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命名體现事物自身的建构方式，新诗从诞生之初就深陷于命名的纠纷，白话诗、自由诗、现代诗、中国新诗、现代汉诗等概念的提出，呈现出诗歌本体的自觉及研究者对诗学特定领域的关注。就一般意义上而言，新诗即采用现代汉语写作的诗歌。从上世纪初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本白话诗集即胡适的《尝试集》，到三四十年代层出不穷的诗人创作，到八、九十年代当代诗歌发展的新转向，再到本世纪不断个人化的诗歌创作，诗歌的发展呈现出多种态势，“主题”、“意象”、“结构”、“口语化”、“日常经验”、“叙事”、“反讽”等词语成为评论诗歌绕不过去的关键词。随着新诗及其评论的不断发展，新诗史写作也在不断进行，观览众多的诗歌史，不得不承认新诗研究在史料挖掘、经典重评、诗歌史自身建构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15年由暨南大学出版的《百年新诗经典导读》就是代表之一。
　　新诗史说到底是靠文本支撑的史作，观览众多诗歌史，对于文本本身的关注远远小于对新诗运动、思潮、艺术形式、诗歌流派的关注，以致读一本诗歌史记住的是“新月派”、“现代派”、“白洋淀诗群”、“朦胧诗派”等诗派的名字以及对这些诗派整体特征的描写，但是具体到诗作本身，能说的甚少。再者，在诗派、运动、诗潮的关注下，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区别性特征也被掩藏了，诗歌史沦为事件史，见“史”见“论”，不见“诗”与“人”。洪子诚曾经提到，广义的诗歌史包括一切对新诗运动、思潮、艺术形式、诗歌流派和诗人创作的内在研究。新诗史的书写应该把对新诗运动、思潮、艺术形式、诗歌流派和诗人创作的内在研究建立在丰富文本的基础上。诚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言，《百年新诗经典导读》的写作立足于“以文本的形式来呈现中国新诗的历史发展轨迹”，非常重视“深入文本内部进行细致考察”。[1]P4全书共十六章，直接以经典诗歌史上的重要诗派命名，特别地将港台诗群、网络诗歌与新世纪诗歌及易被忽视的中间代诗群分别单独立为一章，让人十分醒目地在看到一个连贯的诗歌发展过程的同时对港台诗歌和当下诗歌有进一步的了解。新诗百年历程出现不少诗作，《再别康桥》、《致橡树》、《断章》等早已是耳熟能详的经典，作者浪里淘沙选择49位诗人约54篇作品，采用细读的方式对选取的诗歌作品的内在肌理进行挖掘，展现出超强的辨识能力和细读分析能力。具体到章节设置，简单的笔法对诗派和代表诗人进行介绍，落脚于对代表作品的导读，或许作者本人也意识到一位重要诗人只选一首代表作有些局限，所以才以附录的形式附上相关作品进行拓展。当然，全书最让人欣喜的是附录一的《新诗研读方法举隅》，常言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现行的教育形式下，现当代诗歌的教育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不少大中小学生纷纷表示读不懂诗、不知道如何读诗，更有人一提到现代诗歌就直接摇头否决：这能叫诗吗？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读诗读得太少、阅读的切入点没有找好。《新诗研读方法举隅》无疑为如何读诗提供了很好的范式，文章列举了新诗研读常见的六种方法（主题提取、意象穿缀、语词细读、结构剖析、中外比较、古今对照）并以典型的诗歌作为案例阐释方法的具体运用，不愧是经典“导读”。作者恰到好处地将西方现代文论的批评方法和中国新诗的独特气质融汇在一起，特别注重文本本身，使得整本书在见“史”见“论”的同时，见“诗”见“人”。
　　诗人参与诗史书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诗人被诗史家编入诗史；二是指“诗人”创作新诗史。具体来讲，“诗人被诗史家编入诗史”涉及到书写新诗史时对诗人的取舍问题。“诗人创作新诗史”中的“诗人”是广泛意义上的概念，包括曾经写诗，现在专注于诗歌批评、理论建设的诗评家。而“诗人创作的诗史”或许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歌史，包括随笔、日记等，它是另类的，稍带着“野史”的味道，被洪子城热情地称颂为“细节诗歌史”，它以“活泼”、“轻松”或“开放”的笔调对严肃的诗歌史有力回击，如诗人钟鸣的《旁观者》（海南出版社，1998年）、《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丰富了可供“主流”新诗史采集的资料。从《吕进诗学研究》、《新世纪诗歌研究》、《网络诗歌研究》等诗学著作中可以看出，《百年新诗经典导读》的作者是一位功力深厚的学者，同时在《星星》、《绿风》、《诗潮》等刊物上发表的大量诗作及诗集《行云流水为哪般》泄露了作者的诗人身份。正如诗人安琪所言“批评家向来以理论见长，职业训练造就出的发达的逻辑思维如果再辅之以诗歌的形象思维，可谓相得益彰。写诗的批评家进入文本往往更能一步到位已是批评界的共识，而诗人们对会写好诗的批评家自然也有着天然的亲近和信任。”学者的身份让作者有严谨、专业的思考方式，诗人的身份则能让作者更好地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出发理解诗歌。正因为二者兼有，《百年新诗经典导读》才显现出独特的气质。全书按诗派出现的时间先后顺序安排章节，在分析诗人诗作时注重回到历史场域及诗作本身，例如在评论《致橡树》时首先就对诗作初发表时引起的论争进行论述，随后再对诗作的主题、意义进行分析。而在分析西川的诗作时，作者首先谈到的是卡尔维诺提出的“何谓经典”、诗歌创作的背景，再进行文本细读。理论和作品之间的阐释是讲究缘分的，没有一个理论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作者针对不同的诗作不同的特点选取合适的理论切入点，显示出作为学者本身独到的理论素养和充分的辨识能力。当然，《百年新诗经典导读》随处充盈着作者作为诗人的真诚和热情，写到动心处作者也会直截了当、毫不避讳地大加赞美或者写划上一个“！”，如在评论《天狗》“正是因为这种现代性的高峰体验才促成了闪烁着非凡艺术魅力的《天狗》这样的诗歌的出现，并最终促成了标志着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的里程碑的诗集《女神》的诞生！”评论徐志摩《再别康桥》时坦言自己是把它当作爱情是来读的。在对中间代诗人古禾《父亲回到我们中间》进行评论时直接采用诗人安琪的文章。《百年新诗经典导读》在尊重文本的同时，看到掩藏于文本底下某种正在或已经在流变的东西，使得诗歌文本处于互文的交叉点，不论横向分析还是纵向引申，都有可供拓展的意义。
　　《百年新诗经典导读》严格地说来并不是一本诗歌史，正如书名一样，它更像是导读，作者就像导游一样带我们游览百年诗史中的经典作品。然而，它却给了我们书写诗歌史的启示即让惯有的诗论史、诗史史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史、诗人史，让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大事件大人物，而是丰富的细节。“今天，认为历史是可总览的整体的观念正在被克服，没有一个独此一家的历史总概括仍能让我们满意。我们得到的不是最终的，而只是在当前可能获得的历史整体之外壳，它可能再次被打破。”新诗史并不是一层不变，它在不断的书写过程中不断修缮，从而展现出多重可能性，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新诗史书写才呈现出蓬勃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