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讲话强调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实施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妥善处理主权债务和财政风险。
　　
　　 困扰欧元区2年之久的主权债务危机似有加深之势，先是希腊总理更迭，再是意大利总理正式辞职。为解决债务危机，目前人们已开出了多剂“药方”，但是，笔者认为，解决“欧债”问题的得力之策，还是要靠欧盟自己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欧债危机”源于“政策困境”与“福利社会”叠加
　　 目前，很多学者将“欧债危机”的爆发单纯归结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不统一。诚然，二者的协调配合和相继抉择，能够有效发挥宏观调控的“逆周期”效果，稳定经济运行。欧元区成立后，各国不再享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只能依靠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由此造成了各国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债务负担日益严峻。
　　 但是，这一政策困境并非债务危机产生的唯一原因，更致命的原因是希腊、意大利等国处于城市化成熟阶段、经济结构稳定、新的经济增长点已难产生，同时又处于高福利社会阶段。一方面造成政府财政收入难有增加，另一方面，政府支出削减动力不足（出于选民支持需要，各政党往往都不会采取紧缩或削减开支政策），由此高赤字不可避免。甚至可以说，加入欧元区后，虽然失去了独立的货币政策，但一定程度上甚至有利于缓解希腊等国债务。这是因为，加入欧元区后，希腊可以借助欧元区的良好信誉发债融资，融资成本显著降低，发债效率也在提高，由此可降低利息支出，减轻偿还压力。
　　 因此，“欧债危机”的爆发，是处于城市化成熟阶段、经济未有新增长点且又具有高福利特征国家难以避免的困境，失去独立的货币政策只是加速了这一困境的实现而已。这些国家维持高福利的财政压力太大，迫于无奈只能举债。正因如此，诸如德国等经济增长点丰富、社会保障完善但社会福利绝非过高的国家，并未因为独立货币政策的丧失而遭受债务困境。
　　
　　 “欧债”问题的解决关键还是要靠自身
　　 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是深刻的。受债务危机困扰，欧元区经济活力在下降，欧元的国际影响力也在趋弱，甚至关于“欧元区解体”的论断也甚嚣尘上。
　　 一方面，对欧盟而言，不希望看到为寻求与美国平起平坐地位而付诸10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也不希望欧元区长期陷于债务危机的泥潭而被主要经济体拉开差距或迎头赶上，各国寻求解决危机的决心不容置疑。另一方面，欧债危机爆发的症结，也早已让国际组织和其他经济体认识到，如果不在欧元区内部形成强有力的联合举措，不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比如严格控制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强化政府财政约束、调整各自的福利、统一财政与货币政策，则债务危机的最好结果只能是暂缓，而非根治。
　　 尤其是对希腊而言，如果其自身不在“财政硬约束”上下功夫，不“艰苦奋斗”，诸如通过提高增值税、适度降低养老金标准等相对激进措施降低赤字规模，而单纯依靠欧元区的债务救济，则只是最终走向债务违约的一剂“镇痛剂”。因此，欧元区债务问题的根治还需依靠欧元区自己，如不触及引发危机的根源和根本症结，则本次危机的“解决”恰恰是为下次危机埋下伏笔。
　　
　　 我国参与救助应适时适度
　　 对我国而言，手中持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且近7成为美元资产，也的确需要有一个稳定收益和风险分散途径。从这一意义上说，我国有投资“欧元区”债券的能力和意愿，这也正是国际上有人希望我国出手相救的原因。而且，从进出口考虑，受“欧债危机”困扰，欧元区需求下降，这也对我国出口造成了一定影响。因此，帮助欧元区摆脱债务危机泥潭，对我国经济发展也有一定好处。但另一方面，风险控制也是必须的，我国外汇储备以及对外金融资产的安全也需要置于更为可靠的位置。因此，在欧元区的实质性体制改革框架达成、能够正视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时，我国再适时适度出手也为时不晚。
　　 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使中国共产党度过了革命斗争史上最为艰难的岁月。对希腊以及其他正在与债务问题进行“斗争”的欧元区国家而言，也是时候好好学习一下这种精神了。
　　 （摘自《中国青年报》 本文作者：申世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