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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虎越野车在弯曲的山路上颠簸前行，阵阵风沙不时掩盖车身上二蛋很是嘚瑟的光泽。二蛋一边全神贯注紧握方向盘，生怕他的爱车有什么闪失，一边不停地嘀咕：“阿伯爹，我真服了你了，这样的路你一双小脚是怎么走的？”
“专心开你的车吧，别研究阿伯爹脚大脚小了，当心刮到石块什么的，我可赔不起。”
其实，阿伯爹的脚虽小，但没有缠过，也没变形，虽说不上大脚板，但绝不是画报上裹得像粽子那样的小脚娘娘，和我奶奶她们相比，大多了。
阿伯爹大名叫章蕙兰，在我们县最早创办新式学校，她不但要学生背“关关雎鸠”，还教算学美术。这次县里修编地方志，专门在“乡贤篇”里为她留了位置，写传的任务是我自告奋勇接下来的。
本来，有关她的材料不少，而且我还经常在她家浇花下棋，写千把字小传根本不在话下。但写完初稿，总感到还有几个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所以迟迟未交稿。
阿伯爹不是我们这儿土生土长的，那她的出生地在哪里？据她一位学生回忆，当年她曾说过老家在黄土岭。她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来定居？是嫁过来的？可从没听说过她有丈夫？我的印象中她一直是单身一人，好像也没有任何绯闻。她一个孤身女子在我们这里办学，哪里学的知识，办学的钱又是哪里来的？没弄明白这些问题前就贸然定稿，虽然交差没问题，但总觉得有点对不起她老人家，似乎冥冥之中她又会用那干瘪的手敲我的暴栗。
可我们主任已催了我好几次了，说是整本地方志就差章蕙兰的小传了。
我说我还有几个细节要去她老家调查核实。可她老家在哪里，我根本不知道。我专门查过地图，距离我们县城几百公里确实有一个叫黄土岭的地方，我想去碰碰运气。
要到几百公里外去调查核实？主任一听沉默了一会儿，扶了扶金丝框眼镜说：“修志经费紧张这你是知道的，而我们地方志办公室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单位今年已没有差旅费可开支了，你看这出差……”
主任的话在我意料之中，我忙表示费用我自己解决，不花单位一分钱。主任这才勉强点了点头，但要求十天之内必须交稿。
就这样，我约了我的土豪死党二蛋一起上路了。
二蛋从小和我住在同一墙门，上学一直和我同班，虽然个头不高，人长得猴精猴精的，弹弓打麻雀、钓鱼摸螺蛳什么的，没人能比得上。可一打开课本就喊头疼，放学回家总要找我借作业说是参考参考。高中只读了一年，二蛋便跟着一个远房亲戚从南方往我们县城倒腾电子表，后来卖录像机，如今已成为县里响当当的企业家，名下有两家企业，还有一家宾馆。前些年二蛋开始投资古玩，被骗了几次后非要拉我入伙。我说拜托，我学的是历史，不是考古。哪知二蛋一听就咧着嘴坏笑：“历史不就是研究古人吗？研究古人能不研究古人吃喝拉撒所用的玩意？那我们不就是同一专业的吗？”
面对他的歪理我只有苦笑。那天实在被他磨得没办法，我跟着他到了一个古玩市场，他看中了一批古钱币，问我怎么样。面对一堆锈铜烂铁，我说开元通宝应该比顺治通宝、康熙通宝值钱，因为唐朝比清朝早，古玩古玩，不就越古越值钱吗？结果那次二蛋用几十元一个的价钱买回了一大堆开元通宝，据说有好几个是“隶书金质”，值几万一个。一转手赚了一大票，这可是二蛋捣鼓古玩后赚到的第一桶金，他佩服得就差喊我亲爹了，说要分利润给我，我硬是没要。这倒不是我道德高尚，或是钱多得冒油，而是我明白，一旦拿了他的钱，那我就真的入了他的伙，下次陪他到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去捡漏就成了我的分内事；不收钱，那帮不帮得看我高兴，而且陪他去淘宝万一亏了怎么办？说到底我还是有点穷酸气。这次我说想去寻访阿伯爹的出生地，二蛋终于找到报答的机会，便自告奋勇地开着他新买的路虎上路了。
看得出，昨晚当地县城旅馆空调噪音和蚊子的双重骚扰下，二蛋没睡安稳，眼睛布满了血丝。
“没问题吧？要不我来开？”
“放心，安全绝对保证！”
我知道，二蛋舍不得别人碰他的宝贝路虎。这次之所以会带着我出发，一是还我人情，二是对阿伯爹多少还是有点感情的。
确实，阿伯爹是我们童年时代一个温暖的记忆。
那时候，大人们不愿或不屑与阿伯爹搭话。而越是大人不愿不屑做的事，对孩子总是有一种别样的吸引力。因此，趁大人没注意，偷偷摸进阿伯爹那幽暗而神秘的小屋便成为我和二蛋很是刺激的探险之旅。
其实，不只是阿伯爹的小屋，对她这个人，我也充满了好奇。
比如，为什么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称她为“阿伯爹”？在我们的方言中，“阿伯爹”是对姑父或姨父的一种通俗化称呼，也就是说，“阿伯爹”是与父母同辈的男人。而我们这个乡贤“阿伯爹”偏偏是个老女人。后来我才明白，平时人们对同辈人称“阿伯”，甚至称“爹”，往往是埋怨一个人帮了倒忙，这里的“爹”更多地有“坑爹”的意思，或者类似于说一个人“很二”。所以称一个女人为“阿伯爹”，言下之意把她看作很二很另类。
确实，我记忆中的阿伯爹总是和别人不一样，用我们这里的话说，总是“头里出角”。
如果阿伯爹站在一群人中，你一眼就能认出她。那时上了年纪的女人大多剪短发；即使留长发，也是把头发藏到脑后的发髻里面。而阿伯爹的头发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最特别的是总拖着编扎得十分精致的麻花小辫，有时候一根，有时候两根，有时候辮子上还系着红头绳。走起路来麻花小辫总是俏皮地一甩一甩，非把旁人的眼光拉过来不可。别人都穿自家做的布鞋，而阿伯爹常常穿皮鞋，而且有一双是姑娘中十分流行且很难买到的丁字皮鞋。你一个老太婆梳着辫子，系着红头绳，穿着丁字皮鞋，别人不在背后指指点点才怪呢！
人们对阿伯爹指指点点，还因为她抽烟。小时候我们那里抽烟的都是成年男人，而一旦有女人抽烟，便会使人联想到电影中贼眉鼠眼的地主婆和狐狸精似的女特务，而阿伯爹偏偏喜欢抽烟。
阿伯爹抽烟还和隔壁黄二麻子他们不一样，不是一帮人凑在一起，一边天南海北地神聊，一边吞云吐雾——阿伯爹很少和别人聊天，其实也没有人愿意和她聊；即使她主动搭讪，人家也只是应付一下。直到今天，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在天井里摆弄她的花花草草时，上嘴唇和下嘴唇之间夹着烟，不时地腾出手来，用发黄的食指和大拇指把烟从嘴里捏出来，把中指弯过来灵巧地弹掉烟灰，再放到嘴里，一边抽，一边摆弄花草。 当然更另类的是当年她的“裸退”。解放初她的私立学校已有相当规模了，方圆几十里的孩子基本都在她那里上学。后来县里接收时，本来她可以得到一定的回报，可她主动提出全部捐给公家，连退休工资都没要，彻底“裸退”回家了。
我的三叔公当年在县里负责公私合营工作。他说：“阿伯爹肯定是脑子出问题，人家问她有什么要求，她只管摇头，什么也不要，就把自己的产业给了公家，哪有这样的人？”
阿伯爹在我们县里办学多年，按照辈分，我的父母、父母的父母那一辈中很多人都得叫她老师，而人们又不愿称这么个很二很另类的人为老师。老师很二，那学生还不更二？不知是谁很有创意地背地里称她为阿伯爹，从此，老老小小都这么叫开了。况且当年老师已排名第九了，叫这样一个“很二”的老九为阿伯爹，人们似乎心中还有点隐隐的快感。此后她的大名章蕙兰很少有人知道了。
老师成了“老九”，学校的课自然也可有可无。比我们大几岁的伙伴都忙着去串连，爷爷怕我出去不安全，就让我在家背诵“老三篇”，背熟后用毛笔字默写。
虽然我背得很无聊，但声音还是挺响，以表示我很用心。没想到这声音让隔壁的阿伯爹也听到了。有一天，我和二蛋在墙门里玩自己用毛竹管做的水槍，阿伯爹在门口向我招手，我走过去，她问我：“你在学《愚公移山》？”
“是啊！我背给你听听？”我似乎找到了用武之地。“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我刚背了个开头，她就摇摇头说《愚公移山》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我不服气地跑回家拿来红宝书给她看，她翻了翻，笑着用干瘪的手摸摸我的头说：“学点知识总是好的，只有学到手的知识才是自己的东西，火烧不掉贼偷不走。其他的都是身外之物。”看着我似懂非懂的样子，她说长大了你会懂的。
尽管我似懂非懂，或者根本不懂，但背书之后，阿伯爹对我和善了许多。
比如我和二蛋一起玩水枪互射，玩腻了便射屋檐下的那些花花草草。以前阿伯爹不许我们把水射到她种的花草上，但后来她不怎么说我们了，还教我们怎样给花浇水。
她有很多讲究，有时让我们用水枪头的大孔沿着花盆边缘向泥土注水；有时让我们换成细孔，把水雾喷到花叶上；有时把整个花盆浸到盛水的脸盆里。
阿伯爹种花，和别人也不一样。人家喜欢种大红牡丹、月季，而阿伯爹种在瓶瓶罐罐中的大多是兰花或其他绿叶植物，很少开花，即使开花也只是细细白白的小花，点缀在绿叶丛中。虽然邻居背后都说阿伯爹只会种草，不会养花，可阿伯爹还是乐此不疲，一有空，就侍弄她的花草。
“山上好像有野生兰花！”二蛋眼中的血丝似乎放出了光。
“兰花？什么兰花？”我一下子还回不过神来。
“你看，石头旁边那株有点像‘金沙树菊’，当年曾拍出过上百万元的天价！”
“看到吗，树右边那株真的很像‘霸王牡丹’，那也是天价兰花呀！”
“小心开车！当心你的宝贝！”
二蛋迷上过兰花，参与过几次省城的兰花拍卖会。高价拍下几株极品后，花价像没系皮带的裤子，一个劲地往下掉，用他的话说，心里有一本血泪史。
“你看，前面就是黄土岭了！”
前面的路标指示左转是黄土岭方向。
村口有一棵大樟树，车停在樟树旁，我们向树下两个下棋的老人打听章蕙兰。老人茫然地摇摇头。
我不死心，又问了几户人家，最后，一个村干部模样的人给我们出主意：“要不，你们到百岁老人那里去碰碰运气，他不晓得，那就没人说得出了。”
于是我们转了好几个弯，找到了正在石屋旁晒太阳的百岁老人。老人脸庞瘦削，头发稀疏，但一缕灰白的胡须细长而飘逸。
“你们是县上来采风的吧？”
我们刚坐下想打听章蕙兰，百岁老人倒先开了口。
这时屋里一位小脚老太颤颤巍巍端出两碗茶招待我们。初一看，小脚老人和阿伯爹似乎还有几分相像。
见我们盯着自己的脚，老太有点不好意思：“没看到过吧？村里上了年纪的都这个样子的。”
“那有不缠脚的吗？”这时我感到还真有点渴，于是一边喝茶，一边和老人聊。
百岁老人想了想，“老太婆这一辈的不缠脚还找得到婆家？”
“好像张家老二那个三丫头没缠过。”小脚老太似乎记起了什么。
“三丫头最后是没缠。”百岁老人进一步作了肯定。
“为什么不缠？”
“强呗！”老太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三丫头那个强可是出了名的。当年她说什么也不愿缠脚，白天裹上，晚上拆开。白天裹，晚上拆，弄了几次，爹娘也没法子了。”
“三丫头是不是叫章蕙兰？”
“章蕙兰？不可能！他们家姓张啊，‘兰’倒好像是有个‘兰’字，但不是‘蕙兰’。唉，实在想不起来了，多少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了。”
“三丫头长什么样？比如胖瘦高矮。”
“凭良心说，三丫头长得还是很讨人喜欢的，眼是眼、嘴是嘴，特别是一颗美人痣很是惹人爱怜。”
老太说，那个三丫头还和她有亲戚，是她的远房表姐。
“三丫头那真是强！要不怎么会逃婚呢？那可是我们村开天辟地从来没有过的。”回忆加深了老太脸上的皱纹。
“她为什么要逃婚呀？”冥冥之中，我觉得这个三丫头和阿伯爹应该有点关系。
“这个说来话就长啰。”老太坐下来，给我们翻检出一个个记忆碎片。
三丫头的祖上官做得挺大，后来归隐回乡，买了很多田，县城还有不少店铺。到她爹这一代已开始败落，开了一家私塾养家糊口。三丫头上面有两个哥哥。
“不知她爹娘造了什么孽，两个儿子，一个三岁时生了一场病死了，还有一个满脸麻子。”老太叹了口气说，也正因为这样，爹娘特别宠爱三丫头，不愿缠脚就不缠；喜欢跟着男孩子一起疯，爹娘也不管她，哪怕男孩子在山脚后偷偷地抽烟，她也跟着抽。” 抽烟？阿伯爹的烟瘾可真不小。她经常一个人坐在窗边那把油亮的藤椅上，眼睛看着同样油亮的屋顶，一支接一支地抽，一会儿工夫，烟缸里烟蒂便要满出来了，身上也落满烟灰。有几次我站在她身后好一会了她还没发现，只是夹着烟发呆，烟屁股烧完、手指被烫着了才像抽了筋似地一下子惊醒过来。
阿伯爹烟瘾大，几张烟票根本不够用，因此她从不把烟屁股扔掉。月底接不上了，她就倒出铁盒里的烟蒂，撕掉包装纸，把烟丝放在一张张裁得方方正正的小纸片上，小心地捏拢，卷成卷，再用舌头沿着纸边舔一下，沾上口水粘住，这样又是好几支烟。拿起一支，一头含在嘴里，一头用火柴一点，狠狠地吸入几口，然后闭上眼睛很享受地缓缓吐出缕缕青烟。
阿伯爹抽的大多是便宜的雄狮牌；大前门之类的好烟，市场上很少见，凭普通烟票根本买不到。至于凤凰牌，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水中的月亮。谁抽凤凰牌，那身价便会上升许多。在我们玩烟标的小伙伴中，一张凤凰可换四五张大前门七八张雄狮。而我手上当年就有不少凤凰烟标，这得益于我爷爷，他是老革命，有特供烟，一月一包凤凰。
因为我的这个特权，阿伯爹也享受过几支凤凰烟。我搞这个小动作目的很明确，就是想玩她的黑白棋。
那時候我们下棋也就是斗兽棋、跳棋、陆军棋、象棋什么的，很少有人玩这种黑白棋。而阿伯爹有两个圆盒子，一个装黑棋，一个装白棋。好几次，我看到阿伯爹拿着书一个人下得津津有味，很是好奇。
我和二蛋缠着她想玩黑白棋，她总是很不舍的样子：“去，去，别把我的棋子弄丢了。”
后来我用爷爷遗漏在烟壳里的凤凰烟讨好她，她终于允许我们玩她的黑白子。
有一次她享受了一支凤凰烟后，兴致很高地告诉我们这不叫什么黑白子，应叫围棋，还教我们什么是“三三”、什么是“无忧角”。虚荣心激励着我学起了小伙伴连名都叫不出的围棋。有一天，阿伯爹让我先在棋盘上放好九颗子，再和她下，结果我还是输得稀里哗啦。不过阿伯爹用她那干瘪的手拍拍我的头，笑着表扬我棋感不错，嘴边露出了难得一见的酒窝。还有一次，明明气不够，我还拼命和她对杀大龙，最后被吃得片甲不留。她狠狠地敲了我一个暴栗，说杀气太重难成大事。
多年后，当我在历史系围棋比赛中获冠军时，我总觉得冥冥中有阿伯爹在给我助阵。
“这三丫头不但长得有鼻子有眼，还特别机灵。在窗口听一会儿，她爹讲的道道她就懂了。后来她爹让她坐在最后一排，成为整个私塾中独一的女弟子。”百岁老人说，他也因此和三丫头成了一个班的“同学”。
“记得当时她爹教我们屈子的诗，我们背起来总是颠三倒四，她爹气得拿着戒尺一个个地打，可到了三丫头这里，‘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一路下来，背得一字不差。”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在阿伯爹那狭小的堂屋里，我无数次听到过这抑扬顿挫的声音。虽然那时不懂意思，但我喜欢看她摇头晃脑的滑稽样，而且那音调比学校文宣队的小组唱、大合唱好听多了。真的，后来教我们大学语文的教授都念不出那种韵味。
虽然很多人把阿伯爹看作是很二的人，但对她的记忆力不得不翘大拇指。阿伯爹上课很少看书本，无论《论语》、《孟子》，还是楚辞、唐诗宋词，基本都是脱口而出。
“那三丫头确实聪明。”百岁老人说，当年村里有一练武之人，经常带着徒弟在园子里打拳，三丫头和一帮男孩子爬到树上看热闹。看完大家就比划着玩。玩着玩着，有一天被那师傅看到了。有人竟敢偷练自己的招数，师傅很生气，可看完三丫头的比划，师傅连连点头，自己几个小徒弟居然没一个比得上她。
师傅有心收她入门，但她爹横竖不答应，说一个女孩子脚没缠，还要学武艺，以后谁愿娶她？
“那个三丫头后来怎么样了？”二蛋希望情节能连贯下去。
“唉，三丫头说来也是苦命。”小脚老太叹息着，“难怪村里有老人说她嘴边长的是苦命痣。”
“三丫头的哥哥满脸长麻子，没有哪家看得上。后来邻村有一户人家，有个儿子说话不大利索，也一直说不上亲，那户人家愿意把女儿嫁给三丫头的麻子哥哥，条件是三丫头嫁给说话不利索的儿子。”
两位老人你一句我一句，把三丫头的一个个生活片断给串连起来。
“她父亲答应了？”
“开始时没答应，后来不知怎么的，同意了。”
“三丫头出嫁那天，吹拉弹唱的人一大帮。那时我还是个小毛孩，跟在大人后面看热闹。我们挑起帘子去偷看，看到三丫头的脸上有泪痕。我还问我娘，新娘子出嫁，穿新衣，坐花轿，多美呀，怎么还哭？记得那时我娘骂我是白眼狼，爹娘白养了一场，一点没情分。”
“三丫头嫁过去过得还好吗？”
“好？好什么好！洞房花烛夜就跑了！”
“跑了？噢，逃婚！”我和二蛋终于反应过来了。
“跑到哪里去了？后来回来过吗？”
“回来？还会有脸回来？逃婚，那脸丢大了！为这事，她爹赔了人家很多钱，在村里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从那以后，我们没见过三丫头，有的说她跑到了省城，也有的说她嫁了一个有钱人。”
“他们张家还有后人吗？”
“后人……那就是管祠堂的阿根，他是三丫头大伯孙女的后人，也算和他们张家有血缘。”老人指了指前面一条小溪，说沿着小溪走到小桥边，往右就是张家祠堂，以前就是三丫头她爹的私塾。“要不你们去祠堂看看，不过阿根耳朵很聋，讲话有点吃力。”
我们谢过两位老人，赶紧去寻访张家祠堂。
说是祠堂，其实是一间高平屋，大块的青石板铺地，柱子上的油漆还是新涂上去的，横梁上有雕龙画凤的痕迹。
“青石板高平屋，今日悬梁刺股身后受罪，明朝金榜题名人前显贵。”走进张家祠堂，我的脑海中不知不觉跳出了几句顺口溜。这是哪本书上的？这不就是当年居委会主任说阿伯爹有封建思想的证据吗？主任说她多次在课堂上听阿伯爹念过这样的顺口溜。 祠堂里除了几张发黄的画像，再也找不出可以证明这是祠堂的东西了。管祠堂的阿根是个细高个，头发稀疏，耳朵很背。问了三遍“张家三丫头”，最后听成了“张家乡领导”，赶紧搬椅子让座，还喃喃自语：“村长怎么沒有一起来？”
就在我和二蛋哭笑不得之际，外面跑进来一个大嗓门的人。
“阿根叔，阿根叔，人呢？”
“村长，来了来了！”
“快点快点，乡长到门口了！”
随着话音，祠堂门口进来五六个人。
“乡长，这就是我们村的张家祠堂，有几百年历史了，这次重新进行了修整。”
被称为乡长的是个高个男子，中分的头发服帖地往后面蓬松着，钛金眼镜透露出几分书卷气。
钛金眼镜一边仰头看那些隐隐约约的花纹，一边微微点头。
这人怎么像班长钟瀚？
这时，钛金眼镜也看到了站在一旁的我，当我们目光相碰时，双方都怔了一下。
“钟瀚？”
“老同学，怎么是你呀！”
显然，他也认出了我。
“当上乡长了？混得不错啊！”
“嗨，别挖苦我了。今天到我们乡的几个文保点转转。你呢，怎么样？到穷乡僻壤有何贵干？”
“我能怎么样，还贵干呢！一个小小办事员呗。”我说明了此行的目的。
“既然到了张家乡，晚上我做东，尽地主之宜，我们好好聊聊。”
钟瀚是我们班的班长，系学生会主席。当年我们俩是上下铺，关系不错。
“那我就客随主便了。”碰到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我也觉得很是亲切。
“晚上到乡政府旁的地道牛味馆好好喝一杯！说不定我还能为你提供些线索。”钟瀚说他们还要去另外几个村看一下。
我拍了几张照片，感觉在阿根叔那里也问不出多少东西，就离开了张家祠堂。
张家乡就一条主街，一支烟的工夫基本可以走个来回，二蛋的路虎在街上一开，赚足了回头率。
牛味馆就在乡政府旁边。
“嗯，看来你这乡长同学挑的地方不错。”二蛋刚停好车，就闻到了牛肉香味。
“到时你得替我多喝几杯，我那老同学可是海量。”
“没问题，反正晚上不开车了。”
我们走进牛味馆，钟瀚已等在门口。
包厢里，牛腩、牛百叶、牛筋、牛尾、牛鞭已摆了满满一桌。旁边一个头发花白、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人帮着递碗筷。
“乡长大人今天要请我们吃全牛宴啊！”
“我们这儿没什么好吃的，就是牛味还有点特色。”钟瀚边让座边说，“今天我们一醉方休！”
当年高考我们班大多是“服从志愿”被调剂到历史系的，而钟瀚则是第一志愿被录取的。
“你不是考上研究生了吗？怎么转行从政了？”
几杯酒下肚，思路开始活跃起来。
“怎么说呢，我喜欢历史，当年高考填志愿，清一色的历史系。正因为喜欢，后来又读了硕士。毕业了才发现，我们这个专业找工作不是一般的难。想去博物馆、研究所没名额；进省城高校至少博士学历；地市高校是可以去，可一时半会没有编制，我读了硕士还弄个编外人员，心里什么感觉？”
钟瀚拿起酒杯，一口闷了下去。
“本来还想再读博士，可你知道我家里父母都是只会种地的农民，下面还有弟弟妹妹要读书，而且想想三年后能不能找到称心的工作也不一定，那时市政府招考公务员，就报了名。理想不能当饭吃，首先还得填饱肚子。机关里熬了几年，去年到张家乡来挂职了。”
“噢，对了，你是要了解我们乡一个什么人吧？这是我们文化站人称‘活辞典’的岑站长，他对我们这一带的人文典故、乡土历史那可是如数家珍。”
“你好，欢迎到我们乡来指导。”钟瀚话音刚落，旁边那位中年人忙站起来向我敬酒。
“岑站长，失敬失敬！”
“客气什么啊，你要找的那个叫什么丫头？”钟瀚边说边塞进一块牛筋嚼了起来。
“请问岑站长，你有没有听说过以前黄土岭有个叫章蕙兰的人？”我咽下一口酒。
“章蕙兰？”岑站长摇了摇头。
“那逃婚的三丫头知道吗？”
“黄土岭逃婚的三丫头？”岑站长扶了扶眼镜说，“黄土岭好像是有个逃婚的姑娘，叫什么记不起来了。那是十几年前我们征集乡土史料时听一位村里的老人说的。”
“老人还在吗？”
“几年前就去世了。”
“那姑娘后来怎么样了？”
“听老人说，他们村后来有人在省城看到过那姑娘，听说她嫁了个有钱人。”
“真跑到省城去了？”
“听说是的……噢，对了，还有更邪乎的，听说后来那姑娘把丈夫给杀了！”
“啊？把丈夫给杀了？”二蛋听得出了神。
“只是听说，不足为据不足为据。来，喝酒喝酒。”岑站长端起了酒杯。
如果三丫头真是阿伯爹，说她逃婚或是嫁给了有钱人都有可能，但说她杀了自己的丈夫，这似乎有点离谱。虽说她平时倒也喜欢在天井里甩甩手、做做操，可没强悍到去杀人，还是杀自己的丈夫呀！我想象不出阿伯爹那干瘪的手拿起刀来是什么样子。我对阿伯爹和三丫头之间的那个等号开始产生了怀疑，担心这次出来可能会无功而返。
“出什么神啊，十几年没见，今天好不容易碰到了，还不好好干几杯？”没一会儿工夫，一可乐瓶的土烧干完了。我已感觉心跳明显加快，可钟瀚似乎兴致刚开始，又给我倒上一杯。
我说我干不了了，“我的酒量哪像兄弟你啊，当年寝室里八个男生聚餐，最后四个呼呼大睡，三个当场呕吐，只有你，收拾完残局还捧着《中国古代史》看到熄灯。”
“好汉不提当年勇。”钟瀚一口干完杯中酒，拍拍我的肩膀，很是感慨，“我们班同学有一大半都转行了，出国的、经商的、从政的，唉，还是你好，至少还在从事自己的专业！” “你年纪轻轻就当上乡长了，知足吧！”
“各人……各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钟瀚的舌头开始不大灵活了。
“别管三丫头四丫头了，来，为历史干杯！”
“为历史干杯！”
那天晚上是怎么回到旅馆的，我記不清了，反正一直睡到大天亮，醒来后我习惯性地坐在床上看电视新闻。电视正在播放公安机关侦破一个凶杀案。对呀，发生了凶杀案，媒体总会有所反映吧？况且是妻子杀丈夫，那不更是重大新闻？想到这里我赶紧打114找省档案馆的电话，我记得当年教我们文献学的李教授两年前到省档案馆当馆长了。
省档案馆办公室接电话的女士警惕性很高，以为我找馆长是为了推销茶叶什么的。我说我是他学生，有要事找他。磨叽了好一会儿，她总算把馆长办公室的电话告诉了我，并说半小时后再打吧，现在馆长在开会，至于手机怎么也不肯说。
没办法，半小时后打过去，终于找到了李教授。李教授声音还是很洪亮，我报出名字后，他停顿了有十秒钟，最后不知是真想起了有我这个当年的课代表，还是客套，问我现在哪里高就。证实了他们档案馆保存有完整的民国报纸后，我赶紧把二蛋从床上拖起来，在街上买了两个烧饼，就上路直奔省城。
到省城已经是下午了。赶到档案馆，李教授认出了我，毕竟当年我是他的课代表。
李教授说查找民国档案需要单位介绍信，今天为我这个学生破个例，先查找，过几天把介绍信补过来。说完他把我们带到了民国档案室，我们找到了几大柜泛黄的报纸。李教授像当年教我们如何整理文献一样一再叮嘱要戴上手套，翻得小心一些，千万千万别弄坏。
我大致估算了一下，如果是三丫头杀丈夫，按照百岁老人和岑站长的介绍，估计在四十年代初。于是我和二蛋分工，一人一本，找那几年的凶杀案新闻。一直找到档案馆快下班了，我终于在民国三十二年中秋节那天的报纸中找到了一条新闻：《巨富公子深夜殒命漂亮妻子携宝失踪》。说是省城珠宝行老板的儿子中毒身亡，妻子和家中一大箱珠宝不见踪影。此后十几天，报纸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说公子本是省城女校的教员，妻子是其学生。最让我眼睛一亮的是文中提到失踪的妻子张淑兰曾是省城女子师范学校的校花，虽然名字不是十分对得上号，但与黄土岭的张家三丫头、和阿伯爹多多少少搭上了一点边。而且女子师范毕业，教书自然不在话下。
最好有一张失踪妻子的照片，可我翻遍报纸还是徒劳。
“这像阿伯爹吗？”二蛋疑惑地看看我。
“先别管这些，弄回去再说。”我本想把相关文章都复印回去，可李教授怎么也不同意，还把我训了一顿：文献学你是怎么学的，还课代表呢！复印的温度、光线、挤压、摩擦对文献的损害有多大？我被问得哑口无言。最后或许是看在我这个课代表的面子上，李教授网开一面，答应让我拍照，但不许开闪光灯。
第二天我们折腾了整整半天，终于带着一个G的照片回到了家。
接下去几天我沉浸在民国凶杀案中，蒙太奇镜头一个一个切换，我像个侦探似地总想从中寻找被人遗忘的蛛丝马迹。
那应该是一个凉快的夜晚，省城珠宝行老板送走了最后一位客人，一家人陆续熄灯安睡，只有公子的房间还亮着灯。
“明天我走后你会想我吗？”年轻的公子吸了一口雪茄，爱怜地拍拍美貌妻子的脸，在那颗美人痣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你说呢？”妻子妩媚地瞟了他一眼。
“我明天先去南京，等安顿好后再来接你。他们对我前段时间的情报很满意，说我这次过去一定不会亏待我。”
妻子点点头，转身从酒柜上拿出一瓶红酒，含笑问道：“怎么样，喝一杯？”
“好呀，喝交杯酒！”看得出，公子兴致不错。
公子洗好澡，穿着真丝睡衣从盥洗室出来，妻子已在高脚玻璃杯里倒好了两杯酒，把其中一杯递给公子。
公子接过酒杯，晃了晃，然后熟练地和妻子的手臂交叉，滋溜一声喝了下去，还顺手在妻子屁股上捏了一把，并催促她快去洗澡。
根据报道的还原，这种温馨的场面很快被悲怆、混乱所取代。
大概是第二天上午，眼看天色已大亮，珠宝老板见儿子、媳妇还没起床，担心儿子睡过头误了火车，便去敲房门，发现门虚掩着，叫了几声还是没反应。夫妻俩一起边唤着边轻手轻脚地推门进去，只见儿子一个人脸朝里睡着，没有媳妇的人影，房间几个抽屉半开着。珠宝老板一见这情形，感到情况不妙，快步走到床边叫儿子，儿子早已身体冰冷没了气，老板夫人则呼天抢地大哭起来。
接下去便是警察前来查看现场，还有众多记者堵在门口，一派闹哄哄的场面。
说实话，当时记者的八卦能力并不比现今的狗仔队逊色，第二天报纸上便开始出现了有关公子和妻子，以及珠宝老板一家的详尽报道。从公子在女校任教时向多少个女学生送过花，到某年某月某日在哪个诊所治过梅毒，再到那天临死前晚上抽的是古巴帕特加斯雪茄、喝的是法国玛歌堡红葡萄酒，应有尽有。说到美貌妻子，那更是妙笔生花，有人说妻子真人不露相，其实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在女子师范读书时曾有纨绔子弟在街上想吃她豆腐，三下两下便被她制服。自从知道公子被汪伪政府用美人计收买，妻子便联络除奸队里应外合为民除害。还有人有鼻子有眼地说看到过妻子曾和年轻男子秘密出入夜总会，还说妻子杀夫后为逃避官方追捕，用重金请人给自己整容。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中医则言之凿凿地告诉记者，他用祖传秘方去除了妻子脸上的美人痣。
美人痣？百岁老人好像也说过三丫头嘴边有一颗痣！阿伯爹嘴边有没有痣？这我还真没印象。我问二蛋，他也说不出来。
“不过我听说阿伯爹死的时候嘴角不断地流脓血。”二蛋的话倒是提醒了我。
为给阿伯爹写小传，我在走访时社区干部他们也曾这么说过。阿伯爹是个孤寡老人，后事由社区出面为她办的。
社区主任说，阿伯爹死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大白天总关着门，很少出来。社区干部怕有不测，有一天让开锁师傅打开了门，那时阿伯爹已十分虚弱，嘴角边贴着一块纱布，纱布中不时有脓血溢出。社区主任费了半天口舌终于把她送到了医院。
阿伯爹到底得了什么病，主任说医生也说不出，只是怀疑是什么瘤。
我专门到图书馆查过医学书籍，会不会是黑色素瘤？书上说痣是有可能演变成黑色素瘤的，这可是个致命疾病。
阿伯爹因为黑色素瘤而造成脸部溃烂？阿伯爹不愿见人，是不愿别人看到她流脓流血的邋遢相？
记得大四最后一学期开学前几天，我突然想起去看她。那天明明屋里有咳嗽声，可敲门就是不开，她说正睡午觉。我一直猜不透她为什么不愿见我，我曾怀疑是不是我很久没来，她生我气了。
我想她不会这么小鸡肚肠。我家搬离墙门后好多年我一直没去过那里，后来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向阿伯爹告别，她显得很开心。我说考得不好，没被金融专业录取，调剂到历史系了。
“历史系有什么不好？读书最重要的是要使自己聪明起来，学历史最能使人变聪明！”阿伯爹依然习惯性地摸摸我的头，不过这时她已要踮起脚才摸得到。不想这成为我们的最后一面。
“历史最能使人变聪明！”阿伯爹的这句话，使那时情绪低落的我受到了一些安慰。也正是在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些什么。我们墙门边上原来麻油厂的李长脚、豆腐作坊的张长水，在公私合营时很精明地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地争股份，确实也得到了不少回报。可后来呢，不是成为大资本家，就是剥削革命群众的寄生虫，一个一次戴高帽子游行后上吊了，还有一个整天坐在河边发呆。而阿伯爹虽然有封建思想，但居委主任似乎也没怎么难为她，要不她还怎么能很二很另类地养她的花草打她的棋谱，摇头晃脑地念叨“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章——张，三丫头——杀夫美女——阿伯爹，这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我该如何动笔？在我沉思默想中，手机响了，不用看，肯定是主任的催稿电话。
“专心开你的车吧，别研究阿伯爹脚大脚小了，当心刮到石块什么的，我可赔不起。”
其实，阿伯爹的脚虽小，但没有缠过，也没变形，虽说不上大脚板，但绝不是画报上裹得像粽子那样的小脚娘娘，和我奶奶她们相比，大多了。
阿伯爹大名叫章蕙兰，在我们县最早创办新式学校，她不但要学生背“关关雎鸠”，还教算学美术。这次县里修编地方志，专门在“乡贤篇”里为她留了位置，写传的任务是我自告奋勇接下来的。
本来，有关她的材料不少，而且我还经常在她家浇花下棋，写千把字小传根本不在话下。但写完初稿，总感到还有几个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所以迟迟未交稿。
阿伯爹不是我们这儿土生土长的，那她的出生地在哪里？据她一位学生回忆，当年她曾说过老家在黄土岭。她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来定居？是嫁过来的？可从没听说过她有丈夫？我的印象中她一直是单身一人，好像也没有任何绯闻。她一个孤身女子在我们这里办学，哪里学的知识，办学的钱又是哪里来的？没弄明白这些问题前就贸然定稿，虽然交差没问题，但总觉得有点对不起她老人家，似乎冥冥之中她又会用那干瘪的手敲我的暴栗。
可我们主任已催了我好几次了，说是整本地方志就差章蕙兰的小传了。
我说我还有几个细节要去她老家调查核实。可她老家在哪里，我根本不知道。我专门查过地图，距离我们县城几百公里确实有一个叫黄土岭的地方，我想去碰碰运气。
要到几百公里外去调查核实？主任一听沉默了一会儿，扶了扶金丝框眼镜说：“修志经费紧张这你是知道的，而我们地方志办公室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单位今年已没有差旅费可开支了，你看这出差……”
主任的话在我意料之中，我忙表示费用我自己解决，不花单位一分钱。主任这才勉强点了点头，但要求十天之内必须交稿。
就这样，我约了我的土豪死党二蛋一起上路了。
二蛋从小和我住在同一墙门，上学一直和我同班，虽然个头不高，人长得猴精猴精的，弹弓打麻雀、钓鱼摸螺蛳什么的，没人能比得上。可一打开课本就喊头疼，放学回家总要找我借作业说是参考参考。高中只读了一年，二蛋便跟着一个远房亲戚从南方往我们县城倒腾电子表，后来卖录像机，如今已成为县里响当当的企业家，名下有两家企业，还有一家宾馆。前些年二蛋开始投资古玩，被骗了几次后非要拉我入伙。我说拜托，我学的是历史，不是考古。哪知二蛋一听就咧着嘴坏笑：“历史不就是研究古人吗？研究古人能不研究古人吃喝拉撒所用的玩意？那我们不就是同一专业的吗？”
面对他的歪理我只有苦笑。那天实在被他磨得没办法，我跟着他到了一个古玩市场，他看中了一批古钱币，问我怎么样。面对一堆锈铜烂铁，我说开元通宝应该比顺治通宝、康熙通宝值钱，因为唐朝比清朝早，古玩古玩，不就越古越值钱吗？结果那次二蛋用几十元一个的价钱买回了一大堆开元通宝，据说有好几个是“隶书金质”，值几万一个。一转手赚了一大票，这可是二蛋捣鼓古玩后赚到的第一桶金，他佩服得就差喊我亲爹了，说要分利润给我，我硬是没要。这倒不是我道德高尚，或是钱多得冒油，而是我明白，一旦拿了他的钱，那我就真的入了他的伙，下次陪他到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去捡漏就成了我的分内事；不收钱，那帮不帮得看我高兴，而且陪他去淘宝万一亏了怎么办？说到底我还是有点穷酸气。这次我说想去寻访阿伯爹的出生地，二蛋终于找到报答的机会，便自告奋勇地开着他新买的路虎上路了。
看得出，昨晚当地县城旅馆空调噪音和蚊子的双重骚扰下，二蛋没睡安稳，眼睛布满了血丝。
“没问题吧？要不我来开？”
“放心，安全绝对保证！”
我知道，二蛋舍不得别人碰他的宝贝路虎。这次之所以会带着我出发，一是还我人情，二是对阿伯爹多少还是有点感情的。
确实，阿伯爹是我们童年时代一个温暖的记忆。
那时候，大人们不愿或不屑与阿伯爹搭话。而越是大人不愿不屑做的事，对孩子总是有一种别样的吸引力。因此，趁大人没注意，偷偷摸进阿伯爹那幽暗而神秘的小屋便成为我和二蛋很是刺激的探险之旅。
其实，不只是阿伯爹的小屋，对她这个人，我也充满了好奇。
比如，为什么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称她为“阿伯爹”？在我们的方言中，“阿伯爹”是对姑父或姨父的一种通俗化称呼，也就是说，“阿伯爹”是与父母同辈的男人。而我们这个乡贤“阿伯爹”偏偏是个老女人。后来我才明白，平时人们对同辈人称“阿伯”，甚至称“爹”，往往是埋怨一个人帮了倒忙，这里的“爹”更多地有“坑爹”的意思，或者类似于说一个人“很二”。所以称一个女人为“阿伯爹”，言下之意把她看作很二很另类。
确实，我记忆中的阿伯爹总是和别人不一样，用我们这里的话说，总是“头里出角”。
如果阿伯爹站在一群人中，你一眼就能认出她。那时上了年纪的女人大多剪短发；即使留长发，也是把头发藏到脑后的发髻里面。而阿伯爹的头发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最特别的是总拖着编扎得十分精致的麻花小辫，有时候一根，有时候两根，有时候辮子上还系着红头绳。走起路来麻花小辫总是俏皮地一甩一甩，非把旁人的眼光拉过来不可。别人都穿自家做的布鞋，而阿伯爹常常穿皮鞋，而且有一双是姑娘中十分流行且很难买到的丁字皮鞋。你一个老太婆梳着辫子，系着红头绳，穿着丁字皮鞋，别人不在背后指指点点才怪呢！
人们对阿伯爹指指点点，还因为她抽烟。小时候我们那里抽烟的都是成年男人，而一旦有女人抽烟，便会使人联想到电影中贼眉鼠眼的地主婆和狐狸精似的女特务，而阿伯爹偏偏喜欢抽烟。
阿伯爹抽烟还和隔壁黄二麻子他们不一样，不是一帮人凑在一起，一边天南海北地神聊，一边吞云吐雾——阿伯爹很少和别人聊天，其实也没有人愿意和她聊；即使她主动搭讪，人家也只是应付一下。直到今天，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在天井里摆弄她的花花草草时，上嘴唇和下嘴唇之间夹着烟，不时地腾出手来，用发黄的食指和大拇指把烟从嘴里捏出来，把中指弯过来灵巧地弹掉烟灰，再放到嘴里，一边抽，一边摆弄花草。 当然更另类的是当年她的“裸退”。解放初她的私立学校已有相当规模了，方圆几十里的孩子基本都在她那里上学。后来县里接收时，本来她可以得到一定的回报，可她主动提出全部捐给公家，连退休工资都没要，彻底“裸退”回家了。
我的三叔公当年在县里负责公私合营工作。他说：“阿伯爹肯定是脑子出问题，人家问她有什么要求，她只管摇头，什么也不要，就把自己的产业给了公家，哪有这样的人？”
阿伯爹在我们县里办学多年，按照辈分，我的父母、父母的父母那一辈中很多人都得叫她老师，而人们又不愿称这么个很二很另类的人为老师。老师很二，那学生还不更二？不知是谁很有创意地背地里称她为阿伯爹，从此，老老小小都这么叫开了。况且当年老师已排名第九了，叫这样一个“很二”的老九为阿伯爹，人们似乎心中还有点隐隐的快感。此后她的大名章蕙兰很少有人知道了。
老师成了“老九”，学校的课自然也可有可无。比我们大几岁的伙伴都忙着去串连，爷爷怕我出去不安全，就让我在家背诵“老三篇”，背熟后用毛笔字默写。
虽然我背得很无聊，但声音还是挺响，以表示我很用心。没想到这声音让隔壁的阿伯爹也听到了。有一天，我和二蛋在墙门里玩自己用毛竹管做的水槍，阿伯爹在门口向我招手，我走过去，她问我：“你在学《愚公移山》？”
“是啊！我背给你听听？”我似乎找到了用武之地。“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我刚背了个开头，她就摇摇头说《愚公移山》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我不服气地跑回家拿来红宝书给她看，她翻了翻，笑着用干瘪的手摸摸我的头说：“学点知识总是好的，只有学到手的知识才是自己的东西，火烧不掉贼偷不走。其他的都是身外之物。”看着我似懂非懂的样子，她说长大了你会懂的。
尽管我似懂非懂，或者根本不懂，但背书之后，阿伯爹对我和善了许多。
比如我和二蛋一起玩水枪互射，玩腻了便射屋檐下的那些花花草草。以前阿伯爹不许我们把水射到她种的花草上，但后来她不怎么说我们了，还教我们怎样给花浇水。
她有很多讲究，有时让我们用水枪头的大孔沿着花盆边缘向泥土注水；有时让我们换成细孔，把水雾喷到花叶上；有时把整个花盆浸到盛水的脸盆里。
阿伯爹种花，和别人也不一样。人家喜欢种大红牡丹、月季，而阿伯爹种在瓶瓶罐罐中的大多是兰花或其他绿叶植物，很少开花，即使开花也只是细细白白的小花，点缀在绿叶丛中。虽然邻居背后都说阿伯爹只会种草，不会养花，可阿伯爹还是乐此不疲，一有空，就侍弄她的花草。
“山上好像有野生兰花！”二蛋眼中的血丝似乎放出了光。
“兰花？什么兰花？”我一下子还回不过神来。
“你看，石头旁边那株有点像‘金沙树菊’，当年曾拍出过上百万元的天价！”
“看到吗，树右边那株真的很像‘霸王牡丹’，那也是天价兰花呀！”
“小心开车！当心你的宝贝！”
二蛋迷上过兰花，参与过几次省城的兰花拍卖会。高价拍下几株极品后，花价像没系皮带的裤子，一个劲地往下掉，用他的话说，心里有一本血泪史。
“你看，前面就是黄土岭了！”
前面的路标指示左转是黄土岭方向。
村口有一棵大樟树，车停在樟树旁，我们向树下两个下棋的老人打听章蕙兰。老人茫然地摇摇头。
我不死心，又问了几户人家，最后，一个村干部模样的人给我们出主意：“要不，你们到百岁老人那里去碰碰运气，他不晓得，那就没人说得出了。”
于是我们转了好几个弯，找到了正在石屋旁晒太阳的百岁老人。老人脸庞瘦削，头发稀疏，但一缕灰白的胡须细长而飘逸。
“你们是县上来采风的吧？”
我们刚坐下想打听章蕙兰，百岁老人倒先开了口。
这时屋里一位小脚老太颤颤巍巍端出两碗茶招待我们。初一看，小脚老人和阿伯爹似乎还有几分相像。
见我们盯着自己的脚，老太有点不好意思：“没看到过吧？村里上了年纪的都这个样子的。”
“那有不缠脚的吗？”这时我感到还真有点渴，于是一边喝茶，一边和老人聊。
百岁老人想了想，“老太婆这一辈的不缠脚还找得到婆家？”
“好像张家老二那个三丫头没缠过。”小脚老太似乎记起了什么。
“三丫头最后是没缠。”百岁老人进一步作了肯定。
“为什么不缠？”
“强呗！”老太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三丫头那个强可是出了名的。当年她说什么也不愿缠脚，白天裹上，晚上拆开。白天裹，晚上拆，弄了几次，爹娘也没法子了。”
“三丫头是不是叫章蕙兰？”
“章蕙兰？不可能！他们家姓张啊，‘兰’倒好像是有个‘兰’字，但不是‘蕙兰’。唉，实在想不起来了，多少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了。”
“三丫头长什么样？比如胖瘦高矮。”
“凭良心说，三丫头长得还是很讨人喜欢的，眼是眼、嘴是嘴，特别是一颗美人痣很是惹人爱怜。”
老太说，那个三丫头还和她有亲戚，是她的远房表姐。
“三丫头那真是强！要不怎么会逃婚呢？那可是我们村开天辟地从来没有过的。”回忆加深了老太脸上的皱纹。
“她为什么要逃婚呀？”冥冥之中，我觉得这个三丫头和阿伯爹应该有点关系。
“这个说来话就长啰。”老太坐下来，给我们翻检出一个个记忆碎片。
三丫头的祖上官做得挺大，后来归隐回乡，买了很多田，县城还有不少店铺。到她爹这一代已开始败落，开了一家私塾养家糊口。三丫头上面有两个哥哥。
“不知她爹娘造了什么孽，两个儿子，一个三岁时生了一场病死了，还有一个满脸麻子。”老太叹了口气说，也正因为这样，爹娘特别宠爱三丫头，不愿缠脚就不缠；喜欢跟着男孩子一起疯，爹娘也不管她，哪怕男孩子在山脚后偷偷地抽烟，她也跟着抽。” 抽烟？阿伯爹的烟瘾可真不小。她经常一个人坐在窗边那把油亮的藤椅上，眼睛看着同样油亮的屋顶，一支接一支地抽，一会儿工夫，烟缸里烟蒂便要满出来了，身上也落满烟灰。有几次我站在她身后好一会了她还没发现，只是夹着烟发呆，烟屁股烧完、手指被烫着了才像抽了筋似地一下子惊醒过来。
阿伯爹烟瘾大，几张烟票根本不够用，因此她从不把烟屁股扔掉。月底接不上了，她就倒出铁盒里的烟蒂，撕掉包装纸，把烟丝放在一张张裁得方方正正的小纸片上，小心地捏拢，卷成卷，再用舌头沿着纸边舔一下，沾上口水粘住，这样又是好几支烟。拿起一支，一头含在嘴里，一头用火柴一点，狠狠地吸入几口，然后闭上眼睛很享受地缓缓吐出缕缕青烟。
阿伯爹抽的大多是便宜的雄狮牌；大前门之类的好烟，市场上很少见，凭普通烟票根本买不到。至于凤凰牌，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水中的月亮。谁抽凤凰牌，那身价便会上升许多。在我们玩烟标的小伙伴中，一张凤凰可换四五张大前门七八张雄狮。而我手上当年就有不少凤凰烟标，这得益于我爷爷，他是老革命，有特供烟，一月一包凤凰。
因为我的这个特权，阿伯爹也享受过几支凤凰烟。我搞这个小动作目的很明确，就是想玩她的黑白棋。
那時候我们下棋也就是斗兽棋、跳棋、陆军棋、象棋什么的，很少有人玩这种黑白棋。而阿伯爹有两个圆盒子，一个装黑棋，一个装白棋。好几次，我看到阿伯爹拿着书一个人下得津津有味，很是好奇。
我和二蛋缠着她想玩黑白棋，她总是很不舍的样子：“去，去，别把我的棋子弄丢了。”
后来我用爷爷遗漏在烟壳里的凤凰烟讨好她，她终于允许我们玩她的黑白子。
有一次她享受了一支凤凰烟后，兴致很高地告诉我们这不叫什么黑白子，应叫围棋，还教我们什么是“三三”、什么是“无忧角”。虚荣心激励着我学起了小伙伴连名都叫不出的围棋。有一天，阿伯爹让我先在棋盘上放好九颗子，再和她下，结果我还是输得稀里哗啦。不过阿伯爹用她那干瘪的手拍拍我的头，笑着表扬我棋感不错，嘴边露出了难得一见的酒窝。还有一次，明明气不够，我还拼命和她对杀大龙，最后被吃得片甲不留。她狠狠地敲了我一个暴栗，说杀气太重难成大事。
多年后，当我在历史系围棋比赛中获冠军时，我总觉得冥冥中有阿伯爹在给我助阵。
“这三丫头不但长得有鼻子有眼，还特别机灵。在窗口听一会儿，她爹讲的道道她就懂了。后来她爹让她坐在最后一排，成为整个私塾中独一的女弟子。”百岁老人说，他也因此和三丫头成了一个班的“同学”。
“记得当时她爹教我们屈子的诗，我们背起来总是颠三倒四，她爹气得拿着戒尺一个个地打，可到了三丫头这里，‘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一路下来，背得一字不差。”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在阿伯爹那狭小的堂屋里，我无数次听到过这抑扬顿挫的声音。虽然那时不懂意思，但我喜欢看她摇头晃脑的滑稽样，而且那音调比学校文宣队的小组唱、大合唱好听多了。真的，后来教我们大学语文的教授都念不出那种韵味。
虽然很多人把阿伯爹看作是很二的人，但对她的记忆力不得不翘大拇指。阿伯爹上课很少看书本，无论《论语》、《孟子》，还是楚辞、唐诗宋词，基本都是脱口而出。
“那三丫头确实聪明。”百岁老人说，当年村里有一练武之人，经常带着徒弟在园子里打拳，三丫头和一帮男孩子爬到树上看热闹。看完大家就比划着玩。玩着玩着，有一天被那师傅看到了。有人竟敢偷练自己的招数，师傅很生气，可看完三丫头的比划，师傅连连点头，自己几个小徒弟居然没一个比得上她。
师傅有心收她入门，但她爹横竖不答应，说一个女孩子脚没缠，还要学武艺，以后谁愿娶她？
“那个三丫头后来怎么样了？”二蛋希望情节能连贯下去。
“唉，三丫头说来也是苦命。”小脚老太叹息着，“难怪村里有老人说她嘴边长的是苦命痣。”
“三丫头的哥哥满脸长麻子，没有哪家看得上。后来邻村有一户人家，有个儿子说话不大利索，也一直说不上亲，那户人家愿意把女儿嫁给三丫头的麻子哥哥，条件是三丫头嫁给说话不利索的儿子。”
两位老人你一句我一句，把三丫头的一个个生活片断给串连起来。
“她父亲答应了？”
“开始时没答应，后来不知怎么的，同意了。”
“三丫头出嫁那天，吹拉弹唱的人一大帮。那时我还是个小毛孩，跟在大人后面看热闹。我们挑起帘子去偷看，看到三丫头的脸上有泪痕。我还问我娘，新娘子出嫁，穿新衣，坐花轿，多美呀，怎么还哭？记得那时我娘骂我是白眼狼，爹娘白养了一场，一点没情分。”
“三丫头嫁过去过得还好吗？”
“好？好什么好！洞房花烛夜就跑了！”
“跑了？噢，逃婚！”我和二蛋终于反应过来了。
“跑到哪里去了？后来回来过吗？”
“回来？还会有脸回来？逃婚，那脸丢大了！为这事，她爹赔了人家很多钱，在村里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从那以后，我们没见过三丫头，有的说她跑到了省城，也有的说她嫁了一个有钱人。”
“他们张家还有后人吗？”
“后人……那就是管祠堂的阿根，他是三丫头大伯孙女的后人，也算和他们张家有血缘。”老人指了指前面一条小溪，说沿着小溪走到小桥边，往右就是张家祠堂，以前就是三丫头她爹的私塾。“要不你们去祠堂看看，不过阿根耳朵很聋，讲话有点吃力。”
我们谢过两位老人，赶紧去寻访张家祠堂。
说是祠堂，其实是一间高平屋，大块的青石板铺地，柱子上的油漆还是新涂上去的，横梁上有雕龙画凤的痕迹。
“青石板高平屋，今日悬梁刺股身后受罪，明朝金榜题名人前显贵。”走进张家祠堂，我的脑海中不知不觉跳出了几句顺口溜。这是哪本书上的？这不就是当年居委会主任说阿伯爹有封建思想的证据吗？主任说她多次在课堂上听阿伯爹念过这样的顺口溜。 祠堂里除了几张发黄的画像，再也找不出可以证明这是祠堂的东西了。管祠堂的阿根是个细高个，头发稀疏，耳朵很背。问了三遍“张家三丫头”，最后听成了“张家乡领导”，赶紧搬椅子让座，还喃喃自语：“村长怎么沒有一起来？”
就在我和二蛋哭笑不得之际，外面跑进来一个大嗓门的人。
“阿根叔，阿根叔，人呢？”
“村长，来了来了！”
“快点快点，乡长到门口了！”
随着话音，祠堂门口进来五六个人。
“乡长，这就是我们村的张家祠堂，有几百年历史了，这次重新进行了修整。”
被称为乡长的是个高个男子，中分的头发服帖地往后面蓬松着，钛金眼镜透露出几分书卷气。
钛金眼镜一边仰头看那些隐隐约约的花纹，一边微微点头。
这人怎么像班长钟瀚？
这时，钛金眼镜也看到了站在一旁的我，当我们目光相碰时，双方都怔了一下。
“钟瀚？”
“老同学，怎么是你呀！”
显然，他也认出了我。
“当上乡长了？混得不错啊！”
“嗨，别挖苦我了。今天到我们乡的几个文保点转转。你呢，怎么样？到穷乡僻壤有何贵干？”
“我能怎么样，还贵干呢！一个小小办事员呗。”我说明了此行的目的。
“既然到了张家乡，晚上我做东，尽地主之宜，我们好好聊聊。”
钟瀚是我们班的班长，系学生会主席。当年我们俩是上下铺，关系不错。
“那我就客随主便了。”碰到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我也觉得很是亲切。
“晚上到乡政府旁的地道牛味馆好好喝一杯！说不定我还能为你提供些线索。”钟瀚说他们还要去另外几个村看一下。
我拍了几张照片，感觉在阿根叔那里也问不出多少东西，就离开了张家祠堂。
张家乡就一条主街，一支烟的工夫基本可以走个来回，二蛋的路虎在街上一开，赚足了回头率。
牛味馆就在乡政府旁边。
“嗯，看来你这乡长同学挑的地方不错。”二蛋刚停好车，就闻到了牛肉香味。
“到时你得替我多喝几杯，我那老同学可是海量。”
“没问题，反正晚上不开车了。”
我们走进牛味馆，钟瀚已等在门口。
包厢里，牛腩、牛百叶、牛筋、牛尾、牛鞭已摆了满满一桌。旁边一个头发花白、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人帮着递碗筷。
“乡长大人今天要请我们吃全牛宴啊！”
“我们这儿没什么好吃的，就是牛味还有点特色。”钟瀚边让座边说，“今天我们一醉方休！”
当年高考我们班大多是“服从志愿”被调剂到历史系的，而钟瀚则是第一志愿被录取的。
“你不是考上研究生了吗？怎么转行从政了？”
几杯酒下肚，思路开始活跃起来。
“怎么说呢，我喜欢历史，当年高考填志愿，清一色的历史系。正因为喜欢，后来又读了硕士。毕业了才发现，我们这个专业找工作不是一般的难。想去博物馆、研究所没名额；进省城高校至少博士学历；地市高校是可以去，可一时半会没有编制，我读了硕士还弄个编外人员，心里什么感觉？”
钟瀚拿起酒杯，一口闷了下去。
“本来还想再读博士，可你知道我家里父母都是只会种地的农民，下面还有弟弟妹妹要读书，而且想想三年后能不能找到称心的工作也不一定，那时市政府招考公务员，就报了名。理想不能当饭吃，首先还得填饱肚子。机关里熬了几年，去年到张家乡来挂职了。”
“噢，对了，你是要了解我们乡一个什么人吧？这是我们文化站人称‘活辞典’的岑站长，他对我们这一带的人文典故、乡土历史那可是如数家珍。”
“你好，欢迎到我们乡来指导。”钟瀚话音刚落，旁边那位中年人忙站起来向我敬酒。
“岑站长，失敬失敬！”
“客气什么啊，你要找的那个叫什么丫头？”钟瀚边说边塞进一块牛筋嚼了起来。
“请问岑站长，你有没有听说过以前黄土岭有个叫章蕙兰的人？”我咽下一口酒。
“章蕙兰？”岑站长摇了摇头。
“那逃婚的三丫头知道吗？”
“黄土岭逃婚的三丫头？”岑站长扶了扶眼镜说，“黄土岭好像是有个逃婚的姑娘，叫什么记不起来了。那是十几年前我们征集乡土史料时听一位村里的老人说的。”
“老人还在吗？”
“几年前就去世了。”
“那姑娘后来怎么样了？”
“听老人说，他们村后来有人在省城看到过那姑娘，听说她嫁了个有钱人。”
“真跑到省城去了？”
“听说是的……噢，对了，还有更邪乎的，听说后来那姑娘把丈夫给杀了！”
“啊？把丈夫给杀了？”二蛋听得出了神。
“只是听说，不足为据不足为据。来，喝酒喝酒。”岑站长端起了酒杯。
如果三丫头真是阿伯爹，说她逃婚或是嫁给了有钱人都有可能，但说她杀了自己的丈夫，这似乎有点离谱。虽说她平时倒也喜欢在天井里甩甩手、做做操，可没强悍到去杀人，还是杀自己的丈夫呀！我想象不出阿伯爹那干瘪的手拿起刀来是什么样子。我对阿伯爹和三丫头之间的那个等号开始产生了怀疑，担心这次出来可能会无功而返。
“出什么神啊，十几年没见，今天好不容易碰到了，还不好好干几杯？”没一会儿工夫，一可乐瓶的土烧干完了。我已感觉心跳明显加快，可钟瀚似乎兴致刚开始，又给我倒上一杯。
我说我干不了了，“我的酒量哪像兄弟你啊，当年寝室里八个男生聚餐，最后四个呼呼大睡，三个当场呕吐，只有你，收拾完残局还捧着《中国古代史》看到熄灯。”
“好汉不提当年勇。”钟瀚一口干完杯中酒，拍拍我的肩膀，很是感慨，“我们班同学有一大半都转行了，出国的、经商的、从政的，唉，还是你好，至少还在从事自己的专业！” “你年纪轻轻就当上乡长了，知足吧！”
“各人……各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钟瀚的舌头开始不大灵活了。
“别管三丫头四丫头了，来，为历史干杯！”
“为历史干杯！”
那天晚上是怎么回到旅馆的，我記不清了，反正一直睡到大天亮，醒来后我习惯性地坐在床上看电视新闻。电视正在播放公安机关侦破一个凶杀案。对呀，发生了凶杀案，媒体总会有所反映吧？况且是妻子杀丈夫，那不更是重大新闻？想到这里我赶紧打114找省档案馆的电话，我记得当年教我们文献学的李教授两年前到省档案馆当馆长了。
省档案馆办公室接电话的女士警惕性很高，以为我找馆长是为了推销茶叶什么的。我说我是他学生，有要事找他。磨叽了好一会儿，她总算把馆长办公室的电话告诉了我，并说半小时后再打吧，现在馆长在开会，至于手机怎么也不肯说。
没办法，半小时后打过去，终于找到了李教授。李教授声音还是很洪亮，我报出名字后，他停顿了有十秒钟，最后不知是真想起了有我这个当年的课代表，还是客套，问我现在哪里高就。证实了他们档案馆保存有完整的民国报纸后，我赶紧把二蛋从床上拖起来，在街上买了两个烧饼，就上路直奔省城。
到省城已经是下午了。赶到档案馆，李教授认出了我，毕竟当年我是他的课代表。
李教授说查找民国档案需要单位介绍信，今天为我这个学生破个例，先查找，过几天把介绍信补过来。说完他把我们带到了民国档案室，我们找到了几大柜泛黄的报纸。李教授像当年教我们如何整理文献一样一再叮嘱要戴上手套，翻得小心一些，千万千万别弄坏。
我大致估算了一下，如果是三丫头杀丈夫，按照百岁老人和岑站长的介绍，估计在四十年代初。于是我和二蛋分工，一人一本，找那几年的凶杀案新闻。一直找到档案馆快下班了，我终于在民国三十二年中秋节那天的报纸中找到了一条新闻：《巨富公子深夜殒命漂亮妻子携宝失踪》。说是省城珠宝行老板的儿子中毒身亡，妻子和家中一大箱珠宝不见踪影。此后十几天，报纸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说公子本是省城女校的教员，妻子是其学生。最让我眼睛一亮的是文中提到失踪的妻子张淑兰曾是省城女子师范学校的校花，虽然名字不是十分对得上号，但与黄土岭的张家三丫头、和阿伯爹多多少少搭上了一点边。而且女子师范毕业，教书自然不在话下。
最好有一张失踪妻子的照片，可我翻遍报纸还是徒劳。
“这像阿伯爹吗？”二蛋疑惑地看看我。
“先别管这些，弄回去再说。”我本想把相关文章都复印回去，可李教授怎么也不同意，还把我训了一顿：文献学你是怎么学的，还课代表呢！复印的温度、光线、挤压、摩擦对文献的损害有多大？我被问得哑口无言。最后或许是看在我这个课代表的面子上，李教授网开一面，答应让我拍照，但不许开闪光灯。
第二天我们折腾了整整半天，终于带着一个G的照片回到了家。
接下去几天我沉浸在民国凶杀案中，蒙太奇镜头一个一个切换，我像个侦探似地总想从中寻找被人遗忘的蛛丝马迹。
那应该是一个凉快的夜晚，省城珠宝行老板送走了最后一位客人，一家人陆续熄灯安睡，只有公子的房间还亮着灯。
“明天我走后你会想我吗？”年轻的公子吸了一口雪茄，爱怜地拍拍美貌妻子的脸，在那颗美人痣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你说呢？”妻子妩媚地瞟了他一眼。
“我明天先去南京，等安顿好后再来接你。他们对我前段时间的情报很满意，说我这次过去一定不会亏待我。”
妻子点点头，转身从酒柜上拿出一瓶红酒，含笑问道：“怎么样，喝一杯？”
“好呀，喝交杯酒！”看得出，公子兴致不错。
公子洗好澡，穿着真丝睡衣从盥洗室出来，妻子已在高脚玻璃杯里倒好了两杯酒，把其中一杯递给公子。
公子接过酒杯，晃了晃，然后熟练地和妻子的手臂交叉，滋溜一声喝了下去，还顺手在妻子屁股上捏了一把，并催促她快去洗澡。
根据报道的还原，这种温馨的场面很快被悲怆、混乱所取代。
大概是第二天上午，眼看天色已大亮，珠宝老板见儿子、媳妇还没起床，担心儿子睡过头误了火车，便去敲房门，发现门虚掩着，叫了几声还是没反应。夫妻俩一起边唤着边轻手轻脚地推门进去，只见儿子一个人脸朝里睡着，没有媳妇的人影，房间几个抽屉半开着。珠宝老板一见这情形，感到情况不妙，快步走到床边叫儿子，儿子早已身体冰冷没了气，老板夫人则呼天抢地大哭起来。
接下去便是警察前来查看现场，还有众多记者堵在门口，一派闹哄哄的场面。
说实话，当时记者的八卦能力并不比现今的狗仔队逊色，第二天报纸上便开始出现了有关公子和妻子，以及珠宝老板一家的详尽报道。从公子在女校任教时向多少个女学生送过花，到某年某月某日在哪个诊所治过梅毒，再到那天临死前晚上抽的是古巴帕特加斯雪茄、喝的是法国玛歌堡红葡萄酒，应有尽有。说到美貌妻子，那更是妙笔生花，有人说妻子真人不露相，其实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在女子师范读书时曾有纨绔子弟在街上想吃她豆腐，三下两下便被她制服。自从知道公子被汪伪政府用美人计收买，妻子便联络除奸队里应外合为民除害。还有人有鼻子有眼地说看到过妻子曾和年轻男子秘密出入夜总会，还说妻子杀夫后为逃避官方追捕，用重金请人给自己整容。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中医则言之凿凿地告诉记者，他用祖传秘方去除了妻子脸上的美人痣。
美人痣？百岁老人好像也说过三丫头嘴边有一颗痣！阿伯爹嘴边有没有痣？这我还真没印象。我问二蛋，他也说不出来。
“不过我听说阿伯爹死的时候嘴角不断地流脓血。”二蛋的话倒是提醒了我。
为给阿伯爹写小传，我在走访时社区干部他们也曾这么说过。阿伯爹是个孤寡老人，后事由社区出面为她办的。
社区主任说，阿伯爹死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大白天总关着门，很少出来。社区干部怕有不测，有一天让开锁师傅打开了门，那时阿伯爹已十分虚弱，嘴角边贴着一块纱布，纱布中不时有脓血溢出。社区主任费了半天口舌终于把她送到了医院。
阿伯爹到底得了什么病，主任说医生也说不出，只是怀疑是什么瘤。
我专门到图书馆查过医学书籍，会不会是黑色素瘤？书上说痣是有可能演变成黑色素瘤的，这可是个致命疾病。
阿伯爹因为黑色素瘤而造成脸部溃烂？阿伯爹不愿见人，是不愿别人看到她流脓流血的邋遢相？
记得大四最后一学期开学前几天，我突然想起去看她。那天明明屋里有咳嗽声，可敲门就是不开，她说正睡午觉。我一直猜不透她为什么不愿见我，我曾怀疑是不是我很久没来，她生我气了。
我想她不会这么小鸡肚肠。我家搬离墙门后好多年我一直没去过那里，后来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向阿伯爹告别，她显得很开心。我说考得不好，没被金融专业录取，调剂到历史系了。
“历史系有什么不好？读书最重要的是要使自己聪明起来，学历史最能使人变聪明！”阿伯爹依然习惯性地摸摸我的头，不过这时她已要踮起脚才摸得到。不想这成为我们的最后一面。
“历史最能使人变聪明！”阿伯爹的这句话，使那时情绪低落的我受到了一些安慰。也正是在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些什么。我们墙门边上原来麻油厂的李长脚、豆腐作坊的张长水，在公私合营时很精明地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地争股份，确实也得到了不少回报。可后来呢，不是成为大资本家，就是剥削革命群众的寄生虫，一个一次戴高帽子游行后上吊了，还有一个整天坐在河边发呆。而阿伯爹虽然有封建思想，但居委主任似乎也没怎么难为她，要不她还怎么能很二很另类地养她的花草打她的棋谱，摇头晃脑地念叨“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章——张，三丫头——杀夫美女——阿伯爹，这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我该如何动笔？在我沉思默想中，手机响了，不用看，肯定是主任的催稿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