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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埃利希·弗洛姆作为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一直致力于通过以性格为起点为现在的人成为“自为的人”而努力。在《为自己的人》中，弗洛姆以人性为基点，论述了性格的形成的同化和社会化过程，阐述了非生产性性格和生产性性格的含义，强调了混合性性格取向对人生存的影响。他的人的性格理论为我们观察和了解现代社会中人的性格的形成及其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考察、研究的方法和路径。
关键词：弗洛姆；个体性格；非生产性性格取向；生产性性格取向；社会化性格取向
埃利希·弗洛姆是著名的德裔美籍哲学家、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综合，为现在的人找回“失落的自我”，成为“自为的人”提供有效指导方法，其性格取向学说在其理论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个体性格：人同化和社会化的过程
弗洛姆认为性格与希波克拉底所说气质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气质是体质上的，不可改变的。而“性格本质上是由人的体验、尤其是早期生活的体验构成的”。[1]65在人认识和体验的发展中，性格是可以改变的。弗洛姆所说性格的含义与弗洛伊德的性格含义也是不同的。弗洛伊德认为，性格是一种内驱动力系统，性格构成了行为的基础，但性格不等于行为。弗洛姆认为这是弗洛伊德“最一贯、最深入的性格理论”。[1]67但关于弗洛伊德认为性格的能量源泉是性驱动力的观点，弗洛姆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性格的基础并不是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里比多”，而是在人与世界特殊的关系中，产生于人的需要。弗洛姆认为这种需要分为内在需要和外在需要两个部分。内在需要就是人的生理需要，它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也就是弗洛姆所称的“自我保存的需要”；另外，人在具有理性、想象力的基础上，能够认识到自己 “二律背反”的困境：“最基本的存在之二律背反是生与死”。[1]57人在这个“二律背反”面前是不可改变的，是无奈的，但却要为此做出反应，使自己的生命具有意义和方向。在解决这个“二律背反”过程中人的需求就构成了人的外在需要。外在需要是人在适应社会环境时产生的，伴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弗洛姆认为人的这两种需要是在人与世界的同化和社会化过程中得到满足的。“在生活过程中，人凭借（a）获得并同化事物；（b）使自己与他人（及自己）有关使自己与世界发生着联系”。[1]70前者为同化的过程，后者为社会化的过程。人为满足自身的需要，有时是依靠自身力量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东西，有时是从外部接受所需要的东西，但大部分情况是为了满足真正的需要，人要先获取，之后进行同化，也就是对外在的来源和获得的事物必须以某种方式获得和同化，这就是同化过程。另外，在社会生活的人，总是属于某一个群体，是这个群体的组成部分，他本人不能单独孤立的生活，为满足生活中的需要，他必须与他人和群体保持和发生关系，这就是人的社会化过程。在同化和社会化的联系中人会表现出自己的性格，也就是在人与世界发生联系的过程中，产生了人的性格。弗洛姆将性格定义为：“把人之能量引向同化和社会化过程的（相对固定的）形式”。[1]71在弗洛姆看来，性格是人的观念和价值的基础。大部分人认为他们对待世界的态度是由他们本身的思想和判断来决定的。弗洛姆指出这些思想和判断实质上是性格的产物，同时形成的观念和价值也反作用于性格。“促使性格结构更稳定，因为它使性格取向结构显示出其正确性和合理性”。[1]72弗洛姆强调，在社会化过程中，性格是人适应社会的基础。儿童的性格模式是受其父母的影响并发展的，同时他和他的父母又都受到文化社会结构的影响。在这种模式下，儿童首先适应了自己的家庭，长大后又继续适应社会环境。“他所养成的这种性格使他想做他必须做的事情。而且，他和同一社会阶层或同一文化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都具有这种性格的核心”。[1]73社会和文化形态在人的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个体性格中的非生产性性格取向和生产性性格取向的含义
弗洛姆将个体性格中的性格取向分为两大种类：非生产性性格取向和生产性性格取向。弗洛姆认为，非生产性性格取向是异化和病态的；生产性性格取向是健康和成熟的。非生产性性格取向中又分为接受型、剥削型、囤积型和市场型四种性格取向类型。
接受型性格取向。弗洛姆认为，具有接受型性格取向的人总是感到“一切好的都来源于外界”。[1]73他们认为无论什么需要，只有从外面获得；总是习惯被动地接受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说一个“不”简直就是不可能。“他的理性、观察力和批判力也因此严重衰退，反过来，批判力的衰退加深了他对他人的依赖性，形成恶性循环”。[2]这种人在生活中常常表现出来的是乐于助人的姿态，很能博得别人的好感。因此，这种人对他人的依赖性就很强，“离开了他人，会感到眼前一片漆黑”。[3]80接受型性格取向的人在生活中,“不仅通过权威以获得知识和帮助，而且还依赖一般的人在任何方面的支持”。[1]74这种人要么相信宗教，心中始终有一个上帝的概念，上帝可以赋予他们一切；要么不相信宗教，而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他们总在寻求一个‘有魅力的助手’”。[1]75弗洛姆认为，这种人有一种特别忠诚的表现，因为他们需要帮助来获得安全感，进而不得不忠诚于帮助他们的人。他们在表面上有乐观友善的，一旦不能获得所需要的东西或需要的来源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感到焦虑和痛苦。
剥削型性格取向。弗洛姆认为具有剥削型性格取向的人和接受型性格取向的人有一个相同的基本前提：好的东西只有外界才具有，自己是不能具有和生产好的东西。但剥削型性格取向的人不像接受型性格取向的人那样是希望从外界被动地接受，而是“通过强力和狡诈，从别人手里拿走东西”。[1]75这种人常常使用的强迫和诈骗的手段，主动把他人的东西占为己有。与接受型性格取向的人被动地接受相反，他们是主动想方设法从别人那里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弗洛姆认为，具有剥削型性格取向的人“在爱情和慈爱的领域里，这种人常常是强占和窃取”。他们不会去迷恋无利用价值的人。[1]75在思想和智慧方面，“这种人并不会去创造新观念，而是会窃取观念”。[1]75他们要么直接窃取，要么用不同的话语重复别人的思想观念，并且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新观点。在物质方面，他们认为别人的东西总比自己的东西好，“他们利用和剥削他们能压榨的任何人和任何东西”。[1]76这种人在获取他人的东西时，“甚至使用武力从别人那里强要，用威胁的手段迫使别人服从”。[2]以弗洛姆之见，这种人的特征是“怀疑、挖苦、羡慕、妒忌”。[1]76因为总是从别人那摄取东西才能让他有成就感，所以他总是过高的估计他人东西的价值，对自己东西的估计则恰恰相反。 囤积型性格取向。弗洛姆认为囤积型性格取向的人的特征与接受型性格取向、剥削型性格取向的人的共同特征相反，囤积型性格取向的人“不相信他们有可能从外界获得任何新的东西”。[1]76他尽力切断与外界和他人的联系，通过个人囤积和节约来获得安全感，消费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威胁。他们在自己周围建立一堵保护性的围墙，“他们的目标是在这个坚守阵地中，尽可能多的把东西带进来，而尽可能少的把东西带出去”。[1]76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钱和物质，就是情感和思想也是不能付出的，“占有”是他们的典型特征。在他们的思想中，“外部世界是一个会冲破他那坚强阵地的威胁；有条理的意义在于控制外部世界，通过整理事物，把它们安置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以躲避它们侵犯的危险”。[1]77他们在生活中自我封锁，认为力量、能力和智力在运用中会越来越少，消耗之后无法进行补充。在弗洛姆看来，这种人不懂得人“具有自我补充的能力，活动和运用人的力量会使它得到增长，这种力量不用，反而会削弱它”。[1]77他们认为人的最高价值就是秩序和安全，对他人的占有和疏远，是保证自己安全的重要措施。在他们的生活中，缺乏爱的概念，对于创造性的去爱别人和自己更是一种奢侈。概括囤积型性格取向的人的观点就是：“世界上没有新的东西；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
市场型性格取向。弗洛姆认为，市场型性格取向的人是非生产性性格取向中特殊的一种。市场型性格取向的产生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传统的地方市场，以物物交换为主，交换双方都是相互熟悉的，两者对对方的需求或多或少都会有所了解。而现代的市场是“一台以抽象和无个人要求为特征的机器”。[1]88生产者的直接供货对象是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依赖供求律来判决，供求律决定他的产品能不能卖出去和以什么样的价格卖出去，交换双方没有直接联系，他们被市场这个中介隔绝。弗洛姆认为在这种完全由市场决定商品价值的情况下，人的性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市场强调的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与此同时人对自己的定位也会产生同样的价值概念。具有市场型性格取向的人，认为成功的标准和自我价值是由市场的欢迎度决定的。为了更好的推销自己，他们放弃自己的个性，对自己的个性和人格进行商品式的包装，迎合消费者和市场。“能否获得成功大部分取决于：他在市场上怎样有效地出卖自己，他怎样有效地使自己的人格被人所理解，他的‘包装’是否精美”。[3]89弗洛姆进一步指出，随着市场型性格取向的发展,一种新型的市场——“人格市场”也迅速发展起来。例如职员、医生、商人、律师和艺术家等职业都是“人格市场”中的一员，他们有些人是靠提供服务获取报酬；另一些人是靠被雇佣而领取薪金。“但他们全都依靠那些需要他们服务或雇佣他们的人的个人的接受，才能取得物质上的成功”。[1]79弗洛姆一语概之：“市场的人格必须是自由的，它没有个性”。[1]86
弗洛姆将非生产性性格取向分为以上四种类型，但他认为这四种性格取向类型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一个人的性格取向也不可能泾渭分明地只属于其中一种，而应该是一种性格取向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混合着其他的性格取向。弗洛姆认为，人的性格的形成与人的生存环境有关，特别是与人生存环境中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人的性格是人特征的一部分，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性格取向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个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文化的特性”。[1]86另外，弗洛姆认为社会和文化对人的性格影响不是单方面的，两者之间是相互深刻地影响的关系。“个人的整个人格是以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为模式的，而这种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构决定的。因此，我们原则上能够从对个体的分析中推断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结构”。[1]87
弗洛姆关于人的另一种性格类型是生产性性格取向。弗洛姆认为这种性格取向是正常的、成熟的和健康的人的性格取向。因为人是理性的、社会的和生产的动物，能够用理性和想象改变现存物质和创造新物质。生产性性格取向是“人运用他之力量的能力，是实现内在于他之潜力的能力”。[1]91它包括人对自己、对他人和对外界的情感和感觉反应。它是“每个人都能具有的一种态度，除非他是在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残废人”。[1]92弗洛姆强调，生产性性格取向是“人所特有的潜能的实现，是人运用他自身力量的实现”。[1]94在弗洛姆看来，人生产性的运用自己的力量的能力就是有潜能的表现。人通过理性、爱和想象生产性与世界发生关系。通过理性，人能够透过事物的现象看透发现和理解事物本质；通过爱，能冲破与他人之间的隔阂；通过想象，能够将尚未存在的东西具体化，并计划和创造（它）这种东西。而一个缺乏潜能的人，他与外界的关系就会“被歪曲成统治世界、控制他人的欲望，就像人们过去所做的那样”。[1]94弗洛姆认为生产性性格取向的人的力量是由理性引导的，他不是依靠权威来控制他的力量。“他必须由理性所引导，因为他只有了解了力量是什么、怎样运用力量、及为何而运用力量，他才能使用他的力量”。[1]91弗洛姆认为生产性性格取向的人在运用自己的力量与外界发生联系时，有两种体验外在世界的方式：再生的方式和原生的方式。再生的方式是人以胶卷和照片的形式来理解世界，对现实世界只是呆板照相式的记录；原生的方式是人依靠想象、自身的精神和情感的力量进行自发的活动，进而使“新的物质充满生机，并重新创造这种新物质”。[1]95弗洛姆认为原生的力量方式是人正确的运用其力量，具有创造性的功能。再生的力量方式则是病态的，不能够通过现存事物进行正确的认识和想象，他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却没有能力通过表面特征发现事物的本质。这种人“并不缺乏想象力，但他的想象力是计算的想象力，即他把所知道和所存在的一切因素结合在一起，由此而推论出他们未来的作用”。[1]95在现实生活中，人不能只具有其中一种体验外部世界的方式。每个人都是以这两种方式结合进行创造，只不过是这两种方式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而已。
三、人在社会化进程中的性格取向和人的混合性格取向 弗洛姆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人主要有三种性格取向形式：共生关系、撤回—破坏关系、爱。在共生关系中，“个体以丧失自由和完整为代价而与他人紧紧相连，离开了他人，他就感到焦虑不安”。[4]共生关系中消极的形式是他被他人“吞没”，通过这种形式他认为自己逃脱了孤独的状态，即“试图通过把自己与他人捆绑在一起，而消除一个人的自我，逃避自由，并寻求安全”。[1]112通常的表现形式也就是我们所说“受虐狂”。共生关系中积极的形式则是“吞没”他人，即“完全控制他人、‘吞没’他人、使他人成为一个任我们意志摆布的无依无靠的对象”。[1]112其本质是对一个无力者实行完全的统治，表现形式有溺爱、过分保护和“正当的统治”等，表现形式则是“虐待狂”。撤回—破坏关系则与共生关系相反，后者要以与对象接近和亲密为基础，前者则是与人保持疏远的关系，表明了一个人无力的感觉。撤回—破坏性的消极形式是撤回，个人无力之感觉“通过从作为一种威胁的他人那里的撤回而得到克服”。[1]113其表现形式通常为对他人的冷漠，伴以自我膨胀对自我进行补偿。具有这种性格取向的人认为对手过于强大，为避免自己受到伤害，只好选择逃避的方式。撤回—破坏关系的积极方式是破坏，由于惧怕他人的破坏，所以主动毁坏他人，以寻求保护。表现形式是具有强烈的破坏欲望，不只是对他人，在破坏的过程中他也会产生对自我破坏。他的人生原则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弗洛姆认为，在人社会化过程中，最健康的形式是爱的关系，“爱是人与他人、及与自己之关系的生产性性格取向”。[1]114在爱的关系中，两个人都保持各自的完整性，在完整性的基础上建立亲密的关系。通过爱的关系，人的孤单状态、人与人的陌生感和人与外部世界的隔离得以突破，个人与他人可以和平交往，共同发展。在弗洛姆看来，爱是人类生存的答案，是人类、种族、社会和家庭维系在一起的纽带。爱在弗洛姆眼里不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能力和态度。
弗洛姆认为，个人与外部世界同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性格取向相互间的联系十分密切。共生关系中受虐狂与接受型性格取向相关、虐待狂与剥削型性格取向相关；撤回—破坏关系中破坏型性格取向与囤积型性格取向相关、撤回型性格取向与市场型性格取向相关；爱的关系与生产性性格取向相关。即使几种性格取向表现出的现象完全不同，这几种性格取向也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在现实中，人的性格取向是以混合的形式出现的，只不过在他的内心中某一种性格取向占据了主导的作用。弗洛姆强调，现实中的人身上经常会出现生产性性格取向与非生产性性格取向，非生产性格取向中四种性格取向之间相互混合的状态。弗洛姆强调，虽然非生产性性格取向是病态的，是不完美的，但在生产性性格取向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的身上，非生产性性格并不是完全具有消极的作用，“而是具有了一种不同的、建设性的性质”。[1]116一个人为了生存，他必须接受、交换和节省东西；为了发展，他也要听从权威，独处和展示自己。一个人只有在“获得东西和他人相处的方式在本质上是非生产性时，这种领受、获取、节省或交换的能力才会转变成对接受、剥削、囤积或市场的需要，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获得方式”。[1]116生产性性格取向占统治地位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的非生产性性格取向的形式——忠实、可爱、灵敏、信任、积极、自豪、节俭、慷慨，在非生产性性格取向占统治地位的人表现的形式则为顺从、寄生、怯懦、轻敌、剥削、自负、吝啬、浪费。非生产性性格取向是具有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要看生产性性格取向在个人的性格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生产性性格取向占的比例越大，非生产性性格取向的健康形式就越明显。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说过：“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5]73可见，弗洛姆的人的性格理论是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的方法和观点而形成的。他在生活方式和意识之间插入了人的性格概念，把人的性格作为二者的中介。同时弗洛姆把人的性格与人的需要划上了等号，通过人同化和社会化过程的论述，表明人的性格既有先天因素，又有后天的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这种分析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对人的性格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弗洛姆又把人的潜能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他认为人只有不断的发挥自己的潜能，才能让短暂的生命获得意义，人的生活才是幸福的。整体上来看，弗洛姆的性格取向学说可以说是鼓励人以积极、健康、奋进的方式进行生活。他的人的性格理论也为我们观察和了解现代社会中人的性格的形成及其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考察、研究的方法和路径。
参考文献：
[1]埃·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孙依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2]方幸福.弗洛姆的性格理论简论[J].世界文学评论.2008,1.
[3]埃·弗洛姆.寻找自我[M].陈学明译. 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4]夏宏.弗洛姆的性格学说述评[J].求索.2001,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关键词：弗洛姆；个体性格；非生产性性格取向；生产性性格取向；社会化性格取向
埃利希·弗洛姆是著名的德裔美籍哲学家、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综合，为现在的人找回“失落的自我”，成为“自为的人”提供有效指导方法，其性格取向学说在其理论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个体性格：人同化和社会化的过程
弗洛姆认为性格与希波克拉底所说气质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气质是体质上的，不可改变的。而“性格本质上是由人的体验、尤其是早期生活的体验构成的”。[1]65在人认识和体验的发展中，性格是可以改变的。弗洛姆所说性格的含义与弗洛伊德的性格含义也是不同的。弗洛伊德认为，性格是一种内驱动力系统，性格构成了行为的基础，但性格不等于行为。弗洛姆认为这是弗洛伊德“最一贯、最深入的性格理论”。[1]67但关于弗洛伊德认为性格的能量源泉是性驱动力的观点，弗洛姆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性格的基础并不是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里比多”，而是在人与世界特殊的关系中，产生于人的需要。弗洛姆认为这种需要分为内在需要和外在需要两个部分。内在需要就是人的生理需要，它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也就是弗洛姆所称的“自我保存的需要”；另外，人在具有理性、想象力的基础上，能够认识到自己 “二律背反”的困境：“最基本的存在之二律背反是生与死”。[1]57人在这个“二律背反”面前是不可改变的，是无奈的，但却要为此做出反应，使自己的生命具有意义和方向。在解决这个“二律背反”过程中人的需求就构成了人的外在需要。外在需要是人在适应社会环境时产生的，伴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弗洛姆认为人的这两种需要是在人与世界的同化和社会化过程中得到满足的。“在生活过程中，人凭借（a）获得并同化事物；（b）使自己与他人（及自己）有关使自己与世界发生着联系”。[1]70前者为同化的过程，后者为社会化的过程。人为满足自身的需要，有时是依靠自身力量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东西，有时是从外部接受所需要的东西，但大部分情况是为了满足真正的需要，人要先获取，之后进行同化，也就是对外在的来源和获得的事物必须以某种方式获得和同化，这就是同化过程。另外，在社会生活的人，总是属于某一个群体，是这个群体的组成部分，他本人不能单独孤立的生活，为满足生活中的需要，他必须与他人和群体保持和发生关系，这就是人的社会化过程。在同化和社会化的联系中人会表现出自己的性格，也就是在人与世界发生联系的过程中，产生了人的性格。弗洛姆将性格定义为：“把人之能量引向同化和社会化过程的（相对固定的）形式”。[1]71在弗洛姆看来，性格是人的观念和价值的基础。大部分人认为他们对待世界的态度是由他们本身的思想和判断来决定的。弗洛姆指出这些思想和判断实质上是性格的产物，同时形成的观念和价值也反作用于性格。“促使性格结构更稳定，因为它使性格取向结构显示出其正确性和合理性”。[1]72弗洛姆强调，在社会化过程中，性格是人适应社会的基础。儿童的性格模式是受其父母的影响并发展的，同时他和他的父母又都受到文化社会结构的影响。在这种模式下，儿童首先适应了自己的家庭，长大后又继续适应社会环境。“他所养成的这种性格使他想做他必须做的事情。而且，他和同一社会阶层或同一文化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都具有这种性格的核心”。[1]73社会和文化形态在人的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个体性格中的非生产性性格取向和生产性性格取向的含义
弗洛姆将个体性格中的性格取向分为两大种类：非生产性性格取向和生产性性格取向。弗洛姆认为，非生产性性格取向是异化和病态的；生产性性格取向是健康和成熟的。非生产性性格取向中又分为接受型、剥削型、囤积型和市场型四种性格取向类型。
接受型性格取向。弗洛姆认为，具有接受型性格取向的人总是感到“一切好的都来源于外界”。[1]73他们认为无论什么需要，只有从外面获得；总是习惯被动地接受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说一个“不”简直就是不可能。“他的理性、观察力和批判力也因此严重衰退，反过来，批判力的衰退加深了他对他人的依赖性，形成恶性循环”。[2]这种人在生活中常常表现出来的是乐于助人的姿态，很能博得别人的好感。因此，这种人对他人的依赖性就很强，“离开了他人，会感到眼前一片漆黑”。[3]80接受型性格取向的人在生活中,“不仅通过权威以获得知识和帮助，而且还依赖一般的人在任何方面的支持”。[1]74这种人要么相信宗教，心中始终有一个上帝的概念，上帝可以赋予他们一切；要么不相信宗教，而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他们总在寻求一个‘有魅力的助手’”。[1]75弗洛姆认为，这种人有一种特别忠诚的表现，因为他们需要帮助来获得安全感，进而不得不忠诚于帮助他们的人。他们在表面上有乐观友善的，一旦不能获得所需要的东西或需要的来源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感到焦虑和痛苦。
剥削型性格取向。弗洛姆认为具有剥削型性格取向的人和接受型性格取向的人有一个相同的基本前提：好的东西只有外界才具有，自己是不能具有和生产好的东西。但剥削型性格取向的人不像接受型性格取向的人那样是希望从外界被动地接受，而是“通过强力和狡诈，从别人手里拿走东西”。[1]75这种人常常使用的强迫和诈骗的手段，主动把他人的东西占为己有。与接受型性格取向的人被动地接受相反，他们是主动想方设法从别人那里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弗洛姆认为，具有剥削型性格取向的人“在爱情和慈爱的领域里，这种人常常是强占和窃取”。他们不会去迷恋无利用价值的人。[1]75在思想和智慧方面，“这种人并不会去创造新观念，而是会窃取观念”。[1]75他们要么直接窃取，要么用不同的话语重复别人的思想观念，并且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新观点。在物质方面，他们认为别人的东西总比自己的东西好，“他们利用和剥削他们能压榨的任何人和任何东西”。[1]76这种人在获取他人的东西时，“甚至使用武力从别人那里强要，用威胁的手段迫使别人服从”。[2]以弗洛姆之见，这种人的特征是“怀疑、挖苦、羡慕、妒忌”。[1]76因为总是从别人那摄取东西才能让他有成就感，所以他总是过高的估计他人东西的价值，对自己东西的估计则恰恰相反。 囤积型性格取向。弗洛姆认为囤积型性格取向的人的特征与接受型性格取向、剥削型性格取向的人的共同特征相反，囤积型性格取向的人“不相信他们有可能从外界获得任何新的东西”。[1]76他尽力切断与外界和他人的联系，通过个人囤积和节约来获得安全感，消费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威胁。他们在自己周围建立一堵保护性的围墙，“他们的目标是在这个坚守阵地中，尽可能多的把东西带进来，而尽可能少的把东西带出去”。[1]76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钱和物质，就是情感和思想也是不能付出的，“占有”是他们的典型特征。在他们的思想中，“外部世界是一个会冲破他那坚强阵地的威胁；有条理的意义在于控制外部世界，通过整理事物，把它们安置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以躲避它们侵犯的危险”。[1]77他们在生活中自我封锁，认为力量、能力和智力在运用中会越来越少，消耗之后无法进行补充。在弗洛姆看来，这种人不懂得人“具有自我补充的能力，活动和运用人的力量会使它得到增长，这种力量不用，反而会削弱它”。[1]77他们认为人的最高价值就是秩序和安全，对他人的占有和疏远，是保证自己安全的重要措施。在他们的生活中，缺乏爱的概念，对于创造性的去爱别人和自己更是一种奢侈。概括囤积型性格取向的人的观点就是：“世界上没有新的东西；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
市场型性格取向。弗洛姆认为，市场型性格取向的人是非生产性性格取向中特殊的一种。市场型性格取向的产生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传统的地方市场，以物物交换为主，交换双方都是相互熟悉的，两者对对方的需求或多或少都会有所了解。而现代的市场是“一台以抽象和无个人要求为特征的机器”。[1]88生产者的直接供货对象是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依赖供求律来判决，供求律决定他的产品能不能卖出去和以什么样的价格卖出去，交换双方没有直接联系，他们被市场这个中介隔绝。弗洛姆认为在这种完全由市场决定商品价值的情况下，人的性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市场强调的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与此同时人对自己的定位也会产生同样的价值概念。具有市场型性格取向的人，认为成功的标准和自我价值是由市场的欢迎度决定的。为了更好的推销自己，他们放弃自己的个性，对自己的个性和人格进行商品式的包装，迎合消费者和市场。“能否获得成功大部分取决于：他在市场上怎样有效地出卖自己，他怎样有效地使自己的人格被人所理解，他的‘包装’是否精美”。[3]89弗洛姆进一步指出，随着市场型性格取向的发展,一种新型的市场——“人格市场”也迅速发展起来。例如职员、医生、商人、律师和艺术家等职业都是“人格市场”中的一员，他们有些人是靠提供服务获取报酬；另一些人是靠被雇佣而领取薪金。“但他们全都依靠那些需要他们服务或雇佣他们的人的个人的接受，才能取得物质上的成功”。[1]79弗洛姆一语概之：“市场的人格必须是自由的，它没有个性”。[1]86
弗洛姆将非生产性性格取向分为以上四种类型，但他认为这四种性格取向类型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一个人的性格取向也不可能泾渭分明地只属于其中一种，而应该是一种性格取向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混合着其他的性格取向。弗洛姆认为，人的性格的形成与人的生存环境有关，特别是与人生存环境中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人的性格是人特征的一部分，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性格取向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个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文化的特性”。[1]86另外，弗洛姆认为社会和文化对人的性格影响不是单方面的，两者之间是相互深刻地影响的关系。“个人的整个人格是以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为模式的，而这种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构决定的。因此，我们原则上能够从对个体的分析中推断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结构”。[1]87
弗洛姆关于人的另一种性格类型是生产性性格取向。弗洛姆认为这种性格取向是正常的、成熟的和健康的人的性格取向。因为人是理性的、社会的和生产的动物，能够用理性和想象改变现存物质和创造新物质。生产性性格取向是“人运用他之力量的能力，是实现内在于他之潜力的能力”。[1]91它包括人对自己、对他人和对外界的情感和感觉反应。它是“每个人都能具有的一种态度，除非他是在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残废人”。[1]92弗洛姆强调，生产性性格取向是“人所特有的潜能的实现，是人运用他自身力量的实现”。[1]94在弗洛姆看来，人生产性的运用自己的力量的能力就是有潜能的表现。人通过理性、爱和想象生产性与世界发生关系。通过理性，人能够透过事物的现象看透发现和理解事物本质；通过爱，能冲破与他人之间的隔阂；通过想象，能够将尚未存在的东西具体化，并计划和创造（它）这种东西。而一个缺乏潜能的人，他与外界的关系就会“被歪曲成统治世界、控制他人的欲望，就像人们过去所做的那样”。[1]94弗洛姆认为生产性性格取向的人的力量是由理性引导的，他不是依靠权威来控制他的力量。“他必须由理性所引导，因为他只有了解了力量是什么、怎样运用力量、及为何而运用力量，他才能使用他的力量”。[1]91弗洛姆认为生产性性格取向的人在运用自己的力量与外界发生联系时，有两种体验外在世界的方式：再生的方式和原生的方式。再生的方式是人以胶卷和照片的形式来理解世界，对现实世界只是呆板照相式的记录；原生的方式是人依靠想象、自身的精神和情感的力量进行自发的活动，进而使“新的物质充满生机，并重新创造这种新物质”。[1]95弗洛姆认为原生的力量方式是人正确的运用其力量，具有创造性的功能。再生的力量方式则是病态的，不能够通过现存事物进行正确的认识和想象，他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却没有能力通过表面特征发现事物的本质。这种人“并不缺乏想象力，但他的想象力是计算的想象力，即他把所知道和所存在的一切因素结合在一起，由此而推论出他们未来的作用”。[1]95在现实生活中，人不能只具有其中一种体验外部世界的方式。每个人都是以这两种方式结合进行创造，只不过是这两种方式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而已。
三、人在社会化进程中的性格取向和人的混合性格取向 弗洛姆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人主要有三种性格取向形式：共生关系、撤回—破坏关系、爱。在共生关系中，“个体以丧失自由和完整为代价而与他人紧紧相连，离开了他人，他就感到焦虑不安”。[4]共生关系中消极的形式是他被他人“吞没”，通过这种形式他认为自己逃脱了孤独的状态，即“试图通过把自己与他人捆绑在一起，而消除一个人的自我，逃避自由，并寻求安全”。[1]112通常的表现形式也就是我们所说“受虐狂”。共生关系中积极的形式则是“吞没”他人，即“完全控制他人、‘吞没’他人、使他人成为一个任我们意志摆布的无依无靠的对象”。[1]112其本质是对一个无力者实行完全的统治，表现形式有溺爱、过分保护和“正当的统治”等，表现形式则是“虐待狂”。撤回—破坏关系则与共生关系相反，后者要以与对象接近和亲密为基础，前者则是与人保持疏远的关系，表明了一个人无力的感觉。撤回—破坏性的消极形式是撤回，个人无力之感觉“通过从作为一种威胁的他人那里的撤回而得到克服”。[1]113其表现形式通常为对他人的冷漠，伴以自我膨胀对自我进行补偿。具有这种性格取向的人认为对手过于强大，为避免自己受到伤害，只好选择逃避的方式。撤回—破坏关系的积极方式是破坏，由于惧怕他人的破坏，所以主动毁坏他人，以寻求保护。表现形式是具有强烈的破坏欲望，不只是对他人，在破坏的过程中他也会产生对自我破坏。他的人生原则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弗洛姆认为，在人社会化过程中，最健康的形式是爱的关系，“爱是人与他人、及与自己之关系的生产性性格取向”。[1]114在爱的关系中，两个人都保持各自的完整性，在完整性的基础上建立亲密的关系。通过爱的关系，人的孤单状态、人与人的陌生感和人与外部世界的隔离得以突破，个人与他人可以和平交往，共同发展。在弗洛姆看来，爱是人类生存的答案，是人类、种族、社会和家庭维系在一起的纽带。爱在弗洛姆眼里不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能力和态度。
弗洛姆认为，个人与外部世界同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性格取向相互间的联系十分密切。共生关系中受虐狂与接受型性格取向相关、虐待狂与剥削型性格取向相关；撤回—破坏关系中破坏型性格取向与囤积型性格取向相关、撤回型性格取向与市场型性格取向相关；爱的关系与生产性性格取向相关。即使几种性格取向表现出的现象完全不同，这几种性格取向也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在现实中，人的性格取向是以混合的形式出现的，只不过在他的内心中某一种性格取向占据了主导的作用。弗洛姆强调，现实中的人身上经常会出现生产性性格取向与非生产性性格取向，非生产性格取向中四种性格取向之间相互混合的状态。弗洛姆强调，虽然非生产性性格取向是病态的，是不完美的，但在生产性性格取向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的身上，非生产性性格并不是完全具有消极的作用，“而是具有了一种不同的、建设性的性质”。[1]116一个人为了生存，他必须接受、交换和节省东西；为了发展，他也要听从权威，独处和展示自己。一个人只有在“获得东西和他人相处的方式在本质上是非生产性时，这种领受、获取、节省或交换的能力才会转变成对接受、剥削、囤积或市场的需要，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获得方式”。[1]116生产性性格取向占统治地位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的非生产性性格取向的形式——忠实、可爱、灵敏、信任、积极、自豪、节俭、慷慨，在非生产性性格取向占统治地位的人表现的形式则为顺从、寄生、怯懦、轻敌、剥削、自负、吝啬、浪费。非生产性性格取向是具有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要看生产性性格取向在个人的性格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生产性性格取向占的比例越大，非生产性性格取向的健康形式就越明显。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说过：“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5]73可见，弗洛姆的人的性格理论是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的方法和观点而形成的。他在生活方式和意识之间插入了人的性格概念，把人的性格作为二者的中介。同时弗洛姆把人的性格与人的需要划上了等号，通过人同化和社会化过程的论述，表明人的性格既有先天因素，又有后天的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这种分析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对人的性格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弗洛姆又把人的潜能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他认为人只有不断的发挥自己的潜能，才能让短暂的生命获得意义，人的生活才是幸福的。整体上来看，弗洛姆的性格取向学说可以说是鼓励人以积极、健康、奋进的方式进行生活。他的人的性格理论也为我们观察和了解现代社会中人的性格的形成及其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考察、研究的方法和路径。
参考文献：
[1]埃·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孙依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2]方幸福.弗洛姆的性格理论简论[J].世界文学评论.2008,1.
[3]埃·弗洛姆.寻找自我[M].陈学明译. 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4]夏宏.弗洛姆的性格学说述评[J].求索.2001,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