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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短短五十六岁的一生却留下了一千五百余万字的著作。近年来，梁启超家书的结集出版使梁氏家庭教育走进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梁启超有九名子女，每个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卓有建树，这与他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从梁启超与子女的书信中可以发现，他对国学教育非常重视，不仅督促子女多读国学经典，还亲自为他们讲学。在梁启超1918年夏秋间写给弟弟梁启勋的信中，就曾三次提到在家中为子女讲授“国学源流”的实践，现将三封信抄录如下：
致梁启勋（1918年）
棠郝、仲麟书寄上。吾廿一日本拟来，因含沙射影且多，只得在家致心敬而已。一月来为儿曹讲“学术流别”，思顺所记讲义，已褎然成巨帙（《史稿》仅续成八十余叶耳）。惜能领解者少耳。疾已愈，勿念。
两浑十八日
致梁启勋（1918年7、8月间）
得棠郝书，叔华未归，由美寄家书请延期，然则无复问题矣。吾为群童讲演已月余，颇有对牛弹琴之感，尚余一来复，学术源流（吾所讲却与南海有不同）卒业矣。来复二将讲“前清一代学术”，弟盍来一听？当有趣味也。
两浑 来复六夕
致梁启勋（1918年）
书悉，孝觉凶问，咋晨瘿公书来已报，世法无常，我佛不我欺也。死者解脱，生者难为怀耳。不审其家景况如何，妻子可免冻馁否，瘿当略知耶？可询之，旅葬若有需，我当任也。
为群儿讲“学术流别”，三日后当了，更拟为讲《孟子》（非随文解释，讲义略同学案也）。彼辈如何能解，不过予以一模糊之印象，数年以后，或缘心理再显之作用，稍有会耳。吾每日既分一半光阴与彼辈，亦致可惜。弟能来听极善，但讲《孟子》亦总须两旬乃了，弟安能久住耶？（曼宣有书画等托孝觉带来，若沪上有人来，能了此，亦佳。请告瘿。）
两浑二日
三封信的写作顺序
丁文江、赵丰田编纂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写道：“夏秋间，先生从事著述以外，曾为长女令娴等讲国学源流甚久。”并列举了梁启超在1918年写给弟弟梁启勋的三封书信，里面都提到了梁启超在家中给子女讲学一事。这三封信的署名均为“两浑”，根据单凌寒的解释，这是“当时一种熟人间的署名方式，意思是互相认识的人，类似如今的‘知名不具’”。然而无论是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还是在2018年最新出版的《梁启超全集》中，这三封信的具体写作时间和顺序都没有经过考证，学界也很少有人讨论过这三封信的内容。其中两封信的落款有日期而无月份，另一封落款则仅写“来复六夕”。
1899年12月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就说过“以后所记皆用西历”，这几封信里所记的日期自然不可能是农历。在落款为十八日的信中，梁启超说“吾廿一日本拟来，因含沙射影且多，只得在家致心敬而已”。根据夏晓虹在《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中的考证，信中所说“廿一日事”指的是定于1918年7月21日举办的戴戡逝世周年追悼会，戴戡在日本留学期间师从梁启超，辛亥革命前后历任贵州都督府参政、省长，护国运动中作为云贵两省核心联络人，为倒袁做出巨大贡献。1917年7月为反对张勋复辟，与川军力战阵亡，享年三十八岁。由此可知，这封落款为十八日的信应当写于1918年7月18日。
另一封落款为“二日”的信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被放在最前，但稍加考察便不难发现，它应该写在7月18日的信之后。这封信开头提到的“孝觉”是与梁启超同为康门弟子的岭南诗人黄文开，孝觉是他的字。1918年夏天，他在广东财政厅厅长任上奉召晋京，却在道经上海时突发急病去世。1918年8月21日和23日《时事新报》“广东特约通讯”栏目披露了这一消息。另有友人刘乃勋和伍庄所写的两首悼亡诗，均在小序或附注里提到黄孝觉去世的时间是“戊午六月”，公历应在7月8日至8月6日之間。又据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1918年7月3日呈送给军阀段芝贵的一封战况报告中有如下记载：“而黄孝觉来函，则又曰莫荣新将攻肇庆，殊难见信。”由以上材料可知，黄孝觉去世时间应该是1918年7月8日至8月初。而梁启超7月18日的信里尚未提到黄孝觉去世的消息，那么他这封获悉“孝觉凶问”的家书的写作时间就应该是当年的8月2日或9月2日。
夏晓虹认为该信写于1918年8月2日。我很赞同这一判断，但对于证据材料略有些不同看法。夏晓虹引1918年梁启超致陈叔通、张菊生的一封信，梁启超在该信中自述患呕血症一事，并说写信时经看诊服药病已经好了大半，信末落款为“十一日”。夏晓虹又根据《张元济日记》中记载他曾于9月6日致信梁启超，推断出梁的回信应在几天后的9月11日，再扣除治病服药的十五天，由此得出讲学结束的时间约在1918年八月末。然而梁启超这一时期提到患病的几封书信里无一处明言他因病终止了给子女们讲学，夏晓虹由此判断讲学结束于八月末，进而推断出落款为“二日”的家抒写于8月2日似乎不够充分。
在这封落款为“二日”的信中，梁启超写道：“为群儿讲‘学术流别’，三日后当了，更拟为讲《孟子》（非随文解释，讲义略同学案也）。”可见在写这封信时，“学术流别”的讲学已进入尾声，接下来将进入有关《孟子》的讲学，并很可能已经为此预备了讲义。梁启超在1918年8月4日赠予徐志摩的文章《饮冰室读书记》中写道：“戊午，儿曹暑假，为讲《孟子》，得笔记数十则，此其发端焉。”根据梁启超的措辞，他在8月4日给徐志摩写这封信时，关于《孟子》的讲学可能已经开始或即将开始，那么这封“拟为群儿讲《孟子》”的书信则最有可能写于在此之前的1918年8月2日而非9月2日。
最后一封落款为“来复六夕”的信，《梁启超全集》记载写于1918年七八月间，“来复”即星期”，说明这封信写于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根据信中所说的“尚余一来复，学术源流卒业矣”，可见写信时“学术源流”还有一周就讲完了，结合上封信中曾提到“为群儿讲‘学术流别’，三日后当了”，可见这两封信写作的时间间隔应不超过一周。如果上一封信确写于8月2日，那么落款为“来复六夕”的家书则很可能写于8月2日前几日的星期六，即1918年7月27日。
致梁启勋（1918年）
棠郝、仲麟书寄上。吾廿一日本拟来，因含沙射影且多，只得在家致心敬而已。一月来为儿曹讲“学术流别”，思顺所记讲义，已褎然成巨帙（《史稿》仅续成八十余叶耳）。惜能领解者少耳。疾已愈，勿念。
两浑十八日
致梁启勋（1918年7、8月间）
得棠郝书，叔华未归，由美寄家书请延期，然则无复问题矣。吾为群童讲演已月余，颇有对牛弹琴之感，尚余一来复，学术源流（吾所讲却与南海有不同）卒业矣。来复二将讲“前清一代学术”，弟盍来一听？当有趣味也。
两浑 来复六夕
致梁启勋（1918年）
书悉，孝觉凶问，咋晨瘿公书来已报，世法无常，我佛不我欺也。死者解脱，生者难为怀耳。不审其家景况如何，妻子可免冻馁否，瘿当略知耶？可询之，旅葬若有需，我当任也。
为群儿讲“学术流别”，三日后当了，更拟为讲《孟子》（非随文解释，讲义略同学案也）。彼辈如何能解，不过予以一模糊之印象，数年以后，或缘心理再显之作用，稍有会耳。吾每日既分一半光阴与彼辈，亦致可惜。弟能来听极善，但讲《孟子》亦总须两旬乃了，弟安能久住耶？（曼宣有书画等托孝觉带来，若沪上有人来，能了此，亦佳。请告瘿。）
两浑二日
三封信的写作顺序
丁文江、赵丰田编纂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写道：“夏秋间，先生从事著述以外，曾为长女令娴等讲国学源流甚久。”并列举了梁启超在1918年写给弟弟梁启勋的三封书信，里面都提到了梁启超在家中给子女讲学一事。这三封信的署名均为“两浑”，根据单凌寒的解释，这是“当时一种熟人间的署名方式，意思是互相认识的人，类似如今的‘知名不具’”。然而无论是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还是在2018年最新出版的《梁启超全集》中，这三封信的具体写作时间和顺序都没有经过考证，学界也很少有人讨论过这三封信的内容。其中两封信的落款有日期而无月份，另一封落款则仅写“来复六夕”。
1899年12月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就说过“以后所记皆用西历”，这几封信里所记的日期自然不可能是农历。在落款为十八日的信中，梁启超说“吾廿一日本拟来，因含沙射影且多，只得在家致心敬而已”。根据夏晓虹在《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中的考证，信中所说“廿一日事”指的是定于1918年7月21日举办的戴戡逝世周年追悼会，戴戡在日本留学期间师从梁启超，辛亥革命前后历任贵州都督府参政、省长，护国运动中作为云贵两省核心联络人，为倒袁做出巨大贡献。1917年7月为反对张勋复辟，与川军力战阵亡，享年三十八岁。由此可知，这封落款为十八日的信应当写于1918年7月18日。
另一封落款为“二日”的信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被放在最前，但稍加考察便不难发现，它应该写在7月18日的信之后。这封信开头提到的“孝觉”是与梁启超同为康门弟子的岭南诗人黄文开，孝觉是他的字。1918年夏天，他在广东财政厅厅长任上奉召晋京，却在道经上海时突发急病去世。1918年8月21日和23日《时事新报》“广东特约通讯”栏目披露了这一消息。另有友人刘乃勋和伍庄所写的两首悼亡诗，均在小序或附注里提到黄孝觉去世的时间是“戊午六月”，公历应在7月8日至8月6日之間。又据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1918年7月3日呈送给军阀段芝贵的一封战况报告中有如下记载：“而黄孝觉来函，则又曰莫荣新将攻肇庆，殊难见信。”由以上材料可知，黄孝觉去世时间应该是1918年7月8日至8月初。而梁启超7月18日的信里尚未提到黄孝觉去世的消息，那么他这封获悉“孝觉凶问”的家书的写作时间就应该是当年的8月2日或9月2日。
夏晓虹认为该信写于1918年8月2日。我很赞同这一判断，但对于证据材料略有些不同看法。夏晓虹引1918年梁启超致陈叔通、张菊生的一封信，梁启超在该信中自述患呕血症一事，并说写信时经看诊服药病已经好了大半，信末落款为“十一日”。夏晓虹又根据《张元济日记》中记载他曾于9月6日致信梁启超，推断出梁的回信应在几天后的9月11日，再扣除治病服药的十五天，由此得出讲学结束的时间约在1918年八月末。然而梁启超这一时期提到患病的几封书信里无一处明言他因病终止了给子女们讲学，夏晓虹由此判断讲学结束于八月末，进而推断出落款为“二日”的家抒写于8月2日似乎不够充分。
在这封落款为“二日”的信中，梁启超写道：“为群儿讲‘学术流别’，三日后当了，更拟为讲《孟子》（非随文解释，讲义略同学案也）。”可见在写这封信时，“学术流别”的讲学已进入尾声，接下来将进入有关《孟子》的讲学，并很可能已经为此预备了讲义。梁启超在1918年8月4日赠予徐志摩的文章《饮冰室读书记》中写道：“戊午，儿曹暑假，为讲《孟子》，得笔记数十则，此其发端焉。”根据梁启超的措辞，他在8月4日给徐志摩写这封信时，关于《孟子》的讲学可能已经开始或即将开始，那么这封“拟为群儿讲《孟子》”的书信则最有可能写于在此之前的1918年8月2日而非9月2日。
最后一封落款为“来复六夕”的信，《梁启超全集》记载写于1918年七八月间，“来复”即星期”，说明这封信写于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根据信中所说的“尚余一来复，学术源流卒业矣”，可见写信时“学术源流”还有一周就讲完了，结合上封信中曾提到“为群儿讲‘学术流别’，三日后当了”，可见这两封信写作的时间间隔应不超过一周。如果上一封信确写于8月2日，那么落款为“来复六夕”的家书则很可能写于8月2日前几日的星期六，即1918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