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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舍先生的《二马》这部作品是他赴英国任教期间所著的三篇作品之一，写的是中国人马氏父子旅居英国所发生的嬉笑怒骂之事。本文着眼点于分析在《二马》这篇作品中，英国作为“他者”的形象，并反观相对的中国作为“注视者”的形象，以及隐藏在背后的作者对中西碰撞下中国出路的探索。简而言之就是着重分析“注视者”与“他者”的互动性和相互影响。
【关键词】：《二马》；英国形象；他者；注视者；互动性
老舍先生的《二马》这部作品是他赴英国任教期间所著的三篇作品之一，写的是中国人马氏父子旅居英国所发生的嬉笑怒骂之事，它满足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要求，中国人所认识到的或描绘的英国人及英国的“他者”形象，中国则是作为“注视者”存在的，这符合跨越性，也由于老舍本人的实际经历与当时时代的大背景，让这部作品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气质。
他者形象是注视者建构出来的，它往往是注视者眼中所投射出来的产物。而所谓的注视者其实就是形象的想象者和创建者，建构他者形象的过程也是注视者发现自我和认识自我的过程，每一种他者形象的生成总是伴随着注视者自我形象的建构，二者相互发现、相互证明、相互补充。这一点用比较文学术语表述就是“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这便是“我”与“他者”互动性关系，也是本文研究能进行的理论根据与理论支柱。他者形象实际上作为一种思想交往、对话和文学交流，这种交流应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这种交流有三种基本态度，它们支配了对他者的描述。
第一种基本态度：狂热
异国文化现实被一个作家或集体视作是优越于本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这种优越性全部或部分地影响到异国文化。其结果是本土文化、注视者文化被这个作家或集团视作是低劣的。对应于异国文化的正面增值，就是对本土文化的贬低。在此情况下，这个作家或集团就表现出一种“狂热”来[1]。那么在这种态度的影响下，《二马》中对英国形象的刻画是积极的、正面的，并且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在描绘这些正面形象时，总是伴随着与中国的对比出现的。
老舍在小说中借凯瑟琳之口，肯定了英国，她说“英国真有几位真念书的，真人才，这几位真人才便叫英国站的住脚……中国人的毛病是不念书，中国所以不如英国的，就是连一个真念书的人物也没有”[2]，都说知识改变世界，作者就是将英国作为榜样、模范，赞赏英国的杰出知识分子为英国的强大、为其立足于世界之林所做的贡献，反过来为中国敲醒警钟，督促中国青年学习真知识，用心念书，为中国之崛起而读书。对英国正面形象的塑造，其实隐藏着中国作为注视者对自身的反思，如文中马威对家国的思考后得出“把纸旗子放下，去读书，去做事；和把失恋的悲号止住，看看自己的志愿，责任，事业，时今日中国的青年的两付好药”，借马威之口来激励中国青年。
《二马》中曾写道：“外国人见了别人遇难，是拼命去救的，他们不管你是白脸人，黑脸人，还是绿脸人，一样的拯救”，而中国人呢？“中国人见了别人有危险，是躲得越远越好，因为我们的教育是一种独善其身的教育”[3]。这段描写出现在马威与李子荣关于温都姑娘的争论中，马威认为玛力救老马是因为对他有情，李子荣就用这番话敲醒他。首先，英国人是李子荣（更进一步是作者）眼中的他者，而注视者则是与之相对的中国人形象，作品中高度肯定外国人（包括英国人）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美好品质，反过来，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人民见死不救的麻木的看客心态。英国现实形象被李子荣、老舍为代表的中国人看作是优越于本民族的，对这一他者形象的正面描述，反衬中国本民族的低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说呈现出一种“狂热”的态度。
综上所述，对英国的正面的他者形象的肯定背后，传递的是对中国这个注视者自身形象的不满与否定，而英国这些积极的方面也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作者表面上是塑造英国的正面形象，隐藏在其后的是为中国这个处于水深火热的古老民族的重振寻求出路。
第二种基本态度：憎恶
与本土文化相比，异国文化现实被视为低下和负面的，对它就有一种憎恶之情，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又发展出一种正面的增值，一种对本土文化所做的全部或部分地幻象。[4]简而言之，就是作品中对英国形象的反面刻画，体现了对这个民族一定程度上的厌恶与讽刺，反过来或多或少地提升了中国这个注视者的形象。
对以英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批判，马威就曾在公园散心时愤慨过，“帝国主义不是瞎吹的，不专是夺了人家的地方，灭了人家的国家，也真的跋人家的东西都拿来，加一番研究……他们不专是在军事上霸道，他们的知识也真高！”[5]，这样一番评论将对帝国主义掠夺性的不满表达地淋漓尽致。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旧文化逐渐走向僵化和解体的阶段，而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西方文明此时正在寻求对外的侵略和扩张，致使中西呈现不相容的景象，马威作为中国青年的代表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他们日后挑起解救中国的大梁奠定了基础。
我“看”他者，但他者的形象也传递了我自己的某个形象。这就是说，在否定英国的自大、狭隘的爱国主义形象的同时，隐藏在背后的是作者对本国家、本民族的热爱之情，以及对国家摆脱软弱劣等形象的美好希冀。
第三种基本态度：友善
异国文化现实被视为正面的，它来到一个注视者文化中，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注視者文化是接受者文化，它自身也同样被视为正面的。这种相互的尊重，这种为对方所认可的正面增值有一个名称：“友善”[6]。友善是惟一真正双向的交流，也就是说作者在言说英国形象是客观冷静的，没有明显的感情倾向。
老舍先生说英国人是事事讲法律的，履行条件，便完事大吉，不管别的；英国的办法是人情是人情，买卖是买卖；游戏是英国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从游戏中英国人得到很多训练：服从，忍耐，守秩序，爱团体等等；英国人还有两件离不开身的宝贝——律师，医生。说这些话的老舍并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看不到英国人身上一点好处，反而是持一种客观态度呈现英国值得我们学习之处，他们有着较强的法律意识，他们公私分明，他们严谨一丝不苟，他们重视教育，这些正是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缺少的优秀品质。 在这种关系中，英国作为他者，其形象是正面的、积极的，对注视着的中国是有着一定影响力的，而注视者作为一种接受者的文化，自身也是客观的形象，注视者与他者地位平等，平和地对话，友善地交流，注重的是互相影响、互相进步，这样的交流才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形象间应有的正确的方式。
老舍在作品中塑造了英国的他者形象，同时也向我们传递了中国作为注视者的形象，而形象必然是文化的描述，隐藏在背后的是作者在为处于危亡时刻的中华民族寻求和探索一条出路。
注釋：
[1]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41
[2]老舍.老舍作品经典[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94
[3]老舍.老舍作品经典[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142-143
[4]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42
[5]老舍.老舍作品经典[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193
[6]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42
参考文献：
[1]老舍.老舍作品经典[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1.
[2]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老舍.我怎样写《二马》[M]//老舍.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乐黛云，张辉.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5]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7.
[6]关纪新.老舍民族观探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4.
[7]黄宇.从《二马》看英国文化对老舍的影响[J].湖南社会科学.2003.3.
[8]徐瑶华.老舍《二马》中的英国形象[J].名作欣赏.2015.2.
[9]魏开宏.浅析《二马》中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他者”形象[J].当代小说.2008.12.
[10]刘志丽.走进英国人生活的中国家庭[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作者简介：张鸽，女，汉族，1992—，山东平度，青岛大学（在读），2011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关键词】：《二马》；英国形象；他者；注视者；互动性
老舍先生的《二马》这部作品是他赴英国任教期间所著的三篇作品之一，写的是中国人马氏父子旅居英国所发生的嬉笑怒骂之事，它满足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要求，中国人所认识到的或描绘的英国人及英国的“他者”形象，中国则是作为“注视者”存在的，这符合跨越性，也由于老舍本人的实际经历与当时时代的大背景，让这部作品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气质。
他者形象是注视者建构出来的，它往往是注视者眼中所投射出来的产物。而所谓的注视者其实就是形象的想象者和创建者，建构他者形象的过程也是注视者发现自我和认识自我的过程，每一种他者形象的生成总是伴随着注视者自我形象的建构，二者相互发现、相互证明、相互补充。这一点用比较文学术语表述就是“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这便是“我”与“他者”互动性关系，也是本文研究能进行的理论根据与理论支柱。他者形象实际上作为一种思想交往、对话和文学交流，这种交流应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这种交流有三种基本态度，它们支配了对他者的描述。
第一种基本态度：狂热
异国文化现实被一个作家或集体视作是优越于本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这种优越性全部或部分地影响到异国文化。其结果是本土文化、注视者文化被这个作家或集团视作是低劣的。对应于异国文化的正面增值，就是对本土文化的贬低。在此情况下，这个作家或集团就表现出一种“狂热”来[1]。那么在这种态度的影响下，《二马》中对英国形象的刻画是积极的、正面的，并且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在描绘这些正面形象时，总是伴随着与中国的对比出现的。
老舍在小说中借凯瑟琳之口，肯定了英国，她说“英国真有几位真念书的，真人才，这几位真人才便叫英国站的住脚……中国人的毛病是不念书，中国所以不如英国的，就是连一个真念书的人物也没有”[2]，都说知识改变世界，作者就是将英国作为榜样、模范，赞赏英国的杰出知识分子为英国的强大、为其立足于世界之林所做的贡献，反过来为中国敲醒警钟，督促中国青年学习真知识，用心念书，为中国之崛起而读书。对英国正面形象的塑造，其实隐藏着中国作为注视者对自身的反思，如文中马威对家国的思考后得出“把纸旗子放下，去读书，去做事；和把失恋的悲号止住，看看自己的志愿，责任，事业，时今日中国的青年的两付好药”，借马威之口来激励中国青年。
《二马》中曾写道：“外国人见了别人遇难，是拼命去救的，他们不管你是白脸人，黑脸人，还是绿脸人，一样的拯救”，而中国人呢？“中国人见了别人有危险，是躲得越远越好，因为我们的教育是一种独善其身的教育”[3]。这段描写出现在马威与李子荣关于温都姑娘的争论中，马威认为玛力救老马是因为对他有情，李子荣就用这番话敲醒他。首先，英国人是李子荣（更进一步是作者）眼中的他者，而注视者则是与之相对的中国人形象，作品中高度肯定外国人（包括英国人）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美好品质，反过来，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人民见死不救的麻木的看客心态。英国现实形象被李子荣、老舍为代表的中国人看作是优越于本民族的，对这一他者形象的正面描述，反衬中国本民族的低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说呈现出一种“狂热”的态度。
综上所述，对英国的正面的他者形象的肯定背后，传递的是对中国这个注视者自身形象的不满与否定，而英国这些积极的方面也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作者表面上是塑造英国的正面形象，隐藏在其后的是为中国这个处于水深火热的古老民族的重振寻求出路。
第二种基本态度：憎恶
与本土文化相比，异国文化现实被视为低下和负面的，对它就有一种憎恶之情，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又发展出一种正面的增值，一种对本土文化所做的全部或部分地幻象。[4]简而言之，就是作品中对英国形象的反面刻画，体现了对这个民族一定程度上的厌恶与讽刺，反过来或多或少地提升了中国这个注视者的形象。
对以英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批判，马威就曾在公园散心时愤慨过，“帝国主义不是瞎吹的，不专是夺了人家的地方，灭了人家的国家，也真的跋人家的东西都拿来，加一番研究……他们不专是在军事上霸道，他们的知识也真高！”[5]，这样一番评论将对帝国主义掠夺性的不满表达地淋漓尽致。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旧文化逐渐走向僵化和解体的阶段，而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西方文明此时正在寻求对外的侵略和扩张，致使中西呈现不相容的景象，马威作为中国青年的代表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他们日后挑起解救中国的大梁奠定了基础。
我“看”他者，但他者的形象也传递了我自己的某个形象。这就是说，在否定英国的自大、狭隘的爱国主义形象的同时，隐藏在背后的是作者对本国家、本民族的热爱之情，以及对国家摆脱软弱劣等形象的美好希冀。
第三种基本态度：友善
异国文化现实被视为正面的，它来到一个注视者文化中，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注視者文化是接受者文化，它自身也同样被视为正面的。这种相互的尊重，这种为对方所认可的正面增值有一个名称：“友善”[6]。友善是惟一真正双向的交流，也就是说作者在言说英国形象是客观冷静的，没有明显的感情倾向。
老舍先生说英国人是事事讲法律的，履行条件，便完事大吉，不管别的；英国的办法是人情是人情，买卖是买卖；游戏是英国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从游戏中英国人得到很多训练：服从，忍耐，守秩序，爱团体等等；英国人还有两件离不开身的宝贝——律师，医生。说这些话的老舍并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看不到英国人身上一点好处，反而是持一种客观态度呈现英国值得我们学习之处，他们有着较强的法律意识，他们公私分明，他们严谨一丝不苟，他们重视教育，这些正是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缺少的优秀品质。 在这种关系中，英国作为他者，其形象是正面的、积极的，对注视着的中国是有着一定影响力的，而注视者作为一种接受者的文化，自身也是客观的形象，注视者与他者地位平等，平和地对话，友善地交流，注重的是互相影响、互相进步，这样的交流才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形象间应有的正确的方式。
老舍在作品中塑造了英国的他者形象，同时也向我们传递了中国作为注视者的形象，而形象必然是文化的描述，隐藏在背后的是作者在为处于危亡时刻的中华民族寻求和探索一条出路。
注釋：
[1]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41
[2]老舍.老舍作品经典[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94
[3]老舍.老舍作品经典[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142-143
[4]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42
[5]老舍.老舍作品经典[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193
[6]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42
参考文献：
[1]老舍.老舍作品经典[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1.
[2]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老舍.我怎样写《二马》[M]//老舍.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乐黛云，张辉.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5]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7.
[6]关纪新.老舍民族观探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4.
[7]黄宇.从《二马》看英国文化对老舍的影响[J].湖南社会科学.2003.3.
[8]徐瑶华.老舍《二马》中的英国形象[J].名作欣赏.2015.2.
[9]魏开宏.浅析《二马》中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他者”形象[J].当代小说.2008.12.
[10]刘志丽.走进英国人生活的中国家庭[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作者简介：张鸽，女，汉族，1992—，山东平度，青岛大学（在读），2011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