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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生前就被目为圣人。
台大毕业的陈之蕃梦想赴美留学，但连买机票的钱都没有，胡适知道后，立即从美国给他寄来支票，圆了他的留学梦。陈之蕃后来在美钻研物理学，成为大家。经济条件有了转机后，陈把支票寄还给了胡适，胡适给他写了封回信：
之蕃兄：
谢谢你的信和支票。
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陈之蕃接到此信后大为感动，说：“这是胡先生给我的最短的一信，但却是使我最感动的一信，如同乍登千仞之冈，你要振衣；忽临万里之流，你要濯足。在这样一位圣者的面前，我自然而然的感到自己的污浊。他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原因是：永远有利息在人间。……我每读此信时，并不落泪，而是自己想洗个澡。我感觉自己污浊，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广阔的心胸。”
在秘书胡颂平眼中，胡适也如同孔圣人那样让人高山仰止。在胡适身边工作一年多后，胡颂平体验到了胡适做人的道理，不觉对胡适说：“我读《论语》，在先生身上得到了验证。”胡适听了这话，不觉一愣，然后慢慢说：“这大概是我多读《论语》的影响。”
不过在胡适眼中，有一位朋友比他更有资格当圣人，此人即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
胡适曾说：“凡受过这个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胡适认为以下九人，其人格可以上比圣贤，名列第一即为高梦旦，其余几位依次为：
张元济、蔡元培、吴稚晖、张伯苓、周诒春、李四光、翁文灏、姜蒋佐。
胡适熟读《西游记》、《封神演义》这些旧小说，文章中常常引用小说中的故事作譬喻，“取其人人能解，人人能大笑”，高梦旦对旧小说很生疏，不能领会胡适的用意，而高梦旦的九兄因为熟读旧小说，对胡适文章的妙处心领神会，读到过瘾处，忍不住给弟弟写信夸奖胡适。
在信中，九兄夸胡适文章为梁任公之后数第一：文笔纵横，一往无敌，威武不屈，胆略过人。九兄给胡适取了个称号“龙胆公”——“取赵子龙一身都是胆之意”。
九兄还告诉高梦旦，他已向二侄、三侄推荐了胡适文章，尽管侄子们说已在《新月》杂志读过胡适大作，九兄依然嘱三侄，对胡适文章有进一步加以研究之必要：“读人之文字而不究其意义，察其眼光，犹过门不入，莫稔其园亭之美，陈设之华，与不读同。三侄允自购一本加以研究。”
信末，九兄还以充满惋惜的口吻对三侄说：“惜尔腹笥太俭，苟稍富有，当托十一叔（指高梦旦）为尔介绍于胡先生之门，以长尔学识。人贵自立，好为之，未晚也。”
高梦旦把这番信转给胡适，说：“吾家有最守旧之老兄，忽然大恭维起胡先生。兹寄奉，以博一笑。”
胡适回信表达了他对九兄的感谢，至于教导高家晚辈，胡适认为自己没这个资格：“至于九令兄原信末段所说，我读了几乎汗下。君家自有圣人，何假外求。此言亦不可不与九令兄一读。”
这里提及的“圣人”，即是高梦旦。
胡适留美归来在北大做教授时，爱才如渴的高梦旦数次劝胡适辞去北大教职，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主任。他对胡适说：“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
高梦旦为何要让贤于胡适？在一封信中，他透露了缘由：
弟生平不作白话文，而对于白话文并不反对，盖知非此不能普及也。……此间编辑教科用书，本以普及教育为职志，故不能不注重白话文，以期养成多数国民之智识，而弟既不能白话文，势不足应时势之需要，颇思求可自代者。有人盛称胡氏之为人，初不敢过信，因与之往返，委托其校阅稿件，相知既久，相信较深，颇欲招致来沪，引以自代。
尽管胡适知道“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他一则自认资历浅不一定能胜任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另外，他也不愿放弃北大的教职。那时的胡适钟情学术，想在哲学研究方面做一番事业，只能一再谢绝高梦旦的好意。高梦旦不死心，就请胡适暑假期间去上海商务印书馆“玩三个月，做他们的客人”，顺便为印书馆出谋划策指点迷津。高梦旦还劝胡适把家眷一起带去。胡适看出这是高梦旦的“一种骗计”，仅答应只身前往。
1921年7月，胡适冒着酷暑从北京赶至上海商务印书馆。
高梦旦请胡适来当然不是“玩玩”而已，而是请这位因提倡白话文而享誉海内外的“中国文艺复兴”之父来商务印书馆调研考察，指导工作的。那段时间，胡适和高梦旦朝夕相处，倾心交谈。在后来的回忆中，胡适有过这样的交代：
高先生每天都把编译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给我看，把所中的同事介绍和我谈话。每天他家中送饭来，我若没有外面的约会总是和他同吃午饭。
由于高梦旦一再请胡适来印书馆做事，胡适推辞不过，便推荐王云五“到商务以自代”，王云五答应“中秋前回话”，这样一来，胡适心中的石头才落下地。在日记中，他不无轻松地说：“此事使我甚满意，云五的学问道德都比我好，他的办事能力更是我全没有的。我举他代我，很可以对商务诸君的好意了。”
暑假结束，胡适要回北京授课。商务印书馆给胡适1000元钱作为暑期工作的报酬，胡适只收下500元，他说：“500元够这一个半月的花费了。我并不想做短工得钱。我不过一时高兴来看看，使我知道商务的内容，增长一点见识，那就是我的酬报了。”当然，胡适不愿拿商务的钱也是为了保住自由身，倘若拿了商务的酬金，就要守规矩，不能像现在这样“来去自由”了。
本来王云五已同意去商务印书馆工作，但由于高梦旦执意将自己编译所所长的职位让给他，王云五自认能力有限，且是新人，骤然担任重任，“总不似梦旦自己主持的顺利”，于是他致信胡适，请对方劝说高梦旦继续主持编译所的工作：
梦旦日前来京，想必和你会过多次。他近来给汪伯训一封信，请其转达菊生两件事：第一件他自己要脱离编译所，第二件要举我接任所长。他这番美意，我实在感激得很；但我却有点意见，以为他断断不可辞却编译所的事。我并不是客气，实在为顾全大局起见。梦旦的为人，我初次见面时，只知道他是个至诚待人的忠厚长者；等到和他共事后，我更发现他许多不可及之处：第一件就是思想细密，第二件能知大体，第三件富有革新的志向，第四件度量宽宏——这几件事都是做主体者最可贵的资格。……
我是一个新来的人，虽然平素不怕劳苦不怕负责，但是信用究竟未孚，骤然担这改革的重责，无论如何，总不似梦旦自己主持的顺利。
鉴于上述情况，王云五提出：“梦旦照旧主持，至于做事方面，我们年轻的人当然有替长者服务的责。……又如恐怕我没有相当名义，不容易应付各处，那就照你的计划案，给我一个副所长的名义，也未尝不可应付。”
为了表明自己的坦诚，王云五在信末说：“如果主持者没有梦旦这样的好人，若是他们看得起我，要我任所长，我也断不客气。所以我尤望你和梦旦都能谅解我的诚意。”
这封信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高梦旦人品佳、能力强。
高梦旦六十岁生日时，胡适作了一首小词祝贺：
很小的问题，可以立时办到。
圣人立言救世，话不多不少。
一生梦想大光明，六十不知老。
这样新鲜世界，多活几年好。
从这首小词，可看出胡适与高梦旦的志同道合，趣味相投。
高梦旦原名凤谦，而晚年却自号“梦旦”，因为“‘梦旦’是在漫漫长夜里想望晨光的到来，最足以表现他一生追求光明的理想”。
而胡适也是终生憧憬光明的人。胡适自称乃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他的心中永远揣着希望。1921年，胡适做了一首诗，题目即为《希望》：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胡适认为，西方人乐观、有信心，所以才敢于梦想。受其影响，胡适留美后也非常看重梦想，曾说：“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今日大患在于无梦想之人耳。”
英国诗人丁尼生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吾曾探究未来，凭眼极力眺望，
望见世界之远景，望见将会出现之种种奇迹；
看到空中贸易不断，玄妙之航队穿梭往来，
驾紫色暮霭之飞行者纷纷降落，携带昂贵之货品；
听到天上充满呐喊声，交战各国之舰队在蓝天中
央厮杀，降下一阵可怖之露水；
同时，在遍及全世界之和煦南风奏响之飒飒声中，
在雷电之轰鸣声中，各民族之军旗勇往直前；
直到鸣金收兵，直到战旗息偃，
息偃在全人类之议会里，在全世界联邦里。
胡适慨叹，此诗句当时句句是梦想，而现在基本都成现实，除了最后两句——但谁又能断定最后两句就一直是空想呢？
“很小的问题，可以立时办到。”是高梦旦朋友说的一句话。胡适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它“最能写出他（高梦旦）的志趣。他一生做的事，三十年编纂小学教科书，三十年提倡他的十三个月的历法，三十年提倡简笔字，提倡电报的改革，提倡度量衡的改革，都是他认为不难做到的小问题”。
高梦旦做事脚踏实地而不好高骛远，他崇尚事实，主张实干，“知道进步是一点一滴的积聚成的，光明是一线一线的慢慢来的”。这一点他和胡适也“英雄所见略同”。胡适信奉“自古成功在尝试”，倡导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尺一寸的收获。正如胡适所说：“他（高梦旦）的赏识我，也是因为我一生只提出一两个小问题，锲而不舍的做法，不敢好高骛远，不敢轻谈根本改革，够得上做他的一个小同志。”
胡适最欣赏高梦旦的还是他做人“最慈祥”“最热心”：“他那古板的外貌里藏着一颗最仁爱暖热的心。在他的大家庭里，他的儿子、女儿都说：‘吾父不仅是一个好父亲，实兼一个友谊至笃的朋友。’他的侄儿、侄女们都说：‘十一叔是圣人。’”
高梦旦和儿子如同两个最知心的小朋友，父子俩亲密相处的一幕让幼年丧父的胡适既羡且妒。胡适甚至特意为此做了一首诗：
在我的老辈朋友之中，
高梦旦先生要算是最无可指摘的了。
他的福建官话，
我只觉得妩媚好听；
他每晚大叫大喊地说梦话，
我只觉得是他的特别风致。
甚至于他爱打麻将，
我也只觉得他格外地近人情。
但是我有一件事
不能不怨他：
他和仲洽在这里山上的时候，
他们父子两人时时对坐着，
用福州话背诗，背文章，
作笑谈，作长时间的深谈，
像两个最知心的
小朋友一样，——
全不管他们旁边还有
两个从小没有父亲的人，
望着他们，妒在心头，泪在眼里！
——这一点不能不算是
高梦旦先生的罪状了！
胡适缺少父爱，高梦旦父子之间的亲昵神态自然令他羡慕也伤怀。胡适后来能那么慈爱那么宽容地对待自己的两个儿子，多少也受到高梦旦的影响。
我们知道，林纾因极力反对白话文而成为众矢之的，可此人与高梦旦的两位兄长关系极好，也是高梦旦非常尊敬的一位前辈。尽管如此，高梦旦还是冒着被痛斥的危险给林纾写了一封信，为白话文张目，为胡适辩护：
足下闻此言，且勿遽怒，请更将胡氏之为人，为足下言之。胡氏年少气盛，言论行检，不无偏激之处，然事亲孝，取与严，娶妇貌不飏，相敬如宾，当局以巨金乞其一文，而胡适处卧病困顿时，竟置不理。即此数端，当为足下之所许。足下勿谓弟为胡适做说客，实因足下恶之过深，枉之过甚，不详述其内行，不能得足下之原谅，而弟亦有取友不端之嫌矣。且弟不独为足下言胡氏之为人，亦为胡氏言足下之为人，胡氏颇信吾言，并谓新旧冲突，我等少年人，对于前辈态度，亦有太过之处，以此知胡氏之非不近人情者矣。
信末，高梦旦坦言，这封信可能会让对方怒不可遏，对此，他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书草就多日，未以付邮，且逆料足下未尽一纸，即当撕为万段，故特打成三份：一以奉寄；一存小蔚处，备足下息怒时，就近更行取阅；一存此间，因弟作此书时，不免有负气之言，欲俟气平后，自取复阅也。
但这封信尚未发出，林纾便来到了上海，和高梦旦“同游雁荡，相聚十余日，谈论甚久，无所芥蒂”。高梦旦因此觉得“先生胸无宿物，天性然也”，最终“不忍出此书，以伤其心”。
13年后，高梦旦翻检旧书时发现了这封信，当时林纾已去世12载。他把这封信转寄给了胡适。
显然，这封信让胡适大为感动，不是因为高梦旦在信中为自己开脱、辩护，而是因为高氏出于一颗不忍之心，最终并没有寄出这封可能会触怒对方的略带火药味的信。
高梦旦曾告诉胡适，他之所以敬重胡适，是因为胡适能听从母命，没有背弃旧婚约。胡适问：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吗？高梦旦说：对你来说，这是一件大牺牲。胡适不以为然，道：“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高梦旦更加不解，问：“何以最讨便宜？”胡适娓娓道来：“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
顿了一会，胡适仿佛自我安慰地说：“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
胡适坦言，对于旧婚约，他“始终没有存毁约的念头”，但也曾面临“危机一发”的时刻。
原来，胡适回国后，在结婚前想去江村见一下江冬秀。胡适想，既然两人即将结婚，亲眼看一下新娘子应该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了。没想到，他来到江冬秀家后，江冬秀竟躲入床上，放下了床帐。胡适对高梦旦说：“若当时自己拔腿就走，或到外面客店去住，那关系就僵了。”胡适忍住内心的不快，一边翻书一边与其他人闲谈。渐渐地，内心的不快一点一点消失了，因为胡适意识到，新娘婚前不愿见新郎，并不是新娘的错，而是旧家庭旧习惯之错，既然如此，何必要争这最低限度的面子？倘若坚决要见江冬秀，就算对方勉强同意了，自己的面子有了，人家的面子何在呢？这样一想，他心平气和多了。第二天回家后，胡适给江冬秀写了封信，没有责怪对方，反而一味自责，说自己不该强迫对方见面，劝对方不要把此事放在心里。
后来胡适得知，果然是因为旧家庭作梗，旧长辈反对，江冬秀才被迫躲入帐中的。
胡适对高梦旦感慨：“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至闹翻。我至今回想，那时确是危机一发之时。我这十几年的婚姻旧约，只有这几点钟是我自己有意矜持的。我自信那一晚与第二天早上的行为也不过是一个绅士应该做的。我受了半世的教育，若不能应付这样一点小境地，我就该惭愧终身了。”
听到这里，高梦旦连连点头，夸胡适此事处理得当。
胡适之所以在高梦旦而非别人面前，吐露他对自己婚姻的真实看法以及婚前那段鲜为人知的小插曲，也许因为在他看来，高梦旦和自己均具备一颗慈悲之心，只有如此，对方才愿意相信，自己接受并享受旧式婚姻是出于“不忍”之心，才会认同这一看法：慈悲之怀，容忍之心有助于我们度过人生中那些不期而至的“危机一发”之时。
1930年11月25日，胡适结束在上海的工作即将远赴北京时说：“住上海三年半，今将远行了，颇念念不忍去。最可念者是几个好朋友，最不能忘者是高梦旦先生。”又说：“能常亲近梦旦、菊生两公，是我一生的大幸事。”
正因为相知最深，分手时才会念念不忘。
胡适晚年曾说及自己的婚姻：“我们那个时代，现在年轻人是不会了解的。我和我的太太订婚之后，我们从未见过面。到我民国六年回国，我走了一天的路去看她，还是看不到，一直到了结婚那天才见面的。我有两句诗：‘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有了“情愿不自由”的宽厚容忍，就有了“也就自由了”的达观释然。
胡适晚年还和秘书谈起高梦旦的一次遭遇：“高梦旦先生有一位最小的女儿，也是最爱的女儿，她出国回来不久，因盲肠炎进医院割治。那时割治盲肠炎已很稳定了，只有万分之一的危险。高小姐刚刚是万分之一的危险，结果不救了。”
说到这里，胡适加重了语气，道：“高梦旦先生没有说一句话。”
如果不是特别能容忍，高先生不会“没有说一句话”。
或许，高梦旦和胡适能成为民国圣人，就是因为两人都具备罕见的容忍精神。
台大毕业的陈之蕃梦想赴美留学，但连买机票的钱都没有，胡适知道后，立即从美国给他寄来支票，圆了他的留学梦。陈之蕃后来在美钻研物理学，成为大家。经济条件有了转机后，陈把支票寄还给了胡适，胡适给他写了封回信：
之蕃兄：
谢谢你的信和支票。
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陈之蕃接到此信后大为感动，说：“这是胡先生给我的最短的一信，但却是使我最感动的一信，如同乍登千仞之冈，你要振衣；忽临万里之流，你要濯足。在这样一位圣者的面前，我自然而然的感到自己的污浊。他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原因是：永远有利息在人间。……我每读此信时，并不落泪，而是自己想洗个澡。我感觉自己污浊，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广阔的心胸。”
在秘书胡颂平眼中，胡适也如同孔圣人那样让人高山仰止。在胡适身边工作一年多后，胡颂平体验到了胡适做人的道理，不觉对胡适说：“我读《论语》，在先生身上得到了验证。”胡适听了这话，不觉一愣，然后慢慢说：“这大概是我多读《论语》的影响。”
不过在胡适眼中，有一位朋友比他更有资格当圣人，此人即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
胡适曾说：“凡受过这个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胡适认为以下九人，其人格可以上比圣贤，名列第一即为高梦旦，其余几位依次为：
张元济、蔡元培、吴稚晖、张伯苓、周诒春、李四光、翁文灏、姜蒋佐。
胡适熟读《西游记》、《封神演义》这些旧小说，文章中常常引用小说中的故事作譬喻，“取其人人能解，人人能大笑”，高梦旦对旧小说很生疏，不能领会胡适的用意，而高梦旦的九兄因为熟读旧小说，对胡适文章的妙处心领神会，读到过瘾处，忍不住给弟弟写信夸奖胡适。
在信中，九兄夸胡适文章为梁任公之后数第一：文笔纵横，一往无敌，威武不屈，胆略过人。九兄给胡适取了个称号“龙胆公”——“取赵子龙一身都是胆之意”。
九兄还告诉高梦旦，他已向二侄、三侄推荐了胡适文章，尽管侄子们说已在《新月》杂志读过胡适大作，九兄依然嘱三侄，对胡适文章有进一步加以研究之必要：“读人之文字而不究其意义，察其眼光，犹过门不入，莫稔其园亭之美，陈设之华，与不读同。三侄允自购一本加以研究。”
信末，九兄还以充满惋惜的口吻对三侄说：“惜尔腹笥太俭，苟稍富有，当托十一叔（指高梦旦）为尔介绍于胡先生之门，以长尔学识。人贵自立，好为之，未晚也。”
高梦旦把这番信转给胡适，说：“吾家有最守旧之老兄，忽然大恭维起胡先生。兹寄奉，以博一笑。”
胡适回信表达了他对九兄的感谢，至于教导高家晚辈，胡适认为自己没这个资格：“至于九令兄原信末段所说，我读了几乎汗下。君家自有圣人，何假外求。此言亦不可不与九令兄一读。”
这里提及的“圣人”，即是高梦旦。
胡适留美归来在北大做教授时，爱才如渴的高梦旦数次劝胡适辞去北大教职，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主任。他对胡适说：“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
高梦旦为何要让贤于胡适？在一封信中，他透露了缘由：
弟生平不作白话文，而对于白话文并不反对，盖知非此不能普及也。……此间编辑教科用书，本以普及教育为职志，故不能不注重白话文，以期养成多数国民之智识，而弟既不能白话文，势不足应时势之需要，颇思求可自代者。有人盛称胡氏之为人，初不敢过信，因与之往返，委托其校阅稿件，相知既久，相信较深，颇欲招致来沪，引以自代。
尽管胡适知道“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他一则自认资历浅不一定能胜任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另外，他也不愿放弃北大的教职。那时的胡适钟情学术，想在哲学研究方面做一番事业，只能一再谢绝高梦旦的好意。高梦旦不死心，就请胡适暑假期间去上海商务印书馆“玩三个月，做他们的客人”，顺便为印书馆出谋划策指点迷津。高梦旦还劝胡适把家眷一起带去。胡适看出这是高梦旦的“一种骗计”，仅答应只身前往。
1921年7月，胡适冒着酷暑从北京赶至上海商务印书馆。
高梦旦请胡适来当然不是“玩玩”而已，而是请这位因提倡白话文而享誉海内外的“中国文艺复兴”之父来商务印书馆调研考察，指导工作的。那段时间，胡适和高梦旦朝夕相处，倾心交谈。在后来的回忆中，胡适有过这样的交代：
高先生每天都把编译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给我看，把所中的同事介绍和我谈话。每天他家中送饭来，我若没有外面的约会总是和他同吃午饭。
由于高梦旦一再请胡适来印书馆做事，胡适推辞不过，便推荐王云五“到商务以自代”，王云五答应“中秋前回话”，这样一来，胡适心中的石头才落下地。在日记中，他不无轻松地说：“此事使我甚满意，云五的学问道德都比我好，他的办事能力更是我全没有的。我举他代我，很可以对商务诸君的好意了。”
暑假结束，胡适要回北京授课。商务印书馆给胡适1000元钱作为暑期工作的报酬，胡适只收下500元，他说：“500元够这一个半月的花费了。我并不想做短工得钱。我不过一时高兴来看看，使我知道商务的内容，增长一点见识，那就是我的酬报了。”当然，胡适不愿拿商务的钱也是为了保住自由身，倘若拿了商务的酬金，就要守规矩，不能像现在这样“来去自由”了。
本来王云五已同意去商务印书馆工作，但由于高梦旦执意将自己编译所所长的职位让给他，王云五自认能力有限，且是新人，骤然担任重任，“总不似梦旦自己主持的顺利”，于是他致信胡适，请对方劝说高梦旦继续主持编译所的工作：
梦旦日前来京，想必和你会过多次。他近来给汪伯训一封信，请其转达菊生两件事：第一件他自己要脱离编译所，第二件要举我接任所长。他这番美意，我实在感激得很；但我却有点意见，以为他断断不可辞却编译所的事。我并不是客气，实在为顾全大局起见。梦旦的为人，我初次见面时，只知道他是个至诚待人的忠厚长者；等到和他共事后，我更发现他许多不可及之处：第一件就是思想细密，第二件能知大体，第三件富有革新的志向，第四件度量宽宏——这几件事都是做主体者最可贵的资格。……
我是一个新来的人，虽然平素不怕劳苦不怕负责，但是信用究竟未孚，骤然担这改革的重责，无论如何，总不似梦旦自己主持的顺利。
鉴于上述情况，王云五提出：“梦旦照旧主持，至于做事方面，我们年轻的人当然有替长者服务的责。……又如恐怕我没有相当名义，不容易应付各处，那就照你的计划案，给我一个副所长的名义，也未尝不可应付。”
为了表明自己的坦诚，王云五在信末说：“如果主持者没有梦旦这样的好人，若是他们看得起我，要我任所长，我也断不客气。所以我尤望你和梦旦都能谅解我的诚意。”
这封信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高梦旦人品佳、能力强。
高梦旦六十岁生日时，胡适作了一首小词祝贺：
很小的问题，可以立时办到。
圣人立言救世，话不多不少。
一生梦想大光明，六十不知老。
这样新鲜世界，多活几年好。
从这首小词，可看出胡适与高梦旦的志同道合，趣味相投。
高梦旦原名凤谦，而晚年却自号“梦旦”，因为“‘梦旦’是在漫漫长夜里想望晨光的到来，最足以表现他一生追求光明的理想”。
而胡适也是终生憧憬光明的人。胡适自称乃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他的心中永远揣着希望。1921年，胡适做了一首诗，题目即为《希望》：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胡适认为，西方人乐观、有信心，所以才敢于梦想。受其影响，胡适留美后也非常看重梦想，曾说：“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今日大患在于无梦想之人耳。”
英国诗人丁尼生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吾曾探究未来，凭眼极力眺望，
望见世界之远景，望见将会出现之种种奇迹；
看到空中贸易不断，玄妙之航队穿梭往来，
驾紫色暮霭之飞行者纷纷降落，携带昂贵之货品；
听到天上充满呐喊声，交战各国之舰队在蓝天中
央厮杀，降下一阵可怖之露水；
同时，在遍及全世界之和煦南风奏响之飒飒声中，
在雷电之轰鸣声中，各民族之军旗勇往直前；
直到鸣金收兵，直到战旗息偃，
息偃在全人类之议会里，在全世界联邦里。
胡适慨叹，此诗句当时句句是梦想，而现在基本都成现实，除了最后两句——但谁又能断定最后两句就一直是空想呢？
“很小的问题，可以立时办到。”是高梦旦朋友说的一句话。胡适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它“最能写出他（高梦旦）的志趣。他一生做的事，三十年编纂小学教科书，三十年提倡他的十三个月的历法，三十年提倡简笔字，提倡电报的改革，提倡度量衡的改革，都是他认为不难做到的小问题”。
高梦旦做事脚踏实地而不好高骛远，他崇尚事实，主张实干，“知道进步是一点一滴的积聚成的，光明是一线一线的慢慢来的”。这一点他和胡适也“英雄所见略同”。胡适信奉“自古成功在尝试”，倡导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尺一寸的收获。正如胡适所说：“他（高梦旦）的赏识我，也是因为我一生只提出一两个小问题，锲而不舍的做法，不敢好高骛远，不敢轻谈根本改革，够得上做他的一个小同志。”
胡适最欣赏高梦旦的还是他做人“最慈祥”“最热心”：“他那古板的外貌里藏着一颗最仁爱暖热的心。在他的大家庭里，他的儿子、女儿都说：‘吾父不仅是一个好父亲，实兼一个友谊至笃的朋友。’他的侄儿、侄女们都说：‘十一叔是圣人。’”
高梦旦和儿子如同两个最知心的小朋友，父子俩亲密相处的一幕让幼年丧父的胡适既羡且妒。胡适甚至特意为此做了一首诗：
在我的老辈朋友之中，
高梦旦先生要算是最无可指摘的了。
他的福建官话，
我只觉得妩媚好听；
他每晚大叫大喊地说梦话，
我只觉得是他的特别风致。
甚至于他爱打麻将，
我也只觉得他格外地近人情。
但是我有一件事
不能不怨他：
他和仲洽在这里山上的时候，
他们父子两人时时对坐着，
用福州话背诗，背文章，
作笑谈，作长时间的深谈，
像两个最知心的
小朋友一样，——
全不管他们旁边还有
两个从小没有父亲的人，
望着他们，妒在心头，泪在眼里！
——这一点不能不算是
高梦旦先生的罪状了！
胡适缺少父爱，高梦旦父子之间的亲昵神态自然令他羡慕也伤怀。胡适后来能那么慈爱那么宽容地对待自己的两个儿子，多少也受到高梦旦的影响。
我们知道，林纾因极力反对白话文而成为众矢之的，可此人与高梦旦的两位兄长关系极好，也是高梦旦非常尊敬的一位前辈。尽管如此，高梦旦还是冒着被痛斥的危险给林纾写了一封信，为白话文张目，为胡适辩护：
足下闻此言，且勿遽怒，请更将胡氏之为人，为足下言之。胡氏年少气盛，言论行检，不无偏激之处，然事亲孝，取与严，娶妇貌不飏，相敬如宾，当局以巨金乞其一文，而胡适处卧病困顿时，竟置不理。即此数端，当为足下之所许。足下勿谓弟为胡适做说客，实因足下恶之过深，枉之过甚，不详述其内行，不能得足下之原谅，而弟亦有取友不端之嫌矣。且弟不独为足下言胡氏之为人，亦为胡氏言足下之为人，胡氏颇信吾言，并谓新旧冲突，我等少年人，对于前辈态度，亦有太过之处，以此知胡氏之非不近人情者矣。
信末，高梦旦坦言，这封信可能会让对方怒不可遏，对此，他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书草就多日，未以付邮，且逆料足下未尽一纸，即当撕为万段，故特打成三份：一以奉寄；一存小蔚处，备足下息怒时，就近更行取阅；一存此间，因弟作此书时，不免有负气之言，欲俟气平后，自取复阅也。
但这封信尚未发出，林纾便来到了上海，和高梦旦“同游雁荡，相聚十余日，谈论甚久，无所芥蒂”。高梦旦因此觉得“先生胸无宿物，天性然也”，最终“不忍出此书，以伤其心”。
13年后，高梦旦翻检旧书时发现了这封信，当时林纾已去世12载。他把这封信转寄给了胡适。
显然，这封信让胡适大为感动，不是因为高梦旦在信中为自己开脱、辩护，而是因为高氏出于一颗不忍之心，最终并没有寄出这封可能会触怒对方的略带火药味的信。
高梦旦曾告诉胡适，他之所以敬重胡适，是因为胡适能听从母命，没有背弃旧婚约。胡适问：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吗？高梦旦说：对你来说，这是一件大牺牲。胡适不以为然，道：“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高梦旦更加不解，问：“何以最讨便宜？”胡适娓娓道来：“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
顿了一会，胡适仿佛自我安慰地说：“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
胡适坦言，对于旧婚约，他“始终没有存毁约的念头”，但也曾面临“危机一发”的时刻。
原来，胡适回国后，在结婚前想去江村见一下江冬秀。胡适想，既然两人即将结婚，亲眼看一下新娘子应该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了。没想到，他来到江冬秀家后，江冬秀竟躲入床上，放下了床帐。胡适对高梦旦说：“若当时自己拔腿就走，或到外面客店去住，那关系就僵了。”胡适忍住内心的不快，一边翻书一边与其他人闲谈。渐渐地，内心的不快一点一点消失了，因为胡适意识到，新娘婚前不愿见新郎，并不是新娘的错，而是旧家庭旧习惯之错，既然如此，何必要争这最低限度的面子？倘若坚决要见江冬秀，就算对方勉强同意了，自己的面子有了，人家的面子何在呢？这样一想，他心平气和多了。第二天回家后，胡适给江冬秀写了封信，没有责怪对方，反而一味自责，说自己不该强迫对方见面，劝对方不要把此事放在心里。
后来胡适得知，果然是因为旧家庭作梗，旧长辈反对，江冬秀才被迫躲入帐中的。
胡适对高梦旦感慨：“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至闹翻。我至今回想，那时确是危机一发之时。我这十几年的婚姻旧约，只有这几点钟是我自己有意矜持的。我自信那一晚与第二天早上的行为也不过是一个绅士应该做的。我受了半世的教育，若不能应付这样一点小境地，我就该惭愧终身了。”
听到这里，高梦旦连连点头，夸胡适此事处理得当。
胡适之所以在高梦旦而非别人面前，吐露他对自己婚姻的真实看法以及婚前那段鲜为人知的小插曲，也许因为在他看来，高梦旦和自己均具备一颗慈悲之心，只有如此，对方才愿意相信，自己接受并享受旧式婚姻是出于“不忍”之心，才会认同这一看法：慈悲之怀，容忍之心有助于我们度过人生中那些不期而至的“危机一发”之时。
1930年11月25日，胡适结束在上海的工作即将远赴北京时说：“住上海三年半，今将远行了，颇念念不忍去。最可念者是几个好朋友，最不能忘者是高梦旦先生。”又说：“能常亲近梦旦、菊生两公，是我一生的大幸事。”
正因为相知最深，分手时才会念念不忘。
胡适晚年曾说及自己的婚姻：“我们那个时代，现在年轻人是不会了解的。我和我的太太订婚之后，我们从未见过面。到我民国六年回国，我走了一天的路去看她，还是看不到，一直到了结婚那天才见面的。我有两句诗：‘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有了“情愿不自由”的宽厚容忍，就有了“也就自由了”的达观释然。
胡适晚年还和秘书谈起高梦旦的一次遭遇：“高梦旦先生有一位最小的女儿，也是最爱的女儿，她出国回来不久，因盲肠炎进医院割治。那时割治盲肠炎已很稳定了，只有万分之一的危险。高小姐刚刚是万分之一的危险，结果不救了。”
说到这里，胡适加重了语气，道：“高梦旦先生没有说一句话。”
如果不是特别能容忍，高先生不会“没有说一句话”。
或许，高梦旦和胡适能成为民国圣人，就是因为两人都具备罕见的容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