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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以王蒙的意识流作品为代表的“东方意识流”既有别于西方意识流作品，又区别于中国传统现实主义作品，尤其在写人叙事方面有着独特的叙述功能，它以“意识流”的方式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并以“人的价值”作为描写重点，给读者传达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次极具改革意义的行动。
【关键词】：东方意识流；叙述功能；生活真实；人的价值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意识流”的观念。意识流，即意识的流动，“用来描述清醒的头脑中源源不断地流动着感知、思想与情感。”+弗洛伊德也认为无意识是存在的，且会对人的言行举止产生影响。王蒙作为“回归的作家”中的一员，发表了一系列带有“意识流”色彩的小说，有《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布礼》等。王蒙的“意识流”创作手法，既受西方现代派意识流手法的影响，又继承了中国传统创作手法的衣钵，保留了自己的个性，坚持了独特的审美价值。而正因为这些差别的存在，“东方意识流”在创作的运用中便有了独特的叙述功能与意义。
一、反映生活真实
王蒙在谈到他的创作经验时曾多次表示：“即使我写人的精神世界，所要反映的仍然是社会、仍然是生活。决不是一个脱离社会环境，脱离时代，或者纯动物性的那种精神世界”[2]，从这个方面来讲，王蒙的“意识流”作品不同于以“脱离社会现实；完全面向自我”为原则的西方意识流小说，而是一种建立在生活基础之上的意识流，从生活中得到感觉、印象等素材，文学作品作为“镜”反映现实世界，作为“灯”显示主观世界，反映人的精神活动。
首先表现为对政治的反思，他用意识流的手法抒写中国的现实，从人物的内心视角出发，挖掘、刻畫“文革”这十年对人的灵魂的考验和对人心灵的伤害。《蝴蝶》的主人公张思远经历了从普通人到官员到被打倒再被提拔重用的变化，以人物心灵的变迁为线索导出生活的片段，再把这些片段重新整合起来，最终的目的是反映社会生活。
其次是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思考。《夜的眼》揭露了“文革”之后干部队伍中形成的不良风气，规章制度不过是一句空话，老百姓的利益无人问津，真正受益的只是一些特权阶级和高官，王蒙在这篇小说中通过主人公陈杲的意识流动反映了底层人民办事无门的窘迫和无奈，对丑陋的社会现实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
再次是对“民主”的思考。 “民主”和“羊腿”，一个代表了理想，一个代表了现实。实现民主是老百姓得到羊腿的保障，而民主的实现却也要依靠羊腿的分家到户，换句话说，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民主实现的前提条件，除此之外一切都是空想。王蒙借“意识流”的形式表现了普通百姓的最单纯的愿望，这些都是当时的政治语境难以直接言说的。
在王蒙的小说中，情节虽然在意识的流动中消融、重组，但这种消融、重组却时刻遵循着理性的原则。小说虽然以人物的意识活动为线索反映客观世界，但人物的意识流动不是毫无规律和理性的，它们在表现人物的情绪时也注重情节的梳理和结构的整体脉络，即“以人物和故事为经，以心理描写，包括意识结构为纬……”[3]王蒙想要做的是打破传统的叙述方式，以一种新的形式反映客观生活，这种叙述方式既无关政治，也无关说教，只是生活的自然流露，从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凸显人的价值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开始复苏，对新观念和新思想有一种渴求。人们的审美情趣由关注外部世界转向关注人，关注人的内心世界，“人的文学”成为可能。王蒙在《我在寻找一文》中称要给这种难以把握的激情赋予固定的形式，而注重表现人的心灵活动和精神世界的意识流恰好符合形式的要求。认识到了这一点，王蒙便开始关注人的思想、意识和心理，在描述“人的价值”中拉近读者与作家、讀者与世界的联系。
这种转机，首先表现在对民主和主权的维护上。《布礼》的结尾，翻身得到平反的钟亦成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微笑。他看到一辆辆的军用卡车在抢运垃圾，他觉得凭借人民的力量一定能把这一切消灭。钟亦成对未来的满怀信心，其实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民主和主权能够实现的信心。新建构的社会关系，无疑是以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为依据，新时期的文艺迎合了这一变化，挖掘人的心灵世界、探索人的心路历程使满足人的精神世界成为可能。
其次，对“人”的关注体现在对理想的辨析上。作品中的主人公们，在意识的自由驰骋中意识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他们转而用一种更为冷静的态度思考人生和自己的信仰。但是，在经历了这一系列变革之后，王蒙仍然没有否定年轻时候所憧憬的理想和信念，这种坚持表现为《布礼》中钟亦成夫妇在经历大喜大悲之后对党和国家的的礼赞，他们仍然对党和国家怀有深沉的敬意和信心。
这种由“外向”到“内向”的变化趋势使意识流小说在审美上突破了国家政治形态的限制和现实主义传统文学的束缚，上升到对整个民族、人类生命过程的审视上去。它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把人类关怀作为文艺创作的中心思想，为当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作了较为重要的尝试。
三、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意识流的写法是通过表现人的意识活动本身来反映生活，王蒙认同这样的创作手法，但他主张意识流要逼近人的健康真实的心理活动，“意识流首先是人的构造，是人对自己意识流动的一种反省、自省，自己对自己的觉察。”[4]
王蒙的意识流小说着重描写人物的心灵世界，通过人物意识的流动推动情节的发展。王蒙称：“我当然不能接受和照搬那种病态的、变态的、神秘的或者孤独的心理状态”。他提倡意识流文学应该“是为了塑造一种更深沉、更美丽、更丰富也更文明的灵魂”[5]。
首先，决定“东方意识流”小说积极健康的主旨的是它对理性的坚守。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在对社会生活进行历史反思的过程中，表现出思考中的理性，这就使作品中人物意识的流动更贴近于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使作品具有了拨动人心的感染力量。
其次，比起用小说揭露矛盾、推动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王蒙更着眼于给读者以启迪、鼓舞和安慰。
最后，王蒙的意识流作品，无论人物的意识如何流动，最后都会流向一个中国式的积极乐观的主题，这样的结尾一度被人诟病为“光明的尾巴”，但这样的结尾却流露出作者积极乐观的处世态度。
综上，以王蒙的意识流作品为代表的“东方意识流”把传统现实主义作品惯用的情节结构和西方现代派作品常见的心理结构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结构形式。在这种新的结构形式中，人物的意识流动表现为语言的流动，人物情绪的复杂变化表现为意象的排列堆积。作为一种区别于西方意识流的特殊存在形式，“东方意识流”在写人叙事方面有着独特的叙述功能，其一体现在写作目的上，它以“意识流”的方式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其二体现在写作对象上，它所要凸显的是“人”的价值；其三体现在主旨立意上，它通过描述健康真实的心理活动，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以这三点为指导的叙述方式既刻画了现实，又倾泻了意识；既描绘了生活，又抒发了激情；既延续了现实主义手法，又突破了现代主义创作，这应该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次极具改革意义的行动。
注释：
[1]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M].中国城市出版社，2010.
[2]王蒙.王蒙谈创作[M].中国文联出版，1985：13.
[3]杨星映.中西小说文体形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71.
[4]王蒙.王蒙讲稿[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5]同④.
【摘要】：以王蒙的意识流作品为代表的“东方意识流”既有别于西方意识流作品，又区别于中国传统现实主义作品，尤其在写人叙事方面有着独特的叙述功能，它以“意识流”的方式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并以“人的价值”作为描写重点，给读者传达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次极具改革意义的行动。
【关键词】：东方意识流；叙述功能；生活真实；人的价值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意识流”的观念。意识流，即意识的流动，“用来描述清醒的头脑中源源不断地流动着感知、思想与情感。”+弗洛伊德也认为无意识是存在的，且会对人的言行举止产生影响。王蒙作为“回归的作家”中的一员，发表了一系列带有“意识流”色彩的小说，有《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布礼》等。王蒙的“意识流”创作手法，既受西方现代派意识流手法的影响，又继承了中国传统创作手法的衣钵，保留了自己的个性，坚持了独特的审美价值。而正因为这些差别的存在，“东方意识流”在创作的运用中便有了独特的叙述功能与意义。
一、反映生活真实
王蒙在谈到他的创作经验时曾多次表示：“即使我写人的精神世界，所要反映的仍然是社会、仍然是生活。决不是一个脱离社会环境，脱离时代，或者纯动物性的那种精神世界”[2]，从这个方面来讲，王蒙的“意识流”作品不同于以“脱离社会现实；完全面向自我”为原则的西方意识流小说，而是一种建立在生活基础之上的意识流，从生活中得到感觉、印象等素材，文学作品作为“镜”反映现实世界，作为“灯”显示主观世界，反映人的精神活动。
首先表现为对政治的反思，他用意识流的手法抒写中国的现实，从人物的内心视角出发，挖掘、刻畫“文革”这十年对人的灵魂的考验和对人心灵的伤害。《蝴蝶》的主人公张思远经历了从普通人到官员到被打倒再被提拔重用的变化，以人物心灵的变迁为线索导出生活的片段，再把这些片段重新整合起来，最终的目的是反映社会生活。
其次是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思考。《夜的眼》揭露了“文革”之后干部队伍中形成的不良风气，规章制度不过是一句空话，老百姓的利益无人问津，真正受益的只是一些特权阶级和高官，王蒙在这篇小说中通过主人公陈杲的意识流动反映了底层人民办事无门的窘迫和无奈，对丑陋的社会现实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
再次是对“民主”的思考。 “民主”和“羊腿”，一个代表了理想，一个代表了现实。实现民主是老百姓得到羊腿的保障，而民主的实现却也要依靠羊腿的分家到户，换句话说，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民主实现的前提条件，除此之外一切都是空想。王蒙借“意识流”的形式表现了普通百姓的最单纯的愿望，这些都是当时的政治语境难以直接言说的。
在王蒙的小说中，情节虽然在意识的流动中消融、重组，但这种消融、重组却时刻遵循着理性的原则。小说虽然以人物的意识活动为线索反映客观世界，但人物的意识流动不是毫无规律和理性的，它们在表现人物的情绪时也注重情节的梳理和结构的整体脉络，即“以人物和故事为经，以心理描写，包括意识结构为纬……”[3]王蒙想要做的是打破传统的叙述方式，以一种新的形式反映客观生活，这种叙述方式既无关政治，也无关说教，只是生活的自然流露，从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凸显人的价值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开始复苏，对新观念和新思想有一种渴求。人们的审美情趣由关注外部世界转向关注人，关注人的内心世界，“人的文学”成为可能。王蒙在《我在寻找一文》中称要给这种难以把握的激情赋予固定的形式，而注重表现人的心灵活动和精神世界的意识流恰好符合形式的要求。认识到了这一点，王蒙便开始关注人的思想、意识和心理，在描述“人的价值”中拉近读者与作家、讀者与世界的联系。
这种转机，首先表现在对民主和主权的维护上。《布礼》的结尾，翻身得到平反的钟亦成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微笑。他看到一辆辆的军用卡车在抢运垃圾，他觉得凭借人民的力量一定能把这一切消灭。钟亦成对未来的满怀信心，其实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民主和主权能够实现的信心。新建构的社会关系，无疑是以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为依据，新时期的文艺迎合了这一变化，挖掘人的心灵世界、探索人的心路历程使满足人的精神世界成为可能。
其次，对“人”的关注体现在对理想的辨析上。作品中的主人公们，在意识的自由驰骋中意识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他们转而用一种更为冷静的态度思考人生和自己的信仰。但是，在经历了这一系列变革之后，王蒙仍然没有否定年轻时候所憧憬的理想和信念，这种坚持表现为《布礼》中钟亦成夫妇在经历大喜大悲之后对党和国家的的礼赞，他们仍然对党和国家怀有深沉的敬意和信心。
这种由“外向”到“内向”的变化趋势使意识流小说在审美上突破了国家政治形态的限制和现实主义传统文学的束缚，上升到对整个民族、人类生命过程的审视上去。它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把人类关怀作为文艺创作的中心思想，为当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作了较为重要的尝试。
三、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意识流的写法是通过表现人的意识活动本身来反映生活，王蒙认同这样的创作手法，但他主张意识流要逼近人的健康真实的心理活动，“意识流首先是人的构造，是人对自己意识流动的一种反省、自省，自己对自己的觉察。”[4]
王蒙的意识流小说着重描写人物的心灵世界，通过人物意识的流动推动情节的发展。王蒙称：“我当然不能接受和照搬那种病态的、变态的、神秘的或者孤独的心理状态”。他提倡意识流文学应该“是为了塑造一种更深沉、更美丽、更丰富也更文明的灵魂”[5]。
首先，决定“东方意识流”小说积极健康的主旨的是它对理性的坚守。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在对社会生活进行历史反思的过程中，表现出思考中的理性，这就使作品中人物意识的流动更贴近于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使作品具有了拨动人心的感染力量。
其次，比起用小说揭露矛盾、推动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王蒙更着眼于给读者以启迪、鼓舞和安慰。
最后，王蒙的意识流作品，无论人物的意识如何流动，最后都会流向一个中国式的积极乐观的主题，这样的结尾一度被人诟病为“光明的尾巴”，但这样的结尾却流露出作者积极乐观的处世态度。
综上，以王蒙的意识流作品为代表的“东方意识流”把传统现实主义作品惯用的情节结构和西方现代派作品常见的心理结构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结构形式。在这种新的结构形式中，人物的意识流动表现为语言的流动，人物情绪的复杂变化表现为意象的排列堆积。作为一种区别于西方意识流的特殊存在形式，“东方意识流”在写人叙事方面有着独特的叙述功能，其一体现在写作目的上，它以“意识流”的方式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其二体现在写作对象上，它所要凸显的是“人”的价值；其三体现在主旨立意上，它通过描述健康真实的心理活动，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以这三点为指导的叙述方式既刻画了现实，又倾泻了意识；既描绘了生活，又抒发了激情；既延续了现实主义手法，又突破了现代主义创作，这应该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次极具改革意义的行动。
注释：
[1]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M].中国城市出版社，2010.
[2]王蒙.王蒙谈创作[M].中国文联出版，1985：13.
[3]杨星映.中西小说文体形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71.
[4]王蒙.王蒙讲稿[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5]同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