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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野身子硬朗。在室外拍照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直害怕他受风着凉，他却毫不在意。2011年，他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自己的第三次个人画展；在阔别戏剧舞台19年之后，又参演了北京人艺大戏《家》。他自己却说，这两件事儿都是计划之外的。好多原本想做的事儿，还没来得及做。
阴差阳错
人生的路会沿着怎样的轨迹走，谁都难说会始终不离既定的路标，总会有些难以预料的转弯。以前说起我为什么没有继续在北平艺专学画，而把演戏作为毕生的专业，我总说是由于“阴差阳错”就改行了。我也实在记不清、说不准当时到底是怎么个原因。现在想想，就是因为在那个历史背景下，按照党组织的需要，在戏剧战线上工作，忙起来，逐渐去学校少了，最终放弃了学画，就这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我还记得是在1942年，我在北平市立三中读高一。在三中礼堂，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话剧演出，演的是曹禺的《北京人》。演员都是大、中学校在校学生，包括三中比我高一班的苏民和郭枫。
我最初演戏是苏民拉我参加沙龙剧社，我和苏民是高中和艺专时的同学，沙龙是个学生剧团，也受到地下党的关注。当时觉得演戏好玩，变成另外一个人出现在舞台上，没想当成这一辈子的专业。那时候学画呢，就是课余时间玩。我也想，怎么我对学画那么感兴趣，就演戏去了呢。但这就是上级党领导的指示，革命工作需要。学生剧团的成员都是学生运动的骨干，一直以来戏剧都和现实紧密结合，就是因为这个。
我离开戏剧多久了？算个时间账：1963年我在人艺就正式转为导演编制，虽然有些保留剧目抽不开身还不断登台，但主业已经是做导演了；1987年，60岁的我准时办理了离休，自此离开了戏剧，不演了，不导了，也不看戏了。虽然还有个《茶馆》每年演上几场，但1992年《茶馆》最后一次演出后，我就真的再和话剧没有丝毫瓜葛了。
我自己离开得比较彻底，我当时不喜欢当演员，因为我身体不好，累，我这个可以跟你说，真累啊，到台上没精神。可我还老受表扬，说带病坚持工作，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作为演员，你给观众提供的产品是用你自己来体现的。你今天的精神状态不好，你今天给观众提供的就是次品。我那时身体不好，我每天老给观众提供次品，我不行啊。我应该是每天都精力旺盛，我自己不吃力，就是因为这个，身体原因。
但是从我开始改了当导演以后，立刻排了几个戏，包括“文革”以后恢复保留剧目，我就没下来台，阴错阳差，又有人找我拍电视剧。一开始我都不去，我不喜欢拍电视剧，我的工作在舞台上。
当时是找我演姜子牙，《封神演义》这个小说，我很熟悉，但我一看这个剧本，觉得剧本不行，作者好像不太了解中国古代神话的情况，我就想推掉。后来制片部门就说，下边我们这个导演，要集中力量修改剧本，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和导演谈，把剧本改完之后，看完了咱们再定吧。当时我在上海，要离开了，他们又找我，说你人还在上海呢，过几天就回北京了咱们联系也不是太方便，到时候是请你再到上海来呢，还是我们再去北京呢。于是当时就定下来了，觉得做了一件比较大意的事。结果就拍了，拍了也挺好。所以说，我这人，随意性太大。就是干点什么都容易有兴趣。
意外出演
去年春天，张和平院长请我和狄辛还有朱旭、宋雪如夫妇吃饭。当然不只是吃顿饭，肯定有事要谈。剧院领导马欣书记、崔宁副院长都参加了，小濮（濮存昕）晚上有演出，也先来打了个照面。酒过三巡，和平院长话锋一转，说：“剧院打算排《家》，巴金原著、曹禺改编的《家》，李六乙导演决心搞出一台北京人艺风格的《家》，请天野和朱旭二老在戏里演个角色。”
说实话，我真的挺意外的。那么多年没演戏了，到底还会不会演戏啊，这个开始我都没把握。确实时间太长了，另外这脑子记忆力不行了，到底还记不记得住啊。
犹豫不决的日子里，就在想这个戏了。按常规的思路，一般肯定是让我演高老太爷，让朱旭演冯乐山，我印象中，我这辈子在舞台上还没演过反面人物。演了那么多年，反着想一想，如果不按一般的常规思路，换个角色去演演，也可能逼着自己在创造上多想一想吧。于是，我就自己挑了冯乐山这个角色。
戏是这样的，按专业的来讲，不能只分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这就太简单了。这个人具体是个什么人物，身份地位、待人处事，到底应该什么样，这个耐琢磨。这个戏我熟悉，1984年我就导演过。但是你别问我这一版怎么样、和我排的有什么区别。整体怎么样我现在很难说，我顾不上，我脑子里只有我这一个角色。
我演的冯乐山该会是什么样？我从年轻时起，就看过一些、也听说过一些《家》的演出。冯乐山这个角色大都由一些舞台经验丰富、被称为“性格化”演员来扮演的，形象造型各异。我又从何着手呢？我有一个主张，演员对一个角色的创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是在你接到剧本和角色时，应该从决心当演员的那一天起，就不断在心中酝酿种种人物创造的愿望和积蓄了。也许还没有这样一个剧本和人物，但你心中总在琢磨这样那样的人物形象。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演冯乐山，但记忆中，从年轻刚刚演戏起，几十年来和同行议论过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包括冯乐山。
曹禺先生说过，冯乐山这个人物的特征是“意淫”，不是通常形容贾宝玉的那种“意淫”，他明确指的是西门庆。像西门庆一样是个性虐狂，但同时又是风流雅士、权威大师，必须要看到他的表里不一。我们现在社会中也有这样的人，被人揭穿了还人五人六的，这跟冯乐山一样，他们觉得自己越是装着无所谓，你们就越不敢拆穿我。
冯乐山造型也是有依据的。对这个人物我心中有些积存，也能记得起某些书报中有可供选用的资料，恰好这时我在参与系列文献片《百年巨匠》的制作筹划，那里正好有些中国近百年文坛大家、学者、画家的图片，也算近水楼台吧。我选出了符合自己思路的几幅，向导演、设计陈述我的造型构想。长髯飘胸，发与须连，一袭呢料长袍，黑丝绒帽子，方竹手杖，也就是后来形成的这个人物造型。模样有了，我对人物的把握也较快有了自信。
排练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情况，舞台上已经到了最后彩排阶段了，化妆服装制作有些刚刚拿到，有不适合处，胡须短了，达不到长髯飘逸的感觉，人物就显得偏于粗俗。好在设计、制作师抢时间现场做了力所能及的修改，尽量接近我心中的预想，然后每场不断调整加工，逐步完善，力求少些遗憾吧。我学美术出身，在人物造型上习惯了尽可能做到极致精微，也期望我的这一个冯乐山尽可能特点鲜明。
挥之不去的“家”
《家》这出戏说是四世同堂，老中青三代演员共同出演。我和朱旭两个，我们的优势一方面在经验，但是像濮存昕这一拨演员也很有经验了。我们另一个优势可能在于我们对那个时代，了解的更多一些。
我自己就是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我也是一个大家族，但是跟《家》里写的不完全一样。我们对那个时代，那种社会，自己经历和感受得更多。一开始建组，给年轻演员讲讲那个时代有什么不一样，待人接物，包括见了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处。我就说再多说也没什么可说的，我给你们说说我的家把。我的家，从我刚出生不久，四代同堂就到了北京，大家族的亲情我能理解，勾心斗角也有感觉。我说说我的大哥吧，我大哥是一个很新潮的人，但是他就是包办婚姻，我都很长时间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那种家族，这就是那个社会。我觉得不是性格的懦弱，更多的是责任，觉新就是这样的命运。
当然，《家》的剧本和小说又不完全一样。我们这些人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看《家》，很多人真的是看过巴金先生的 《家》参加革命的，《家》《春》《秋》被称为激流三部曲，我们年轻时受到很大影响。
我自己感觉，原来的小说中真正的主角是觉慧，代表的是激进、进步的青年，参加革命，但是曹禺先生的改编，更多的是写笼罩在中国封建历史下人物的命运。就在这么一个封建的家族里面，死了四个女性。我记得啊，1984年，我导演《家》的时候，最后一次联排，我自己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到最后，这个戏完了，到了该谢幕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看，这个故事里面死去的四个女性站在一起，她们是最悲惨的牺牲者。我就做了一个设计，让结束的时候，这四个女性站在台上。戏完了，幕再拉开，还是她们在台上。这又是戏的结束，又是谢幕的开始。
虽然《家》是20世纪20年代的故事，但这个戏还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现在，当然时代在变，吸收了很多外来的东西，有好的，有不好的，但就中国来讲，现在还有很多封建的东西，阻碍我们的社会，包括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说现在不是那个社会了思想就进步很多了，不是的，根除这些是很难的。现在看起来，今天演还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在1984年选择排《家》，另一方面的原因也是想培养演员。当时我们有一个80班—人艺自己办的学员班刚毕业一批学生，说实在，更多的是为他们创造机会的。《家》讲的就是老中青三代人，而且以青年为主。所以我找的每一位老演员、中年演员，我都跟他们说，除了你们自己演戏以外，还有刚毕业的自己的学员，要带一下他们。我们院长曹禺先生为了这出戏，还给大家讲那个社会、他的创作经历。但最后他因为在上海住医院，没看成，就写了一封信，说了这个意思，用老演员，带他们一程，培养青年演员很有意义。
《家》的再次上演，又能帮着新一代年轻演员成长。我们之前总说，人艺的青年演员濮存昕、宋丹丹，他们说快别说青年演员了，都50多，快退休了。这一算，可不是吗，他们这一代演员，也成熟了，也有很高的成就了，青年演员还在那里摸索。我想如果曹禺院长还在，他也会大加赞赏。也许他还会问我：“蓝天野，你怎么想的？选着演了个冯乐山。”
还想排戏
大家感觉我是个演员，其实我早就转成导演了。如果这次他们是找我再排一个戏，而不是演一个戏，可能我的意外能少一些。
我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这两年参加剧院的艺委会，在台下看了不少戏，脑子里也在想，首先是剧本。因为我现在已经离开了，干了很多别的事，搞戏反而成了业余的。这些年主要在画画，以肖画画是业余，现在变成主业了。但是这两年我也在想，关键是剧本，如果有一个我感兴趣的剧本，我可能会排一个戏。我之前排的戏各种各样的都有，也有像《家》这样的正剧，也有迪伦·马特的《贵妇还乡》，有点怪异的戏，排的类型都不一样。说不上喜欢哪种，因为我这个人，随意性太强，都不知道这几年怎么变了，本来我演戏，画画就丢了，现在不知怎么舞台就丢了。有时候也会谈点剧本，见到作家，问在写什么呢。不过还没有抓住一个成型的、我感兴趣的戏。
现在很多演员都演电视剧，都拍电影，我觉得无可厚非。只要好好干就行。不是多烂的剧本，给钱多就去，那就没劲了。赶紧拍完了之后，连着要赶三个戏，角色都没想好，那也没劲了。
我就是因为排《家》，有一部电影我推掉了，那电影找了我好几次，我也应该说适合，没办法。《吴道子》，开机前还找我，但因为我这边已经答应了，去不了。
拍影视剧，首先个人有经济上的收入，另外它能够多一些创造人物的机会，多一个不同剧种的创造。我原来不拍的，等我拍完了，发现这个天地跟话剧不一样，你尝试一下有好处。但是有一条，你得把它当成一个认真的艺术专业去对待。这样对剧院也有好处，多几个观众知名的熟脸、大腕，对票房有好处。去年陈道明、何冰出演的《喜剧的忧伤》真好，剧本好、导演好、演员演技更好。像我们《窝头会馆》，一出五个大腕儿，不过这次不宣传5个大腕儿了，推我和朱旭两个“80”后了。
阴差阳错
人生的路会沿着怎样的轨迹走，谁都难说会始终不离既定的路标，总会有些难以预料的转弯。以前说起我为什么没有继续在北平艺专学画，而把演戏作为毕生的专业，我总说是由于“阴差阳错”就改行了。我也实在记不清、说不准当时到底是怎么个原因。现在想想，就是因为在那个历史背景下，按照党组织的需要，在戏剧战线上工作，忙起来，逐渐去学校少了，最终放弃了学画，就这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我还记得是在1942年，我在北平市立三中读高一。在三中礼堂，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话剧演出，演的是曹禺的《北京人》。演员都是大、中学校在校学生，包括三中比我高一班的苏民和郭枫。
我最初演戏是苏民拉我参加沙龙剧社，我和苏民是高中和艺专时的同学，沙龙是个学生剧团，也受到地下党的关注。当时觉得演戏好玩，变成另外一个人出现在舞台上，没想当成这一辈子的专业。那时候学画呢，就是课余时间玩。我也想，怎么我对学画那么感兴趣，就演戏去了呢。但这就是上级党领导的指示，革命工作需要。学生剧团的成员都是学生运动的骨干，一直以来戏剧都和现实紧密结合，就是因为这个。
我离开戏剧多久了？算个时间账：1963年我在人艺就正式转为导演编制，虽然有些保留剧目抽不开身还不断登台，但主业已经是做导演了；1987年，60岁的我准时办理了离休，自此离开了戏剧，不演了，不导了，也不看戏了。虽然还有个《茶馆》每年演上几场，但1992年《茶馆》最后一次演出后，我就真的再和话剧没有丝毫瓜葛了。
我自己离开得比较彻底，我当时不喜欢当演员，因为我身体不好，累，我这个可以跟你说，真累啊，到台上没精神。可我还老受表扬，说带病坚持工作，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作为演员，你给观众提供的产品是用你自己来体现的。你今天的精神状态不好，你今天给观众提供的就是次品。我那时身体不好，我每天老给观众提供次品，我不行啊。我应该是每天都精力旺盛，我自己不吃力，就是因为这个，身体原因。
但是从我开始改了当导演以后，立刻排了几个戏，包括“文革”以后恢复保留剧目，我就没下来台，阴错阳差，又有人找我拍电视剧。一开始我都不去，我不喜欢拍电视剧，我的工作在舞台上。
当时是找我演姜子牙，《封神演义》这个小说，我很熟悉，但我一看这个剧本，觉得剧本不行，作者好像不太了解中国古代神话的情况，我就想推掉。后来制片部门就说，下边我们这个导演，要集中力量修改剧本，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和导演谈，把剧本改完之后，看完了咱们再定吧。当时我在上海，要离开了，他们又找我，说你人还在上海呢，过几天就回北京了咱们联系也不是太方便，到时候是请你再到上海来呢，还是我们再去北京呢。于是当时就定下来了，觉得做了一件比较大意的事。结果就拍了，拍了也挺好。所以说，我这人，随意性太大。就是干点什么都容易有兴趣。
意外出演
去年春天，张和平院长请我和狄辛还有朱旭、宋雪如夫妇吃饭。当然不只是吃顿饭，肯定有事要谈。剧院领导马欣书记、崔宁副院长都参加了，小濮（濮存昕）晚上有演出，也先来打了个照面。酒过三巡，和平院长话锋一转，说：“剧院打算排《家》，巴金原著、曹禺改编的《家》，李六乙导演决心搞出一台北京人艺风格的《家》，请天野和朱旭二老在戏里演个角色。”
说实话，我真的挺意外的。那么多年没演戏了，到底还会不会演戏啊，这个开始我都没把握。确实时间太长了，另外这脑子记忆力不行了，到底还记不记得住啊。
犹豫不决的日子里，就在想这个戏了。按常规的思路，一般肯定是让我演高老太爷，让朱旭演冯乐山，我印象中，我这辈子在舞台上还没演过反面人物。演了那么多年，反着想一想，如果不按一般的常规思路，换个角色去演演，也可能逼着自己在创造上多想一想吧。于是，我就自己挑了冯乐山这个角色。
戏是这样的，按专业的来讲，不能只分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这就太简单了。这个人具体是个什么人物，身份地位、待人处事，到底应该什么样，这个耐琢磨。这个戏我熟悉，1984年我就导演过。但是你别问我这一版怎么样、和我排的有什么区别。整体怎么样我现在很难说，我顾不上，我脑子里只有我这一个角色。
我演的冯乐山该会是什么样？我从年轻时起，就看过一些、也听说过一些《家》的演出。冯乐山这个角色大都由一些舞台经验丰富、被称为“性格化”演员来扮演的，形象造型各异。我又从何着手呢？我有一个主张，演员对一个角色的创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是在你接到剧本和角色时，应该从决心当演员的那一天起，就不断在心中酝酿种种人物创造的愿望和积蓄了。也许还没有这样一个剧本和人物，但你心中总在琢磨这样那样的人物形象。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演冯乐山，但记忆中，从年轻刚刚演戏起，几十年来和同行议论过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包括冯乐山。
曹禺先生说过，冯乐山这个人物的特征是“意淫”，不是通常形容贾宝玉的那种“意淫”，他明确指的是西门庆。像西门庆一样是个性虐狂，但同时又是风流雅士、权威大师，必须要看到他的表里不一。我们现在社会中也有这样的人，被人揭穿了还人五人六的，这跟冯乐山一样，他们觉得自己越是装着无所谓，你们就越不敢拆穿我。
冯乐山造型也是有依据的。对这个人物我心中有些积存，也能记得起某些书报中有可供选用的资料，恰好这时我在参与系列文献片《百年巨匠》的制作筹划，那里正好有些中国近百年文坛大家、学者、画家的图片，也算近水楼台吧。我选出了符合自己思路的几幅，向导演、设计陈述我的造型构想。长髯飘胸，发与须连，一袭呢料长袍，黑丝绒帽子，方竹手杖，也就是后来形成的这个人物造型。模样有了，我对人物的把握也较快有了自信。
排练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情况，舞台上已经到了最后彩排阶段了，化妆服装制作有些刚刚拿到，有不适合处，胡须短了，达不到长髯飘逸的感觉，人物就显得偏于粗俗。好在设计、制作师抢时间现场做了力所能及的修改，尽量接近我心中的预想，然后每场不断调整加工，逐步完善，力求少些遗憾吧。我学美术出身，在人物造型上习惯了尽可能做到极致精微，也期望我的这一个冯乐山尽可能特点鲜明。
挥之不去的“家”
《家》这出戏说是四世同堂，老中青三代演员共同出演。我和朱旭两个，我们的优势一方面在经验，但是像濮存昕这一拨演员也很有经验了。我们另一个优势可能在于我们对那个时代，了解的更多一些。
我自己就是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我也是一个大家族，但是跟《家》里写的不完全一样。我们对那个时代，那种社会，自己经历和感受得更多。一开始建组，给年轻演员讲讲那个时代有什么不一样，待人接物，包括见了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处。我就说再多说也没什么可说的，我给你们说说我的家把。我的家，从我刚出生不久，四代同堂就到了北京，大家族的亲情我能理解，勾心斗角也有感觉。我说说我的大哥吧，我大哥是一个很新潮的人，但是他就是包办婚姻，我都很长时间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那种家族，这就是那个社会。我觉得不是性格的懦弱，更多的是责任，觉新就是这样的命运。
当然，《家》的剧本和小说又不完全一样。我们这些人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看《家》，很多人真的是看过巴金先生的 《家》参加革命的，《家》《春》《秋》被称为激流三部曲，我们年轻时受到很大影响。
我自己感觉，原来的小说中真正的主角是觉慧，代表的是激进、进步的青年，参加革命，但是曹禺先生的改编，更多的是写笼罩在中国封建历史下人物的命运。就在这么一个封建的家族里面，死了四个女性。我记得啊，1984年，我导演《家》的时候，最后一次联排，我自己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到最后，这个戏完了，到了该谢幕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看，这个故事里面死去的四个女性站在一起，她们是最悲惨的牺牲者。我就做了一个设计，让结束的时候，这四个女性站在台上。戏完了，幕再拉开，还是她们在台上。这又是戏的结束，又是谢幕的开始。
虽然《家》是20世纪20年代的故事，但这个戏还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现在，当然时代在变，吸收了很多外来的东西，有好的，有不好的，但就中国来讲，现在还有很多封建的东西，阻碍我们的社会，包括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说现在不是那个社会了思想就进步很多了，不是的，根除这些是很难的。现在看起来，今天演还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在1984年选择排《家》，另一方面的原因也是想培养演员。当时我们有一个80班—人艺自己办的学员班刚毕业一批学生，说实在，更多的是为他们创造机会的。《家》讲的就是老中青三代人，而且以青年为主。所以我找的每一位老演员、中年演员，我都跟他们说，除了你们自己演戏以外，还有刚毕业的自己的学员，要带一下他们。我们院长曹禺先生为了这出戏，还给大家讲那个社会、他的创作经历。但最后他因为在上海住医院，没看成，就写了一封信，说了这个意思，用老演员，带他们一程，培养青年演员很有意义。
《家》的再次上演，又能帮着新一代年轻演员成长。我们之前总说，人艺的青年演员濮存昕、宋丹丹，他们说快别说青年演员了，都50多，快退休了。这一算，可不是吗，他们这一代演员，也成熟了，也有很高的成就了，青年演员还在那里摸索。我想如果曹禺院长还在，他也会大加赞赏。也许他还会问我：“蓝天野，你怎么想的？选着演了个冯乐山。”
还想排戏
大家感觉我是个演员，其实我早就转成导演了。如果这次他们是找我再排一个戏，而不是演一个戏，可能我的意外能少一些。
我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这两年参加剧院的艺委会，在台下看了不少戏，脑子里也在想，首先是剧本。因为我现在已经离开了，干了很多别的事，搞戏反而成了业余的。这些年主要在画画，以肖画画是业余，现在变成主业了。但是这两年我也在想，关键是剧本，如果有一个我感兴趣的剧本，我可能会排一个戏。我之前排的戏各种各样的都有，也有像《家》这样的正剧，也有迪伦·马特的《贵妇还乡》，有点怪异的戏，排的类型都不一样。说不上喜欢哪种，因为我这个人，随意性太强，都不知道这几年怎么变了，本来我演戏，画画就丢了，现在不知怎么舞台就丢了。有时候也会谈点剧本，见到作家，问在写什么呢。不过还没有抓住一个成型的、我感兴趣的戏。
现在很多演员都演电视剧，都拍电影，我觉得无可厚非。只要好好干就行。不是多烂的剧本，给钱多就去，那就没劲了。赶紧拍完了之后，连着要赶三个戏，角色都没想好，那也没劲了。
我就是因为排《家》，有一部电影我推掉了，那电影找了我好几次，我也应该说适合，没办法。《吴道子》，开机前还找我，但因为我这边已经答应了，去不了。
拍影视剧，首先个人有经济上的收入，另外它能够多一些创造人物的机会，多一个不同剧种的创造。我原来不拍的，等我拍完了，发现这个天地跟话剧不一样，你尝试一下有好处。但是有一条，你得把它当成一个认真的艺术专业去对待。这样对剧院也有好处，多几个观众知名的熟脸、大腕，对票房有好处。去年陈道明、何冰出演的《喜剧的忧伤》真好，剧本好、导演好、演员演技更好。像我们《窝头会馆》，一出五个大腕儿，不过这次不宣传5个大腕儿了，推我和朱旭两个“80”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