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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博弈持续了100多年，当我们把诵读《论语》《孟子》《诗经》等古代经典看成是“文化蒙昧主义”的时候，西方人恰恰是在教他们的孩子阅读《荷马史诗》《圣经》《柏拉图对话录》等文化巨著。
难道中国人一定要丢掉传统才能实现现代化吗？
100年后的今天，经历过对传统文化的毁灭式打击后，社会上出现了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呼声，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开始慢慢回归理性，被迫中断100多年的儿童读经教育也再次引起了国人的关注。
作为最早提倡读经教育的当代教育家，王财贵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曾师从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1994年起，他在台湾发起“读经运动”，提倡儿童亟需诵读经典的教育理念。近20年来，其足迹遍布台湾、大陆、东南亚、欧洲、澳洲及美加地区，演讲1000多场，目前大陆地区有几千万儿童在实践读经教育，欧洲和北美也有几千名华人子弟正在通过儿童读经的方式学习中文，“儿童读经”观念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
近日，笔者围绕儿童该不该读经典、读哪些经典、用什么方式读经典等话题对王先生进行了专访。
经典该不该读
本来，“反传统”，如果是“反省传统”，表明一个民族在进步，这是任何一个有活力的民族经常要做的事。但是如果把“反省传统”变成了无条件的“反对传统”，乃至于必须“消灭传统”，那就不同了。“消灭传统”只能让文化的传承永失其根源。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推广读经教育的，第一次到大陆演讲是哪一年？
王财贵：1994年我就已经开始在台湾推广读经了，第一次到大陆演讲是1996年。当时是受南怀瑾先生的邀请到香港演讲，介绍读经教育理念和具体做法。同一年，我在海南岛，在海南航空总部作了第一场大陆公开读经演讲。
近20年的时间，大陆的读经环境是在慢慢解冻的，前景很好。
记者：1994年，“国学”还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热度，您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
王财贵：虽然我是在1994年正式向社会推广读经，但实际上产生这个读经的理念要更早些，大概是一九六几年。当时我还在师范学校读书，我是学教育专业的，但是我觉得自己的才能、才华、学问、文章、修养都很欠缺，所以一直很焦虑。
后来，我读了许多古人的传记，突然发现一个秘密——虽然古人和我们一样，也是从小读书，但他们读的大多是有智慧的书，而我们从小读的只是长知识的书。
当时，我自己就开始找一些古文、诗词看，结果我的语文进步很快，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读经典。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觉得从小读书还是应该先学经典，经典才是根本，它的含金量更大。所以，慢慢就形成了我的读经理念。
记者：您是从自己的亲身体会得出的经验？
王财贵：对，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到20多岁我去教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做实验。一般人认为孩子不喜欢读经，这其实是错误的观念，大多是主观臆断，没有经过验证。对于儿童，读经的学习跟其他功课的学习其实是一样的，是否有兴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和家长的引导。很多所谓教育学者，认为孩子对读经没兴趣，主要是受“五四”以来的风气影响，凭空得出的认定。
他们往往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孩子，认为孩子没兴趣所以就不教，或者是教的方法错误导致了孩子没兴趣。
我们提倡读经而不是背经，读经是反复地读，读到自然成诵，反复，正好合乎儿童学习的天性。认为读经是枯燥的、乏味的、没兴趣的，讲这些话的人，一定都没有亲身教过读经。
记者：谈到“读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五四”时期的论争，蔡元培、胡适等许多文化巨擘是反对读经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看他们当时的主张？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失去了文化的自信？
王财贵：可以说，当年反对读经的人是过于情绪化的。
我们可以推导出他们反对读经的原因：当时国势衰弱，这群人的出发点是救国，怎么救呢？主要就是学习西方，因为西方富强。而东西方的文化走向、文化特质又是不同的，他们认为，要学西方就一定要打倒东方。
很显然，他们认为东西方文化的方向不同，是有道理的，认为西方文化值得学习，这也是正确的。但是向西方学习就一定要打倒东方吗？
所以，他们基本逻辑是：第一，西方文化是有价值的；第二，有价值的文化是值得学习的；第三，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性质是不同的；第四，凡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一定要你死我活，所以，其结论是：要学习西方文化就一定要打倒中国传统文化。而要打倒中国文化，最快的方式就是在教育中废除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所以蔡元培就首先废除读经，因为读经是中国文化传承最重要的手段。
记者：这个逻辑本身就有问题。
王财贵：是的，今天看来这是很偏激的。在“五四”时期以及之后的将近一百年里，中国许多学者都是这种“二元对立”“互相打倒”的逻辑思维。
本来，“反传统”，如果是“反省传统”，表明一个民族在进步，这是任何一个有活力的民族经常要做的事。但是如果把“反省传统”变成了无条件的“反对传统”，乃至于必须“消灭传统”，那就不同了。“消灭传统”只能让文化的传承永失其根源。
我本身是学教育的，也在学校任职教书，我曾经思考教育的道理和教育的学说。一般人是直接把现代西方的、美国的理念奉为圭臬，拿来就学。但只要我们稍微一思考就知道，现在流行的教育学说有对的地方，但是却不一定全对，它的效果也不一定是全方位的，所以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思考才能有选择地接受。
近100年来国民的语文程度一直受到诟病，这极易导致文化的没落和断层，也将间接导致其他教学的失败。国民语文程度的滑坡，最主要的因素不是因为语文难学，而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失败，而语文教育的失败，其实是因为文化观念的迷失及教育理论的错误。
记者：当时蔡元培应该是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吧？
王财贵：对。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首任教育总长。在民国元年的元月19日，蔡元培即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
其实蔡元培倒不是主张一定要打倒中国文化，他认为经典要长大以后再读，“废除读经”主要是出于担忧传统儒学经典中的僵化思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孩子产生消极影响。
但是，中国古人的读经教育是在中小学完成的，文化教养需要从小开始，要经过长时间潜移默化的熏陶，长大以后确实已经来不及了。不得不说，中小学废除读经是蔡元培教育观念的糊涂，此后，中国人的语文程度其实是在逐渐降低的。
到1920年，胡适之进一步建议小学课本一律改成白话文，自此，国人更渐渐读不懂中国书了。被翻译成白话的文言文远不及原汁原味精彩，几千年文明积累的文化典籍对于没有文言文基础的国人而言成了“外文书”，这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影响是巨大的。
记者：自己民族的经典变成了一门外语？
王财贵：对，所以说蔡元培、胡适以及“五四”的名流学者们“打倒传统”的策略是“成功”了的，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却是“失败”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大多数中国人是读不懂自己祖先的书了。我认为，要发扬中国文化的人，至少他要先读点中国书，而要批评中国文化的人，更要先读点中国书。但当前许多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振振有辞，往往只是睁眼说瞎话，实在可叹。
“五四”以来100年，中国人所追求的世界化其实不是真正的世界化，而是全盘西化，真正的世界化一定不是放弃自己的特色。
我们现在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真正的现代化也不一定要跟传统隔离，二者不但不冲突，而且是有本末的。从传统里生出的现代才有根，才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才能够参与到整个世界的潮流。如果民族特性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世界化？西方人也不会欢迎没有自己特色的中国。
没有自己的思想，盲目地去学别人，这对世界没有意义，近一百年是中国没有意义的年代，空过了一百年，这是我的看法。
难道中国人一定要丢掉传统才能实现现代化吗？
100年后的今天，经历过对传统文化的毁灭式打击后，社会上出现了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呼声，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开始慢慢回归理性，被迫中断100多年的儿童读经教育也再次引起了国人的关注。
作为最早提倡读经教育的当代教育家，王财贵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曾师从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1994年起，他在台湾发起“读经运动”，提倡儿童亟需诵读经典的教育理念。近20年来，其足迹遍布台湾、大陆、东南亚、欧洲、澳洲及美加地区，演讲1000多场，目前大陆地区有几千万儿童在实践读经教育，欧洲和北美也有几千名华人子弟正在通过儿童读经的方式学习中文，“儿童读经”观念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
近日，笔者围绕儿童该不该读经典、读哪些经典、用什么方式读经典等话题对王先生进行了专访。
经典该不该读
本来，“反传统”，如果是“反省传统”，表明一个民族在进步，这是任何一个有活力的民族经常要做的事。但是如果把“反省传统”变成了无条件的“反对传统”，乃至于必须“消灭传统”，那就不同了。“消灭传统”只能让文化的传承永失其根源。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推广读经教育的，第一次到大陆演讲是哪一年？
王财贵：1994年我就已经开始在台湾推广读经了，第一次到大陆演讲是1996年。当时是受南怀瑾先生的邀请到香港演讲，介绍读经教育理念和具体做法。同一年，我在海南岛，在海南航空总部作了第一场大陆公开读经演讲。
近20年的时间，大陆的读经环境是在慢慢解冻的，前景很好。
记者：1994年，“国学”还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热度，您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
王财贵：虽然我是在1994年正式向社会推广读经，但实际上产生这个读经的理念要更早些，大概是一九六几年。当时我还在师范学校读书，我是学教育专业的，但是我觉得自己的才能、才华、学问、文章、修养都很欠缺，所以一直很焦虑。
后来，我读了许多古人的传记，突然发现一个秘密——虽然古人和我们一样，也是从小读书，但他们读的大多是有智慧的书，而我们从小读的只是长知识的书。
当时，我自己就开始找一些古文、诗词看，结果我的语文进步很快，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读经典。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觉得从小读书还是应该先学经典，经典才是根本，它的含金量更大。所以，慢慢就形成了我的读经理念。
记者：您是从自己的亲身体会得出的经验？
王财贵：对，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到20多岁我去教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做实验。一般人认为孩子不喜欢读经，这其实是错误的观念，大多是主观臆断，没有经过验证。对于儿童，读经的学习跟其他功课的学习其实是一样的，是否有兴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和家长的引导。很多所谓教育学者，认为孩子对读经没兴趣，主要是受“五四”以来的风气影响，凭空得出的认定。
他们往往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孩子，认为孩子没兴趣所以就不教，或者是教的方法错误导致了孩子没兴趣。
我们提倡读经而不是背经，读经是反复地读，读到自然成诵，反复，正好合乎儿童学习的天性。认为读经是枯燥的、乏味的、没兴趣的，讲这些话的人，一定都没有亲身教过读经。
记者：谈到“读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五四”时期的论争，蔡元培、胡适等许多文化巨擘是反对读经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看他们当时的主张？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失去了文化的自信？
王财贵：可以说，当年反对读经的人是过于情绪化的。
我们可以推导出他们反对读经的原因：当时国势衰弱，这群人的出发点是救国，怎么救呢？主要就是学习西方，因为西方富强。而东西方的文化走向、文化特质又是不同的，他们认为，要学西方就一定要打倒东方。
很显然，他们认为东西方文化的方向不同，是有道理的，认为西方文化值得学习，这也是正确的。但是向西方学习就一定要打倒东方吗？
所以，他们基本逻辑是：第一，西方文化是有价值的；第二，有价值的文化是值得学习的；第三，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性质是不同的；第四，凡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一定要你死我活，所以，其结论是：要学习西方文化就一定要打倒中国传统文化。而要打倒中国文化，最快的方式就是在教育中废除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所以蔡元培就首先废除读经，因为读经是中国文化传承最重要的手段。
记者：这个逻辑本身就有问题。
王财贵：是的，今天看来这是很偏激的。在“五四”时期以及之后的将近一百年里，中国许多学者都是这种“二元对立”“互相打倒”的逻辑思维。
本来，“反传统”，如果是“反省传统”，表明一个民族在进步，这是任何一个有活力的民族经常要做的事。但是如果把“反省传统”变成了无条件的“反对传统”，乃至于必须“消灭传统”，那就不同了。“消灭传统”只能让文化的传承永失其根源。
我本身是学教育的，也在学校任职教书，我曾经思考教育的道理和教育的学说。一般人是直接把现代西方的、美国的理念奉为圭臬，拿来就学。但只要我们稍微一思考就知道，现在流行的教育学说有对的地方，但是却不一定全对，它的效果也不一定是全方位的，所以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思考才能有选择地接受。
近100年来国民的语文程度一直受到诟病，这极易导致文化的没落和断层，也将间接导致其他教学的失败。国民语文程度的滑坡，最主要的因素不是因为语文难学，而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失败，而语文教育的失败，其实是因为文化观念的迷失及教育理论的错误。
记者：当时蔡元培应该是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吧？
王财贵：对。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首任教育总长。在民国元年的元月19日，蔡元培即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
其实蔡元培倒不是主张一定要打倒中国文化，他认为经典要长大以后再读，“废除读经”主要是出于担忧传统儒学经典中的僵化思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孩子产生消极影响。
但是，中国古人的读经教育是在中小学完成的，文化教养需要从小开始，要经过长时间潜移默化的熏陶，长大以后确实已经来不及了。不得不说，中小学废除读经是蔡元培教育观念的糊涂，此后，中国人的语文程度其实是在逐渐降低的。
到1920年，胡适之进一步建议小学课本一律改成白话文，自此，国人更渐渐读不懂中国书了。被翻译成白话的文言文远不及原汁原味精彩，几千年文明积累的文化典籍对于没有文言文基础的国人而言成了“外文书”，这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影响是巨大的。
记者：自己民族的经典变成了一门外语？
王财贵：对，所以说蔡元培、胡适以及“五四”的名流学者们“打倒传统”的策略是“成功”了的，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却是“失败”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大多数中国人是读不懂自己祖先的书了。我认为，要发扬中国文化的人，至少他要先读点中国书，而要批评中国文化的人，更要先读点中国书。但当前许多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振振有辞，往往只是睁眼说瞎话，实在可叹。
“五四”以来100年，中国人所追求的世界化其实不是真正的世界化，而是全盘西化，真正的世界化一定不是放弃自己的特色。
我们现在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真正的现代化也不一定要跟传统隔离，二者不但不冲突，而且是有本末的。从传统里生出的现代才有根，才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才能够参与到整个世界的潮流。如果民族特性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世界化？西方人也不会欢迎没有自己特色的中国。
没有自己的思想，盲目地去学别人，这对世界没有意义，近一百年是中国没有意义的年代，空过了一百年，这是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