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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8年、31轮谈判，东盟十国与中、日、韩、澳、新五国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最有竞争力的自由贸易区形成。所谓最有竞争力，包含人口数量最多、经济规模最大、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势头最强劲、应对新冠疫情最成功等多个维度。RCEP谈判虽然由东盟牵头，但是中国是其背后实质性的推动力量。在中美经济脱钩和新冠疫情冲击国际经贸往来的背景下，RCEP的签署尤显难能可贵、振奋人心。
梳理协定条款，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首先，RCEP相对于此前的各种自贸协定，包含创新之处。如用区域内累积附加值的方式来确定原产地，有利于鼓励产业链在协定区域内充分地延展；对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做出详细规定，首次纳入“禁止归零”条款。
其次，体现了包容多元的亚洲特色。顾及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相对不发达状态，老挝、缅甸、柬埔寨三国获得了特殊和差别待遇，越南也获得了一部分特殊照顾；服务贸易领域，日、韩、澳、新、马、印尼、文莱等国家采用负面清单方式承诺，而中国等其余8国采用正面清单承诺，并将于协定生效后6年内转化为负面清单。
再次，相比于美国此前倡导的 TPP等高标准自贸协定，RCEP协定的门槛较低，对参与者的约束和重塑作用较弱，因而也更容易为各国所接受。如对非关税壁垒引起的争议，采取一事一议的技术磋商机制；投资争端的解决并未在条约中做出具体规定，缔约方应在3年内完成相关讨论。贸易救济部分保留了反倾销和反补贴，这意味着区域内工业竞争力较弱的国家可以适度地保护其尚处于弱势的“婴儿产业”。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Our World in Data 注：占比数据均为相对于世界总值的比例；贸易额为2016年数据；新冠感染人数为截至2020年11月底数据。
当然，最值得中国企业界和投资界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在这个协定中有何取舍？这些取舍将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和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在制造业和矿农林渔等非服务领域，中国与其他14个国家一起采用了负面清单方式做出较高水平的开放承诺，并首次使用了棘轮机制，这意味着未来货物贸易的自由化水平不可倒退。
而在服务业部门的外资准入问题上，2001年入世时中国已经承诺开放近百个部门，此次新增了研发、管理咨询、空运等22个部门，并提高金融、法律、建筑、海运等37个部门的承诺水平，以此换取其他成员国在建筑、医疗、地产、金融、运输等部门对中国企业的高水平开放。条约不但规定了缔约国之间的教育、经历、许可或者证明的互认，而且建立了高效、透明、合理的移民手续和费用标准，推动域内各国国民因贸易、投资和跨国经营中的临时入境的便利性。
整个条约中内容最多、篇幅最长的章节是知识产权部分，也是我国签署的所有自贸协定中最全面的知识产权章节。
此外，RCEP促进域内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规定除了公共政策目标和基本国家安全考量所形成的少数合法例外，缔约方不得以要求他国企业将其计算设施“本地化”作为商业行为的前提条件，应该允许电子商务电子信息的自由跨境。
上述内容意味着：区域内教育培训产业贸易和投资将有新的增长空间，中国的某些职业资格将逐步得到周边富国的认可，我们周边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持有东亚邻国的高等教育文凭，也将出现越来越多来自东南亚的零时工和保姆。随着中国与日、韩、新等高研发经济体的技术合作在RCEP框架下逐步展开，中国的科技实力有望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研发投入及其成果将在域内市场得到更好的共享和保障。作为全球互联网经济的两强之一，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东亚的竞争力将得到更好的保障，类似于出海印度时所遭遇的政策风险将大大减小。
不过由于协定从签署到生效尚需一段时间，至少需要十个东盟成员国中的六国和中日韩澳新中的三国批准才生效；关税切实下降又需要十年左右的缓冲期。RCEP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RCEP的首要价值不是短期经济增长，而是重塑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从当代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看，1992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崛起其实是日本为龙头的东亚地区生产网络不断延伸和升级的一个重要篇章。中国通过加入美元体系的大循环，从日、韩、新等地获得制造业投资，以美欧日为主要出口市场，迅速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和工业国。当今主要是三大供应链支撑起了世界经济的大厦，一是美加墨，二是德法荷-中东欧区域，三是东亚供应链。由于中国的加入和成长，从制造业增加值看，东亚供应链的规模已经接近其他两者之和。
不过，东亚生产网络在2008年之前存在一系列缺陷：一是本土市场相对狭小而且相互割裂；二是经济上被供应链串成一体但政治上被域外势力分而治之、无法团结；三是货币错位，即融资以日元为主，而出口收入则以美元为主，为周期性的货币金融危机埋下伏笔。如今RCEP这一自贸协定将整个东亚生产网络囊括进来，标志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大一步，也标志着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生产网络的枢纽。借此转变，上述三大缺陷将有望在后续一体化进程中逐步缓解乃至消除。
其次，RCEP的签署标志着中国将继续制度性高水平开放。中国未来的开放将重在制度、规则、标准等领域的开放，开放的重点也从制造业转向中高端服务业。这个新概念不仅意味着“以开放促改革”的国内制度改革试点，而且意味着中国将通过对国际制度的塑造和融入，最终实现国内外经济制度落差的最小化。过去数年间，国内外舆论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和力度有不少质疑和雜音，而近期RCEP的签署和有意加入CPTPP谈判的主动表态，意味着中国必将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体系，并准备为此而进一步深化改革，最终实现“以我为主”的新型全球化。 其三，RCEP的签署意味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国际收支平衡将在2035年之前发生深度调整。完整的供应链最终依赖于巨型消费市场的胃纳，但是东亚供应链长期以来缺少一个内部大市场，所以尽管产能巨大，却只能走一种依附性发展模式。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迅速壮大，使得中国有资格扮演区域内巨型消费市场的角色，最终实现“双循环”格局下中国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身份转变。想实现这种转变，适度而科学的国内收入再分配将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如果2035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从目前的4亿扩大到6亿乃至更多，收入和消费水平在现有基础上再翻一番，那么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将是美欧两大市场之和。由此，东亚供应链将主要负责为中国消费者生产。
对日贸易在中国外贸中的占比持续减小，而中国却已经成为日本的首要贸易伙伴。
從人口年龄结构和动态比较优势的角度预判2035年左右的国际收支，中国将从全球最大顺差国变成一个整体平衡偶有逆差的巨型经济体，其中对RCEP区域伙伴保持较大逆差而对区域外伙伴保持顺差。产业分工上看，一部分劳动密集型或者环境成本敏感的生产环节将会进一步向越南、缅甸等地转移，而研发、投融资、品牌设计、客服等环节将进一步向中国内地转移。换言之，RCEP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将是让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离开国内，从而为大学毕业生置换来更多的高薪岗位。
RCEP是中日、日韩之间首次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于深化东北亚经贸关系具有突破性重要意义。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日本通过脱亚入欧靠向西方海洋文明，借助西方工业文明的输入成为区域强国之后，一直试图扮演东亚领头羊的角色。但是日本自身人口和经济体量不够大，而且国家能力结构有偏颇，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和对地区发展缺乏担当，所以最多只是扮演了一个美国利益、美国权势在东亚代理人的角色。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日元主动贬值，引发区域内其他货币的循环贬值浪潮；危机过程中，日本也试图牵头建设一个亚洲的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的施压下很快便不了了之，这些行为都令亚洲国家非常失望。由于美国的离岸制衡政策（offshore balancing），中日之间的经济融合一直存在许多政治障碍，2010年前后鸠山由纪夫首相试图推进中日合作以实现亚洲新道路，结果很快被美国和日本国内右翼势力联手罢黜。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国家实力相对于日本迅速上升，而中日之间经贸上的复合相互依赖关系也出现了强弱交替之势。2019年，中日两国GDP加总占到RCEP国家的75%，其中中国又是日本的3倍左右。对日贸易在中国外贸中的占比持续减小，而中国却已经成为日本的首要贸易伙伴，而且这一地位由于新冠疫情而进一步突显。不仅如此，亚洲生产网络的枢纽地位也已经从日本转移到了中国。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把RCEP的签署理解成是日本即将要回归亚洲，或者说回归到千百年来它的位置上，回归到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东亚贸易体系中来。未来，只有当中日之间在经济、政治、安全上都能够建立起足够深度足够可靠的相互依赖和信赖时，2014年亚信峰会上中国人提过的理念？“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这是一个漫长但必要的过程，而RCEP的签署可被视为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起点。
2019年11月，印度决定不签署RCEP，并于2020年7月正式退出。印度在最后一刻绝缘于东亚经贸新体系，这一决定背后是其国家能力的缺失和迷信自治的民族情结。
参加自由贸易必然会在国内产生赢家和输家，为了让潜在的输家不阻挠自由贸易，中央政府需要在不同的利益板块之间进行必要的调整和补偿。调节社会内部不同的利益结构，进行强势的自上而下的利益再分配是国家能力的重要内容。从过去200年的世界政治史来看，国家能力来源于一个社会所经历的革命和改造，也源自广大国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和依赖。印度在独立之后，并没有进行必要的社会革命改造，各种利益集团呈现僵化的局面。印度缺乏必要的国家能力来打破僵局，不能让自己的重要选民群体、主要党派背后的利益集团作出重大的利益牺牲，这是莫迪2019年11月表示不签署RCEP的根本原因。可以预见的是，假如印度加入RCEP，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农产品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的工商业资本将大规模进入印度市场，印度国内大量低效率企业将难逃被淘汰的命运，莫迪执政的票仓？小自耕农，以及执政党的金主？财阀的利益将会受损。莫迪虽然想通过改革开放、加入国际市场分工而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但由于没有前任帮他完成必要的社会改造，实现国家能力的建构，他无法开展类似中国的大规模改革开放。
印度自治的民族情结最集中地体现为“甘地的护身符”？一种自治理念，即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的国民自治和国家自主理念。这一理念其实是一种小农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乌托邦空想，与现代工业文明、全球贸易体系、现代商业文明，尤其现代数字经济背道而驰。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理念、政治审美，而不是一种基于社会科学知识或者实践经验的政策主张。这一护身符，其实更像一个施加在印度发展道路上的诅咒。印度要想真正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恐怕首先要去除掉甘地的这一影响。
2005年，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四国签订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SEP）；2008年奥巴马政府上任后美国加入磋商；2015年10月5日，美、日、澳12个国家成功结束“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达成TPP贸易协定；2017年，美国退出协定；2018年，剩余的11个国家就修订版协定达成共识，形成CPTPP。就笔者所参与的对美第二轨道交流所获得的印象来看，这一多边自贸协定其实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即依照中国的体制特点和经济结构设定一系列高标准，把中国从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市场体系和东亚供应链中孤立出去。此事曾一度让中国陷入两难：一方面，如果中国加入TPP，必要的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在政治上是难以接受的，比如独立工会、知识产权的高标准保护、环保标准的大幅提升、对贸易和投资争端的裁量权对外转移等；另一方面，不加入TPP则意味着脱离东亚供应链，脱离以美国为主的世界市场体系，其负面影响同样难以承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2012年开始，中国积极地加入东盟提出的“10+6”谈判中，某种程度上是对TPP的一个反制和对冲。
拜登在美国大选中的获胜引发了TPP可能回归的广泛讨论，目前来看，TPP对于中国的威胁相较奥巴马政府时期已有较大程度的缓和，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其一，RCEP后发而先至，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或于2021年年初达成， TPP难以实现将中国从世界市场体系挤出的目的。
其二，即便拜登未来重回TPP，但美国国内政治中的民粹力量仍然会对其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政策空间构成限制。不仅如此，特朗普任期的美国优先政策，使得美国的国家信用和道德威望大打折扣，短期内无法彻底恢复，美国难以重塑盟国以及其他国家对其多边主义承诺的信任。
其三，如今的中国已经做好了更加充分的准备，除了“一带一路”倡议、RCEP以及中欧投资协定，国内一系列改革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如绿水青山、知识产权保护、高水平制度化开放、全面军改等。正是因为有着一系列国内改革为基础，中国领导人才有底气在国际会议上主动表态有意加入CPTPP的谈判。由此，未来4年内，一种初听起来匪夷所思但不能排除的小概率场景是，中美同时加入TPP。犹记得2014年3月9日，笔者赴华盛顿特区拜访当时的美国总统贸易代表助理帮办Audrey Winter女士，讨论中美之间有无可能进行一个双边自贸谈判。她回答我，翟博士，我坦率跟您说，以今天美国国内的政治气候，哪位政治家敢于公开提出中美自由贸易，那就是在政治自杀。言犹在耳，不知我们能不能期待一位敢于“政治自杀”的美国政治家。要判断这种场景出现的概率，一个可观察的先行指标，就是谈了好多轮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能否重启。让我们拭目以待。█
RCEP关键条款分析
梳理协定条款，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首先，RCEP相对于此前的各种自贸协定，包含创新之处。如用区域内累积附加值的方式来确定原产地，有利于鼓励产业链在协定区域内充分地延展；对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做出详细规定，首次纳入“禁止归零”条款。
其次，体现了包容多元的亚洲特色。顾及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相对不发达状态，老挝、缅甸、柬埔寨三国获得了特殊和差别待遇，越南也获得了一部分特殊照顾；服务贸易领域，日、韩、澳、新、马、印尼、文莱等国家采用负面清单方式承诺，而中国等其余8国采用正面清单承诺，并将于协定生效后6年内转化为负面清单。
再次，相比于美国此前倡导的 TPP等高标准自贸协定，RCEP协定的门槛较低，对参与者的约束和重塑作用较弱，因而也更容易为各国所接受。如对非关税壁垒引起的争议，采取一事一议的技术磋商机制；投资争端的解决并未在条约中做出具体规定，缔约方应在3年内完成相关讨论。贸易救济部分保留了反倾销和反补贴，这意味着区域内工业竞争力较弱的国家可以适度地保护其尚处于弱势的“婴儿产业”。
RCEP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当然，最值得中国企业界和投资界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在这个协定中有何取舍？这些取舍将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和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在制造业和矿农林渔等非服务领域，中国与其他14个国家一起采用了负面清单方式做出较高水平的开放承诺，并首次使用了棘轮机制，这意味着未来货物贸易的自由化水平不可倒退。
而在服务业部门的外资准入问题上，2001年入世时中国已经承诺开放近百个部门，此次新增了研发、管理咨询、空运等22个部门，并提高金融、法律、建筑、海运等37个部门的承诺水平，以此换取其他成员国在建筑、医疗、地产、金融、运输等部门对中国企业的高水平开放。条约不但规定了缔约国之间的教育、经历、许可或者证明的互认，而且建立了高效、透明、合理的移民手续和费用标准，推动域内各国国民因贸易、投资和跨国经营中的临时入境的便利性。
整个条约中内容最多、篇幅最长的章节是知识产权部分，也是我国签署的所有自贸协定中最全面的知识产权章节。
此外，RCEP促进域内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规定除了公共政策目标和基本国家安全考量所形成的少数合法例外，缔约方不得以要求他国企业将其计算设施“本地化”作为商业行为的前提条件，应该允许电子商务电子信息的自由跨境。
上述内容意味着：区域内教育培训产业贸易和投资将有新的增长空间，中国的某些职业资格将逐步得到周边富国的认可，我们周边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持有东亚邻国的高等教育文凭，也将出现越来越多来自东南亚的零时工和保姆。随着中国与日、韩、新等高研发经济体的技术合作在RCEP框架下逐步展开，中国的科技实力有望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研发投入及其成果将在域内市场得到更好的共享和保障。作为全球互联网经济的两强之一，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东亚的竞争力将得到更好的保障，类似于出海印度时所遭遇的政策风险将大大减小。
不过由于协定从签署到生效尚需一段时间，至少需要十个东盟成员国中的六国和中日韩澳新中的三国批准才生效；关税切实下降又需要十年左右的缓冲期。RCEP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RCEP将重塑中国与东亚地区关系
RCEP的首要价值不是短期经济增长，而是重塑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从当代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看，1992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崛起其实是日本为龙头的东亚地区生产网络不断延伸和升级的一个重要篇章。中国通过加入美元体系的大循环，从日、韩、新等地获得制造业投资，以美欧日为主要出口市场，迅速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和工业国。当今主要是三大供应链支撑起了世界经济的大厦，一是美加墨，二是德法荷-中东欧区域，三是东亚供应链。由于中国的加入和成长，从制造业增加值看，东亚供应链的规模已经接近其他两者之和。
不过，东亚生产网络在2008年之前存在一系列缺陷：一是本土市场相对狭小而且相互割裂；二是经济上被供应链串成一体但政治上被域外势力分而治之、无法团结；三是货币错位，即融资以日元为主，而出口收入则以美元为主，为周期性的货币金融危机埋下伏笔。如今RCEP这一自贸协定将整个东亚生产网络囊括进来，标志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大一步，也标志着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生产网络的枢纽。借此转变，上述三大缺陷将有望在后续一体化进程中逐步缓解乃至消除。
其次，RCEP的签署标志着中国将继续制度性高水平开放。中国未来的开放将重在制度、规则、标准等领域的开放，开放的重点也从制造业转向中高端服务业。这个新概念不仅意味着“以开放促改革”的国内制度改革试点，而且意味着中国将通过对国际制度的塑造和融入，最终实现国内外经济制度落差的最小化。过去数年间，国内外舆论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和力度有不少质疑和雜音，而近期RCEP的签署和有意加入CPTPP谈判的主动表态，意味着中国必将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体系，并准备为此而进一步深化改革，最终实现“以我为主”的新型全球化。 其三，RCEP的签署意味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国际收支平衡将在2035年之前发生深度调整。完整的供应链最终依赖于巨型消费市场的胃纳，但是东亚供应链长期以来缺少一个内部大市场，所以尽管产能巨大，却只能走一种依附性发展模式。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迅速壮大，使得中国有资格扮演区域内巨型消费市场的角色，最终实现“双循环”格局下中国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身份转变。想实现这种转变，适度而科学的国内收入再分配将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如果2035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从目前的4亿扩大到6亿乃至更多，收入和消费水平在现有基础上再翻一番，那么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将是美欧两大市场之和。由此，东亚供应链将主要负责为中国消费者生产。
從人口年龄结构和动态比较优势的角度预判2035年左右的国际收支，中国将从全球最大顺差国变成一个整体平衡偶有逆差的巨型经济体，其中对RCEP区域伙伴保持较大逆差而对区域外伙伴保持顺差。产业分工上看，一部分劳动密集型或者环境成本敏感的生产环节将会进一步向越南、缅甸等地转移，而研发、投融资、品牌设计、客服等环节将进一步向中国内地转移。换言之，RCEP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将是让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离开国内，从而为大学毕业生置换来更多的高薪岗位。
最大突破点：中日经济融合开启
RCEP是中日、日韩之间首次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于深化东北亚经贸关系具有突破性重要意义。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日本通过脱亚入欧靠向西方海洋文明，借助西方工业文明的输入成为区域强国之后，一直试图扮演东亚领头羊的角色。但是日本自身人口和经济体量不够大，而且国家能力结构有偏颇，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和对地区发展缺乏担当，所以最多只是扮演了一个美国利益、美国权势在东亚代理人的角色。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日元主动贬值，引发区域内其他货币的循环贬值浪潮；危机过程中，日本也试图牵头建设一个亚洲的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的施压下很快便不了了之，这些行为都令亚洲国家非常失望。由于美国的离岸制衡政策（offshore balancing），中日之间的经济融合一直存在许多政治障碍，2010年前后鸠山由纪夫首相试图推进中日合作以实现亚洲新道路，结果很快被美国和日本国内右翼势力联手罢黜。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国家实力相对于日本迅速上升，而中日之间经贸上的复合相互依赖关系也出现了强弱交替之势。2019年，中日两国GDP加总占到RCEP国家的75%，其中中国又是日本的3倍左右。对日贸易在中国外贸中的占比持续减小，而中国却已经成为日本的首要贸易伙伴，而且这一地位由于新冠疫情而进一步突显。不仅如此，亚洲生产网络的枢纽地位也已经从日本转移到了中国。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把RCEP的签署理解成是日本即将要回归亚洲，或者说回归到千百年来它的位置上，回归到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东亚贸易体系中来。未来，只有当中日之间在经济、政治、安全上都能够建立起足够深度足够可靠的相互依赖和信赖时，2014年亚信峰会上中国人提过的理念？“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这是一个漫长但必要的过程，而RCEP的签署可被视为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起点。
印度离场原因：国家能力的缺失和自治的民族情结
2019年11月，印度决定不签署RCEP，并于2020年7月正式退出。印度在最后一刻绝缘于东亚经贸新体系，这一决定背后是其国家能力的缺失和迷信自治的民族情结。
参加自由贸易必然会在国内产生赢家和输家，为了让潜在的输家不阻挠自由贸易，中央政府需要在不同的利益板块之间进行必要的调整和补偿。调节社会内部不同的利益结构，进行强势的自上而下的利益再分配是国家能力的重要内容。从过去200年的世界政治史来看，国家能力来源于一个社会所经历的革命和改造，也源自广大国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和依赖。印度在独立之后，并没有进行必要的社会革命改造，各种利益集团呈现僵化的局面。印度缺乏必要的国家能力来打破僵局，不能让自己的重要选民群体、主要党派背后的利益集团作出重大的利益牺牲，这是莫迪2019年11月表示不签署RCEP的根本原因。可以预见的是，假如印度加入RCEP，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农产品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的工商业资本将大规模进入印度市场，印度国内大量低效率企业将难逃被淘汰的命运，莫迪执政的票仓？小自耕农，以及执政党的金主？财阀的利益将会受损。莫迪虽然想通过改革开放、加入国际市场分工而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但由于没有前任帮他完成必要的社会改造，实现国家能力的建构，他无法开展类似中国的大规模改革开放。
印度自治的民族情结最集中地体现为“甘地的护身符”？一种自治理念，即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的国民自治和国家自主理念。这一理念其实是一种小农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乌托邦空想，与现代工业文明、全球贸易体系、现代商业文明，尤其现代数字经济背道而驰。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理念、政治审美，而不是一种基于社会科学知识或者实践经验的政策主张。这一护身符，其实更像一个施加在印度发展道路上的诅咒。印度要想真正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恐怕首先要去除掉甘地的这一影响。
中美博弈：区域自贸领导权之争
2005年，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四国签订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SEP）；2008年奥巴马政府上任后美国加入磋商；2015年10月5日，美、日、澳12个国家成功结束“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达成TPP贸易协定；2017年，美国退出协定；2018年，剩余的11个国家就修订版协定达成共识，形成CPTPP。就笔者所参与的对美第二轨道交流所获得的印象来看，这一多边自贸协定其实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即依照中国的体制特点和经济结构设定一系列高标准，把中国从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市场体系和东亚供应链中孤立出去。此事曾一度让中国陷入两难：一方面，如果中国加入TPP，必要的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在政治上是难以接受的，比如独立工会、知识产权的高标准保护、环保标准的大幅提升、对贸易和投资争端的裁量权对外转移等；另一方面，不加入TPP则意味着脱离东亚供应链，脱离以美国为主的世界市场体系，其负面影响同样难以承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2012年开始，中国积极地加入东盟提出的“10+6”谈判中，某种程度上是对TPP的一个反制和对冲。
拜登在美国大选中的获胜引发了TPP可能回归的广泛讨论，目前来看，TPP对于中国的威胁相较奥巴马政府时期已有较大程度的缓和，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其一，RCEP后发而先至，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或于2021年年初达成， TPP难以实现将中国从世界市场体系挤出的目的。
其二，即便拜登未来重回TPP，但美国国内政治中的民粹力量仍然会对其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政策空间构成限制。不仅如此，特朗普任期的美国优先政策，使得美国的国家信用和道德威望大打折扣，短期内无法彻底恢复，美国难以重塑盟国以及其他国家对其多边主义承诺的信任。
其三，如今的中国已经做好了更加充分的准备，除了“一带一路”倡议、RCEP以及中欧投资协定，国内一系列改革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如绿水青山、知识产权保护、高水平制度化开放、全面军改等。正是因为有着一系列国内改革为基础，中国领导人才有底气在国际会议上主动表态有意加入CPTPP的谈判。由此，未来4年内，一种初听起来匪夷所思但不能排除的小概率场景是，中美同时加入TPP。犹记得2014年3月9日，笔者赴华盛顿特区拜访当时的美国总统贸易代表助理帮办Audrey Winter女士，讨论中美之间有无可能进行一个双边自贸谈判。她回答我，翟博士，我坦率跟您说，以今天美国国内的政治气候，哪位政治家敢于公开提出中美自由贸易，那就是在政治自杀。言犹在耳，不知我们能不能期待一位敢于“政治自杀”的美国政治家。要判断这种场景出现的概率，一个可观察的先行指标，就是谈了好多轮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能否重启。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