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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舍的“末世英雄”系列不仅蕴含着浓厚的文化兴味，同时也有值得探寻的本体性意义，这一系列人物作为革命史，文学史中的过渡式人物，为中华文化体系的重建打开了一扇门，借此，一个文学家在乱世里的操守和担当融入他所塑造的人物中，不可分离。
【关键词】：老舍；革命史；文学史；末世英雄；过渡性
作为现代文学扛鼎式的作家，老舍先生塑造了一系列京味十足的小市民形象，并借助这些人物的人生履历，世态人情表达了浓蕴的文化兴味。对于传统的文化，老舍一面深情不舍，一面却又异常清醒的揭示了其必然殒灭的命运。至于先生笔下的“末世英雄”们，历来研究者们都对其悲剧式的结局或做的选择做深远的文化溯源，追寻传统文化的可能性归宿，由此做了很多建设性的研究。而笔者今日想做的却是将这些血肉丰满的人物们纯粹化，观照处于其特定历史背景，历史环境下所出现的这一系列人物的时代效用及过渡功能。
夏志清先生曾这样分析老舍的创作；“在漫谈他个人主义文学生涯的《老牛破车》时，老舍后悔没有亲自参加五四运动，后悔错了1920年后半期国内发生的种种令人振奋的事。但是如果他那时真的留在中国，他多半会淹没在革命潮流里面，接受那些激进分子全部的政治和经济教条。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否能创造出他个人主义的一派小说，就很难说了。[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笔者很认可这种观点，正是因为没有一头热的投入所谓的革命洪潮中，才得以形成极富个人主义思想。独具个人色彩的一系列作品及人物，无论是《老字号》里固守着“可宝贵的老气质，老规矩”终于无法适应时代潮流走向没落的钱掌柜，辛德治；还是《黑白李》中不合时宜坚守着浓厚孝悌主义的黑李；当然最具特色的还是《断魂枪》中在月夜之下自己练罢一套五虎断魂枪之后轻叹“不传，不传。”爱而至死的沙子龙，身上都带着一种深沉的单纯，他们也许并不能完全理解纷乱的世间种种变故，却在大张旗鼓或不动声色的变迁中保持了自己的本心，也许有疑惑但未曾动摇，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在老舍的笔下，都呈现出一种优雅的从容，忧愁也是渡着一层温柔的光，这些走向没落的人们，性格里都带着一种朴拙，他们尽管被所处的时代所抛弃，依旧安然若素的（有过挣扎也不热烈）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只留下一个远远的挺拔的背影。
定性了这一类人物高贵而节制，深情却淡然的性格共性，我们就能进一步探讨这一类型人物在老舍自己的创作史，在文学史所能起到的过渡性功能。
首先我们集中探寻这一列人物对老舍创作进程的价值。“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民族的面貌，它是人的特征，也决定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特征。现代中国在在战火中接受考验的时候，它的文化也在接受着考验。对老舍这样一个把民族复兴视为生命的作家来说，对文化的谈到也是理所当然。[汤晨光《老舍的文化批判与文化理想》]”的确，这一类人物是老舍文化批判与文化理想的体现，他们身上所承载的文化兴味远比文学意义深重。如果我们回溯到老舍当时的时代，也许更能理解这一系列作品创作时的心路历程。老舍写这一系列作品时，正是国难当头之际，传统的文化正被西方物质文明所替代，在这个前所未有充满忧虑意识的民族主义时代，老舍自身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个性气质注定了他会有所承担，会试图尝试解答传统文化衰灭这样的困境。黑李的死，老字号三合祥的没落，沙子龙的不传都折射了老舍先生最后找到的解决方案——既然注定留不住，那就体面的“死去”吧！这不是关于拯救的故事，所有一切，关乎尊严。变质的生不如纯粹的殒灭，只有彻底的殒灭才能得到真正意义的重生，此时，老舍给出的解答应是如此。而对思想信仰一开始就与“革命文学”作家们不同的老舍，这种悲壮的解答也是对自我人生最好的解答。
相对于此类人物在老舍创作中启承的过渡功能，这一类在文学史，革命史的意义显然更为深重。在风起云涌的社会里，时代需要革命文学，需要振臂一呼激烈壮阔的革命英雄，那么，老舍式的探索，这种失败的英雄重要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虽然这一类人物末世英雄们所做的对传统文化的处理方式其实不算真正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的结局都是走向毁灭，并且与时势相融自我调整也不是老舍所提倡的），然而，如果没有末世英雄们这种失败的承担，那真正对新旧文化的重视和更好的答案是不会出现的。
战争时代，生存成为了基本的需求后，对文学的要求相应的有所调整，生存的考验和文化的考验同时存在，为文化考验焦灼不安的文学家们必然对这个民族的有更深邃的忧虑与殷望。“一旦发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那么，不论这个文明曾经有过怎样的光荣，都不能不深刻使人反省它的积弊。[孔庆东《1921谁主沉浮》]”我们的积弊在经济层面上，也与文化的因素血肉相连不可分割。清楚经济政治的积弊我们要借助雄才大略的革命家们领导，要倚靠清醒奋起的人民群众，至于所谓的文化积弊，不能简单用好坏标准划分，老舍用一己之力做出来积极的探索，这种探索的意义赢得了后世的认可，老舍的文學地位无可撼动，文学意义也不断被追寻，但，他的时代价值，革命意义，这类人物在当时情境下的本体性价值也该被足够的重视。
对任何文学作品的研究，首先都要放在相对应的历史背景中，用这个角度去看老舍塑造的“末世英雄”们，他们在革命史中所起的过渡性意义就昭然若揭了，钱掌柜，辛德治维系不了的三合祥是对社会风气的一种有情讽刺，即便老字号自身的经营方式守旧是衰败原因之一，但内涵深厚的老字号要去保住本身的传统优势，固守其品德风度，在作者的价值观里是呈肯定式的。“黑李”或“黄学监”性格中软弱迂腐都令人扼腕，其本性里的传统美德善良宽容却是要赞扬要传承的。至于《断魂枪》中的沙子龙所处的“不传“情境也是：能够传承的人和时局都不复存在，在月夜下操练一套五虎断枪的沙子龙只能选择寂寞高贵的不传——知爱而至死。而无论哪一种方式，都包含了老舍的答案，这些给出的答案是文化重建的一把钥匙，后面还有千万把锁要开，万千步路要走，老舍却用自己的方式打开了一扇门，让后来者开始窥见门外的那一线光明。 在现代文学中，文学重建最重要的工作无非是“守，破，立”——守住传统优势文化，破除封建文化，重力民族文化。老舍之前的作家，多受革命思潮的鼓动，从事的多是“破”和“守”的工作，“破”和“守”恰好可以用周氏兄弟做最好的例证。鲁迅是“破”的集大成者，而周作人为代表的一批美文作家在一番战斗后，退回自己的小居，深情自守。当然，追求“立”的作家也不在少数，如郭沫若与矛盾，两人的文学风格截然不同，但无疑都在尝试为新文化立根，郭沫若那些激情澎湃的诗篇里，试图号召大众一并追寻他诗里的光明新世界。矛盾虽理性自持，他笔下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家们，都带有一种被时局所囿的生命力，尽管探索失败了，却提倡了一种立身的可能性方式，使他的作品“立中有破”，“破”更显深重。其实如矛盾一般，现代文学的作家们，都是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承担力的，他们想要做的工作一定也是发于“破立并进，重建文化”的意图，而笔者之所以认为老舍的“末世英雄”系列是过渡线。是因为笔者认为，老舍是最先完成了集“守，破，立”于一体的作家，老舍既没有对所有的文化一概论之，嗤之以鼻，也没有缩于室内，怡情养性，他创造性的选择在坚守之中批判，又在泯灭中传承。所有的文化重建都需要这样的前后兼备才能真正完整的走向正常的轨道。还有一个问题，老舍的“守破”易证，“立”成功了吗？答案是肯定的，立成功了！老舍笔下的人物走向了末世，他们的精神却是需要传承的，老舍认可了他们的精神。这从根本上区别了老舍与其他作家，其他作家的定论多是舍弃或者创造，只有老舍，意识到积弊，依旧肯定的给予了“要继承”的答案。至于如何适应新文化新政权，那是另外一条需要慢慢摸索的路了。
乘上已论，启下却未能如预期般轰烈展开。老舍的先驱性工作做到如此份上以后，中国相对自由的文化环境开始为政治所囿。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一个新政权的产生，急需足够适应主流的欢呼与赞扬，此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工作显然容易被忽略，因为新政权的新生，文学方向也要有所偏移，只是如今回顾是有所惋惜的，如果能重视这样的“守，破，立”工作，多人为继，我们的文学进程，文化重构或许能有另一番更为清醒的发展轨迹。
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的创作生命力不曾枯竭，反而愈加成熟圆整，创作了很多佳作，然而，他的人物画廊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孙子龙这类绝美而复杂的形象，他们大多特质鲜明，因时而变，在坏的时局中变坏，在好的社会中拔高。这也是时局命定的缺陷。
如今，我们能稔熟的传诵这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这样的对待传统的主张，但是，从“全盘否定”到“开始思索”再到“批判继承”，其实走了很长一段路，很多文人志士也为此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正确的文化观在革命当道的乱世中很难坚持，但没有革命推陈出新，更加完善的文化体系就难成立，而那些在革命过程中就先天下之忧开始思索“传统文化价值与归位”的文学家们，他们无疑是觉醒者，先驱者，因为他们不息的探索，才能有今日自由而深刻的传承观。老舍在这上面所做的努力和创作的价值，历史和文学都会永远铭记。
最后，笔者想着重归类一下通篇所谈的“末世英雄”，所谓英雄，不屈不挠抗争者固然是，能在知晓自己命运的情况下依旧坦然的走向自己的命運归宿的人一定也是。从这个意义层面上，知爱知死的沙子龙是英雄，转型失败却始终想要恢复“君子之风”的钱掌柜，辛德治也是，博爱宽恕，慈悲为怀却没有换来好下场的黄先生是，善良软弱，为孝悌主义所囿的黑李也是。他们的身上有缺陷有需要革新的地方，但他们的坚守和从容尤其动人。时代需要革新，只有革新才能重立，革新之前，却要清算好不能摒弃的东西，比如善良比如侠义。如果这些人物生活在更自由和宽容的年代，他们或许能有机会“传一身技艺”或做好“君子买卖”，只是在乱世里，坚守便成了最好的选择，他们坚守住了该坚守的东西，所以他们是英雄，不为时代所困在今日依旧熠熠生辉的真正的英雄！
【关键词】：老舍；革命史；文学史；末世英雄；过渡性
作为现代文学扛鼎式的作家，老舍先生塑造了一系列京味十足的小市民形象，并借助这些人物的人生履历，世态人情表达了浓蕴的文化兴味。对于传统的文化，老舍一面深情不舍，一面却又异常清醒的揭示了其必然殒灭的命运。至于先生笔下的“末世英雄”们，历来研究者们都对其悲剧式的结局或做的选择做深远的文化溯源，追寻传统文化的可能性归宿，由此做了很多建设性的研究。而笔者今日想做的却是将这些血肉丰满的人物们纯粹化，观照处于其特定历史背景，历史环境下所出现的这一系列人物的时代效用及过渡功能。
夏志清先生曾这样分析老舍的创作；“在漫谈他个人主义文学生涯的《老牛破车》时，老舍后悔没有亲自参加五四运动，后悔错了1920年后半期国内发生的种种令人振奋的事。但是如果他那时真的留在中国，他多半会淹没在革命潮流里面，接受那些激进分子全部的政治和经济教条。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否能创造出他个人主义的一派小说，就很难说了。[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笔者很认可这种观点，正是因为没有一头热的投入所谓的革命洪潮中，才得以形成极富个人主义思想。独具个人色彩的一系列作品及人物，无论是《老字号》里固守着“可宝贵的老气质，老规矩”终于无法适应时代潮流走向没落的钱掌柜，辛德治；还是《黑白李》中不合时宜坚守着浓厚孝悌主义的黑李；当然最具特色的还是《断魂枪》中在月夜之下自己练罢一套五虎断魂枪之后轻叹“不传，不传。”爱而至死的沙子龙，身上都带着一种深沉的单纯，他们也许并不能完全理解纷乱的世间种种变故，却在大张旗鼓或不动声色的变迁中保持了自己的本心，也许有疑惑但未曾动摇，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在老舍的笔下，都呈现出一种优雅的从容，忧愁也是渡着一层温柔的光，这些走向没落的人们，性格里都带着一种朴拙，他们尽管被所处的时代所抛弃，依旧安然若素的（有过挣扎也不热烈）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只留下一个远远的挺拔的背影。
定性了这一类人物高贵而节制，深情却淡然的性格共性，我们就能进一步探讨这一类型人物在老舍自己的创作史，在文学史所能起到的过渡性功能。
首先我们集中探寻这一列人物对老舍创作进程的价值。“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民族的面貌，它是人的特征，也决定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特征。现代中国在在战火中接受考验的时候，它的文化也在接受着考验。对老舍这样一个把民族复兴视为生命的作家来说，对文化的谈到也是理所当然。[汤晨光《老舍的文化批判与文化理想》]”的确，这一类人物是老舍文化批判与文化理想的体现，他们身上所承载的文化兴味远比文学意义深重。如果我们回溯到老舍当时的时代，也许更能理解这一系列作品创作时的心路历程。老舍写这一系列作品时，正是国难当头之际，传统的文化正被西方物质文明所替代，在这个前所未有充满忧虑意识的民族主义时代，老舍自身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个性气质注定了他会有所承担，会试图尝试解答传统文化衰灭这样的困境。黑李的死，老字号三合祥的没落，沙子龙的不传都折射了老舍先生最后找到的解决方案——既然注定留不住，那就体面的“死去”吧！这不是关于拯救的故事，所有一切，关乎尊严。变质的生不如纯粹的殒灭，只有彻底的殒灭才能得到真正意义的重生，此时，老舍给出的解答应是如此。而对思想信仰一开始就与“革命文学”作家们不同的老舍，这种悲壮的解答也是对自我人生最好的解答。
相对于此类人物在老舍创作中启承的过渡功能，这一类在文学史，革命史的意义显然更为深重。在风起云涌的社会里，时代需要革命文学，需要振臂一呼激烈壮阔的革命英雄，那么，老舍式的探索，这种失败的英雄重要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虽然这一类人物末世英雄们所做的对传统文化的处理方式其实不算真正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的结局都是走向毁灭，并且与时势相融自我调整也不是老舍所提倡的），然而，如果没有末世英雄们这种失败的承担，那真正对新旧文化的重视和更好的答案是不会出现的。
战争时代，生存成为了基本的需求后，对文学的要求相应的有所调整，生存的考验和文化的考验同时存在，为文化考验焦灼不安的文学家们必然对这个民族的有更深邃的忧虑与殷望。“一旦发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那么，不论这个文明曾经有过怎样的光荣，都不能不深刻使人反省它的积弊。[孔庆东《1921谁主沉浮》]”我们的积弊在经济层面上，也与文化的因素血肉相连不可分割。清楚经济政治的积弊我们要借助雄才大略的革命家们领导，要倚靠清醒奋起的人民群众，至于所谓的文化积弊，不能简单用好坏标准划分，老舍用一己之力做出来积极的探索，这种探索的意义赢得了后世的认可，老舍的文學地位无可撼动，文学意义也不断被追寻，但，他的时代价值，革命意义，这类人物在当时情境下的本体性价值也该被足够的重视。
对任何文学作品的研究，首先都要放在相对应的历史背景中，用这个角度去看老舍塑造的“末世英雄”们，他们在革命史中所起的过渡性意义就昭然若揭了，钱掌柜，辛德治维系不了的三合祥是对社会风气的一种有情讽刺，即便老字号自身的经营方式守旧是衰败原因之一，但内涵深厚的老字号要去保住本身的传统优势，固守其品德风度，在作者的价值观里是呈肯定式的。“黑李”或“黄学监”性格中软弱迂腐都令人扼腕，其本性里的传统美德善良宽容却是要赞扬要传承的。至于《断魂枪》中的沙子龙所处的“不传“情境也是：能够传承的人和时局都不复存在，在月夜下操练一套五虎断枪的沙子龙只能选择寂寞高贵的不传——知爱而至死。而无论哪一种方式，都包含了老舍的答案，这些给出的答案是文化重建的一把钥匙，后面还有千万把锁要开，万千步路要走，老舍却用自己的方式打开了一扇门，让后来者开始窥见门外的那一线光明。 在现代文学中，文学重建最重要的工作无非是“守，破，立”——守住传统优势文化，破除封建文化，重力民族文化。老舍之前的作家，多受革命思潮的鼓动，从事的多是“破”和“守”的工作，“破”和“守”恰好可以用周氏兄弟做最好的例证。鲁迅是“破”的集大成者，而周作人为代表的一批美文作家在一番战斗后，退回自己的小居，深情自守。当然，追求“立”的作家也不在少数，如郭沫若与矛盾，两人的文学风格截然不同，但无疑都在尝试为新文化立根，郭沫若那些激情澎湃的诗篇里，试图号召大众一并追寻他诗里的光明新世界。矛盾虽理性自持，他笔下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家们，都带有一种被时局所囿的生命力，尽管探索失败了，却提倡了一种立身的可能性方式，使他的作品“立中有破”，“破”更显深重。其实如矛盾一般，现代文学的作家们，都是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承担力的，他们想要做的工作一定也是发于“破立并进，重建文化”的意图，而笔者之所以认为老舍的“末世英雄”系列是过渡线。是因为笔者认为，老舍是最先完成了集“守，破，立”于一体的作家，老舍既没有对所有的文化一概论之，嗤之以鼻，也没有缩于室内，怡情养性，他创造性的选择在坚守之中批判，又在泯灭中传承。所有的文化重建都需要这样的前后兼备才能真正完整的走向正常的轨道。还有一个问题，老舍的“守破”易证，“立”成功了吗？答案是肯定的，立成功了！老舍笔下的人物走向了末世，他们的精神却是需要传承的，老舍认可了他们的精神。这从根本上区别了老舍与其他作家，其他作家的定论多是舍弃或者创造，只有老舍，意识到积弊，依旧肯定的给予了“要继承”的答案。至于如何适应新文化新政权，那是另外一条需要慢慢摸索的路了。
乘上已论，启下却未能如预期般轰烈展开。老舍的先驱性工作做到如此份上以后，中国相对自由的文化环境开始为政治所囿。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一个新政权的产生，急需足够适应主流的欢呼与赞扬，此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工作显然容易被忽略，因为新政权的新生，文学方向也要有所偏移，只是如今回顾是有所惋惜的，如果能重视这样的“守，破，立”工作，多人为继，我们的文学进程，文化重构或许能有另一番更为清醒的发展轨迹。
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的创作生命力不曾枯竭，反而愈加成熟圆整，创作了很多佳作，然而，他的人物画廊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孙子龙这类绝美而复杂的形象，他们大多特质鲜明，因时而变，在坏的时局中变坏，在好的社会中拔高。这也是时局命定的缺陷。
如今，我们能稔熟的传诵这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这样的对待传统的主张，但是，从“全盘否定”到“开始思索”再到“批判继承”，其实走了很长一段路，很多文人志士也为此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正确的文化观在革命当道的乱世中很难坚持，但没有革命推陈出新，更加完善的文化体系就难成立，而那些在革命过程中就先天下之忧开始思索“传统文化价值与归位”的文学家们，他们无疑是觉醒者，先驱者，因为他们不息的探索，才能有今日自由而深刻的传承观。老舍在这上面所做的努力和创作的价值，历史和文学都会永远铭记。
最后，笔者想着重归类一下通篇所谈的“末世英雄”，所谓英雄，不屈不挠抗争者固然是，能在知晓自己命运的情况下依旧坦然的走向自己的命運归宿的人一定也是。从这个意义层面上，知爱知死的沙子龙是英雄，转型失败却始终想要恢复“君子之风”的钱掌柜，辛德治也是，博爱宽恕，慈悲为怀却没有换来好下场的黄先生是，善良软弱，为孝悌主义所囿的黑李也是。他们的身上有缺陷有需要革新的地方，但他们的坚守和从容尤其动人。时代需要革新，只有革新才能重立，革新之前，却要清算好不能摒弃的东西，比如善良比如侠义。如果这些人物生活在更自由和宽容的年代，他们或许能有机会“传一身技艺”或做好“君子买卖”，只是在乱世里，坚守便成了最好的选择，他们坚守住了该坚守的东西，所以他们是英雄，不为时代所困在今日依旧熠熠生辉的真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