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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经济交锋、文化碰撞的新态势下，知识能否快速转化、上升成为资本，对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基于此，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极富增值性与育人性的教育行业，于是，教师这一专业性群体便承担起了义不容辞的时代重任。其中，班主任的角色更是“任重而道远”。在与学生的朝夕相处中，班主任不仅需要传授相关学科系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其道德示范性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更是为学生生发出拨开迷雾、指明方向的力量，帮助学生更好地成为精神上丰盈完美的生命个体。《班主任好累》这部小说以一位普通中年女教师的自述，为我们讲述了一所普通中学在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浪潮下，被整合到一所超级牛校，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的故事，展现了当下教育场域中的诸多矛盾关系：家长们的爱子心切与老师的应接不暇之间的矛盾，功利色彩浓厚的现实与初涉世事的孩子们之间的矛盾等等。在这种现实环境的重压下，原本的良性合作共赢也衍化为心灵与现实的对抗。而造成这一切的本质根源，则是在学生和教师身上都有着不同程度体现的二元结构的失衡，具体表现为一种教育断层，即教育不公现象，这使同龄学生在横向比较上形成较大的心理落差，而本该是学生成长乐园的学校，却被现实的浓雾层层笼罩，失去了原有的活力与纯粹。
一、学生立场的叙写：心灵关怀的缺失与弥补
霸道嚣张的周豫州及其蛮横无理的家长，思维敏捷却时常走向执拗极端的高涵，还有外表冷傲孤僻但内心自卑畏缩的孙又央，勤奋懂事却误入歧途的王天泽，众生百态，纷乱繁杂，但这仅仅是“我”所面临的“冰山一角”。而王天泽被孙又央重伤的恶性事件，更是让作为班主任的“我”焦头烂额，几近崩溃。孙又央用圆规刺入王天泽的颈动脉，同时，也挑破了包括“我”在内的数个家庭的平静生活，揭开了这猩红喷涌的鲜血下触目的教育现状。也正是这次始料未及的校园暴力事件，我的心终于拨开迷雾，渐次明朗：“抓住每一个孩子的内心，成为他们信赖的人，才是最要紧的事情。”[1]虽然“我”的班主任生涯可能就这样彻底结束了，但“我”仍旧默默期许，在余下的日子里，努力做一个好老师，以填补横亘于孩子们心中的一道道鸿沟。
在这部作品中，二元结构的失衡首先体现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这种倾向性极为明显的配置不均包括城乡之间的壁垒、名校与普校师资水平的悬殊等等，可最为残酷的是，这种现实的差距降临在这群身心稚嫩的少年孩童身上时，竟然酿致了一场骇人的悲剧。
诚然，当今的教育情势正在逐渐好转，所有的学生都依法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是，这并不能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教育分划的现状。目前，我国的教育公平依旧面临严峻挑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着的明显差距，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亟待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所引发的激烈竞争等种种问题，都影响着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的发挥。勤勉如王天泽，他懂事，努力，学习好，如果是本地户籍，按照他的成绩，可以轻松考进一个名校，可因户籍限制，他要么只能考职业技术学院，要么就回户籍所在地的福建老家，在激烈的应试教育厮杀中奋勇向前。在班里，他常常因为家境贫寒而受到周豫州等其他孩子的歧视和鄙夷。这使“我”很难过，因为相比之下，周豫州家境殷实，却不懂珍惜。于王天泽而言，通过教育的培养与提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个人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努力是他改善个体生存与发展境遇、以实现自身社会层次的向上流动和优质转换的唯一途径和主要通道，是他必不可少的“走向生活的通行证”。现实亦是如此，在今天，我国农村的年轻一代要想成功地实现个人及代际之间的向上垂直流动，教育是最佳途径，并且是优质的高等教育才能实现。但是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不均、教育公平的实施面临重重困难等现实状况成为了不少孩子成长路上的绊脚石，使他们难以通过教育的培养、筛选，实现不同社会区域、社会层次之间的转换、变动、调整，更别说发挥个性特长、展现智慧才能、实现人生抱负了。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去年热播的家庭校园剧《小欢喜》中的“林磊儿”。同样，我们能发觉深埋于他心底的不安和怯懦。在北京这座大城市，他初来乍到，显得笨拙痴傻，甚至格格不入，经常迷路走丢，对大城市的许多事物都充满新鲜而陌生的矛盾感。在新家庭中，他也时刻担忧自己会成为小姨一家的负担和拖累，为此他甚至放弃了清华冬令营的珍贵学习机会，去做家教来贴补家用。但来自小姨一家的爱消释了他寄人篱下的惶恐与踯躅，唤醒了他骨子里的温暖与阳光，况且他乖巧懂事、勤奋刻苦的品质又使得他能够披荆斩棘，奔赴更好的前程。相较之下，王天泽却没有这般幸运，他所面临的，是一个孤立无援、如深渊般凝重黑暗的处境，于是，本该似锦的前程被自己亲手葬送。
从学生的立场来看，“他们虽然在整体上认同了新的环境、新的文化，但是在身份认同上仍然游离于‘城市人’和‘农村人’双重身份之间，处于尴尬境地，自我认知模糊，要想实现角色的完全转换，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渡期。”[2]这个过渡期极为关键，因为作为学生，他们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诉求，拘谨内向甚而自卑，这也正是他们缺乏心灵关怀的表现。由此，教育的人文关怀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要主动成为学生心灵关怀的引路人，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积极地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给予情感上的充分倾注，鼓励他们勇敢地表达自我，以弥补学生在心灵关怀方面的缺失，让学生产生一种归属感，从而尽可能快地融入新的集体。
二、教师视角的当下现实：对规范的诉求和与惩戒的斡旋
教育现实指向的资源配置不均，不仅仅只体现在学生身上，于老师和学校而言，亦是如此。面临社会对学校及教师日益增长的知识文化要求与育人需要之间的矛盾，学校难以平衡追求功利性的升学率与贯彻潜移默化的德育之间的矛盾，教师难以平衡低收入的薪资报酬与高投入的时间成本之间的矛盾，作为教育行业中最基层的教师和最小单位的学校，只能接受并苦苦支撑。
对教育资源的争夺，在某种程度上是贩卖焦虑的过程。可惜，焦虑只会转移，却不会消失。因为真正致使焦虑的缘由，在于教育过程中规范性的缺失。这也恰恰自证了教育亟待规范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任何政策的制定都应当建立起明确的管理边界和科学的评价机制，制定整体规划，跟踪考核实施效果，在规范化建设和综合性改革上推陈出新。显然，《班主任好累》中的教育政策，就是一个反例，具有鲜明的讽刺意味。小说中，在家长和学校的谋求算计下，学生作为单纯的受教育者的本质意义已被消磨殆尽，成为了教育急功近利的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如何在教育者和教育中介系统狡猾奸诈的操控下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了他们为之奔跑的意义。川妮在文中如是说：“高蹈的政策和坚硬的现实之间，总会有一大片灰色地带。某种意义上，这片灰色地带才是最接近真相、最有活力的当下现实。”在《班主任好累》中，一些经济条件优渥、功利心强的家长在发现了“校额到校”的指标后，嗅到了其中暗流涌动的机会，让孩子在普通学校上学，只要到年级的前百分之十到二十，中考的分不需很高便可以享受到名校的入學资格；而在罗伟章的“新写实主义”的中篇小说《奸细》[3]中，又点明了不同学校在争抢优质生源的过程中，不择手段地进行“情报—金钱”交易的丑恶嘴脸。归根结底，都是“灰色地带”中蠢蠢欲动的利益心在作祟。 优质生源的增加就意味着更高的名校录取率，而考取名校的学生则会在无形之中变成一块活招牌。于是家长趋之若鹜，通过各种权钱交易，壮大学校的资金链，并吸引更多的人才进行良性循环。反之的恶性循环则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了众多普校浑浑噩噩数十年而难再改观的局面上。在普通学校，推行的还是文明前社会的丛林法则——拼武力。每位教师都练就了一身百毒不侵的硬功夫，只有通过各种极端手段与学生们斗智斗勇才仅能求得安稳度日，类似于开发孩子潜力的事情更是无从谈起。
无论是哪一种情形，无可否认的是，教育的纯粹性正在丧失。在那一片灰色地带下，是不可窥探的现实利益在摩拳擦掌，左右着教育天平的摇摆方向。把两部作品结合起来看，不难发现，名校的老师一边暗地里做着买卖优质生源的勾当，一边打着响亮的口号，号召实现教育理想和教育公平。而普校的老师则疲于奔命，在名校的对比下相形见绌，如同一只蜗牛，只能借着名校抛出的为数不多的橄榄枝，缓慢地向前蠕动。这是多么讽刺而戏谑的场面！可这样的场面，在现实生活中却是鲜活而生动地存在着。
然而最可悲的，并不是同行之间的压倒性优势，而是尊师重教的作风在潜移默化中被淡忘，这实在令无数辛勤耕耘、默默执教数十载的老师们寒心。《班主任好累》也反映了当代老师与学生地位本末倒置的问题。初一新生军训，周豫州企图借口身体不适逃避军训，在被校医“揭穿”后，又私下联络父亲大闹军训场。周豫州的父亲溺爱成性，不仅无视校纪校规，更将自家三代单传的“独苗”捧得过高，把处于育人立场的老师置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作为家长的他们时时刻刻都在为周豫州“亲身示范”如何践踏老师的尊严，无视道德规范秩序。相应地，教养在他们的宝贝儿子心里，自然不值一提。事实上，这种毫无底线的溺爱和不具有任何示范性的低素质行径最终只会适得其反，让自家孩子成为一块“行走的牛皮藓”，在社会中毫无立足之地。
孩子在学校的地位日渐上升。一方面是因为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学校和家长们都输不起，另一方面，则是素质教育问题的缺失。《班主任好累》中发自肺腑的一段话深深地震撼着笔者：“都说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孩子出问题了，可这些问题，仅仅是学校问题吗？学校只是教育的一个环节，社会和家庭同样是教育的重要环节。很多问题根本不是学校的问题，而是家庭和社会问题在学校爆发了。”如果是优质生源与老师起了冲突，那么承担过错和责任、低头道歉的是勤勤恳恳、教书育人的老师；如果是普通学生或是后进生和老师起了冲突，出面平息矛盾、解决难题的人依旧是老师。无论是何种情境，教师都被放置在了一个窘迫而狼狈的位置。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十几年如一日般尽职尽责地奉献可能还不如一个市状元的头衔为学校创造的效益大。同样地，人性的阴暗面与社会的复杂性酿成的一起校园暴力事件，就可以直接否定一个班主任多年带班的良苦用心，甚至断送一个老师的执教生涯。
放眼当下教育现状，“把老师当学生管，把学生当祖宗供”的现象数见不鲜。基于此，前段时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意见》中明确赋予了教师教育惩戒权。这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其实，教育惩戒权的提法是相对完整而严谨的，具有明确的边界和程序。即它专指教育意义上的惩戒权，更多地是一种批评权利的赋予，而非指向假公济私、公报私仇的反教育的包庇和纵容。
著名教育家马卡连科说过：“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从本质上而言，教育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程度上的惩戒意味。这种惩戒的现实旨归在于促成学生心中规范到良知的转化，是道德的化身，是以教育的形式维护师道尊严，进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所以，我们在倡导表扬、奖励、赏识教育，保护孩子自尊心的同时，也不应当一票否决惩戒在教育中起到的积极作用。无可否认，现下的教师队伍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披着羊皮的狼”，打着惩戒的口号为所欲为。但这并不是没收教师惩戒权的理由，相反，我们应该进行批判性的启迪和反思，思考如何更好地把握教育的维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毫无惩戒、百般纵容的教育只是一种虚弱而无力的呻吟，是脆弱而不负责任的。如果我们进一步从法律上明确惩戒的方式方法、适用范围和轻重程度，提高教师的道德素养，保证惩戒的公平公正，理性冷静，那么，收获良好的教育效果也并非一纸空谈。
三、育人层面的驱动力：个体品德的自主建构过程
当然，教育惩戒也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学校和老师也应花费时间和精力落实在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上。教育的根本驱动力源自于受教育者作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家庭、学校和社会在致力于共同营造一个良好健康的教育氛围的同时，更应该聚焦于学生的自主性、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开发和挖掘。
德育，即教育者根据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的道德要求和个体的品德心理发展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受教育者身上培养所期望的道德素质，使他们具有正确的是非观念、坚强的意志品质和较高的道德实践能力，不断提升道德境界的教育过程。简言之，就是培养学生品德的活动。品德是个性素质结构的关键因素，对一个人的成长起着价值定向的作用。根据美国发展心理学家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儿童道德认识与品德发展有其客观的一套模式结构。初中阶段的儿童，正处于习俗水平，又称因循水平。在“好孩子定向”阶段的学生力图满足父母、老师和社会的需求和希望，对道德认知有了较高层次的理解和追求。因此，不难看出，此时，家庭、学校和社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这使我们不得不以逆向思维的方式，倒推探究家庭、学校及社会之于一个孩子成长的重要意义。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承担着诸多的社会功能。家庭氛围，尤其是父母对孩子的关怀和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孩子的一生。因此，作为家长，要关注孩子道德行为的形成与培养，注重孩子的社会规范学习与品德的发展。小说中，王天泽的父母是农民工，整日在外打工奔波，收入微薄。相较于小说中其他学生的家长，他们既无法为孩子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也难以抽出足够的时间陪伴、关心王天泽的心理健康状况，导致王天泽沉默寡言甚至自卑怯懦。成长环境的缺陷导致了他心理健康及德育的匮乏，再加上周豫州屡次三番的欺压，不懂得如何倾诉、宣泄感情的他，难以平复心绪，以致价值观扭曲，最终致使悲剧发生。因此，作为孩子“第一任老师”的雙亲，应当在精神层面关注孩子，并积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给孩子以正能量的引导，在倾听他们的烦忧的同时，竭尽所能地培养其正确的道德观念，以充满信任的教育和关爱，消除其疑惧心理和对抗情绪。 家庭教育在培养青少年健全人格方面作用重大，但真正对人的身心发展起主导性作用的还是学校教育。在参与学校教育活动的过程中，班主任是班级教育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对一个班集体的发展起主导作用。要想真诚地呵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班主任不仅需要有家长的心肠和情怀，无微不至地关怀学生，更应该关注到班集体的巨大力量，发挥班集体的教育功能，以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小说中的“我”作为一名班主任，就是忽视了学生群体对王天泽造成的伤害。王天泽的家境是全班最差的，说话又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尽管“我”不遗余力地表扬王天泽，倡议大家学会接纳和欣赏他，但班里的其他孩子还是在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群体，歧视和嘲笑王天泽。这种非正式群体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若不正确引导，很容易表现出消极的一面，周豫州在受到刺激后对王天泽的疯狂辱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没有做好班级情感倾向上的平衡，对于部分后进生而言会起到反作用，也不利于引导小群体中的成员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更不利于培养他们的自我教育能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必须要先从个人和集体两个方面全面了解和研究学生，避免因过度保护某个学生而使之成为“众矢之的”。其次，对于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初中生而言，苦口婆心的班会说教或许并非最佳的教育方式。相反，有计划地开展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更能引导集体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培养正确的舆论和良好的班风，使集体生发出巨大的自我教育力量，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总体而言，我国基础教育的教师数量问题基本上已经得到解决，教师质量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是社会上仍然广泛存在着许多令人关注和担忧的问题。因此，作为教育外部环境的客观社会也应当更加包容老师和学生，关心教师的职业倦怠和学生的心理健康，着力实现教育的相对公正公平，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提高国家的整体教育水平。
四、结语：校园背景的文学书写指向对教育未来的探寻
经历了诸多起起落落、剧烈动荡的事件之后，小说的结局走向了平缓宁静，正如“我”纷乱繁杂的班主任生活开始走向了疲累后的无力与挫败。孙又央和王天泽由于年龄尚小，均不负刑事责任。孙又央休学之后，她妈妈便放弃了念想，带她办理移民，去一个没有人在乎她是不是私生女的地方。而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王天泽，也还是在他妈妈的陪伴下，回到了老家。“我”也结束了自己的班主任生涯，只能默默期许，在余下的日子里，做一个好老师。“生活的河流依然流淌，太阳照常升起，但心灵那块疤痕只能愈合，却永远无法磨平。失去的可能永远失去了，无论是谁，都难以找回已经失落的精神伊甸园。”[4]川妮的这篇小说，聚焦于当下校园的热点问题，以真挚的情感、文学化的语言、戏剧性的情节书写了中学校园所联结的不同主体的悲喜忧欢，揭示了当前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促使我们去思考该如何突围，让教育重新焕发出更为鲜活而灵动的生命力。
注释：
[1]川妮：《班主任好累》，《芒种》，2018年第6期，第8页。该作品引文具体出处以下行文不再一一标示。
[2]陈丽丽：《城市新移民子女（初中生）心理关怀研究》，2016年安徽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王军，第6页。
[3]罗伟章的中篇小说《奸细》刊载于《人民文学》2006年第9期。
[4]张海志：《师德？失德！——評罗伟章中篇小说《奸细》》，《群文天地》，2011年第11期，第305页。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辑：木槿
责任编辑：文海
一、学生立场的叙写：心灵关怀的缺失与弥补
霸道嚣张的周豫州及其蛮横无理的家长，思维敏捷却时常走向执拗极端的高涵，还有外表冷傲孤僻但内心自卑畏缩的孙又央，勤奋懂事却误入歧途的王天泽，众生百态，纷乱繁杂，但这仅仅是“我”所面临的“冰山一角”。而王天泽被孙又央重伤的恶性事件，更是让作为班主任的“我”焦头烂额，几近崩溃。孙又央用圆规刺入王天泽的颈动脉，同时，也挑破了包括“我”在内的数个家庭的平静生活，揭开了这猩红喷涌的鲜血下触目的教育现状。也正是这次始料未及的校园暴力事件，我的心终于拨开迷雾，渐次明朗：“抓住每一个孩子的内心，成为他们信赖的人，才是最要紧的事情。”[1]虽然“我”的班主任生涯可能就这样彻底结束了，但“我”仍旧默默期许，在余下的日子里，努力做一个好老师，以填补横亘于孩子们心中的一道道鸿沟。
在这部作品中，二元结构的失衡首先体现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这种倾向性极为明显的配置不均包括城乡之间的壁垒、名校与普校师资水平的悬殊等等，可最为残酷的是，这种现实的差距降临在这群身心稚嫩的少年孩童身上时，竟然酿致了一场骇人的悲剧。
诚然，当今的教育情势正在逐渐好转，所有的学生都依法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是，这并不能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教育分划的现状。目前，我国的教育公平依旧面临严峻挑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着的明显差距，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亟待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所引发的激烈竞争等种种问题，都影响着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的发挥。勤勉如王天泽，他懂事，努力，学习好，如果是本地户籍，按照他的成绩，可以轻松考进一个名校，可因户籍限制，他要么只能考职业技术学院，要么就回户籍所在地的福建老家，在激烈的应试教育厮杀中奋勇向前。在班里，他常常因为家境贫寒而受到周豫州等其他孩子的歧视和鄙夷。这使“我”很难过，因为相比之下，周豫州家境殷实，却不懂珍惜。于王天泽而言，通过教育的培养与提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个人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努力是他改善个体生存与发展境遇、以实现自身社会层次的向上流动和优质转换的唯一途径和主要通道，是他必不可少的“走向生活的通行证”。现实亦是如此，在今天，我国农村的年轻一代要想成功地实现个人及代际之间的向上垂直流动，教育是最佳途径，并且是优质的高等教育才能实现。但是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不均、教育公平的实施面临重重困难等现实状况成为了不少孩子成长路上的绊脚石，使他们难以通过教育的培养、筛选，实现不同社会区域、社会层次之间的转换、变动、调整，更别说发挥个性特长、展现智慧才能、实现人生抱负了。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去年热播的家庭校园剧《小欢喜》中的“林磊儿”。同样，我们能发觉深埋于他心底的不安和怯懦。在北京这座大城市，他初来乍到，显得笨拙痴傻，甚至格格不入，经常迷路走丢，对大城市的许多事物都充满新鲜而陌生的矛盾感。在新家庭中，他也时刻担忧自己会成为小姨一家的负担和拖累，为此他甚至放弃了清华冬令营的珍贵学习机会，去做家教来贴补家用。但来自小姨一家的爱消释了他寄人篱下的惶恐与踯躅，唤醒了他骨子里的温暖与阳光，况且他乖巧懂事、勤奋刻苦的品质又使得他能够披荆斩棘，奔赴更好的前程。相较之下，王天泽却没有这般幸运，他所面临的，是一个孤立无援、如深渊般凝重黑暗的处境，于是，本该似锦的前程被自己亲手葬送。
从学生的立场来看，“他们虽然在整体上认同了新的环境、新的文化，但是在身份认同上仍然游离于‘城市人’和‘农村人’双重身份之间，处于尴尬境地，自我认知模糊，要想实现角色的完全转换，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渡期。”[2]这个过渡期极为关键，因为作为学生，他们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诉求，拘谨内向甚而自卑，这也正是他们缺乏心灵关怀的表现。由此，教育的人文关怀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要主动成为学生心灵关怀的引路人，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积极地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给予情感上的充分倾注，鼓励他们勇敢地表达自我，以弥补学生在心灵关怀方面的缺失，让学生产生一种归属感，从而尽可能快地融入新的集体。
二、教师视角的当下现实：对规范的诉求和与惩戒的斡旋
教育现实指向的资源配置不均，不仅仅只体现在学生身上，于老师和学校而言，亦是如此。面临社会对学校及教师日益增长的知识文化要求与育人需要之间的矛盾，学校难以平衡追求功利性的升学率与贯彻潜移默化的德育之间的矛盾，教师难以平衡低收入的薪资报酬与高投入的时间成本之间的矛盾，作为教育行业中最基层的教师和最小单位的学校，只能接受并苦苦支撑。
对教育资源的争夺，在某种程度上是贩卖焦虑的过程。可惜，焦虑只会转移，却不会消失。因为真正致使焦虑的缘由，在于教育过程中规范性的缺失。这也恰恰自证了教育亟待规范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任何政策的制定都应当建立起明确的管理边界和科学的评价机制，制定整体规划，跟踪考核实施效果，在规范化建设和综合性改革上推陈出新。显然，《班主任好累》中的教育政策，就是一个反例，具有鲜明的讽刺意味。小说中，在家长和学校的谋求算计下，学生作为单纯的受教育者的本质意义已被消磨殆尽，成为了教育急功近利的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如何在教育者和教育中介系统狡猾奸诈的操控下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了他们为之奔跑的意义。川妮在文中如是说：“高蹈的政策和坚硬的现实之间，总会有一大片灰色地带。某种意义上，这片灰色地带才是最接近真相、最有活力的当下现实。”在《班主任好累》中，一些经济条件优渥、功利心强的家长在发现了“校额到校”的指标后，嗅到了其中暗流涌动的机会，让孩子在普通学校上学，只要到年级的前百分之十到二十，中考的分不需很高便可以享受到名校的入學资格；而在罗伟章的“新写实主义”的中篇小说《奸细》[3]中，又点明了不同学校在争抢优质生源的过程中，不择手段地进行“情报—金钱”交易的丑恶嘴脸。归根结底，都是“灰色地带”中蠢蠢欲动的利益心在作祟。 优质生源的增加就意味着更高的名校录取率，而考取名校的学生则会在无形之中变成一块活招牌。于是家长趋之若鹜，通过各种权钱交易，壮大学校的资金链，并吸引更多的人才进行良性循环。反之的恶性循环则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了众多普校浑浑噩噩数十年而难再改观的局面上。在普通学校，推行的还是文明前社会的丛林法则——拼武力。每位教师都练就了一身百毒不侵的硬功夫，只有通过各种极端手段与学生们斗智斗勇才仅能求得安稳度日，类似于开发孩子潜力的事情更是无从谈起。
无论是哪一种情形，无可否认的是，教育的纯粹性正在丧失。在那一片灰色地带下，是不可窥探的现实利益在摩拳擦掌，左右着教育天平的摇摆方向。把两部作品结合起来看，不难发现，名校的老师一边暗地里做着买卖优质生源的勾当，一边打着响亮的口号，号召实现教育理想和教育公平。而普校的老师则疲于奔命，在名校的对比下相形见绌，如同一只蜗牛，只能借着名校抛出的为数不多的橄榄枝，缓慢地向前蠕动。这是多么讽刺而戏谑的场面！可这样的场面，在现实生活中却是鲜活而生动地存在着。
然而最可悲的，并不是同行之间的压倒性优势，而是尊师重教的作风在潜移默化中被淡忘，这实在令无数辛勤耕耘、默默执教数十载的老师们寒心。《班主任好累》也反映了当代老师与学生地位本末倒置的问题。初一新生军训，周豫州企图借口身体不适逃避军训，在被校医“揭穿”后，又私下联络父亲大闹军训场。周豫州的父亲溺爱成性，不仅无视校纪校规，更将自家三代单传的“独苗”捧得过高，把处于育人立场的老师置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作为家长的他们时时刻刻都在为周豫州“亲身示范”如何践踏老师的尊严，无视道德规范秩序。相应地，教养在他们的宝贝儿子心里，自然不值一提。事实上，这种毫无底线的溺爱和不具有任何示范性的低素质行径最终只会适得其反，让自家孩子成为一块“行走的牛皮藓”，在社会中毫无立足之地。
孩子在学校的地位日渐上升。一方面是因为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学校和家长们都输不起，另一方面，则是素质教育问题的缺失。《班主任好累》中发自肺腑的一段话深深地震撼着笔者：“都说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孩子出问题了，可这些问题，仅仅是学校问题吗？学校只是教育的一个环节，社会和家庭同样是教育的重要环节。很多问题根本不是学校的问题，而是家庭和社会问题在学校爆发了。”如果是优质生源与老师起了冲突，那么承担过错和责任、低头道歉的是勤勤恳恳、教书育人的老师；如果是普通学生或是后进生和老师起了冲突，出面平息矛盾、解决难题的人依旧是老师。无论是何种情境，教师都被放置在了一个窘迫而狼狈的位置。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十几年如一日般尽职尽责地奉献可能还不如一个市状元的头衔为学校创造的效益大。同样地，人性的阴暗面与社会的复杂性酿成的一起校园暴力事件，就可以直接否定一个班主任多年带班的良苦用心，甚至断送一个老师的执教生涯。
放眼当下教育现状，“把老师当学生管，把学生当祖宗供”的现象数见不鲜。基于此，前段时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意见》中明确赋予了教师教育惩戒权。这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其实，教育惩戒权的提法是相对完整而严谨的，具有明确的边界和程序。即它专指教育意义上的惩戒权，更多地是一种批评权利的赋予，而非指向假公济私、公报私仇的反教育的包庇和纵容。
著名教育家马卡连科说过：“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从本质上而言，教育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程度上的惩戒意味。这种惩戒的现实旨归在于促成学生心中规范到良知的转化，是道德的化身，是以教育的形式维护师道尊严，进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所以，我们在倡导表扬、奖励、赏识教育，保护孩子自尊心的同时，也不应当一票否决惩戒在教育中起到的积极作用。无可否认，现下的教师队伍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披着羊皮的狼”，打着惩戒的口号为所欲为。但这并不是没收教师惩戒权的理由，相反，我们应该进行批判性的启迪和反思，思考如何更好地把握教育的维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毫无惩戒、百般纵容的教育只是一种虚弱而无力的呻吟，是脆弱而不负责任的。如果我们进一步从法律上明确惩戒的方式方法、适用范围和轻重程度，提高教师的道德素养，保证惩戒的公平公正，理性冷静，那么，收获良好的教育效果也并非一纸空谈。
三、育人层面的驱动力：个体品德的自主建构过程
当然，教育惩戒也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学校和老师也应花费时间和精力落实在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上。教育的根本驱动力源自于受教育者作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家庭、学校和社会在致力于共同营造一个良好健康的教育氛围的同时，更应该聚焦于学生的自主性、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开发和挖掘。
德育，即教育者根据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的道德要求和个体的品德心理发展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受教育者身上培养所期望的道德素质，使他们具有正确的是非观念、坚强的意志品质和较高的道德实践能力，不断提升道德境界的教育过程。简言之，就是培养学生品德的活动。品德是个性素质结构的关键因素，对一个人的成长起着价值定向的作用。根据美国发展心理学家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儿童道德认识与品德发展有其客观的一套模式结构。初中阶段的儿童，正处于习俗水平，又称因循水平。在“好孩子定向”阶段的学生力图满足父母、老师和社会的需求和希望，对道德认知有了较高层次的理解和追求。因此，不难看出，此时，家庭、学校和社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这使我们不得不以逆向思维的方式，倒推探究家庭、学校及社会之于一个孩子成长的重要意义。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承担着诸多的社会功能。家庭氛围，尤其是父母对孩子的关怀和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孩子的一生。因此，作为家长，要关注孩子道德行为的形成与培养，注重孩子的社会规范学习与品德的发展。小说中，王天泽的父母是农民工，整日在外打工奔波，收入微薄。相较于小说中其他学生的家长，他们既无法为孩子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也难以抽出足够的时间陪伴、关心王天泽的心理健康状况，导致王天泽沉默寡言甚至自卑怯懦。成长环境的缺陷导致了他心理健康及德育的匮乏，再加上周豫州屡次三番的欺压，不懂得如何倾诉、宣泄感情的他，难以平复心绪，以致价值观扭曲，最终致使悲剧发生。因此，作为孩子“第一任老师”的雙亲，应当在精神层面关注孩子，并积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给孩子以正能量的引导，在倾听他们的烦忧的同时，竭尽所能地培养其正确的道德观念，以充满信任的教育和关爱，消除其疑惧心理和对抗情绪。 家庭教育在培养青少年健全人格方面作用重大，但真正对人的身心发展起主导性作用的还是学校教育。在参与学校教育活动的过程中，班主任是班级教育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对一个班集体的发展起主导作用。要想真诚地呵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班主任不仅需要有家长的心肠和情怀，无微不至地关怀学生，更应该关注到班集体的巨大力量，发挥班集体的教育功能，以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小说中的“我”作为一名班主任，就是忽视了学生群体对王天泽造成的伤害。王天泽的家境是全班最差的，说话又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尽管“我”不遗余力地表扬王天泽，倡议大家学会接纳和欣赏他，但班里的其他孩子还是在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群体，歧视和嘲笑王天泽。这种非正式群体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若不正确引导，很容易表现出消极的一面，周豫州在受到刺激后对王天泽的疯狂辱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没有做好班级情感倾向上的平衡，对于部分后进生而言会起到反作用，也不利于引导小群体中的成员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更不利于培养他们的自我教育能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必须要先从个人和集体两个方面全面了解和研究学生，避免因过度保护某个学生而使之成为“众矢之的”。其次，对于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初中生而言，苦口婆心的班会说教或许并非最佳的教育方式。相反，有计划地开展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更能引导集体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培养正确的舆论和良好的班风，使集体生发出巨大的自我教育力量，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总体而言，我国基础教育的教师数量问题基本上已经得到解决，教师质量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是社会上仍然广泛存在着许多令人关注和担忧的问题。因此，作为教育外部环境的客观社会也应当更加包容老师和学生，关心教师的职业倦怠和学生的心理健康，着力实现教育的相对公正公平，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提高国家的整体教育水平。
四、结语：校园背景的文学书写指向对教育未来的探寻
经历了诸多起起落落、剧烈动荡的事件之后，小说的结局走向了平缓宁静，正如“我”纷乱繁杂的班主任生活开始走向了疲累后的无力与挫败。孙又央和王天泽由于年龄尚小，均不负刑事责任。孙又央休学之后，她妈妈便放弃了念想，带她办理移民，去一个没有人在乎她是不是私生女的地方。而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王天泽，也还是在他妈妈的陪伴下，回到了老家。“我”也结束了自己的班主任生涯，只能默默期许，在余下的日子里，做一个好老师。“生活的河流依然流淌，太阳照常升起，但心灵那块疤痕只能愈合，却永远无法磨平。失去的可能永远失去了，无论是谁，都难以找回已经失落的精神伊甸园。”[4]川妮的这篇小说，聚焦于当下校园的热点问题，以真挚的情感、文学化的语言、戏剧性的情节书写了中学校园所联结的不同主体的悲喜忧欢，揭示了当前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促使我们去思考该如何突围，让教育重新焕发出更为鲜活而灵动的生命力。
注释：
[1]川妮：《班主任好累》，《芒种》，2018年第6期，第8页。该作品引文具体出处以下行文不再一一标示。
[2]陈丽丽：《城市新移民子女（初中生）心理关怀研究》，2016年安徽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王军，第6页。
[3]罗伟章的中篇小说《奸细》刊载于《人民文学》2006年第9期。
[4]张海志：《师德？失德！——評罗伟章中篇小说《奸细》》，《群文天地》，2011年第11期，第305页。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辑：木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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