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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时期，格调派一脉相承，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就对于性情与格调的关系问题上，清代格调派与明代格调派的观点截然相反，明代格调派主张格调优先，而清代格调派主张性情优先，给诗歌创作注入新的活力。本文旨在总结明清格调派各大家对格调与性情关系的论述，在此基础上分析格调派观点的发展与演变。
【关键词】：格调派；格调；性情
一、明代格调派性情说
明代格调派普遍认为“性情为本，格调优先”。李梦阳是格调派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他的诗论被称为“以情为主”的格调论，“以情为本”实际上是说诗歌要表达真情实感。其在《潜虬山人记》中说：“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其格调说的论诗宗旨。“格古”、“调逸”代表了李梦阳的诗歌审美理想，他强调要学习汉魏盛唐典雅含蓄的表现手法，摹仿其典重雄浑的风格。
格调派另一位领袖何景明关于“诗以情为本”的言论并不多，但是他十分重视作者才性对诗歌风格的决定作用。他说“夫声以窍生，色以质丽，虚其窍，不假声矣实其质，不假色矣。”就是强调学诗要从自身才性出发，而不能求于声色之末。所以他论诗法强调“领会神情，不仿形迹”，主张“舍筏登岸”、“自创一堂室，一户牖，成一家之言”。这里何景明感受到了当时诗歌创作环境中格调的束缚，主张重视才性。
前七子的徐祯卿也重视情感，认为抒写真情实感胜过徒事华藻。他曾这样论述“情”与“格”的关系： “夫情既异其形，固辞当因其势。譬如写物绘色， 倩盼各以其状；随规逐矩，方圆巧获其则。此乃因情立格， 持守圜环之大略也。”他注意到诗人的情感在创作中占主导地位，因而反对机械地泥守旧格，主张规范的确立必须依据情感表達的需要， 即“ 因情立格”，这是他解决“情”与“格” 矛盾冲突的办法。 除了徐祯卿之外，前七子对情感才性的认识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实际创作中他们常常片面强调格调，拘守古法而不依据自己才性盲目屈就古人格调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胡应麟在《诗薮》中描述当时诗坛的状况说“自北地宗师老杜，信阳和之，海岱名流，驰赴云合。而诸公质力，高下强弱不齐，或强才以就格，或困格而附才。故弘、正自二二名世外，五七言律，往往剽袭陈言，规模变调，粗疏涩拗，殊寡成章。”
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逐渐意识到前七子这种做法中存在的问题，都比较重视把对才性情感的重视同对格调的论述结合起来， 力图真正平衡二者的矛盾。王世贞把格调同才情结合起来论述，提出“才剂于格”，“剂”即“相为用”，“才剂于格”是说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才情与格调的作用是相反相成的。“才情”包括情实与才性，一方面格调以情实为主，应当先情实后格调；另一方面格调产生于作者的才性，并且和作者的才性相互制约。王世贞认为情思是格调产生的原因，情实是格调的灵魂，只要“情实谐”，不能“以浮响虚格轻为之加而遂废之”。他说“以气格声响相高，而不根于情实”的诗歌徒有其表，“骤而咏之，若中宫商，阅之若备经纬，己徐而求之，而无有也”，是故在情实与格调的关系中，情实应在格调之先。
但是，王世贞之后的后七子对才情的看法却不尽相同，胡应麟认为诗应当兼顾才与格调。他认为作者的才赋决定作品的格调。就时代而论，一代有一代之才，则一代有一代之格调；就个人而言，一人有一人之才，则一人有一人之格调。李维桢提出要理顺才性与格调的关系，就要把握“适”的原则。王世懋则将性情置于格调之上，认为最重要是“真才实学，本性求情”，可以不理论格调。
由此可以看出，明格调派并非不重视情实与才性的关系，但是他们并未把这种认识贯彻到创作实践中，而是反复强调“法”的重要、尺度的不可移易，可以说格调派在处理主情志和重格调的矛盾时是始终偏向后者的。
二、清代格调派性请说
清初期，诗论家们实现了从明代格调论的格调优先到清代格调论的性情优先的过渡。生于明末清初的陈子龙，对明末“极意空谈”之风十分不满， 立志恢复崇儒复雅之道。陈子龙指出当时士大夫偷安逸乐，致使国势颓败，为诗又以摹拟剽窃为尚，而仅得其“残膏剩粉之资”。他倡举：“诗之本不在是，盖忧时托志者之所作也。苟比兴道备而褒刺义合，虽途歌巷语，亦有取焉。……夫作诗而不足以导扬盛美，刺讥当时，托物联类而见其志，则是《风》不必列十五国，而《雅》不必分大小也。虽工而余不好也。” 在天崩地解的时代变革中，陈子龙己经注意到了明七子的缺陷与弱点，他的“情以独至为真”的审美理想中贯注了时代的内涵，“把忧时与托志联系起来，这就把诗人的性情与社会政治联系在一起，使人一己之性情具有深广的社会政治内涵。”
宋征璧特别强调诗歌要表现诗人的性情，他谈到：“诗家首重性情，此所谓美心也。不然即美言、美貌，何益乎？”“美心”与“美言、美貌”并言，更具内容的含意，以表现“性情”为主，并强调性情之表露，要以自然风流为尚，不特以雕饰为务，故宋氏谓“诗贵自然”。申涵光在《屿舫诗序》中指出：“诗以道性情，性情之事无所附会。”认为诗歌应以表达自己的真性真情为本，他指出：“诗不真，即雕绘满眼，只瑾钱木偶耳。”基于此，他反对七子派末流剽窃模拟的弊端，对于他们“性情之灵障于浮藻”而颇为不满。
清初格调论者对性情的关注，一方面是对明代格调论重视性情的呼应，另一方面又在性情中注入了更为丰富的诗学内涵，并将其在格调论诗学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出来，显示了清代格调论诗学在起始阶段就展示出不同于明代格调论的特色。
重视性情，性情优先贯穿于整个清代诗学史。清代格调派领袖沈德潜论诗，首论性情。他指出：“性情面目，人人各具。读太白诗，如见其脱屣千乘。读少陵诗，如见其忧国伤时。其世不我容，爱才若渴者，昌黎之诗也。其嬉笔怒骂，风流儒雅者，东坡之诗也。即下而贾岛、李洞辈，拈其一章一句，无不有贾岛、李洞者存。倘词可馈贫，工同帨，而性情面目，隐而不见，何以使尚友古人者，读其书、想见其人乎？”所谓“性情面目，人人各具”，其涵义指诗歌是表达诗人性情的工具，而诗人的性情，又各不相同，具有独特性。因此，诗人的性情不同，决定着诗歌的面貌也不会相同。沈德潜在这里不仅从作诗者的角度重申这一理论，而且还从读诗者的角度来阐述。在他看来，作诗者不仅要抒写真性情，而且还要做到使读诗者通过吟咏诗歌，从而能够想见作诗者的独特之面目，这样无疑增加了写诗的难度。显而易见，这比单纯强调诗本性情说又深入了一层。由于对诗本性情的重视，沈德潜对于那些作诗不注重性情，反而在格律声调方面下功夫的做法予以否定，他说“工夫在诗外也”，也就是指诗歌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体现在格律对仗等外在形式方面，而是体现在作诗者的性情和才华上，也就是“不可磨灭之概与挹注不尽之源”。同时，作为一位诗选家，沈德潜在评价诗人诗作时，往往也是首先从性情角度着眼。
三、结语
才情决定格调，格调规范才情。二者性质不同，但又不可分割。这是基本的关系，也为各位论家所认同。但是，由于格调论者的终极目的是要复归于古典诗歌的审美理想，古典诗歌的审美法则始终横隔在创作主体的才情之前，因此，他们的创作实践总是表现才以就格，甚至导致才情的完全失落。由以上材料的收集与分析可以看出，作为创作实际的反思，也于当时个性思潮的影响，不同时期的论家在强调二者关系有不同的侧重，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不尽一致，各人对矛盾解决办法也见仁见智。性情决定格调，格调规范性情。诗歌创作在于反映诗人的“真性情”，而格调则是规范诗人性情在合理范围之内的尺度标准。
参考文献：
[1] 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蔡景康.明代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箱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张婷，女，汉族，1991—，山东寿光人，青岛大学，2015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关键词】：格调派；格调；性情
一、明代格调派性情说
明代格调派普遍认为“性情为本，格调优先”。李梦阳是格调派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他的诗论被称为“以情为主”的格调论，“以情为本”实际上是说诗歌要表达真情实感。其在《潜虬山人记》中说：“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其格调说的论诗宗旨。“格古”、“调逸”代表了李梦阳的诗歌审美理想，他强调要学习汉魏盛唐典雅含蓄的表现手法，摹仿其典重雄浑的风格。
格调派另一位领袖何景明关于“诗以情为本”的言论并不多，但是他十分重视作者才性对诗歌风格的决定作用。他说“夫声以窍生，色以质丽，虚其窍，不假声矣实其质，不假色矣。”就是强调学诗要从自身才性出发，而不能求于声色之末。所以他论诗法强调“领会神情，不仿形迹”，主张“舍筏登岸”、“自创一堂室，一户牖，成一家之言”。这里何景明感受到了当时诗歌创作环境中格调的束缚，主张重视才性。
前七子的徐祯卿也重视情感，认为抒写真情实感胜过徒事华藻。他曾这样论述“情”与“格”的关系： “夫情既异其形，固辞当因其势。譬如写物绘色， 倩盼各以其状；随规逐矩，方圆巧获其则。此乃因情立格， 持守圜环之大略也。”他注意到诗人的情感在创作中占主导地位，因而反对机械地泥守旧格，主张规范的确立必须依据情感表達的需要， 即“ 因情立格”，这是他解决“情”与“格” 矛盾冲突的办法。 除了徐祯卿之外，前七子对情感才性的认识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实际创作中他们常常片面强调格调，拘守古法而不依据自己才性盲目屈就古人格调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胡应麟在《诗薮》中描述当时诗坛的状况说“自北地宗师老杜，信阳和之，海岱名流，驰赴云合。而诸公质力，高下强弱不齐，或强才以就格，或困格而附才。故弘、正自二二名世外，五七言律，往往剽袭陈言，规模变调，粗疏涩拗，殊寡成章。”
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逐渐意识到前七子这种做法中存在的问题，都比较重视把对才性情感的重视同对格调的论述结合起来， 力图真正平衡二者的矛盾。王世贞把格调同才情结合起来论述，提出“才剂于格”，“剂”即“相为用”，“才剂于格”是说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才情与格调的作用是相反相成的。“才情”包括情实与才性，一方面格调以情实为主，应当先情实后格调；另一方面格调产生于作者的才性，并且和作者的才性相互制约。王世贞认为情思是格调产生的原因，情实是格调的灵魂，只要“情实谐”，不能“以浮响虚格轻为之加而遂废之”。他说“以气格声响相高，而不根于情实”的诗歌徒有其表，“骤而咏之，若中宫商，阅之若备经纬，己徐而求之，而无有也”，是故在情实与格调的关系中，情实应在格调之先。
但是，王世贞之后的后七子对才情的看法却不尽相同，胡应麟认为诗应当兼顾才与格调。他认为作者的才赋决定作品的格调。就时代而论，一代有一代之才，则一代有一代之格调；就个人而言，一人有一人之才，则一人有一人之格调。李维桢提出要理顺才性与格调的关系，就要把握“适”的原则。王世懋则将性情置于格调之上，认为最重要是“真才实学，本性求情”，可以不理论格调。
由此可以看出，明格调派并非不重视情实与才性的关系，但是他们并未把这种认识贯彻到创作实践中，而是反复强调“法”的重要、尺度的不可移易，可以说格调派在处理主情志和重格调的矛盾时是始终偏向后者的。
二、清代格调派性请说
清初期，诗论家们实现了从明代格调论的格调优先到清代格调论的性情优先的过渡。生于明末清初的陈子龙，对明末“极意空谈”之风十分不满， 立志恢复崇儒复雅之道。陈子龙指出当时士大夫偷安逸乐，致使国势颓败，为诗又以摹拟剽窃为尚，而仅得其“残膏剩粉之资”。他倡举：“诗之本不在是，盖忧时托志者之所作也。苟比兴道备而褒刺义合，虽途歌巷语，亦有取焉。……夫作诗而不足以导扬盛美，刺讥当时，托物联类而见其志，则是《风》不必列十五国，而《雅》不必分大小也。虽工而余不好也。” 在天崩地解的时代变革中，陈子龙己经注意到了明七子的缺陷与弱点，他的“情以独至为真”的审美理想中贯注了时代的内涵，“把忧时与托志联系起来，这就把诗人的性情与社会政治联系在一起，使人一己之性情具有深广的社会政治内涵。”
宋征璧特别强调诗歌要表现诗人的性情，他谈到：“诗家首重性情，此所谓美心也。不然即美言、美貌，何益乎？”“美心”与“美言、美貌”并言，更具内容的含意，以表现“性情”为主，并强调性情之表露，要以自然风流为尚，不特以雕饰为务，故宋氏谓“诗贵自然”。申涵光在《屿舫诗序》中指出：“诗以道性情，性情之事无所附会。”认为诗歌应以表达自己的真性真情为本，他指出：“诗不真，即雕绘满眼，只瑾钱木偶耳。”基于此，他反对七子派末流剽窃模拟的弊端，对于他们“性情之灵障于浮藻”而颇为不满。
清初格调论者对性情的关注，一方面是对明代格调论重视性情的呼应，另一方面又在性情中注入了更为丰富的诗学内涵，并将其在格调论诗学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出来，显示了清代格调论诗学在起始阶段就展示出不同于明代格调论的特色。
重视性情，性情优先贯穿于整个清代诗学史。清代格调派领袖沈德潜论诗，首论性情。他指出：“性情面目，人人各具。读太白诗，如见其脱屣千乘。读少陵诗，如见其忧国伤时。其世不我容，爱才若渴者，昌黎之诗也。其嬉笔怒骂，风流儒雅者，东坡之诗也。即下而贾岛、李洞辈，拈其一章一句，无不有贾岛、李洞者存。倘词可馈贫，工同帨，而性情面目，隐而不见，何以使尚友古人者，读其书、想见其人乎？”所谓“性情面目，人人各具”，其涵义指诗歌是表达诗人性情的工具，而诗人的性情，又各不相同，具有独特性。因此，诗人的性情不同，决定着诗歌的面貌也不会相同。沈德潜在这里不仅从作诗者的角度重申这一理论，而且还从读诗者的角度来阐述。在他看来，作诗者不仅要抒写真性情，而且还要做到使读诗者通过吟咏诗歌，从而能够想见作诗者的独特之面目，这样无疑增加了写诗的难度。显而易见，这比单纯强调诗本性情说又深入了一层。由于对诗本性情的重视，沈德潜对于那些作诗不注重性情，反而在格律声调方面下功夫的做法予以否定，他说“工夫在诗外也”，也就是指诗歌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体现在格律对仗等外在形式方面，而是体现在作诗者的性情和才华上，也就是“不可磨灭之概与挹注不尽之源”。同时，作为一位诗选家，沈德潜在评价诗人诗作时，往往也是首先从性情角度着眼。
三、结语
才情决定格调，格调规范才情。二者性质不同，但又不可分割。这是基本的关系，也为各位论家所认同。但是，由于格调论者的终极目的是要复归于古典诗歌的审美理想，古典诗歌的审美法则始终横隔在创作主体的才情之前，因此，他们的创作实践总是表现才以就格，甚至导致才情的完全失落。由以上材料的收集与分析可以看出，作为创作实际的反思，也于当时个性思潮的影响，不同时期的论家在强调二者关系有不同的侧重，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不尽一致，各人对矛盾解决办法也见仁见智。性情决定格调，格调规范性情。诗歌创作在于反映诗人的“真性情”，而格调则是规范诗人性情在合理范围之内的尺度标准。
参考文献：
[1] 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蔡景康.明代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箱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张婷，女，汉族，1991—，山东寿光人，青岛大学，2015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