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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连续两个季度保持平稳，整体增速保持在7.4%。从增长态势上看，全年经济增速达到7.5%的难度已不大。下半年，要在防范金融体系、实体经济、政府债务三种风险相互交织的情况下，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要建立新的宏观调控方式，在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过程中促进经济稳中求进。
建立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宏观调控新方式
建立新的宏观调控方式的实质是重塑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前是排斥市场作用的宏观调控方式。1978年至1992年是发挥市场局部性作用的宏观调控方式。1992年至2013年是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宏观调控方式。在这两个阶段，宏观调控体制中的政府与市场是一种纵向关系：市场居下，政府居上。虽然市场广泛发挥作用，企业也基本独立于政府，但政府仍然主导着资源配置，市场只是实现政府目标的工具。市场被政府的调控目标所扭曲，不仅不能保证经济稳定增长还会增加一些不确定因素。
当前，通过进一步增发货币、国有企业逆势扩张、政府举债搞基建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已难以为继。在防范风险中促进中国经济的稳中求进，就必须要建立并坚持新的宏观调控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宏观调控方式。市场的作用从基础性上升为决定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根本性转换。在新阶段的宏观调控体制中，市场居于上、政府居于下。其主要特征是：政府不再通过大规模政府投资、大规模注入货币、大规模支持出口、大规模招商引资推动经济增长，而是要通过多种市场化举措促进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
一是市场化举措，就是打破束缚市场配置资源的行政性束缚。其本质在于，政府不再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经济增长由依靠政府的主导转变为依靠市场主体在市场的协调下发力。政府要下放权力，能够由企业自主决定的，政府都不再干涉；能够由市场有效调节的，政府都不再限制。具体而言，包括打破区域间行政垄断，打破城乡间二元分割，打破产业间国有企业垄断，打破进出口、引进外资与走出去的地区性优惠性措施与行政限制，打破对生产要素价格的束缚。实现资源在全社会各生产部门间的充分流转，让个体具备配置资源的空间与能力。
二是差异化举措，就是对不同的主体采取不同的举措，让有效率的企业能够胜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通过等价交换的公平规则，在自由竞争中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先期成功的企业因具有规模效应相较于新近创办的企业更具有优势，因此需要差异化措施实现竞争机会的均等。具体而言，包括区域差异化政策、农村经济保护政策、小微企业帮扶政策、瓶颈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政策、结构性减税政策等。
三是公共化举措，就是提供普遍而均等的公共品。一方面，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本身的内涵就要求公共资源的普遍与均等。另一方面，只有在政府不再成为经济增长中心的条件下，政府才会普遍并均等地提供公共资源，两者常常是冲突的。具体而言，包括公共服务、民生支出、转移支付在区域与城乡均等化。
按照宏观调控新方式稳定增长速度
当前中国经济治理任务在“量”的层面是稳定增长速度。一方面，稳增长本身就是目标。只有将资本品积累速度稳定在较高水平，才能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消化新增就业人口。只有将最终消费品生产稳定在较高速度，才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面，穩增长也是调整经济结构的前提。调结构需要有一个较为良好的增长环境。如果增长速度下滑太快，调结构实际上很难顺利进行。在中国经济已经企稳而系统性风险不断加大的情况下，2014年下半年应当采用新的宏观调控方式稳定经济增长速度。
确立稳定增长速度的新目标。 在新的宏观调控方式下，稳增长的目标与过去简单的保“八”有两大不同。一是下调经济增速的年度预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目标设定在7.5%左右，是理性和符合实际的。在原有增长动力已遭遇严重瓶颈，产能过剩、地方债务膨胀等问题日益显现的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5%左右实属不易。应该说，7.5%左右的增长是一个既能保障就业与收入，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合理增长速度。二是扩大增长目标弹性并区间化。市场是在不断波动中发挥引导资源配置作用的。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条件下，我们不应设定刚性基准，而应扩大弹性范围，为发挥市场的作用留出空间。例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是7.5%“左右”，通货膨胀控制目标是3.5%“左右”等。在区间内，将不再依靠政府救市而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
实行稳定增长速度的新思路。用宏观调控新方式稳增长，思路与过去保增长不同。政府不再使用短期的刺激政策，而是要把稳增长与经济长期的持续发展，也就是由市场牵引的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用“质”变促进“量”变。政府不再过分依靠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而是强调去“杠杆化”与去“行政化”，更充分利用市场化改革的“红利”。一般不扩大赤字和松动货币投放，避免引发通货膨胀和政府过高负债。
一是货币政策必须转向盘活存量为主，不再通过增发货币向经济注水。应采取市场化举措，加速利率市场化改革、打破金融市场垄断，倒逼金融体系中的货币存量注入实体经济，发挥存量货币作用。应采取差异化举措，充分利用央行当前累积的大量存款准备金，以定向降准、央行专项贷款为渠道，支持小微企业、三农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现行金融体制中借贷约束强的企业，以优化经济结构。
二是财政政策必须转向盘活存量为主，不再过分依靠土地与借债获取财政收入，不再采用大一统式、全面启动的政府投资。应采取市场化举措，减少财政资金对经济建设的直接投入，更多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公共品供给，通过国有资产变现化解财政债务负担。应采取差异化举措，减少政府三公经费开支，通过结构性减税和定向政府投资，将节约的政府资源集中在供给存在短缺而私人难以承担的领域，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具体而言，应集中于限制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瓶颈，如技术创新领域、民生亟需领域、必要的基础设施领域。即便在基础设施领域也应突出重点，政府应注重于棚户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和西部铁路、城际铁路及地铁建设等关乎长远利益并有利于化解供给短缺的投资。 三是稳投资必须转向盘活存量为主。当前通过出口和消费稳定经济增长较为困难，因此稳增长的关键在于稳投资。政府主导的先融资再投资的常态化思路已难以为继，应注重发挥社会中存量资本的作用，鼓励民营资本投资。采取市场化举措：进一步调整法律体系，取消歧视民营资本的法律规定，平等保护民营资本产权；进一步打破垄断，金融、铁路、石油、电力等垄断性部门须更大程度向民营资本放开，建立混合经济体制。应实施差异化举措，对风险大或平均利润率低但社会需求大的部门，如高科技产业与三农产业，政府应通过差异化的财政政策与差异化的货币政策，通过定向补贴或融资支持予以支持，发挥汲水效应。
达到增长速度稳定的新常态。如果说下调经济增速的年度目标是经济转型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短期选择，那么增速稳定的新常态则是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中长期经济增速的必然表现。在当前阶段，扩大消费比重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它既是让民众受惠于增长的前提，也是在外需消退时扩大内需的要求。增长的新常态，是均衡条件下消费比重的扩大，必然会减少积累比例，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应当允许经济的长期增长从高速下调至中高速。在城乡、区域、阶层间实施平等化公共服务，让居民更多获得社会福利。
按照宏观调控新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当前中国经济治理任务在“质”的层面是调整经济结构。在需求层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外需锐减，内部消费需求因居民收入低而难以启动。在供给层面，当前青壮劳动力已经短缺，劳动力工资迅速上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迅速丧失。在分配层面，原有经济结构制约人民生活水平提升。
经济结构调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同期性结构调整。这种结构调整是常态化、即时性的，是针对生产部门间的局部失衡。二是升级性结构调整。其原因在于支撑原有经济结构的要素条件发生根本变化。当前中国经济要完成的是升级性结构调整，其任务是要打造升级版的中国经济。这种结构调整是换代性的，大约十到二十年才发生一次，包含需求、分配、生产三个层面，三者互相影响、互为一体。
一是需求结构的升级调整，涉及出口、消费与投资间的支出比例。当前中国经济应从过分依赖外需转变为更多依靠内需，在内需中又要从更多依赖政府投资转向更多依靠民间投资与个人消费。要采取三项措施。一是市场化举措。取消对商品进口与出口、资本进入与流出的限制与优惠政策，实现汇率与货币相对购买力相符合。在外需有限且疲弱的情况下，政府不宜再通过退税、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出口，而应在市场的自由竞争中让企业自主选择是商品出口还是商品内销、是对外投资还是对内投资，适应需求条件的新变化，达到国际收支平衡。二是采取差异化举措。面对外需，应更多支持高附加值、高资本密集度与技术密集度产品的出口。例如，通过政府外事活动推动高铁技术出口。面对内需，应更多促进消费需求增长。例如，减免民生商品的消费税；对部分中高档商品的消费税同样适当减免，不让这部分消费流失境外；减少商品流通环节的费用。在投资性需求中应更多促进社会资本的投资。例如通过减少政府审批、改革工商登记制度与对小微企业减税，鼓励民营资本的创业投资。三是采取公共化举措。通过政府投资的公共化，也就是增加能够满足人民长远需求的政府投资，在民生领域增加供给。如，支持中西部铁路建设与棚户区改造，将能够促进公共消费需求的增加。
二是收入结构的升级调整，涉及政府财政、企业利润、居民收入之间的分配比例。应当减少财政收入的增加比例，实现企业利润与居民收入的同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应更多用于转移支付与民生投资，从而同需求结构、要素结构的变化相匹配。具体措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采取市场化举措。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的市场化，突破体制障碍，让劳动、土地、资本、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市场中等价交换，由供求关系决定初次分配。二是采取差异化举措。应通过税收的结构化调整，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企业与个人收入。在税收结构上，应更多优惠创新型企业、小微企業与低收入群体。三是采取公共化举措。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的公共化，实现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均等，保证个体同等享有成长的机会，推动收入结构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转向公平公正与社会和谐。
三是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涉及基础设施投资、民生投资、各类产业投资之间的供给比例，以及同一产业内资本构成、技术构成等要素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需要采取三个方面措施：一是采取市场化举措。也就是打破行业壁垒实现自由竞争。随着后发优势逐步消失，政府没有能力明确产业进一步升级的方向，应通过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在市场价格的引导下由市场主体决定投资方向，促进创新驱动，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在自由市场中，研发所需的科技、资本、人才资源能够打破体制束缚实现流动组合，达到最优配置。二是采取差异化举措。对于产能过剩的行业应进行限制；而对于新兴朝阳产业则提供政策支持。三是采取公共化举措。支持重大基础性科技领域的创新，实现其辐射范围的广泛化，从而为各类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技术支撑。
2014年下半年必须在防范风险中促进中国经济的稳中求进。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决定论”要求，建立宏观调控新方式。综合利用市场化、差异化、公共化手段，在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性调整。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建立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宏观调控新方式
建立新的宏观调控方式的实质是重塑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前是排斥市场作用的宏观调控方式。1978年至1992年是发挥市场局部性作用的宏观调控方式。1992年至2013年是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宏观调控方式。在这两个阶段，宏观调控体制中的政府与市场是一种纵向关系：市场居下，政府居上。虽然市场广泛发挥作用，企业也基本独立于政府，但政府仍然主导着资源配置，市场只是实现政府目标的工具。市场被政府的调控目标所扭曲，不仅不能保证经济稳定增长还会增加一些不确定因素。
当前，通过进一步增发货币、国有企业逆势扩张、政府举债搞基建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已难以为继。在防范风险中促进中国经济的稳中求进，就必须要建立并坚持新的宏观调控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宏观调控方式。市场的作用从基础性上升为决定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根本性转换。在新阶段的宏观调控体制中，市场居于上、政府居于下。其主要特征是：政府不再通过大规模政府投资、大规模注入货币、大规模支持出口、大规模招商引资推动经济增长，而是要通过多种市场化举措促进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
一是市场化举措，就是打破束缚市场配置资源的行政性束缚。其本质在于，政府不再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经济增长由依靠政府的主导转变为依靠市场主体在市场的协调下发力。政府要下放权力，能够由企业自主决定的，政府都不再干涉；能够由市场有效调节的，政府都不再限制。具体而言，包括打破区域间行政垄断，打破城乡间二元分割，打破产业间国有企业垄断，打破进出口、引进外资与走出去的地区性优惠性措施与行政限制，打破对生产要素价格的束缚。实现资源在全社会各生产部门间的充分流转，让个体具备配置资源的空间与能力。
二是差异化举措，就是对不同的主体采取不同的举措，让有效率的企业能够胜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通过等价交换的公平规则，在自由竞争中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先期成功的企业因具有规模效应相较于新近创办的企业更具有优势，因此需要差异化措施实现竞争机会的均等。具体而言，包括区域差异化政策、农村经济保护政策、小微企业帮扶政策、瓶颈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政策、结构性减税政策等。
三是公共化举措，就是提供普遍而均等的公共品。一方面，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本身的内涵就要求公共资源的普遍与均等。另一方面，只有在政府不再成为经济增长中心的条件下，政府才会普遍并均等地提供公共资源，两者常常是冲突的。具体而言，包括公共服务、民生支出、转移支付在区域与城乡均等化。
按照宏观调控新方式稳定增长速度
当前中国经济治理任务在“量”的层面是稳定增长速度。一方面，稳增长本身就是目标。只有将资本品积累速度稳定在较高水平，才能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消化新增就业人口。只有将最终消费品生产稳定在较高速度，才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面，穩增长也是调整经济结构的前提。调结构需要有一个较为良好的增长环境。如果增长速度下滑太快，调结构实际上很难顺利进行。在中国经济已经企稳而系统性风险不断加大的情况下，2014年下半年应当采用新的宏观调控方式稳定经济增长速度。
确立稳定增长速度的新目标。 在新的宏观调控方式下，稳增长的目标与过去简单的保“八”有两大不同。一是下调经济增速的年度预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目标设定在7.5%左右，是理性和符合实际的。在原有增长动力已遭遇严重瓶颈，产能过剩、地方债务膨胀等问题日益显现的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5%左右实属不易。应该说，7.5%左右的增长是一个既能保障就业与收入，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合理增长速度。二是扩大增长目标弹性并区间化。市场是在不断波动中发挥引导资源配置作用的。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条件下，我们不应设定刚性基准，而应扩大弹性范围，为发挥市场的作用留出空间。例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是7.5%“左右”，通货膨胀控制目标是3.5%“左右”等。在区间内，将不再依靠政府救市而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
实行稳定增长速度的新思路。用宏观调控新方式稳增长，思路与过去保增长不同。政府不再使用短期的刺激政策，而是要把稳增长与经济长期的持续发展，也就是由市场牵引的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用“质”变促进“量”变。政府不再过分依靠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而是强调去“杠杆化”与去“行政化”，更充分利用市场化改革的“红利”。一般不扩大赤字和松动货币投放，避免引发通货膨胀和政府过高负债。
一是货币政策必须转向盘活存量为主，不再通过增发货币向经济注水。应采取市场化举措，加速利率市场化改革、打破金融市场垄断，倒逼金融体系中的货币存量注入实体经济，发挥存量货币作用。应采取差异化举措，充分利用央行当前累积的大量存款准备金，以定向降准、央行专项贷款为渠道，支持小微企业、三农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现行金融体制中借贷约束强的企业，以优化经济结构。
二是财政政策必须转向盘活存量为主，不再过分依靠土地与借债获取财政收入，不再采用大一统式、全面启动的政府投资。应采取市场化举措，减少财政资金对经济建设的直接投入，更多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公共品供给，通过国有资产变现化解财政债务负担。应采取差异化举措，减少政府三公经费开支，通过结构性减税和定向政府投资，将节约的政府资源集中在供给存在短缺而私人难以承担的领域，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具体而言，应集中于限制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瓶颈，如技术创新领域、民生亟需领域、必要的基础设施领域。即便在基础设施领域也应突出重点，政府应注重于棚户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和西部铁路、城际铁路及地铁建设等关乎长远利益并有利于化解供给短缺的投资。 三是稳投资必须转向盘活存量为主。当前通过出口和消费稳定经济增长较为困难，因此稳增长的关键在于稳投资。政府主导的先融资再投资的常态化思路已难以为继，应注重发挥社会中存量资本的作用，鼓励民营资本投资。采取市场化举措：进一步调整法律体系，取消歧视民营资本的法律规定，平等保护民营资本产权；进一步打破垄断，金融、铁路、石油、电力等垄断性部门须更大程度向民营资本放开，建立混合经济体制。应实施差异化举措，对风险大或平均利润率低但社会需求大的部门，如高科技产业与三农产业，政府应通过差异化的财政政策与差异化的货币政策，通过定向补贴或融资支持予以支持，发挥汲水效应。
达到增长速度稳定的新常态。如果说下调经济增速的年度目标是经济转型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短期选择，那么增速稳定的新常态则是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中长期经济增速的必然表现。在当前阶段，扩大消费比重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它既是让民众受惠于增长的前提，也是在外需消退时扩大内需的要求。增长的新常态，是均衡条件下消费比重的扩大，必然会减少积累比例，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应当允许经济的长期增长从高速下调至中高速。在城乡、区域、阶层间实施平等化公共服务，让居民更多获得社会福利。
按照宏观调控新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当前中国经济治理任务在“质”的层面是调整经济结构。在需求层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外需锐减，内部消费需求因居民收入低而难以启动。在供给层面，当前青壮劳动力已经短缺，劳动力工资迅速上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迅速丧失。在分配层面，原有经济结构制约人民生活水平提升。
经济结构调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同期性结构调整。这种结构调整是常态化、即时性的，是针对生产部门间的局部失衡。二是升级性结构调整。其原因在于支撑原有经济结构的要素条件发生根本变化。当前中国经济要完成的是升级性结构调整，其任务是要打造升级版的中国经济。这种结构调整是换代性的，大约十到二十年才发生一次，包含需求、分配、生产三个层面，三者互相影响、互为一体。
一是需求结构的升级调整，涉及出口、消费与投资间的支出比例。当前中国经济应从过分依赖外需转变为更多依靠内需，在内需中又要从更多依赖政府投资转向更多依靠民间投资与个人消费。要采取三项措施。一是市场化举措。取消对商品进口与出口、资本进入与流出的限制与优惠政策，实现汇率与货币相对购买力相符合。在外需有限且疲弱的情况下，政府不宜再通过退税、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出口，而应在市场的自由竞争中让企业自主选择是商品出口还是商品内销、是对外投资还是对内投资，适应需求条件的新变化，达到国际收支平衡。二是采取差异化举措。面对外需，应更多支持高附加值、高资本密集度与技术密集度产品的出口。例如，通过政府外事活动推动高铁技术出口。面对内需，应更多促进消费需求增长。例如，减免民生商品的消费税；对部分中高档商品的消费税同样适当减免，不让这部分消费流失境外；减少商品流通环节的费用。在投资性需求中应更多促进社会资本的投资。例如通过减少政府审批、改革工商登记制度与对小微企业减税，鼓励民营资本的创业投资。三是采取公共化举措。通过政府投资的公共化，也就是增加能够满足人民长远需求的政府投资，在民生领域增加供给。如，支持中西部铁路建设与棚户区改造，将能够促进公共消费需求的增加。
二是收入结构的升级调整，涉及政府财政、企业利润、居民收入之间的分配比例。应当减少财政收入的增加比例，实现企业利润与居民收入的同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应更多用于转移支付与民生投资，从而同需求结构、要素结构的变化相匹配。具体措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采取市场化举措。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的市场化，突破体制障碍，让劳动、土地、资本、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市场中等价交换，由供求关系决定初次分配。二是采取差异化举措。应通过税收的结构化调整，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企业与个人收入。在税收结构上，应更多优惠创新型企业、小微企業与低收入群体。三是采取公共化举措。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的公共化，实现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均等，保证个体同等享有成长的机会，推动收入结构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转向公平公正与社会和谐。
三是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涉及基础设施投资、民生投资、各类产业投资之间的供给比例，以及同一产业内资本构成、技术构成等要素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需要采取三个方面措施：一是采取市场化举措。也就是打破行业壁垒实现自由竞争。随着后发优势逐步消失，政府没有能力明确产业进一步升级的方向，应通过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在市场价格的引导下由市场主体决定投资方向，促进创新驱动，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在自由市场中，研发所需的科技、资本、人才资源能够打破体制束缚实现流动组合，达到最优配置。二是采取差异化举措。对于产能过剩的行业应进行限制；而对于新兴朝阳产业则提供政策支持。三是采取公共化举措。支持重大基础性科技领域的创新，实现其辐射范围的广泛化，从而为各类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技术支撑。
2014年下半年必须在防范风险中促进中国经济的稳中求进。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决定论”要求，建立宏观调控新方式。综合利用市场化、差异化、公共化手段，在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性调整。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