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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中国民主实践的结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伴随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凝聚社会共识、实现人民群众有序有效参与、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历史演进；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236-1879（2017）14-0030-03
一、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协商民主”的概念，最早是1980年由西方学者约瑟夫·毕赛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提出，主要强调在多元社会现实背景下，通过普通公民参与，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就热点难点问题决策采取精英吸纳、决策咨询、公开听证、协商对话、媒体讨论等多种形式进行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化解社会矛盾”的的过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指导，开始了协商民主的探索和实践，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初期经验教训和充分借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肯定性成果的基础上，先后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萌芽、初步形成、基本成熟、逐步完善几个发展阶段，到现在协商民主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要实现形式和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
（一）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开始萌芽。
中国共产党一贯提倡人民民主、重视人民民主，而且将人民主作为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政治纲领的主要内容。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对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实际上在制定出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同时也提出了争取和实现人民民主的历史任务。但是“二七”惨案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实现人民民主的历史任务必然会面临诸多艰难险阻，仅凭无产阶级的力量难以实现。“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据此，1923年6月党的三大决定实行国共合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以党内合作为主要形式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形成。虽然此次合作在推进国民革命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民主协商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是国民革命还是以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而告终，民主合作的实践也随之破产，因为国民党右派只是借合作之名行独裁之实。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开展武装斗争，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教训，人民民主的主体只局限在根据地的工人、农民，其他革命阶级与阶层被排除在外，这就意味着人民民主的范围缩小了，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阴影。正如毛泽东说的：“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的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 很明显，从国民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与资产阶级民主合作的认识上还是处于特别肤浅的阶段。国民革命时期，基于“二次革命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质，最终使得与大资产阶级的民主合作彻底决裂，国民革命也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基于“一次革命论”，中国共产党不能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做出全面、客观、科学的分析判断，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同于大资产阶级，最终使得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合作也分道扬镳，土地革命战争也没有最终取得胜利。这样，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就成为中国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是恢复具有协商民主意蕴的 “民主合作”还是“各行其是”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严峻课题。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协商民主的认识有待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深化。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这段时间对具有协商民主意蕴的“民主合作”的探索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毕竟播下了民主合作的种子，而且已经发芽，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开启协商民主的良好局面奠定了基础。
（二）以“三三制”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初步形成。
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初步形成于抗战时期，以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为标志。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正式提出“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原则：“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从中可以看出，“三三制”政权的基本精神包含了多元、参与、平等、公开等民主元素。“三三制”政权的目的就是在协商民主基础之上，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克服共产党人不愿意和不习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最终实现团结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合作抗日。如毛泽东所言：“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现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 “三三制”政权协商的形式更加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在充分尊重党外人士不习惯在会议上讨论和争论问题的习惯基础之上，采取了会议协商和会后协商相结合形式。“一切重要问题全靠至少主要靠会前会后经过个别协商，以座谈方式决定，提到正式会议上只是取得合法手续而已。遇有意见分歧，争议不能避免时，也要尽量使用会外谈话方式求得解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三三制”政权在协商的基本精神、协商目的、协商内容、协商方式等方面已经体现了协商民主的内涵和特征，所以，“三三制”政权就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创立的协商民主的初步形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次成功尝试，就是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思想和人民民主思想的最初成功实践。 （三）以协商建国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基本成熟。
伴随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协商民主思想继续发展而且逐渐走向成熟，最终实现了协商建国。协商建国不但是对协商民主的伟大实践，也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内在要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各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都是人民政权的力量。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及其知识分子，以便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的国体，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其组成人员基本上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包括民主爱国人士）人员以对等比例组成，这充分体现了联合政府的人民民主性质。一届政协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的民主形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标志着协商建国的历史伟业宣告完成。“国家基于协商而诞生，于是，协商就内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生命中，成为建构国家合法性、增强国家有效性的关键点。”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协商民主的发展和实践。主要突出体现在对协商民主实质的认识、协商民主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的应用、党员在协商民主中必须坚持的原则等方面。就协商民主的实质而言，周恩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地讨论。” 就新中国人民（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仍然存在的矛盾和冲突而言，毛泽东一再主张，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就协商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坚持的原则而言，周恩来对党员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对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应一视同仁、对党外人士不得歧视；二是要上下一致、内外一致，三是要党外人士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敢于说话”。李维汉也强调： “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可以提出各种问题，发表各种意见，讲错了也没关系，出气也可以，发牢骚也可以。總之，政协要自由一些，像个民主之家。除非最原则的问题不会妥协外，凡是有极大可能采纳的问题，最终可以取得妥协。”
可以看出，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把协商和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把协商视为人民民主的重要特点和本质体现，首先在建国初期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以协商为基础的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也基本成熟。但是1957年后半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尤其是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政协委员、爱国民主人士受到残酷打击和迫害，协商民主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探索出现了重大的曲折。
二、实践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对协商民主的实践过程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不但包括了协商民主制度等方面的科学创新也包括了协商民主理论方面的科学创新。
（一）协商民主内涵的科学界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提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化、多层化、制度化发展时明确指出：“协商民主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16] （p29） 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正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这一科学界定，强调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政治前提是党的领导，基本形式是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协商内容是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遵循原则是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关键是在协商中要把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决策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与有效性，民主与民生有机地统一起来，真正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
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概念并对其基本内涵做出明确阐述，一方面，这是我国协商民主思想和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另一方面，它反映了党对协商民主在认识上的深化和高度的理论自觉，表明党已经开始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理论上进行建构。这必将为今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奠定重要基础，也必将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
（二）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创新。
马克思在1843年3月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针对黑格尔把君主规定为“人格化的主权”的观点，运用人民主权的思想批判了封建专制和君主立宪制。马克思认为，君主主权和人民主权完全对立，不是君主的主权，就是人民的主权。后来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和对《哥达纲领》进行批判的时候，都更为明确地表述了关于民主应是人民当权的观点。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18] （p312）。列宁认为：“苏维埃革命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空前地推动了民主的发展，而且它所推动的正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享受的民主，因而也就是绝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也就是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剥削者的、资本家的、富人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劳动人民的民主）”。 但是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治理形式，使人民当家作主完整地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司法独立、媒体自由、宪政政治、有限政府这样一个系统当中。这样相对于马克思比较重视人民的选举权而言，中国共产党则强调不但要保障人民有选举权，还要保障人民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显然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结合中国实际实现了人民民主理论的伟大创新。另外，“人民”的范围从“人民”中一切个体扩展为一切阶级、阶层、党派、集团，这样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真正民主主体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在民主的实现形式上，巴黎公社采取的主要还是通过选举制民主形式，俄国的无产阶级民主由苏维埃这一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体现，同时通过选举与监督，使广大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与管理活动，实质上其民主形式也是选举制民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协商民主这一民主形式，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实现形式的理论。
总之，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兼容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和中国民主发展实际结合的伟大创新，和西方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具有本质的区别。“民主就是人民主权、人民意志的实现，就是人民自己创造、自己建立、自己规定国家制度，以及运用这种国家制度决定自己的事情。”
三、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现实意义
十八大報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指明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形式的重大进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和突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矛盾和问题明显增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传统的凝聚社会共识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协商民主正好适应了这一时代要求。新时期的协商民主把有序参与、平等议事、民主监督、凝聚共识、科学决策、和谐发展、协调各方融为一体，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这样协商民主可以通过建立常态化、多层次、可操作的协商对话机制，使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都可以利用宪法赋予的权利，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自由平等地参与国家管理和公共生活，就各种重大问题进行广泛协商、增进共识。而且协商民主也可以在充分整合既有的政治资源，拓宽民主参与渠道，集中各方智慧和力量的同时使社会形成强大合力，凝聚社会共识，维护社会稳定。尤其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我们的总体战略任务是促进“五位一体”的科学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然是题中之义。
（二）有利于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协商民主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深化决策民主化机制，这不但健全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有效机制，为国家决策和立法赋予更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且提高了党和国家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水平和能力。广泛的协商民主的实践，可以拓宽政府决策视野，促进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进一步完善，避免和减少决策失误，使党和国家的事业顺利发展，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科学执政水平。广泛的协商民主的实践，使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建立在尊重民意、代表民生的基础上，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民主执政水平。广泛的协商民主的实践，使决策的出台、法律法规的制定，能够获得广泛的公共支持，同时也使决策和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营造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氛围，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依法执政的水平。
（三）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和政治制度，是当今各国政府追求的政治发展目标，也是一种协商和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文明机制和治理模式。但对民主的认识和民主的实现途径，各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国家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只注重于民主的理想价值和意义，忽略了民主的真正目的和理性要求，从而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的隐患。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符合我国国情，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也符合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体现出其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势必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协商民主的主体在平等、自由的前提下，对重要问题特别是与构建和谐社会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进行讨论，便于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使不同社会群体的愿望和要求以合法的形式表达出来，使矛盾和问题可以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得到妥善化解，而且协商过程本身就在体现、维护和实现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能最大程度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内生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及其无党派人士的民主合作之中，发展于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逐步成熟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中共十八大确定的协商民主制度，既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制度创新、理论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不断求索、不断总结、不断实践、不断思考的理性成果。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主题背景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必将发挥势不可挡的助推力作用。
参考文献
[1] 林尚立. 协商民主制度：中国民主发展的新境界 [N].人民政协报，201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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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4]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 李铁映：《论民主》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历史演进；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236-1879（2017）14-0030-03
一、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协商民主”的概念，最早是1980年由西方学者约瑟夫·毕赛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提出，主要强调在多元社会现实背景下，通过普通公民参与，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就热点难点问题决策采取精英吸纳、决策咨询、公开听证、协商对话、媒体讨论等多种形式进行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化解社会矛盾”的的过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指导，开始了协商民主的探索和实践，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初期经验教训和充分借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肯定性成果的基础上，先后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萌芽、初步形成、基本成熟、逐步完善几个发展阶段，到现在协商民主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要实现形式和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
（一）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开始萌芽。
中国共产党一贯提倡人民民主、重视人民民主，而且将人民主作为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政治纲领的主要内容。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对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实际上在制定出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同时也提出了争取和实现人民民主的历史任务。但是“二七”惨案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实现人民民主的历史任务必然会面临诸多艰难险阻，仅凭无产阶级的力量难以实现。“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据此，1923年6月党的三大决定实行国共合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以党内合作为主要形式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形成。虽然此次合作在推进国民革命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民主协商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是国民革命还是以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而告终，民主合作的实践也随之破产，因为国民党右派只是借合作之名行独裁之实。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开展武装斗争，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教训，人民民主的主体只局限在根据地的工人、农民，其他革命阶级与阶层被排除在外，这就意味着人民民主的范围缩小了，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阴影。正如毛泽东说的：“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的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 很明显，从国民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与资产阶级民主合作的认识上还是处于特别肤浅的阶段。国民革命时期，基于“二次革命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质，最终使得与大资产阶级的民主合作彻底决裂，国民革命也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基于“一次革命论”，中国共产党不能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做出全面、客观、科学的分析判断，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同于大资产阶级，最终使得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合作也分道扬镳，土地革命战争也没有最终取得胜利。这样，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就成为中国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是恢复具有协商民主意蕴的 “民主合作”还是“各行其是”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严峻课题。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协商民主的认识有待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深化。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这段时间对具有协商民主意蕴的“民主合作”的探索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毕竟播下了民主合作的种子，而且已经发芽，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开启协商民主的良好局面奠定了基础。
（二）以“三三制”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初步形成。
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初步形成于抗战时期，以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为标志。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正式提出“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原则：“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从中可以看出，“三三制”政权的基本精神包含了多元、参与、平等、公开等民主元素。“三三制”政权的目的就是在协商民主基础之上，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克服共产党人不愿意和不习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最终实现团结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合作抗日。如毛泽东所言：“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现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 “三三制”政权协商的形式更加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在充分尊重党外人士不习惯在会议上讨论和争论问题的习惯基础之上，采取了会议协商和会后协商相结合形式。“一切重要问题全靠至少主要靠会前会后经过个别协商，以座谈方式决定，提到正式会议上只是取得合法手续而已。遇有意见分歧，争议不能避免时，也要尽量使用会外谈话方式求得解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三三制”政权在协商的基本精神、协商目的、协商内容、协商方式等方面已经体现了协商民主的内涵和特征，所以，“三三制”政权就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创立的协商民主的初步形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次成功尝试，就是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思想和人民民主思想的最初成功实践。 （三）以协商建国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基本成熟。
伴随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协商民主思想继续发展而且逐渐走向成熟，最终实现了协商建国。协商建国不但是对协商民主的伟大实践，也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内在要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各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都是人民政权的力量。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及其知识分子，以便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的国体，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其组成人员基本上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包括民主爱国人士）人员以对等比例组成，这充分体现了联合政府的人民民主性质。一届政协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的民主形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标志着协商建国的历史伟业宣告完成。“国家基于协商而诞生，于是，协商就内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生命中，成为建构国家合法性、增强国家有效性的关键点。”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协商民主的发展和实践。主要突出体现在对协商民主实质的认识、协商民主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的应用、党员在协商民主中必须坚持的原则等方面。就协商民主的实质而言，周恩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地讨论。” 就新中国人民（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仍然存在的矛盾和冲突而言，毛泽东一再主张，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就协商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坚持的原则而言，周恩来对党员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对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应一视同仁、对党外人士不得歧视；二是要上下一致、内外一致，三是要党外人士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敢于说话”。李维汉也强调： “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可以提出各种问题，发表各种意见，讲错了也没关系，出气也可以，发牢骚也可以。總之，政协要自由一些，像个民主之家。除非最原则的问题不会妥协外，凡是有极大可能采纳的问题，最终可以取得妥协。”
可以看出，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把协商和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把协商视为人民民主的重要特点和本质体现，首先在建国初期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以协商为基础的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也基本成熟。但是1957年后半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尤其是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政协委员、爱国民主人士受到残酷打击和迫害，协商民主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探索出现了重大的曲折。
二、实践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对协商民主的实践过程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不但包括了协商民主制度等方面的科学创新也包括了协商民主理论方面的科学创新。
（一）协商民主内涵的科学界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提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化、多层化、制度化发展时明确指出：“协商民主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16] （p29） 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正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这一科学界定，强调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政治前提是党的领导，基本形式是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协商内容是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遵循原则是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关键是在协商中要把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决策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与有效性，民主与民生有机地统一起来，真正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
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概念并对其基本内涵做出明确阐述，一方面，这是我国协商民主思想和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另一方面，它反映了党对协商民主在认识上的深化和高度的理论自觉，表明党已经开始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理论上进行建构。这必将为今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奠定重要基础，也必将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
（二）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创新。
马克思在1843年3月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针对黑格尔把君主规定为“人格化的主权”的观点，运用人民主权的思想批判了封建专制和君主立宪制。马克思认为，君主主权和人民主权完全对立，不是君主的主权，就是人民的主权。后来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和对《哥达纲领》进行批判的时候，都更为明确地表述了关于民主应是人民当权的观点。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18] （p312）。列宁认为：“苏维埃革命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空前地推动了民主的发展，而且它所推动的正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享受的民主，因而也就是绝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也就是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剥削者的、资本家的、富人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劳动人民的民主）”。 但是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治理形式，使人民当家作主完整地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司法独立、媒体自由、宪政政治、有限政府这样一个系统当中。这样相对于马克思比较重视人民的选举权而言，中国共产党则强调不但要保障人民有选举权，还要保障人民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显然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结合中国实际实现了人民民主理论的伟大创新。另外，“人民”的范围从“人民”中一切个体扩展为一切阶级、阶层、党派、集团，这样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真正民主主体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在民主的实现形式上，巴黎公社采取的主要还是通过选举制民主形式，俄国的无产阶级民主由苏维埃这一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体现，同时通过选举与监督，使广大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与管理活动，实质上其民主形式也是选举制民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协商民主这一民主形式，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实现形式的理论。
总之，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兼容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和中国民主发展实际结合的伟大创新，和西方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具有本质的区别。“民主就是人民主权、人民意志的实现，就是人民自己创造、自己建立、自己规定国家制度，以及运用这种国家制度决定自己的事情。”
三、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现实意义
十八大報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指明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形式的重大进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和突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矛盾和问题明显增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传统的凝聚社会共识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协商民主正好适应了这一时代要求。新时期的协商民主把有序参与、平等议事、民主监督、凝聚共识、科学决策、和谐发展、协调各方融为一体，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这样协商民主可以通过建立常态化、多层次、可操作的协商对话机制，使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都可以利用宪法赋予的权利，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自由平等地参与国家管理和公共生活，就各种重大问题进行广泛协商、增进共识。而且协商民主也可以在充分整合既有的政治资源，拓宽民主参与渠道，集中各方智慧和力量的同时使社会形成强大合力，凝聚社会共识，维护社会稳定。尤其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我们的总体战略任务是促进“五位一体”的科学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然是题中之义。
（二）有利于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协商民主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深化决策民主化机制，这不但健全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有效机制，为国家决策和立法赋予更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且提高了党和国家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水平和能力。广泛的协商民主的实践，可以拓宽政府决策视野，促进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进一步完善，避免和减少决策失误，使党和国家的事业顺利发展，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科学执政水平。广泛的协商民主的实践，使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建立在尊重民意、代表民生的基础上，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民主执政水平。广泛的协商民主的实践，使决策的出台、法律法规的制定，能够获得广泛的公共支持，同时也使决策和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营造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氛围，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依法执政的水平。
（三）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和政治制度，是当今各国政府追求的政治发展目标，也是一种协商和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文明机制和治理模式。但对民主的认识和民主的实现途径，各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国家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只注重于民主的理想价值和意义，忽略了民主的真正目的和理性要求，从而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的隐患。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符合我国国情，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也符合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体现出其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势必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协商民主的主体在平等、自由的前提下，对重要问题特别是与构建和谐社会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进行讨论，便于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使不同社会群体的愿望和要求以合法的形式表达出来，使矛盾和问题可以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得到妥善化解，而且协商过程本身就在体现、维护和实现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能最大程度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内生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及其无党派人士的民主合作之中，发展于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逐步成熟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中共十八大确定的协商民主制度，既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制度创新、理论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不断求索、不断总结、不断实践、不断思考的理性成果。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主题背景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必将发挥势不可挡的助推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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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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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 李铁映：《论民主》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