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去审美化阅读模式”大行其道。“偏离了‘审美阅读’对文学的情感性、想象性和心灵性的体悟，而更多的关注文学之外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政治问题，”“自1960年代以来，文学阅读已经普遍地‘向外转，越来越功利化，越来越理论化，越来越去审美化’。”[1]重揚“审美”的旗帜，重构文学审美阅读的主导地位成为当务之急。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名著《红与黑》[2]有一则卷头语：世界是一个大笼子，挑出坏的，笼子里也不那么热闹了。世界就是由千奇百怪，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笼子组成的。作家把数个心中设定的人物放在一个笼子里让其表演，也成了一个惯常的手法。《羊脂球》是莫泊桑短篇小说中的经典之作。也是笼子式小说结构的鼻祖。故事讲述一八七零年普法战争期间，几个欲逃离战争的人的一段旅途。逃离者从不同的地方来，聚集到一辆马车上。大家分属不同的阶层，在逃离的过程中表现自然各不相同。有夫之妇，知道了“羊脂球”是妓女出身，觉得有必要彰显一下自己有夫之妇的身份，眼睛看着天上；革命青年看着“羊脂球”肤若凝脂，美若天仙，开始了自己的意淫；修女，觉得自己是代表上帝，是纯洁的，咧着架子躲避，只恨驿车太小，生怕羊脂球玷污了她们。但当饥饿无情地袭来时，活命成为第一需要，羊脂球带来的食物让这些人有了符合个人身份的表演。有趣的是：自认为身份尊贵的人并不比身份低下的人更有修养。当驿车穿过敌占区时，被一名普鲁士军官扣留。普鲁士军官一定要妓女“羊脂球”陪他过夜，否则驿车就不能通过。“羊脂球”——她本来就是个靠出卖肉体赚钱的妓女，为了什么原因，爱国？——断然拒绝了他。但是“羊脂球”若不陪普鲁士军官睡觉，驿车就不得通过。生死存亡的关头，整个驿车上所有的人：有着崇高婚姻的富豪夫妇，有着崇高理想的革命青年，有着崇高境界的修女，都以各自符合自己身份的方式劝说羊脂球出卖肉体。特别高潮的地方是，当需要大家都瞧不起的、身份最为卑微的妓女“羊脂球”为大家作出牺牲时，那些所谓尊贵的人们没有一个愿意或者敢于站出来伸张正义，反而自觉不自觉地鼓励，怂恿她牺牲自己；不但不担当甚至一点付出都没有，在危机过后便忘恩于前了。小说情节安排精妙，人物描写更是惟妙惟肖，令人叹为观止。 一群富贵清高的上层人士，一群道貌岸然的精英分子，一群华丽的富贵太太，一对狼狈为奸的富商夫妇。他们为了面包和牛奶，阿谀奉承，他们为了活命，出卖同胞，出卖自己的救命恩人。 他们似乎也都有着一颗荣辱之心，一颗懂得爱恨情仇之心，一颗不受欺侮的心。但这一些都是遮羞布，在危难临头之际遮羞布被一扯而弃露出了赤裸裸的丑恶灵魂。 作者用一个不愿委身于侵略者、地位卑微的妓女和当时的一些上层人士作对比；以经过关卡前“羊脂球”把提篮里的东西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和经过关卡后他们对她的一屑不顾作鲜明对比。这些即是人性的对照，另外也是对爱国方式的对比。小说以“羊脂球”这样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妓女形象为代表，歌颂了法国人民敢于反抗普鲁土侵略者的凛然正气，以及他们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情操和善良热情，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故事以“羊脂球”被同车旅伴推入火坑的丑恶事件为中心，揭露了法国统治阶级的代表——商人、贵族、厂长兼参议员、修女及民主党人等上流社会的各种角色——在强敌压境、国家危急的严重时刻，首先考虑的不是国家的脸面，民族的尊严，而是个人的安危和金钱上的得失。当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是不折不扣的保命哲学，口里还堂而皇之地说什么“遇到最强大的人是永远不应抵抗的”。尽管他们懂得，敌人的无理要求，是对法国和法国人民的羞辱与侵害，他们表面上显出一副怒不可遏的架势，然而实际上，在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这些“爱护名誉”的权威人士没有片刻犹豫，立即倒向敌人一边，双手把“羊脂球”奉献给敌人去蹂躏。尤其令人愤慨的是两个所谓代表上帝的修女也为虎作伥。至于嘴里哼着《马赛曲》、抵抗高调唱得震天响的民主党人高尼岱，不费吹灰之力就收到了“坐享其成，暗中获利”的好处。这一些鲜明而生动地表现了那些双手插在口袋里弄得钱币叮当响的体面人物和社会上的各种反动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丑行，具有极大的概括意义。
　　《女大学生宿舍》[3]把市长女儿辛甘，被称为“下里巴人”的部长晚女骆雪，身世坎坷的美女匡筐以及追求上进，爱打小报告的“谍报员”宋歌放在女大学生宿舍这个“笼子”里，一场大戏就此拉开了。为争宿舍上下铺匡筐和辛甘怒目相向；辛甘娇生惯养，飞扬跋扈，非要抢占匡筐已用的下铺，而匡筐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各自显现了性情和家世。“下里巴人”的外号印证了骆雪的为人，她穿着朴素，举止委婉典雅，与世无争。要不是一个偶然的失误，让人怎么能相信，她竟然是德高望重的部长的晚女呢？匡筐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她的爸爸是很有爱心和才华的青年。他十七岁就以自己的文学处女作成为文坛新星并受到邻居美女的倾慕而成婚。婚后，才俊青年为妻子补习功课，在爱情结晶——匡筐出生八个月时，妻子如愿考入首都的一所大学。抚育女儿的重担，生活的艰辛，使她的爸爸放弃了创作；经济窘迫，饮食粗糙又使爸爸疾病缠身。雪上加霜，妻子毕业后并没有回到急需她的爱巢，而为了离开这个贫病交加的累赘，妻子竟将丈夫对三年困难时期原因的一些言论和盘端出。最后妻子远走高飞，去过幸福生活去了；丈夫却被发配去农场改造思想。由于宋歌的偏见，匡筐在最需要的时候助学金被降了级而被迫到建筑工地卖苦力。没想到，辛甘寄到家中的同宿舍姐妹的合照揭出了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辛甘的媽妈——那位市长太太，就是匡筐被抛弃的生母。
　　《绿皮车》[4]也是将一组典型代表人物放在了一个笼子（绿皮车）里，代表着各自的阶层说话。在一条线路上跑了三十五年绿皮车的茶炉工；一群早出晚归两头不见阳光读书的毛伢子；像地下工作者的老情人菜嫂，鱼贩子；缺乏母爱，父亲重病的女学生；朝不保夕，艰难乞讨的残疾人。年迈的茶炉工马上就要退休了，为了贴补家用，除了烧锅炉，他也做小营：五颜六色的水，陈年的瓜子，花生；看不清生产日期的火腿肠和尼龙袋装的歪瓜裂枣。另外也卖些奇怪的玩具：通体发彩光的手电，火烧不烂的袜子以及号称戴三个疗程可以根治各种头痛的帽子。他需要钱，以前需要，现在更需要。老婆有与生俱来的乙肝，前几年又发现再障性贫血；吃药需要钱，吃营养品更需要钱。他有一个儿子，偏偏不务正业，嫌弃养路工苦累脏臭晒，常年旷工，终于被除名。老婆离了娶，娶了离，不是他跟人家过不下去，就是人家和他过不下去。每离一次婚都伤筋动骨，少则三五万，多则十几万，真是家家一本难念的经。菜嫂和鱼贩子相互钟情许多年了，由于子女的反对，只有到城里贩鱼卖菜时才讨得几分亲热，不知这种生活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没有下肢的残疾矮子，靠给人唱歌，翻筋斗，取笑自己换得一点温饱，脸上挂笑，心里悲苦。雀儿一般的毛伢子为了上所谓的好学校，每天天不亮就出家门。特别是冬天，，吸着鼻子，戴着手套，缩着脖子爬上冷冰冰的绿皮车。终于下课放学气喘吁吁一路打闹，却不敢耽误，在发车的最后一刻，跑进站台搭上末班车。而夏天里男生女生，前胸后背一片汗湿。其中一个秀气的女娃，父亲重病，母亲离家出走，在车上来了例假都不自知。好心的菜嫂心疼没人管的女娃，教她打理自己。在下车的最后一刻大家悄悄地把自己奇缺的十块八块的钱塞在女娃的书包里。 　　《绿皮车》以一个茶炉工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为线索，详尽地展示了一个绿皮车（短途慢车）的普通生活场景。既然是当下日常生活的观照，那么小说形态自然就像生活的表象一样，平实而琐屑。但是，为什么这个看似波澜不惊的普通人物的生活片段，能在不经意间深深地触动读者的心弦呢？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小说选择了一个特殊的人生时刻和一个特定的生活场景来表现底层社会，从而显得意味深长，这当然也得益于这种笼子式的结构。
　　看看“绿皮车”这个特定的生活场景。一般而言，小说场景作为一种展示性的描述，在作品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它是“引起兴趣、提出问题的最简便方法”。[5]小说中的“绿皮车”，是专供短途运输的慢车，其实就是底层社会的“冰山一角”。它的乘务员和工人多是妇女和年长者；乘客也多半是三种人：郊区的菜农、读书的孩子和“跑通勤的铁路职工”。他们就像这列过时的绿皮车一样，艰难地运行在无奈的人生轨道上：茶炉工有个常年重病的妻子，还有一个好逸恶劳的不争气的儿子；鱼贩子与菜嫂是对恋人，但是既定的生活之网将他们紧紧罩住，有情人难成眷属；女学生因为父母的离异而无人照看。虽然对于他们的艰难人生，我们只知道一鳞半爪而不明就里，但却很容易联想到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6]
　　然而，运行中的列车毕竟是个特殊的人生空间，它将人们从常态生活的时空轨道中暂时地抛出，偶然地聚合。在这里，人们暂时摆脱了既定的现实利益关系羁绊，可以摘下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带上的种种人格面具，从而为人们显现被现实关系压抑的真实自我和被人格面具遮蔽的本真存在，提供了可能。因而，当这些身肩生活重负的底层人，得知女学生因为父母的离异，不得不独自承受与她年龄不相称的生活压力时，不约而同地投射出同情的目光，并从来之不易的菲薄收入中拿出一些，悄悄塞进女学生的书包。这里深深触动我们的是，在日益功利化的年代，这些底层人并没有因为人生艰难而扭曲心灵，依然存留着金子般的善良本性。
　　再说茶炉工即将退休的特殊人生时刻。对于别人来说，也许这只是个普通的日子，但是对于茶炉工来说却是一个特殊的人生时刻。尽管他跑的绿皮车是一种即将淘汰的列车，他从事的茶炉工也是个行将消失的工种，但是这些似乎并不值得留恋的工作和职位，毕竟布满了他过去的生命印迹。尽管他也知道，退休这一天迟早要来临，但是一旦它确定无疑地摆在自己面前时，还是感到无所适从的落寞，因为列车的环境和工作他已经驾轻就熟，而退休后的生活却一片茫然。更为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家庭的希望支柱，即将迈进退休的门槛，今后的日子……。这种复杂的心境，犹如黄昏光线下的秋天景色，为整篇小说铺上一层淡淡的悲凉底色，使小说的意味蕴藉而悠长。不久的将来，绿皮车将从人们的生活视线中渐渐消逝，但是“冰山一角”下的底层社会依然庞大而坚硬。我們知道，底层社会的艰难人生因为人的“罪性”而绵绵无尽；但我们也相信，底层社会的善良本性因为人的“神性”而不可泯灭。老态龙钟的绿皮车，无疑也是一则城市寓言，一种生活方式的指代。绿皮车（慢车）是一个流动的茶馆，汇聚了芸芸众生相，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隐喻：联想到我们“高歌猛进”的过去和当下，“低回徘徊”是不是也是不可或缺的呢？
　　参考文献：
　　[1]范永康，《“强制阐释”的突破之途》，《东岳论丛》2016年第6期67页.
　　[2]《红与黑》法国，司汤达。译林出版社1993年7月.
　　[3]《芳草》1982年第2期，喻杉.
　　[4]《人民文学》2012年第2期，南翔.
　　[5][英]卢伯克：《小说技巧》，《小说美学经典三种》第53页.
　　[6]《安娜.卡列尼娜》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