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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的研究领域，关于经济史的研究一直是薄弱环节，甚是缺乏既有史料厚度又有思想深度的佳作力作。可喜的是，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程连升教授所著《筚路蓝缕：计划经济在中国》一书，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短板。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有着明显区别的体制阶段。因此，“从计划到市场”一直是学界关于当代中国经济史的最基本概括，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叙事定式：举凡讲到194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史，必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二元式认识框架和话语体系内。这种叙事视角虽然突出了体制改革这一时代特征，却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一方面，这种叙事定式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之间的联系关注不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只是不同的资源配置手段，并不是像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那样不同的经济形态。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对此有过精辟论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更早些时候，顾准也对此做出过独到且具体的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由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支配，而“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着‘商品生产’，应该肯定，其原因是经济核算制的存在，不是两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果”。有学者将这一思想概括为“顾准命题”：即便在单一的公有制（如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经济仍可以获得发展。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程确确实实地证明了这个命题。在“一五”计划时期，正常的计划管理和商品流通使中国经济取得了年均8.88%的增长速度，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限制和取消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做法很快使国民经济运行出现紊乱和停滞，随后的调整和修复又使得经济增长达到了年均14%以上的水平。改革开放后，计划与市场的深度融合，更使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快速增长。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只要国民经济的运行和管理遵循经济规律而不是主观胡来，就会实现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与实行的是计划管理为主还是市场调节为主并无必然的联系。因此，从历史的角度说，市场经济并不是对计划经济的替代和否定，二者之间并没有理论上描述得那么泾渭分明。
另一方面，“从计划到市场”的叙事定式，在理解现实中的经济发展和转型方面也有不足。首先，这一定式不能准确地解释中国与其他经济转型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之间，在经济转型和增长绩效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其次，“从计划到市场”是一个短期的叙事视角，长期的历史则是一个更为宏大的“发展”过程，不只是单纯的“转型”过程。“从计划到市场”逻辑的核心目标，是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个市场经济体制无论被冠以什么名称，都应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要素价格机制，即价格的决定是由市场主导的，政府对价格的管制仅在有限范围内存在；其二，市场流动机制，即商品和生产要素应该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其三，所有制结构，即民营经济在经济结构中应占有足够的比重。以此来看，中国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过程在当代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但很明显，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隐藏着许多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使我们的转型和增长显得不那么尽如人意，某些地方或许还有“畸形”。深究起来，这些矛盾中的绝大多数与中国曾经是个计划经济国家并没有必然联系，而主要与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特征有关。这些特征有其历史和文化背景，同时在现实经济利益的影响下得到强化。当代中国所面临各种矛盾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还没有足够充分地根据经济增长的需要来调整和发展其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制度结构。这些都不是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这种体制性原因所能解释的。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历史和现实都提醒我们，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在“从计划到市场”的表象之下，还有更深层的逻辑关联。为书写更全面更深刻的当代中国经济史起见，我们有必要超越简单的“从计划到市场”的思维定式，重新认识和思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把当代中国经济史放在大范围制度变迁的视野内去考察。《筚路蓝缕：计划经济在中国》一书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
第一，作者将研究视野扩展到1949年到2000年共50余年的历史时段中，并精到地梳理和阐述了计划经济思想的起源和在国外的实践，从时空两个维度扩展了研究的长度和广度。时空的扩展，使叙事视阈更加宏大，历史背景更加清晰，也更容易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抽离出社会发展的本质。该书的引子部分对计划经济思想的形成、内容和发展以及在20世纪前半期的表现作了历史的考察，为我们展示了计划经济的思想本然和实践风貌。紧接着，第一章又对新中国成立以前国内发展计划经济的思潮和实践努力作了系统梳理，向我们说明了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计划经济并非骤然举动，而是有着比較稳固的思想、物质和制度基础的。尤为重要的是，该书第八、九、十章对改革开放之后的计划经济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和记述，尝试解决此前关于中国计划经济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虎头蛇尾”问题。这三章内容向我们说明，计划经济在中国的退出有一个历史过程，改革和转轨并不意味着消失，计划经济的合理内核仍然且将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全书到此虽告完结，却给人一种意犹未尽、回味悠远的感觉，尽显史学经世之道。
第二，作者运用丰富且准确的史料，以真挚的情感和流畅的笔触，将枯燥乏味的经济问题变成了丰润生动的历史活剧，增强了研究的厚度。史料是历史著作的基石，而史料的生命在于真实。该书综合运用各类史料，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集、传记、年谱、回忆录，以及权威性、准确性极高的经济档案资料等，寓理于史、论从史出，不妄低、不拔高，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从既定的事实出发”，使全书的研究具备极为扎实的资料基础，读来令人信服。比如该书在记述计划经济运行的初期效果和随之而来的调整、变革、修复过程时，将活灵活现的文献史料与“冷冰冰”的统计资料结合运用，将计划经济的客观绩效和在实际运行中所受到的人为的主观冲击展示得淋漓尽致，历史的起承转合就这样一目了然。 第三，作者秉持批判式的理论思维，不盲从主流经济学理论，通过严谨客观的实证考察和理论分析得出符合历史、符合逻辑、符合实践的结论，提升了研究的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该书论证得出：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历史的选择；计划经济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起到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重要作用；任何经济体制都存在时空关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也属必然；尽管我们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运行仍然离不开国家计划的调控。这些结论不仅回击了新自由主义对计划经济的全盘否定和根本质疑，更重要的是指出了计划经济的内核即国家的宏观调控仍是经济运行的必要手段。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就这样被作者所洞见，从计划到市场不再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转折，而是一个有机融合的过程，整个当代中国经济史的脉络也就被“打通”了。
总之，作者在放大研究视野之后得到了不同于传统经济史叙事却更有解释力的新视角，突破了“从计划到市场”的叙事定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突破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乃至对于整个当代中国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都是有非凡意义的。
作为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本书难免有欠缺之处，也还有很多有待进一步研探的问题。作者对一些概念的运用，如计划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否定之否定”张力等，以及部分论断如“一五”时期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毛泽东时期实现现代化经济的起飞等，都有不够准确之处，需要再推敲和斟酌；一些比较研究的案例还不够典型，与书中所研究的欧美国家在战后实行的“国家干预主义”相比，印度等战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国情最为相似，实行的经济政策也最有可比性，这方面亦可再作补充。不过，学术概念的使用和比较研究对象的选择原本就有见仁见智的区别，并无单一的套路可循，因此这些欠缺并不足以损伤全书的研究质量；相对而言，更需引起重视的问题还在于该书对一些结论性、理论性问题的探讨，仅停留在“破题”层面，没有再深入阐释。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人类社会的组织者即国家或政府管理运行社会生产的方式方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经济运行绩效的核心变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实质是政府配置资源范围的缩小和市场配置资源范围的扩大；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也是匹配好政府与市场的各自作用和相互关系。中共十八大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作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所揭示的正是这一道理。与概念宏大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比，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从技术层面、操作层面叙述和分析当代中国经济史的框架，因而更具理论和实践上的普遍意义。从这个角度说，进一步突破思维定式，跳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框架的限制，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维度透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史，能够更准确、更务实地考察和揭示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实践及其蕴含的历史意义，也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两个不能否定”，即無论是“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还是“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其内核都是不能否定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道路，不能否定中国人民为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如此，计划经济的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理论价值方得以更大程度的彰显。
这些问题没有进一步研探，首先是作者囿于研究材料或写作框架，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已经不是作者一人之力可以承担的，而是整个现当代经济史学界和党史国史学界都应该重视的问题。这方面，程连升教授已经为我们开辟了新路、作出了表率，作为后学者，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呢？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有着明显区别的体制阶段。因此，“从计划到市场”一直是学界关于当代中国经济史的最基本概括，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叙事定式：举凡讲到194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史，必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二元式认识框架和话语体系内。这种叙事视角虽然突出了体制改革这一时代特征，却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一方面，这种叙事定式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之间的联系关注不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只是不同的资源配置手段，并不是像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那样不同的经济形态。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对此有过精辟论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更早些时候，顾准也对此做出过独到且具体的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由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支配，而“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着‘商品生产’，应该肯定，其原因是经济核算制的存在，不是两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果”。有学者将这一思想概括为“顾准命题”：即便在单一的公有制（如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经济仍可以获得发展。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程确确实实地证明了这个命题。在“一五”计划时期，正常的计划管理和商品流通使中国经济取得了年均8.88%的增长速度，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限制和取消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做法很快使国民经济运行出现紊乱和停滞，随后的调整和修复又使得经济增长达到了年均14%以上的水平。改革开放后，计划与市场的深度融合，更使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快速增长。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只要国民经济的运行和管理遵循经济规律而不是主观胡来，就会实现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与实行的是计划管理为主还是市场调节为主并无必然的联系。因此，从历史的角度说，市场经济并不是对计划经济的替代和否定，二者之间并没有理论上描述得那么泾渭分明。
另一方面，“从计划到市场”的叙事定式，在理解现实中的经济发展和转型方面也有不足。首先，这一定式不能准确地解释中国与其他经济转型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之间，在经济转型和增长绩效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其次，“从计划到市场”是一个短期的叙事视角，长期的历史则是一个更为宏大的“发展”过程，不只是单纯的“转型”过程。“从计划到市场”逻辑的核心目标，是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个市场经济体制无论被冠以什么名称，都应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要素价格机制，即价格的决定是由市场主导的，政府对价格的管制仅在有限范围内存在；其二，市场流动机制，即商品和生产要素应该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其三，所有制结构，即民营经济在经济结构中应占有足够的比重。以此来看，中国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过程在当代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但很明显，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隐藏着许多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使我们的转型和增长显得不那么尽如人意，某些地方或许还有“畸形”。深究起来，这些矛盾中的绝大多数与中国曾经是个计划经济国家并没有必然联系，而主要与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特征有关。这些特征有其历史和文化背景，同时在现实经济利益的影响下得到强化。当代中国所面临各种矛盾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还没有足够充分地根据经济增长的需要来调整和发展其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制度结构。这些都不是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这种体制性原因所能解释的。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历史和现实都提醒我们，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在“从计划到市场”的表象之下，还有更深层的逻辑关联。为书写更全面更深刻的当代中国经济史起见，我们有必要超越简单的“从计划到市场”的思维定式，重新认识和思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把当代中国经济史放在大范围制度变迁的视野内去考察。《筚路蓝缕：计划经济在中国》一书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
第一，作者将研究视野扩展到1949年到2000年共50余年的历史时段中，并精到地梳理和阐述了计划经济思想的起源和在国外的实践，从时空两个维度扩展了研究的长度和广度。时空的扩展，使叙事视阈更加宏大，历史背景更加清晰，也更容易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抽离出社会发展的本质。该书的引子部分对计划经济思想的形成、内容和发展以及在20世纪前半期的表现作了历史的考察，为我们展示了计划经济的思想本然和实践风貌。紧接着，第一章又对新中国成立以前国内发展计划经济的思潮和实践努力作了系统梳理，向我们说明了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计划经济并非骤然举动，而是有着比較稳固的思想、物质和制度基础的。尤为重要的是，该书第八、九、十章对改革开放之后的计划经济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和记述，尝试解决此前关于中国计划经济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虎头蛇尾”问题。这三章内容向我们说明，计划经济在中国的退出有一个历史过程，改革和转轨并不意味着消失，计划经济的合理内核仍然且将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全书到此虽告完结，却给人一种意犹未尽、回味悠远的感觉，尽显史学经世之道。
第二，作者运用丰富且准确的史料，以真挚的情感和流畅的笔触，将枯燥乏味的经济问题变成了丰润生动的历史活剧，增强了研究的厚度。史料是历史著作的基石，而史料的生命在于真实。该书综合运用各类史料，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集、传记、年谱、回忆录，以及权威性、准确性极高的经济档案资料等，寓理于史、论从史出，不妄低、不拔高，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从既定的事实出发”，使全书的研究具备极为扎实的资料基础，读来令人信服。比如该书在记述计划经济运行的初期效果和随之而来的调整、变革、修复过程时，将活灵活现的文献史料与“冷冰冰”的统计资料结合运用，将计划经济的客观绩效和在实际运行中所受到的人为的主观冲击展示得淋漓尽致，历史的起承转合就这样一目了然。 第三，作者秉持批判式的理论思维，不盲从主流经济学理论，通过严谨客观的实证考察和理论分析得出符合历史、符合逻辑、符合实践的结论，提升了研究的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该书论证得出：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历史的选择；计划经济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起到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重要作用；任何经济体制都存在时空关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也属必然；尽管我们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运行仍然离不开国家计划的调控。这些结论不仅回击了新自由主义对计划经济的全盘否定和根本质疑，更重要的是指出了计划经济的内核即国家的宏观调控仍是经济运行的必要手段。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就这样被作者所洞见，从计划到市场不再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转折，而是一个有机融合的过程，整个当代中国经济史的脉络也就被“打通”了。
总之，作者在放大研究视野之后得到了不同于传统经济史叙事却更有解释力的新视角，突破了“从计划到市场”的叙事定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突破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乃至对于整个当代中国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都是有非凡意义的。
作为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本书难免有欠缺之处，也还有很多有待进一步研探的问题。作者对一些概念的运用，如计划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否定之否定”张力等，以及部分论断如“一五”时期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毛泽东时期实现现代化经济的起飞等，都有不够准确之处，需要再推敲和斟酌；一些比较研究的案例还不够典型，与书中所研究的欧美国家在战后实行的“国家干预主义”相比，印度等战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国情最为相似，实行的经济政策也最有可比性，这方面亦可再作补充。不过，学术概念的使用和比较研究对象的选择原本就有见仁见智的区别，并无单一的套路可循，因此这些欠缺并不足以损伤全书的研究质量；相对而言，更需引起重视的问题还在于该书对一些结论性、理论性问题的探讨，仅停留在“破题”层面，没有再深入阐释。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人类社会的组织者即国家或政府管理运行社会生产的方式方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经济运行绩效的核心变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实质是政府配置资源范围的缩小和市场配置资源范围的扩大；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也是匹配好政府与市场的各自作用和相互关系。中共十八大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作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所揭示的正是这一道理。与概念宏大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比，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从技术层面、操作层面叙述和分析当代中国经济史的框架，因而更具理论和实践上的普遍意义。从这个角度说，进一步突破思维定式，跳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框架的限制，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维度透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史，能够更准确、更务实地考察和揭示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实践及其蕴含的历史意义，也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两个不能否定”，即無论是“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还是“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其内核都是不能否定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道路，不能否定中国人民为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如此，计划经济的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理论价值方得以更大程度的彰显。
这些问题没有进一步研探，首先是作者囿于研究材料或写作框架，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已经不是作者一人之力可以承担的，而是整个现当代经济史学界和党史国史学界都应该重视的问题。这方面，程连升教授已经为我们开辟了新路、作出了表率，作为后学者，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呢？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