利。很快，他就接手一间濒临倒闭的地产公司，开始全副身心地投入。那段时间，儘管每天往返於西环和观塘，十分不便，但在信念的支撑下，他依旧坚持，境况也随之慢慢好转。不过，“97回归”前夕，有感行业前景遇冷的他就全身而退，转战旅行社了。
从事这一行，余国万先生並非专为个人考虑，“我想帮助留在内地的印尼华侨回印尼探亲。”因为感同身受，所以惺惺相惜，在一家旅行社边工作边学习一段时间以後，掌握机票、签证各项事宜的他就独立门户，实现初衷。
“那时，内地人出国还不如现在方便，创立旅行社以後，广州的朋友就把证件寄到香港，由我在这边办理完毕，再给他们回传。”一来一往，可谓利己利人。就这样，他的事业渐有起色，逐步上轨。也就是此时，他受朋友之邀，有空进入香港南安公会，为乡亲服务。
香港南安公会是一个爱国爱港爱乡的非牟利组织，成立於1979年，最初的宗旨十分纯粹：精诚团结，为来港乡亲服务。由於余国万先生热心担当桥樑，经常帮忙联繫两岸乡亲，遂被大家亲切地推为秘书长，而後提升为副理事长，在职期间，为该会的会务发展奉献了力量。
爱国爱校 金色时光
余国万先生表示，与国内相比，他始终更怀念印尼的那一段金色时光。“我在印尼发挥的作用，作的贡献，可能更大一些。”总结1966年以前的工作和生活，余国万先生的语气里，是慎重而端正的回味，那种咀嚼式的追忆，意蕴悠长，让闻者忍不住一探究竟，细心聆听，属於他和他们的“当年明月”。
余国万先生毕业於印尼巴中，巴中与华中都是当年著名的爱国学校，十多岁的他正是在这所中学，受到了革命性的启蒙。1948年，祖国解放前夕，他已和同学积极利用课餘时间，旗帜鲜明地开展民主爱国运动。“比如，我们曾筹钱寄到香港，买回《人民民主专政》，《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籍，再通过油印，组织大家学习，传播爱国思想。”
余国万先生後来留任巴中担任教师，但爱国工作依旧不曾懈怠，联络进步人士、保护出访印尼的国家领导人、侨界接待等事宜，他都曾亲身参与。“白天在学校，夜晚在‘侨总’。”显然，当时的状态十分忙碌。
“侨总”指中国侨团总会。余国万先生不仅在其中担任文教部委员，还在其它爱国组织，如雅加达华校教师公会、当地的南安公会任职，对各组织开展的爱国活动可谓竭忠尽智，极尽个人之能。也正因为这样，余国万先生提到他所任校长的群益学校时，慈祥的面容难掩激动。
群益学校成立於1953年，余国万先生於1954年受恩师推荐，进入其中，担任校长，长达13年之久，可惜，印尼“排华潮”兴起时，该校和其它学校一样，未能逃脱“封校”的命运。儘管群益学校已消失於“楼台烟雨中”，凝聚力和影响力卻至今仍在。2003年，他们还曾举行盛大而隆重的五十周年校庆。成百上千，已成为医生、教师等各界栋樑的昔日学子纷纷到场祝贺，为之献上自己最真最纯的祝福。
余国万先生在学生中很有威望。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始终备受学生尊敬。
余国万先生回印尼探访时，就有一位当年的学生，邀请他到自己的照相馆拍照。这位学生可不是一般的摄影师，他曾为四任印尼总统照相，相当於政界领导人的“御用”摄影师。在其镜头之下，余国万先生神态平和，表情自然，只见他轻敛微笑，似在凝眸细思，显得温文儒雅，又方正持重，颇具“先生”风范，拍得实在形象。
该生也相当有心，由於时间问题，余国万先生赶回香港时，这张相片尚未洗出，这位学生就等洗出过後，装裱一新，特地託一位到访香港的同窗，送交老校长手中。至今，余国万先生一直悉心保存着这幅照片。
若非对学校有所贡献，怎会受到如此礼遇？但余国万先生並不居功，他回忆，“自己只是掌握大方向的事务，群益学校之所以不断壮大，从幼儿园开始，增设小学、中学，发展到上千学生，主要有赖於一群教师骨幹。”“众人拾柴火焰高”，正是掌握方法，内外兼顾，余国万先生的当年收获了一片“金黄”。
不过，让他记忆深刻的棘手之事也曾发生过。“当年，教职工多达百人，其中不乏一些适龄的单身青年。交朋友其实属於正常现象，但有的老师卻对学生展开追求，引起了学生、家长、社会的三方爭议。”儘管此事不大，但处理失当，仍会引起不良影响。作为校长的余国万先生，不得不寻找一个万全之策，最大限度地保全各方的声誉。“我请那位教师另谋高就，然後对他说，如何把握，看你自己了。”一个敏感问题就这样被他巧妙地解决了。
往事成风，然而记忆永恒。年事已高的余国万先生退休後的生活依然充实，他关注和支持社团活动，休閒时光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正慢享人生的另一段光辉岁月……
余国万先生，祖籍福建，印尼华侨，曾担任印尼群益学校校长达13年，年轻时参与中华侨团总会、雅加达华校教师公会、雅加达南安公会，1966年受印尼“排华潮”影响，举家回国，1981年移居香港，先後经营地产公司、旅行社。曾先後担任香港南安公会会秘书长、理事长，是一位爱国侨领，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积极贡献，发挥己力，受人敬重。
1966年，印尼掀起大规模排华浪潮，大批华侨身陷囹圄，不得不在祖国的援助下，紧急撤离。当年，作为侨校的年轻校长——余国万先生也身在其中，接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通知後，未及打点行装，便迫於局势，携妻带子匆匆归国。
路途並不遥远，卻辗转艰辛。由於机场方面实行禁行管制，一家人等了整整一天才得以登机，中间几度辗转，经过马尼拉，停留香港，抵达深圳，又途经广州，最终才落向目的地北京，一路上尝尽颠簸之苦。
余国万先生说，“这时，我最小的女儿才出生两个月！”由政治动乱引发的“迁徙”改变了他的一生，让他铭记至今。1966年以前，是妻贤乐业，恬淡无爭，1966年以後，卻是沧桑变化，斗转星移……
沧桑几度 境由人造
一家人抵达北京以後，“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开始。“我们最初下榻的地方与中新社为邻，後被安顿到北京和平西里，同行的华侨约有三四十人，来自万隆、雅加达等印尼各地。”
儘管国内局势渐渐失衡，他们依旧得到了相对的保护。余国万先生回忆，华侨在北京停留一年半，就被转往广州华侨农场，和内地响应号召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也接受到“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洗礼”。“我们跟农民朋友一起下地幹活，插秧、施肥、收割，都曾幹过。”直到1969年，大家才等到分配工作的消息。“上面定好三个去向，广东、湖南和湖北。”
可是，时年的中国被一股歪风邪气笼罩，发展逐步陷入停顿，除工厂有心接收以外，其它地方无能为力，他们别无选择，唯有服从安排。余国万先生前往湖南长沙以後，就职单位正是一家汽车电器厂，他在该厂约共停留了十二年。
进厂时，余国万先生已近不惑之年，想起这件事，现在的他依旧不免微微一笑，自我调侃，“你见过三十九岁的学徒吗？”豁达心胸，令人莞尔。他的工人生涯长达九年之久，期间，每天的工作看似简单，卻需要付出高强度的劳动体力。
余国万先生负责流水线的最後一道工序，主要职责是聆听零件的响声，要求身体倾斜，腰板弯曲，耳朵紧贴，使整个人形成弧度，与传送带保持微距。长年累月地保持一個“吃力”的姿势，难免有损健康，不知不觉中，他就落下了腰肌劳损的沉疴。可是，每忆及此时，他始终坦然看待，“人生由各种各样的经历组合而成，这是一种自然发展规律，那些日子只当锻炼吧，没什麽可抱怨的。”
在汽车电器厂的最後三年里，他被组织“提幹”，进研究所蒐集、整理、翻译资料，虽然劳累不再，日渐清閒，但出於长远打算，他还是决心放手一搏，外出闯荡。1981年，他便递出辞职信，举家迁居香港。
由於“娘家人”定居香港已久，余国万先生一家首选投亲。“妻舅在观塘开有一家超级市场，我们两口子就在里面打工，用以维持全家生活。”过渡期对於所有移民而言，都是艰难的，寄住不是长久之计，不久，夫妻俩就向银行贷款，买进一套一居室的房子。
可过高的银行利息令人发愁。二人的月薪缴付房贷後，几乎所剩无几，根本难以应付日常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余国万先生不得不另谋他就，为事业奋斗、打拼。
80年代的香港，经济飞跃，发展迅猛，为“淘金”的商人提供了一片广阔空间，余国万先生这次“下海”，也比较顺利。很快，他就接手一间濒临倒闭的地产公司，开始全副身心地投入。那段时间，儘管每天往返於西环和观塘，十分不便，但在信念的支撑下，他依旧坚持，境况也随之慢慢好转。不过，“97回归”前夕，有感行业前景遇冷的他就全身而退，转战旅行社了。
从事这一行，余国万先生並非专为个人考虑，“我想帮助留在内地的印尼华侨回印尼探亲。”因为感同身受，所以惺惺相惜，在一家旅行社边工作边学习一段时间以後，掌握机票、签证各项事宜的他就独立门户，实现初衷。
“那时，内地人出国还不如现在方便，创立旅行社以後，广州的朋友就把证件寄到香港，由我在这边办理完毕，再给他们回传。”一来一往，可谓利己利人。就这样，他的事业渐有起色，逐步上轨。也就是此时，他受朋友之邀，有空进入香港南安公会，为乡亲服务。
香港南安公会是一个爱国爱港爱乡的非牟利组织，成立於1979年，最初的宗旨十分纯粹：精诚团结，为来港乡亲服务。由於余国万先生热心担当桥樑，经常帮忙联繫两岸乡亲，遂被大家亲切地推为秘书长，而後提升为副理事长，在职期间，为该会的会务发展奉献了力量。
爱国爱校 金色时光
余国万先生表示，与国内相比，他始终更怀念印尼的那一段金色时光。“我在印尼发挥的作用，作的贡献，可能更大一些。”总结1966年以前的工作和生活，余国万先生的语气里，是慎重而端正的回味，那种咀嚼式的追忆，意蕴悠长，让闻者忍不住一探究竟，细心聆听，属於他和他们的“当年明月”。
余国万先生毕业於印尼巴中，巴中与华中都是当年著名的爱国学校，十多岁的他正是在这所中学，受到了革命性的启蒙。1948年，祖国解放前夕，他已和同学积极利用课餘时间，旗帜鲜明地开展民主爱国运动。“比如，我们曾筹钱寄到香港，买回《人民民主专政》，《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籍，再通过油印，组织大家学习，传播爱国思想。”
余国万先生後来留任巴中担任教师，但爱国工作依旧不曾懈怠，联络进步人士、保护出访印尼的国家领导人、侨界接待等事宜，他都曾亲身参与。“白天在学校，夜晚在‘侨总’。”显然，当时的状态十分忙碌。
“侨总”指中国侨团总会。余国万先生不仅在其中担任文教部委员，还在其它爱国组织，如雅加达华校教师公会、当地的南安公会任职，对各组织开展的爱国活动可谓竭忠尽智，极尽个人之能。也正因为这样，余国万先生提到他所任校长的群益学校时，慈祥的面容难掩激动。
群益学校成立於1953年，余国万先生於1954年受恩师推荐，进入其中，担任校长，长达13年之久，可惜，印尼“排华潮”兴起时，该校和其它学校一样，未能逃脱“封校”的命运。儘管群益学校已消失於“楼台烟雨中”，凝聚力和影响力卻至今仍在。2003年，他们还曾举行盛大而隆重的五十周年校庆。成百上千，已成为医生、教师等各界栋樑的昔日学子纷纷到场祝贺，为之献上自己最真最纯的祝福。
余国万先生在学生中很有威望。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始终备受学生尊敬。
余国万先生回印尼探访时，就有一位当年的学生，邀请他到自己的照相馆拍照。这位学生可不是一般的摄影师，他曾为四任印尼总统照相，相当於政界领导人的“御用”摄影师。在其镜头之下，余国万先生神态平和，表情自然，只见他轻敛微笑，似在凝眸细思，显得温文儒雅，又方正持重，颇具“先生”风范，拍得实在形象。
该生也相当有心，由於时间问题，余国万先生赶回香港时，这张相片尚未洗出，这位学生就等洗出过後，装裱一新，特地託一位到访香港的同窗，送交老校长手中。至今，余国万先生一直悉心保存着这幅照片。
若非对学校有所贡献，怎会受到如此礼遇？但余国万先生並不居功，他回忆，“自己只是掌握大方向的事务，群益学校之所以不断壮大，从幼儿园开始，增设小学、中学，发展到上千学生，主要有赖於一群教师骨幹。”“众人拾柴火焰高”，正是掌握方法，内外兼顾，余国万先生的当年收获了一片“金黄”。
不过，让他记忆深刻的棘手之事也曾发生过。“当年，教职工多达百人，其中不乏一些适龄的单身青年。交朋友其实属於正常现象，但有的老师卻对学生展开追求，引起了学生、家长、社会的三方爭议。”儘管此事不大，但处理失当，仍会引起不良影响。作为校长的余国万先生，不得不寻找一个万全之策，最大限度地保全各方的声誉。“我请那位教师另谋高就，然後对他说，如何把握，看你自己了。”一个敏感问题就这样被他巧妙地解决了。
往事成风，然而记忆永恒。年事已高的余国万先生退休後的生活依然充实，他关注和支持社团活动，休閒时光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正慢享人生的另一段光辉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