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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变化中的中国人》英文版于1911年出版，几乎与辛亥革命同时，距今已有一百余年。辛亥革命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该书作者爱德华·罗斯在这一时代行将结束时对它进行了真实记录。阅读这部百年前的著作，能感受到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教育、文化、社会之痼疾的深刻把握，以及他对中国人自我变革之美好前景颇具洞察力的前瞻远见。
关键词：《变化中的中国人》 文化视角教育改革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儿童哲学研究及其教育学意义”（批准号：BAA1902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的新式教育与旧式教育一样，必须注重基础。因此并不是在初级学校里而是在中学和大学里，才遇到了新酒装旧瓶里的困难。这种教育制度与我们的巨大对比，清楚地表明了中國和西方的区别。”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公茂虹，张皓，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302。这是一位美国人在辛亥革命前对中国教育的观察所得，他以博大的视角，写下了《变化中的中国人》（The Changing Chinese）一书。该书英文版于1911年出版，几乎与辛亥革命同时诞生，距今已有一百余年。辛亥革命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该书作者——一位年轻的美国教授——在这一时代行将结束时对它进行了真实记录。
这位作者名为爱德华·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1866—1951）。作为学者，他本身就是一个传奇——罗斯将学术生活过成了史诗。父是农民，母为教师，但他十岁失恃失怙，幸被邻居收养，并被视为神童，宠爱有加。1890年，24岁的罗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1893年受聘于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1896至1900年间，罗斯在政治事务上的一系列言论引起了斯坦福大学创建者利兰·斯坦福的遗孀简·斯坦福（也是这所大学的合办人）的不满，1900年，在其反复施压下，罗斯被校长乔丹解聘。这一事件在美国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解聘的原因至今仍有争议。2015年，《斯坦福杂志》（Stanford Magazine）1—2号刊发了布瑞恩·尤尔题为《教授，说话要当心》的文章，再次回顾了115年前发生的这一解聘事件。
②③Brian Eule. Watch Your Words， Professor[J/OL].Stanford Magazine， 2015：12[20200406]. https：//stanfordmag.org/contents/watchyourwordsprofessor。
189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罗斯在竞选集会上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政策主张，呼吁公众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这与利兰·斯坦福历来支持共和党的传统相悖，惹恼了简·斯坦福，于是她敦促校长解聘罗斯。校长居中斡旋，反复申明罗斯是非常有前途的学者，罗斯得以留任。直到四年后，即1900年，罗斯的言论再一次引发简·斯坦福的怒火。
1900年5月7日晚，罗斯在一次有组织的劳工会议上发表演讲，提出了他所谓的“学者观点”：“我试图表明，由于马尔萨斯人口论所说的高出生率，东方是廉价劳力的国度，而这些苦力虽然不能超过美国人，但能活下来。我的立场是，如果东方人在提高生活水平和降低出生率之前就被允许大量涌入美国，那么美国限制人口增长的高生活水平就会受到威胁。”②
近一个世纪后，斯坦福大学的唐纳德·肯尼迪在其著作《学术责任》（Academic Duty）中指出，罗斯的主张放到现在可谓仇恨言论。确实，罗斯上述“学者”观点在当今会被嘲为无知、排外和种族主义。罗斯还说：“如果最坏的情况出现，我们最好把枪对准每一艘把日本人带到我们海岸的船只，而不是让他们登陆。”③这番话进一步损坏了罗斯在简·斯坦福心中的形象。与四年前一样，简·斯坦福再次敦促校长解聘罗斯，态度更加决绝。这一次，校长依然尽力斡旋，但最终与简达成一致。
罗斯被解聘一事在校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斯坦福的一些著名教授认为此事有损学术自由，主动辞职离校以示抗议。
为了调查罗斯被解聘事件是否违背学术自由原则，斯坦福大学成立了校友调查组，调查的结果是，罗斯的言论超出了学术自由。校外也成立了调查组，由来自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布朗大学的三位著名经济学家组成，调查结论与斯坦福校友调查组的完全不同：罗斯的言论纯属学术争论。
为抗议学校解聘罗斯而主动从斯坦福辞职的教授之一，后至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任职的哲学家亚瑟·洛夫乔伊，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教育家、哲学家约翰·杜威联手，成立了旨在确保大学教师学术自由的组织。1915年，新成立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发布了《关于学术自由和学术终身制原则的宣言》（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Academic Tenure），声言：“有关再次任命和拒绝再次任命的官方行动，在得到董事会或教师代表委员会的建议和同意后方可采取。”由此可见，美国大学的言论自由与学术终生原则是与罗斯解聘事件分不开的。
尽管遭到解聘，罗斯依然继续其非凡的学术生涯，创造了杰出的学术成就。离开斯坦福大学后，他成为内布拉斯加大学第一位社会学教授。1906年，他转赴威斯康星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直到1937年70岁时在该校退休。他曾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退休后又任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全国主席（the national chairman of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1940—1950）。
罗斯因其学术作品和学术讲座在全美社会学界享有盛誉。他著有27部著作和300余篇文章，《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1901）成为美国社会学经典著作，《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1908）是美国社会心理学领域第一部著作，《社会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1920，1930，1937）是最受欢迎的社会学著作之一，《罪恶与社会》（Sin and Society，1907）、《变化中的美洲》（Changing America，1909）、《社会趋势》（The Social Trend，1922）等著作也很有影响。 罗斯于1951年逝世，享年85岁。《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旋即发表追忆文章，赞扬他在社会学这块处女地上鞠躬尽瘁、卓有贡献。文章称：“无论人们是否接受他的观点，他都对他们提出了挑战，迫使他们关注这些事实和诸多问题。他一生我行我素——热忱、欢愉、果敢。”
Brian Eule. Watch Your Words， Professor[J/OL].Stanford Magazine， 2015：12[20200406]. https：//stanfordmag.org/contents/watchyourwordsprofessor。
20世纪初，罗斯曾一度旅居中国。《变化中的中国人》便是这段旅居生活中的观察与思考。該书是辛亥革命前西方观察中国的代表著作，主要记录了当时东西方文化冲突引起的中国社会变化。作者对中国社会当时各方面的状况进行了独到的观察，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
该书正文有十章内容，分别是：《中国一瞥》《中国人的体格》《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为生存而斗争》《中国工业的前景》《禁烟斗争》《中国妇女的解放》《基督教在中国》《中国的西部》《新式教育》。对当时中国教育的谈论，主要集中于第十章《新式教育》。
罗斯对当时中国教育的观察颇有深度，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依然能引发读者的共鸣与感慨。这表明罗斯的学术眼光确有高明、独到之处。正因为如此，该书得到众多中国读者的喜爱——从1998年到2017年，20年间，中国大陆至少出版了以下版本：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公茂虹，张皓，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
EA.罗斯.病痛时代[M].张彩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公茂虹，张皓，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李上，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何蕊，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李上，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何蕊，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爱德华·阿尔斯沃斯·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李国庆整理，外文旧籍影印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可见，该书出版一百余年后，在中国依然颇受欢迎。
罗斯——这位在辛亥革命前来访的美国人发现，在中国的新式学堂里，学生的特点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中国学生对所授学科的反应比美国学生弱得多，他们如果要对课程提问，就是反对中国教育传统。教师和课本有一种我们体会不出的尊严，学生不能要求得到解释或证明，更重要的是，提问似乎是暗示教师不懂，因而外籍教师对所教学生的冷淡反应吃惊，他们在讲述各个方面的学科知识时，希望有一方面能拉响学生的智慧钟。”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公茂虹，张皓，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306。
读到这里，颇令人感慨。罗斯真是搔到了中国文化、中国教育的痒处——20世纪90年代中期，王财贵等人倡导的儿童读经方法，与这位美国人当时所见的中国学生所受教育何其惊人地相似。教师和课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尊严，不鼓励甚至不允许学生怀疑、发问与讨论;而学生又极爱面子，既不愿为难教师，也不愿暴露自己学问上的无知。显然，这样的文化环境、教育氛围是反智的，是与培养智慧、探求真理背道而驰的。无怪乎罗斯如此惊诧！
不允许学生质疑，乃至于不允许询问，这在鲁迅写于1926年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有生动的描绘，我们可将其视为给罗斯的观察提供的佐证材料。鲁迅满怀求知渴望来到三味书屋上学，那里的老师是一个“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幼年鲁迅早先听说有一种神秘的虫，而周围的人不够渊博，面对“博学”的老师，他终于有了机会一问究竟。鲁迅回忆道：
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幼年鲁迅向私塾先生问及那小孩子渴望了解的传说中的“‘怪哉’这虫”的真相，遭到了先生恼怒的拒绝。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碰了壁，倒让他长了见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
于是，一个小孩子开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这种阅读中，儿童的心灵被封闭起来，做了书本温顺的奴仆。不过，鲁迅长大后并不如此温顺。现在倡导儿童读经运动的人往往认为，成年鲁迅在思想界的成功应当归功于他幼年的读经经历。这是一种标本式的，被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列维布留尔界定为以“后果”推导“前因”的原始思维。我相信，鲁迅仅仅是“精神大屠杀”后幸存的少数人之一。陈旧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我很佩服罗斯的洞察力。他竟然如此准确地从教育活动中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他认为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笨（尽管中国人也未必如许多中国人所认为的一定就比西方人聪明），他发现中国的孩子“三四岁时……已像我们国家六七岁的孩子那样机智。任何东西都逃不过孩子们那善于窥测的黑色眼睛……”②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公茂虹，张皓，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15，307。。他还在中国的新式学堂里发现，中国年轻人在教育过程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活生生的种种特征：“有个教授提醒学生注意对数表，第二天学生就抱怨这一课‘太难’记了，原来他们要设法背下来”“他们记下死话，却不能进行思考或自我训练”②……然而，这些学生一旦掌握了科学方法，他们同西方学生一样的智慧：“学生学会使用仪器后，便着迷于如何达到事实目的的全部明确方法。我在一些学校里发现学生对化学充满了兴趣，因为化学以示范的新解方法吸引了他们。他们的观察眼光敏锐，一切实验现象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虽然有人埋怨他的学生不应该记下无关的诸如实验管爆裂这样的现象，但是学生的确一丝不苟地领会了实验的意 义。”②③④⑤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公茂虹，张皓，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307，58，58，59，59。一旦掌握科学方法，一旦为科学所解放，中国学生也能明察秋毫、明辨是非、有所发现。
美国人罗斯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保守性，认为保守性是中国人的民族特征：“假如用一种新的哲学武装中国人的头脑，这种哲学必须使他们怀疑过去，同时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肯定会像今天的德国人那样不断地取得进步。”②
书中，罗斯提到了一位外国传教士对中国问题的看法：“马丁博士在中国已工作了六十个年头，可以说是传教士中的一名老将，他认为中国人在中华文明未成熟时期所具有的很强的创造力，在现代的中国人身上已几乎看不到。这种创造力的泯灭是因为难以记忆的语言耗尽了中国人的智慧，或者说，科举制度形成的填鸭式的教育体制窒碍了人们创造力的发挥。”③这位马丁博士因长期在中国生活，对中国人的禀性或许有真切的认识，但他认为汉语难以记忆而耗尽了中国人的智慧，似乎有些偏颇。须知，他所赞扬的具有“很强的创造力”的“中华文明未成熟时期”的中国人使用的也是汉语，可见，汉语与中国人是否有创造力关系不大，甚至完全无关。他之所以有汉语难以记忆而耗尽了中国人智慧的推导，大概是因为外国人学习汉语是很困难的（其实，中国人学外语也觉得很难）。然而，一个小孩子生活在汉语环境中，习得汉语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丝毫不会耗费他的智慧，反而给了他逐步开启智慧大门的钥匙。但是，马丁博士认为过度依赖记忆以及填鸭式教育会损害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能力，我是完全赞同的。中国旧教育中的“记忆崇拜”导致国人匮乏好奇心和批判精神，不善独立思考，因而创新能力也欠缺。
罗斯写道：“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较稳定保守的心理，他们很难接受那些变革社会的思想。中国人认为，只有古代的圣人才有无穷的智慧，现代人无法和他们相比。所以，期望现在的中国人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是不可能的，其渺茫的程度如同期望苹果树在十月里开花一样。”“现在的思想家在提出自己新的想法之前，已屈服于周围的保守观念所带来的沉重压力，致使他们失去了提出新观点的勇气。总之，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变得异常沉闷，令人感到压抑，缺乏中华民族早期发展阶段那种蓬勃的朝气……”④连过客罗斯都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文化保守、沉闷、压抑的能量，足以看出晚清中国社会朽败到了何种程度！
时代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倒有王财贵、蒋庆等人跑出来劝导人们：读经！
这位晚清时期来中国的美国人罗斯写道：“如今，中国人的思想明显地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不是由于社会发展造成的，而是因为他们囿于某些宗教般的信条或观念之中。由于这些信条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一直有效地发挥着作用，所以他们对此仍深信不疑。在这些信条支配下，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里，人们能够保持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生命安全以及一定程度的幸福。”⑤晚生于罗斯二十年的中国教育家蒋梦麟也做过类似的表达，称四书五经在一个安定保守的社会里无疑是十分有效的。读到这里，我就觉得，这一百年前写下的文字，所描写的不正是儿童读经运动倡导者们所憧憬的社会吗？
大概出于类似的原因，王财贵让中国人包括幼儿园的小孩子们一起读经。王财贵其实并不是落伍的旧式人物，他新潮且宽容，因而他还让儿童背莎士比亚，而且是背英文版的莎士比亚。但是，遗憾的是，他的办法，似乎只有一个“背”字。“背”的作用，中国传统教育早就给出了答案。
我们来看看罗斯的看法：“这些信条不断扩大它们的影响，直到最近，才遇到了与之抗衡的思想体系。在此之前，这些信条从未遇到过势均力敌的对手。中国文化不断向外传播，整个东亚被纳入它的影响之下……有人曾形象地说：‘中国是大海，他能使流入其中的每一件东西都带上咸味。’由于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力，所以，那些以中国文化的保护人自居的人们把他人企图改进中国文化的努力都看作是自以为是的愚蠢举动。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保守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②③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公茂虹，张皓，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60，72，72。这也是鲁迅为什么说外族人入主中原后也要尊孔读经的原因，这也是王财贵为什么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文化，并称外国人也说这是优秀文化的原因！
罗斯在这部出版于1911年的著作中对中国的富强提出了种种建议，诸如：“中国人必须通过种种措施延续人口增殖的速度。这些措施包括：放弃祖先崇拜，废除家族制，使女子接受教育，提倡晚婚，普及义务教育，限制童工，以及其他一些有利于培養家庭成员个性的措施。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逐步加以落实。”②接着，他对中国的未来做了一番乐观而友好的估计：“假如中国人有幸经历一个持续的、稳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且这一阶段不致被任何历史的反动、外族统治及内乱所打断，至多需要两代人的时间，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就会与美国平民的生活水平不相上下。”③看来罗斯对中国人是充满信心的。不过，与罗斯这部书出版几乎同时，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交困的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此后，动荡不安持续占据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大部分时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中国总体经济实力迅速跃居世界第二，社会面貌也大大改观。这不能不让我们佩服罗斯百年前的惊人预见。
读罗斯这部百年前的著作，我感受到了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教育、文化、社会之痼疾的深刻把握，以及他对中国人自我变革之美好前景颇具洞察力的前瞻远见。一百多年过去了，作为中国读者，我依然能从中感受到浓烈的现实气息。
一个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未来如此有信心，中国人对自己的未来有信心吗？或许，只有对自己的未来拥有信心，人们才敢直面痼疾，割肉疗疮！
（刘晓东，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童年哲学、教育哲学、文化哲学、学前教育学。著有《儿童精神哲学》《教育自然法的寻求》等。）
关键词：《变化中的中国人》 文化视角教育改革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儿童哲学研究及其教育学意义”（批准号：BAA1902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的新式教育与旧式教育一样，必须注重基础。因此并不是在初级学校里而是在中学和大学里，才遇到了新酒装旧瓶里的困难。这种教育制度与我们的巨大对比，清楚地表明了中國和西方的区别。”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公茂虹，张皓，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302。这是一位美国人在辛亥革命前对中国教育的观察所得，他以博大的视角，写下了《变化中的中国人》（The Changing Chinese）一书。该书英文版于1911年出版，几乎与辛亥革命同时诞生，距今已有一百余年。辛亥革命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该书作者——一位年轻的美国教授——在这一时代行将结束时对它进行了真实记录。
这位作者名为爱德华·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1866—1951）。作为学者，他本身就是一个传奇——罗斯将学术生活过成了史诗。父是农民，母为教师，但他十岁失恃失怙，幸被邻居收养，并被视为神童，宠爱有加。1890年，24岁的罗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1893年受聘于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1896至1900年间，罗斯在政治事务上的一系列言论引起了斯坦福大学创建者利兰·斯坦福的遗孀简·斯坦福（也是这所大学的合办人）的不满，1900年，在其反复施压下，罗斯被校长乔丹解聘。这一事件在美国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解聘的原因至今仍有争议。2015年，《斯坦福杂志》（Stanford Magazine）1—2号刊发了布瑞恩·尤尔题为《教授，说话要当心》的文章，再次回顾了115年前发生的这一解聘事件。
②③Brian Eule. Watch Your Words， Professor[J/OL].Stanford Magazine， 2015：12[20200406]. https：//stanfordmag.org/contents/watchyourwordsprofessor。
189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罗斯在竞选集会上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政策主张，呼吁公众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这与利兰·斯坦福历来支持共和党的传统相悖，惹恼了简·斯坦福，于是她敦促校长解聘罗斯。校长居中斡旋，反复申明罗斯是非常有前途的学者，罗斯得以留任。直到四年后，即1900年，罗斯的言论再一次引发简·斯坦福的怒火。
1900年5月7日晚，罗斯在一次有组织的劳工会议上发表演讲，提出了他所谓的“学者观点”：“我试图表明，由于马尔萨斯人口论所说的高出生率，东方是廉价劳力的国度，而这些苦力虽然不能超过美国人，但能活下来。我的立场是，如果东方人在提高生活水平和降低出生率之前就被允许大量涌入美国，那么美国限制人口增长的高生活水平就会受到威胁。”②
近一个世纪后，斯坦福大学的唐纳德·肯尼迪在其著作《学术责任》（Academic Duty）中指出，罗斯的主张放到现在可谓仇恨言论。确实，罗斯上述“学者”观点在当今会被嘲为无知、排外和种族主义。罗斯还说：“如果最坏的情况出现，我们最好把枪对准每一艘把日本人带到我们海岸的船只，而不是让他们登陆。”③这番话进一步损坏了罗斯在简·斯坦福心中的形象。与四年前一样，简·斯坦福再次敦促校长解聘罗斯，态度更加决绝。这一次，校长依然尽力斡旋，但最终与简达成一致。
罗斯被解聘一事在校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斯坦福的一些著名教授认为此事有损学术自由，主动辞职离校以示抗议。
为了调查罗斯被解聘事件是否违背学术自由原则，斯坦福大学成立了校友调查组，调查的结果是，罗斯的言论超出了学术自由。校外也成立了调查组，由来自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布朗大学的三位著名经济学家组成，调查结论与斯坦福校友调查组的完全不同：罗斯的言论纯属学术争论。
为抗议学校解聘罗斯而主动从斯坦福辞职的教授之一，后至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任职的哲学家亚瑟·洛夫乔伊，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教育家、哲学家约翰·杜威联手，成立了旨在确保大学教师学术自由的组织。1915年，新成立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发布了《关于学术自由和学术终身制原则的宣言》（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Academic Tenure），声言：“有关再次任命和拒绝再次任命的官方行动，在得到董事会或教师代表委员会的建议和同意后方可采取。”由此可见，美国大学的言论自由与学术终生原则是与罗斯解聘事件分不开的。
尽管遭到解聘，罗斯依然继续其非凡的学术生涯，创造了杰出的学术成就。离开斯坦福大学后，他成为内布拉斯加大学第一位社会学教授。1906年，他转赴威斯康星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直到1937年70岁时在该校退休。他曾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退休后又任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全国主席（the national chairman of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1940—1950）。
罗斯因其学术作品和学术讲座在全美社会学界享有盛誉。他著有27部著作和300余篇文章，《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1901）成为美国社会学经典著作，《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1908）是美国社会心理学领域第一部著作，《社会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1920，1930，1937）是最受欢迎的社会学著作之一，《罪恶与社会》（Sin and Society，1907）、《变化中的美洲》（Changing America，1909）、《社会趋势》（The Social Trend，1922）等著作也很有影响。 罗斯于1951年逝世，享年85岁。《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旋即发表追忆文章，赞扬他在社会学这块处女地上鞠躬尽瘁、卓有贡献。文章称：“无论人们是否接受他的观点，他都对他们提出了挑战，迫使他们关注这些事实和诸多问题。他一生我行我素——热忱、欢愉、果敢。”
Brian Eule. Watch Your Words， Professor[J/OL].Stanford Magazine， 2015：12[20200406]. https：//stanfordmag.org/contents/watchyourwordsprofessor。
20世纪初，罗斯曾一度旅居中国。《变化中的中国人》便是这段旅居生活中的观察与思考。該书是辛亥革命前西方观察中国的代表著作，主要记录了当时东西方文化冲突引起的中国社会变化。作者对中国社会当时各方面的状况进行了独到的观察，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
该书正文有十章内容，分别是：《中国一瞥》《中国人的体格》《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为生存而斗争》《中国工业的前景》《禁烟斗争》《中国妇女的解放》《基督教在中国》《中国的西部》《新式教育》。对当时中国教育的谈论，主要集中于第十章《新式教育》。
罗斯对当时中国教育的观察颇有深度，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依然能引发读者的共鸣与感慨。这表明罗斯的学术眼光确有高明、独到之处。正因为如此，该书得到众多中国读者的喜爱——从1998年到2017年，20年间，中国大陆至少出版了以下版本：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公茂虹，张皓，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
EA.罗斯.病痛时代[M].张彩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公茂虹，张皓，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李上，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何蕊，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李上，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何蕊，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爱德华·阿尔斯沃斯·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李国庆整理，外文旧籍影印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可见，该书出版一百余年后，在中国依然颇受欢迎。
罗斯——这位在辛亥革命前来访的美国人发现，在中国的新式学堂里，学生的特点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中国学生对所授学科的反应比美国学生弱得多，他们如果要对课程提问，就是反对中国教育传统。教师和课本有一种我们体会不出的尊严，学生不能要求得到解释或证明，更重要的是，提问似乎是暗示教师不懂，因而外籍教师对所教学生的冷淡反应吃惊，他们在讲述各个方面的学科知识时，希望有一方面能拉响学生的智慧钟。”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公茂虹，张皓，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306。
读到这里，颇令人感慨。罗斯真是搔到了中国文化、中国教育的痒处——20世纪90年代中期，王财贵等人倡导的儿童读经方法，与这位美国人当时所见的中国学生所受教育何其惊人地相似。教师和课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尊严，不鼓励甚至不允许学生怀疑、发问与讨论;而学生又极爱面子，既不愿为难教师，也不愿暴露自己学问上的无知。显然，这样的文化环境、教育氛围是反智的，是与培养智慧、探求真理背道而驰的。无怪乎罗斯如此惊诧！
不允许学生质疑，乃至于不允许询问，这在鲁迅写于1926年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有生动的描绘，我们可将其视为给罗斯的观察提供的佐证材料。鲁迅满怀求知渴望来到三味书屋上学，那里的老师是一个“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幼年鲁迅早先听说有一种神秘的虫，而周围的人不够渊博，面对“博学”的老师，他终于有了机会一问究竟。鲁迅回忆道：
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幼年鲁迅向私塾先生问及那小孩子渴望了解的传说中的“‘怪哉’这虫”的真相，遭到了先生恼怒的拒绝。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碰了壁，倒让他长了见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
于是，一个小孩子开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这种阅读中，儿童的心灵被封闭起来，做了书本温顺的奴仆。不过，鲁迅长大后并不如此温顺。现在倡导儿童读经运动的人往往认为，成年鲁迅在思想界的成功应当归功于他幼年的读经经历。这是一种标本式的，被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列维布留尔界定为以“后果”推导“前因”的原始思维。我相信，鲁迅仅仅是“精神大屠杀”后幸存的少数人之一。陈旧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我很佩服罗斯的洞察力。他竟然如此准确地从教育活动中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他认为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笨（尽管中国人也未必如许多中国人所认为的一定就比西方人聪明），他发现中国的孩子“三四岁时……已像我们国家六七岁的孩子那样机智。任何东西都逃不过孩子们那善于窥测的黑色眼睛……”②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公茂虹，张皓，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15，307。。他还在中国的新式学堂里发现，中国年轻人在教育过程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活生生的种种特征：“有个教授提醒学生注意对数表，第二天学生就抱怨这一课‘太难’记了，原来他们要设法背下来”“他们记下死话，却不能进行思考或自我训练”②……然而，这些学生一旦掌握了科学方法，他们同西方学生一样的智慧：“学生学会使用仪器后，便着迷于如何达到事实目的的全部明确方法。我在一些学校里发现学生对化学充满了兴趣，因为化学以示范的新解方法吸引了他们。他们的观察眼光敏锐，一切实验现象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虽然有人埋怨他的学生不应该记下无关的诸如实验管爆裂这样的现象，但是学生的确一丝不苟地领会了实验的意 义。”②③④⑤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公茂虹，张皓，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307，58，58，59，59。一旦掌握科学方法，一旦为科学所解放，中国学生也能明察秋毫、明辨是非、有所发现。
美国人罗斯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保守性，认为保守性是中国人的民族特征：“假如用一种新的哲学武装中国人的头脑，这种哲学必须使他们怀疑过去，同时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肯定会像今天的德国人那样不断地取得进步。”②
书中，罗斯提到了一位外国传教士对中国问题的看法：“马丁博士在中国已工作了六十个年头，可以说是传教士中的一名老将，他认为中国人在中华文明未成熟时期所具有的很强的创造力，在现代的中国人身上已几乎看不到。这种创造力的泯灭是因为难以记忆的语言耗尽了中国人的智慧，或者说，科举制度形成的填鸭式的教育体制窒碍了人们创造力的发挥。”③这位马丁博士因长期在中国生活，对中国人的禀性或许有真切的认识，但他认为汉语难以记忆而耗尽了中国人的智慧，似乎有些偏颇。须知，他所赞扬的具有“很强的创造力”的“中华文明未成熟时期”的中国人使用的也是汉语，可见，汉语与中国人是否有创造力关系不大，甚至完全无关。他之所以有汉语难以记忆而耗尽了中国人智慧的推导，大概是因为外国人学习汉语是很困难的（其实，中国人学外语也觉得很难）。然而，一个小孩子生活在汉语环境中，习得汉语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丝毫不会耗费他的智慧，反而给了他逐步开启智慧大门的钥匙。但是，马丁博士认为过度依赖记忆以及填鸭式教育会损害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能力，我是完全赞同的。中国旧教育中的“记忆崇拜”导致国人匮乏好奇心和批判精神，不善独立思考，因而创新能力也欠缺。
罗斯写道：“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较稳定保守的心理，他们很难接受那些变革社会的思想。中国人认为，只有古代的圣人才有无穷的智慧，现代人无法和他们相比。所以，期望现在的中国人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是不可能的，其渺茫的程度如同期望苹果树在十月里开花一样。”“现在的思想家在提出自己新的想法之前，已屈服于周围的保守观念所带来的沉重压力，致使他们失去了提出新观点的勇气。总之，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变得异常沉闷，令人感到压抑，缺乏中华民族早期发展阶段那种蓬勃的朝气……”④连过客罗斯都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文化保守、沉闷、压抑的能量，足以看出晚清中国社会朽败到了何种程度！
时代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倒有王财贵、蒋庆等人跑出来劝导人们：读经！
这位晚清时期来中国的美国人罗斯写道：“如今，中国人的思想明显地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不是由于社会发展造成的，而是因为他们囿于某些宗教般的信条或观念之中。由于这些信条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一直有效地发挥着作用，所以他们对此仍深信不疑。在这些信条支配下，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里，人们能够保持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生命安全以及一定程度的幸福。”⑤晚生于罗斯二十年的中国教育家蒋梦麟也做过类似的表达，称四书五经在一个安定保守的社会里无疑是十分有效的。读到这里，我就觉得，这一百年前写下的文字，所描写的不正是儿童读经运动倡导者们所憧憬的社会吗？
大概出于类似的原因，王财贵让中国人包括幼儿园的小孩子们一起读经。王财贵其实并不是落伍的旧式人物，他新潮且宽容，因而他还让儿童背莎士比亚，而且是背英文版的莎士比亚。但是，遗憾的是，他的办法，似乎只有一个“背”字。“背”的作用，中国传统教育早就给出了答案。
我们来看看罗斯的看法：“这些信条不断扩大它们的影响，直到最近，才遇到了与之抗衡的思想体系。在此之前，这些信条从未遇到过势均力敌的对手。中国文化不断向外传播，整个东亚被纳入它的影响之下……有人曾形象地说：‘中国是大海，他能使流入其中的每一件东西都带上咸味。’由于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力，所以，那些以中国文化的保护人自居的人们把他人企图改进中国文化的努力都看作是自以为是的愚蠢举动。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保守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②③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公茂虹，张皓，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60，72，72。这也是鲁迅为什么说外族人入主中原后也要尊孔读经的原因，这也是王财贵为什么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文化，并称外国人也说这是优秀文化的原因！
罗斯在这部出版于1911年的著作中对中国的富强提出了种种建议，诸如：“中国人必须通过种种措施延续人口增殖的速度。这些措施包括：放弃祖先崇拜，废除家族制，使女子接受教育，提倡晚婚，普及义务教育，限制童工，以及其他一些有利于培養家庭成员个性的措施。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逐步加以落实。”②接着，他对中国的未来做了一番乐观而友好的估计：“假如中国人有幸经历一个持续的、稳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且这一阶段不致被任何历史的反动、外族统治及内乱所打断，至多需要两代人的时间，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就会与美国平民的生活水平不相上下。”③看来罗斯对中国人是充满信心的。不过，与罗斯这部书出版几乎同时，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交困的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此后，动荡不安持续占据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大部分时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中国总体经济实力迅速跃居世界第二，社会面貌也大大改观。这不能不让我们佩服罗斯百年前的惊人预见。
读罗斯这部百年前的著作，我感受到了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教育、文化、社会之痼疾的深刻把握，以及他对中国人自我变革之美好前景颇具洞察力的前瞻远见。一百多年过去了，作为中国读者，我依然能从中感受到浓烈的现实气息。
一个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未来如此有信心，中国人对自己的未来有信心吗？或许，只有对自己的未来拥有信心，人们才敢直面痼疾，割肉疗疮！
（刘晓东，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童年哲学、教育哲学、文化哲学、学前教育学。著有《儿童精神哲学》《教育自然法的寻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