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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中走出来的穷秀才
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它静静地躺在涡河的岸边，算起来恐怕该有三千多年了。古书上记载：“汤居亳，与葛为邻”。过去曾认为开创了商代的汤王，本来是建都在亳州的，离亳州不远便是商丘，正好可作证明。但是现代考古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了商代的宫殿遗址。那里本来又叫西亳，汤居的“亳”便又跑到偃师去了。然而商丘东南号称南亳，正相当今天亳州一带，商丘北部又名北亳，据说也都做过商汤都城。商朝早期曾多次迁徙，如果说在偃师之前亳州一带曾为其都城也并不奇怪，但都无法深究了。汉代末年，这地方出了个大人物，就是号称魏武帝的曹操。史传称他“沛国谯人也”，就是今之亳州人。曹操的政治评价，争论了几百年，现在则倾向于基本肯定。但有一点则是毫无疑义的，就是他们一家子，曹操、曹丕、曹植都是文学天才，是他们开创并领导了“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光彩。与曹操同时，亳州还有个了不起的人物，那就是“神医”华佗。曹操掌握重权，率兵打仗，杀了不少人，而华佗则凭精湛的医术救了不少人。最后得罪了曹操，竟被他杀了，实在可惜得很。
亳州有这样一些名人，当然就有一些古迹。如曹家孤堆、华佗庙、花戏楼等等。还有一座木兰庙，表明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原来也是亳州人。元朝末年刘福通起义，曾拥戴韩林儿在此地建都。清朝后期捻军的首领张洛行出生在这一带，当然这些都没有遗迹可寻了。
且说亳州城里，住着一户姓郭的人家，这家人可说是世居亳州。但据其《家谱》所载，原本则是山西沁水人，据说与唐朝郭子仪同宗。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郭璟迁移来亳州，从此就世居亳州了。后代曾有一位郭其福做过河南卫辉府同知，其子郭长序做过“试用训导”，都不是什么显宦。郭家号称“世传孝弟力田”可见经济上也不怎么样。
传到第十二世郭克家一支，因其行四，故称“老四门”，住在南门黉学附近，似乎是一直留居在亳州的仅有的一支了。郭克家只是一名附贡生，因为急公好义，敢为人排难解纷，受到乡里推崇。咸丰初年，太平军捻军纷起，地方不靖，亳州本是尚武之乡，于是四乡组织自保，他被推为首领。后来清朝忠亲王僧格林沁攻打捻军来到亳州，严令每家出一人筹办乡团。郭克家就顺理成章地被推为各团会的统带。后来太平军攻克亳州，顾及郭克家在当地的信誉，特给郭家颁发了“不许军民骚扰”的牌子。但有一天，郭克家在街上行走，遇见一个人被太平军追杀，此人向他求救，高呼“四爷救我！”郭克家即为之证明，说“他是好人！”太平军大怒，说：“你说他是好人，那就连你也不是好人”，随即挥刀，将二人一并杀死。当时郭克家八十高龄。他是在六十岁以后才生得三个儿子。他被害时，长子玉珍才十九岁，次子玉珖十六岁，三子玉璞才八岁。本来玉珍、玉珖不知是主动参加还是被裹胁已在太平军中，此时闻讯逃归，草草埋葬了父亲，从此寡母孤儿，生活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勉强挣扎着，过了好几年，两兄弟稍长，靠经营商业，家计才稍有改善。光绪初年，三兄弟都曾应聘为幕宾，出外游宦，但也只有几年工夫，便先后辞职回乡。老大以读书课子为乐，曾著《随笔录》四卷，《示儿语》一卷。老二经商，负担家庭经济，老三科举失败即专心医道，悬壶济世。兄弟三人历经磨难，始终住在一起，生齿日繁，收入不多，全靠节俭度日。郭家在当地，可称“穷家大户”，说他们贫穷，倒不至于衣食不继，但较之当地的富户，这一大家确可以称是穷家了。
黉学附近的宅子，经过添盖也有好几进。不过大多是一些夹杂着土坯的砖房。因地势较高，要上四五级台阶，一进门是一个场院，支着石磨盘，拴着一头叫驴，粮食便靠碾磨加工，场地也用来打场。虽处城里，仍保持农耕生活的一些习惯，这一大家子便住在这座大而简陋的宅院里。因为进门上台阶，在当地便号称“高门台郭家”。后来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年）玉珍的第三子肖霆（文徹）（大家庭排行第七）考中了举人，捷报传来，满城哄传。从此，这宅子又被称为“郭举人家”。
老弟兄三人膝下共有九男一女，玉珍有四子，其中一子未成年即殇，玉珖有五子一女，最小的儿子过继给了玉璞。且说玉珖的第三子文献，在大家庭中排行第六，后来用的名字是礼徵，字鸿诒。他出生于光绪元年（1875年），三岁上，生母便去世了。文献从小便知道刻苦学习，光绪17年（1891年）考中秀才。对伯父玉珍的家训“读书必求心得，治家力戒虚浮”是谨守不渝的。艰难的生活磨砺了他的志趣，终于使他冲出了这座古城，开创出一番事业。
负笈江南
按照家长玉珍的观念，子弟不必都走科举成才的道路，应该看各人的资质决定。如果不是读书的材料，则不如早一点学一种技能，可以安身立命。在子侄中，玉珍看好的是老六礼徵、老七肖霆。侄子礼徵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气质，儿子肖霆则十分聪明，因此他就决定派他们二人去南京学习。他曾在南京候补多年，对那里的情形还比较熟悉。为准备他们的学费、用度，老二玉珖东挪西借，“倍极艰难”。玉珍的初衷是让这兄弟二人走科举的道路，但后来时移事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兄弟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天来到南京，师从江宁吴麟伯，合肥蒯礼卿、南通张謇（字季直）。这三位都是有名的学者，尤其是张謇，此前一年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此时在南京主讲“文正书院”。他提倡实业救国，影响很大。在张謇晚年著述中曾提到：“清光绪中叶，余主讲江宁文正书院，院生外，皖人之从游者，有婺源二江：导岷、谦，亳县二郭：鸿诒（礼徵）、文徹（肖霆），朝夕论讲，相得者，蓋三年也。”后来张謇与这几个学生往来合作，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光绪二十年七、八月间爆发了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战败，举国震动。甲午战争前后的和战之争成了帝、后党争的主要形式。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是主要的主战派。张謇得中状元是由翁同龢推荐，张也是站在主战派一边的。战争爆发之前，他曾上书翁同龢，建议以慈禧六十大寿庆典款充兵饷。宣战之后，他又致翁密信，说：“今日之事，安得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可胜，正当先为可败以求不败耳。必须宫廷深明此意，乃为根本之要。”主张要有“相持”的准备。他主战的思想，自会在弟子中发生很大影响。甲午战争以割地赔款告终，张謇更觉得兴实业办教育是当急之务。当时，能睁开眼看看世界的人，都认为必须学习自然科学，发展工商业。后来翻译《天演论》的严复以下的这段话可为代表：
国之贫富强弱明昧，大抵视商政之盛衰，商政之盛衰，视制造之精窳，农桑之优劣。而农桑制造，舍化学格致之日讲，新理之日出，则断乎莫能为也。
张謇为办实业，就不去京城任职，而在家乡南通筹建起大生纱厂来。其时，提倡实业救国并非一帆风顺。昏愚的顽固派对于外国的科学技术，都认为是“奇技淫巧”，我天朝是不必学的。一旦外国打来，面对“船坚炮利”，又怕得要死，认为这种变怪神奇之物，我们是不能学也学不会的。所以那时要学习先进技术，首先得摆脱种种思想束缚。
张謇文章中提到的四位安徽学生，后来江导岷跟随其师兴办农垦事业，江谦则在辛亥革命后任两江师范学堂校长。郭肖霆亦曾在该校任职，后来他从政多年，又应张謇之召，任职盐务等差使。而郭礼徵则深受老师“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又为当时学习科学技术的思潮所推挽，所以在张謇离开文正书院之后，便决心放弃科举，从头学起。于是他离开了南京，到上海就读“汇文书院”，学习格致之学（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去了。
决策沪上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郭礼徵第一次来到了上海这个畸形发展的大都市。他住进学校附近的一家小客栈，茶房打来洗脸水，又泡好一壶茶，便向他介绍起上海怎么“好白相”来，其实他在来时的路上，已看到上海的繁华景象，别处没有的洋房广厦，川流不息的各种肤色的人群，街上行驶的豪华马车和人力车，也让人耳目一新。这是一座仿效欧美的都市，也是一座洋人的天堂！郭礼徵没有出去白相，而是坐了下来，整理带来的书籍笔砚，开始思考迎接新的学习。天渐渐黑了下来，客栈打开了电灯，整个房间都照亮了。他站到窗口，洋人聚居的地带灯光点点灿若星河，而另一方向的华人地界，则大部分还浸沉在黑暗之中。他站立很久，故乡的往事又一幕幕地出现在眼前。
幼时因为苦读，他每天都睡得很晚，鸡叫头遍便又起来了。那时用的是油灯，只敢用一根捻子，真正是一灯如豆。但就是这样，灯油也不够用的。全靠大姐从公用的食油中，偷偷地取一点给添上。大姐心疼这个三岁失母的弟弟，处处照顾着他。但大家庭人多嘴杂，有人怀疑油怎么见少了，有人说，要不老鼠偷吃了，得防着点。还是家长莹山公玉珍阻止了这种议论，他说：“油用多用少，有什么稀罕，不要胡乱猜测。”家长不追究，别人也不敢再过问此事。而小小年纪的他却感到很大的压力，更要发奋读书了。毕竟家里度日艰难，能读书已很不容易。他的一个堂兄，小小年纪便被送到一家钱庄学徒，钱庄少了钱，怀疑是堂兄偷的，堂兄受不得这冤枉，竟上吊而死。后来钱庄查实事情真相，前来赔礼道歉，人都不在了，道歉又有什么用呢！
家贫、国贫催人上进，一刻也不能停歇啊！他想起在油灯下读书的情景，当时就曾想过要能有一盏马灯照明该多好啊！现在外国居然发明了电灯，我国也应该赶快推广起来。书上介绍电的作用太大了，电车可以运输，电力能带动马达，开动机器。对了，格致学有声、光、电、化，我就把重点放在电学上吧。想到这里，他做了几下深呼吸，便回到桌边，打开了书本。
郭礼徵在“汇文书院”学习了一个阶段便又去“广方言馆”附设的“实习理化专科”学习。不久发现，一位陈经世同学竟与自己住在同一家客栈，于是便到他住房里拜访，陈是江苏镇江人，谈起镇江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来，头头是道。他说：镇江古称南徐，地势险要，号称铁瓮，为南京门户。三国时已成吴国的军事要地，东晋末为北府兵的组建之地，宋武帝刘裕便靠了这一支武装力量，取代东晋，建立了南朝的宋朝。历史上镇江民风强悍，以至于乾隆皇帝颇为不满，评以“穷山恶水，泼妇刁民”八个大字。关于镇江的历史沿革，名胜古迹，郭礼徵从书本中也知道一些，让他感兴趣的，还有北宋沈括在镇江写成了《梦溪笔谈》，这是一部谈到自然科学的书。在国人开始重视科学的时候，这部书应该受到重视。但他最关心的还是镇江的现状：经济、交通、发展前途等等，镇江面临长江，运河穿城而过，拟建的京（南京）沪铁路也将经过这里，交通很便利，离南京也很近，应该是很有发展前途的。有了这样的印象，几年后，他便在陈经世的帮助下，在镇江开了一家肥皂厂，一面筹资，一面考察，最后将创业的地址确定在了镇江。
在上海数年，郭礼徵一面努力学习，一面为报纸写稿，宣传实业救国，宣传科学知识，后来还担任过《神州日报》的主笔。这样他就在上海的安徽人中，有了一定的名声和影响。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方闹义和团，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郭礼徵救国心切，便投身到程从周军门的幕下，参谋军事。不久庚子事变以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程从周很欣赏郭礼徵的才能，便保举他五品知县分省任用。但他并不想做官，便离开程的幕府，继续谋划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去了。
初到镇江
郭礼徵初到镇江的时候，住在浮桥巷。他拿出几年的积蓄，他大哥郭黻臣在家乡经营布匹，也提供了一些资金，有这些钱，便在镇江开了一家规模很小的肥皂厂。一方面是想投石问路，一方面也想由此积累资金，为开办电厂做准备。
来镇江不久，安排好一些事务，郭礼徵便想出去了解一下镇江的山川形势。这一天，他换上一袭长衫，揣了几吊钱，便向不远的北固山走去。这镇江有著名的三山：金山、焦山、北固山。金山原来在江中，所以庙宇称作“江天禅寺”，依山而建的寺庙将山体包围其中，此时长江北移，金山与南岸相连，成为陆地了。焦山则依然是江中孤岛，要登山非摆渡不可。这座山，本是东汉焦光隐居的地方，现存他隐居的石洞，因朝廷三次下诏征他做官，他都拒绝了，后来便称作“三诏洞”。焦山没有大寺庙，有一些小庵，掩映在绿树丛中，这些建筑都被山体包围着。金、焦二山都有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一些诗文字画可供欣赏。城中的北固山则更多与历史联系着。三国时，东吴在山的前峰建铁瓮城（又名子城、京城），孙权从吴地迁都至建业时，曾在此处驻扎，镇江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形势险要。唐代刘禹锡有诗句：“土山京口峻，铁瓮郡城牢”。历史上这里曾演出过许多金戈铁马的故事。郭礼徵虽未来过此地，但对于三国时孙、刘结盟，南宋时韩世忠与金兵的激战，鸦片战争的守城之战这些历史故事还是知道的。因此便对如此江山增添了几分感情。他沿着坡道上山，凭吊了传说是唐代李德裕始建的铁塔，观赏了南宋吴琚所书“天下第一江山”的石刻大字，再往上走，经过古甘露寺遗址，便登上山顶了。山顶上筑有一座八角亭，这座亭子特别因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而为历代诗人、志士所倾倒。郭礼徵登上北固亭，面对浩荡的长江，不禁吟起词中的名句：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之所以发思古之幽情，往往离不开现实的驱策。历史巨变，国家积弱难返，风雨飘摇，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自己一介书生，幼年时就接受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诲，面对如此形势，也只有徒唤奈何而已。科举时代已经结束，兴办实业也许是唯一可行的兴国之路。当下办实业已成一时风气，但也有各种各样的目的，在南京听张季直老师讲实业救国的道理，很是振奋，列强船坚炮利，还不是因为他们有发达的工业。要使国家强盛，非得有自己的工业不可。经过在上海的学习，他懂得了电力是其他工业的基础，也是造福民众的事业，美国爱迪生发明电灯，创建电灯公司，距今也不过二十多年，成效真是太大了。如果从建设电灯厂开始，当是不错的选择。想着想着，他仿佛已看到长江中航行着运煤船，在电厂码头卸下煤炭后，又去别的码头装载上别的货物，向江心驶去。他忽然记起好友陈经世对他谈过的，宋代曾公亮的一首《夜宿甘露僧舍》诗，不禁默诵了一遍：
枕中云气千峰近，床底松声万壑哀。
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
打开心窗，便能看到无比壮阔的世界。天色向晚，他沿着山路向下走去，半山腰卧着一块像羊的“狠石”，又有一块“试剑石”，石缝中裂犹如剑削，据说孙权、刘备曾各作诉愿，以斫石求验证。郭礼徵手抚此石，心中默祷，但愿电厂能够办成，随即手掌立起，做了一个劈石的动作。
创业维艰
郭礼徵是和陈经世一起回到镇江的。他们在京畿岭开了一家规模很小的肥皂厂，用他们学得的化学知识制造肥皂。当时人们用皂角洗涤，有的连皂角也不用，全靠捶打，漂白则用柴灰。人们的生活依然是“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肥皂虽已出现，但那是舶来品，被称作“洋胰子”。郭礼徵他们制造的肥皂，虽然比舶来品便宜，但一时也很难为大众接受。不得已他们又兼卖杂货才得以维持。郭礼徵考察之后，还是决心要在镇江办电厂。陈经世劝他：“我们办个小肥皂厂尚不得成功，办电厂能行吗？谁会去用电？镇江古代号称织业发达，现已衰退，有待振兴。我劝你不如办个缫丝厂或纺织厂，成品可以销往南京、上海，资金周转也快。”郭礼徵回答说：“正因为民风未开，我更觉得办电厂才是当务之急，用上电才能促进工业发展，商业繁荣，对于开发民智也大有好处”。陈经世无可奈何地笑笑说：“我佩服你的宏图壮志。再说你要造福于我的桑梓之地，我有什么理由不赞成呢？只是现在还不到时候，只会失败，不会成功，我们不能眼看着火坑朝里跳呀。”后来肥皂厂关闭，陈更为灰心，离开镇江到外地去了。还有几位朋友也规劝郭礼徵不要办电厂，认为这是应当由国家办的事，私人来办会遇到重重困难。但郭礼徵铁了心，他坚信“有志者事竟成”，困难再大也要将这件事办成。尤其得到了老师张謇的支持，大大增强了信心。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858年6月中英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镇江作为通商口岸，被辟为商埠。1861年2月，英人在镇江云台山一带占地设立租界，建立了领事馆、海关、洋行等等。租界内是洋人的天堂，租界外则商业萧条，街道荒凉，广大市民依然过着千百年来传统的生活。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当郭礼徵正在积极筹备电灯厂的时候，传来了租界的工部局要附设电气处的消息，又听说税关洋人有集资扩建沿江马路的打算，计划从蒜山到北固山增宽十五丈。这都是洋人扩大租界势力的图谋，要想阻止，必须抢占先机，“与其听利权之外溢，不若筹抵制于事先”。这使他感到不能再等待下去了，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他便向当时的常镇道——江苏省分管常州、镇江事务的衙门，上了一个《为华商集股公司安设镇江电灯》的禀摺。称：“伏思通商各埠，凡有商务权利均被洋人侵占，以致中国商民交困，无力自强，职商创议试办，意在开通风气，自固权利……非专于谋利也。”其中特别强调了“照夜之权，岂能为洋人所独占”。禀摺递上以后，久无消息。郭礼徵又专程去拜见了时任常镇道的道台郭月楼。郭道台已然了解到他是张謇弟子，在上海学过现代科学，又被程从周保举为五品衔分省补用知县。所以虽然见他年未三十，还是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几句客套之后，郭礼徵便直奔主题。从电业的作用与重要性讲起，欲振兴实业非发展电力不可。他又尽其所知，分析了全国电业发展的概况：目前只有上海一处设有电厂，却是洋人所办。天津、苏州、杭州虽有华商筹建电厂，但并未办成，如果镇江首先办成，将成为华商第一家，首创之功，当归我镇江。看来，这句话着实打动了郭月楼，他说：“老弟能有如此壮志，欲与洋人争权，造福地方，我自当竭力促成此事，明日即上禀宪台，君可放心。”相谈甚欢，于是说起均为皖人，祖上都是由山西迁来，排叙起来还认了本家。
过不几天，果然得到宪台的批复，准予官督商办，但又要求有详细的章程，还要验资，并询问“洋务局交涉”一事，生怕与洋人有所关碍，惹出麻烦。郭礼徵一面继续上禀帖，说明原委，特别强调“若不捷足创办，瞬将为洋商所占”，一面则加紧筹备。好在得到郭月楼的支持，不等批复，选址建厂的工作已开始进行。当年九月三十日抚院批示准予立案。
在申请办厂时，郭礼徵请老师张謇题名。张謇说：“我在南通办‘大生纱厂’，还准备办‘大达轮船公司’，电灯厂不妨也以‘大’为名，就叫‘大照’吧。取普照天下之意。”
万事起头难，立案之后，首要之务就是集资，计划集股银十万两，但到1904年才筹得股金二万余两。除了郭氏家族全力以赴外，主要股东便是张謇和上海的周家，常州的恽家等。而镇江当地的几位股东都投资很少，愿意投资的人，多半是信任郭礼徵的为人，投一些资金让他试办，并不指望会有多大的成功。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往往不得结果。甚至有的人表面赞成，说是一定帮忙，但背后却在起破坏作用，他们说：“中国人自己能办电厂，从来没听说过，简直是山海经。不错，广州、上海、宁波都有过民办电厂，结果怎么样呢？还没办成就被洋商吞并了。投资给电厂，那就是拿钱打水漂”。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是靠老师张謇予以援手，张謇作为大照的“总董”，又通过“大生纱厂”给大照贷款。他又出面担保，商请郭月楼道台先拨荷花塘官地九亩，作为建厂地基（后来于宣统元年，即1909年作价六千两为官股）。又由道署从闲置的江边船坞工程款中，拨银一万两借给大照，年息八厘。有了这些土地和款项，大照的厂房终于在1904年底建成了。
光绪二十一年（1905年）初，由上海德商“荣华洋行”代购的两台75千瓦直流发电机及配套的锅炉陆续运到了。因为是靠燃煤发电，于是在锅炉房旁边，便砌了一座六七层楼高的烟囱。北固山下，这座砖砌的高大烟囱，成了大照公司的标志，一直到解放以前，都可算镇江城的最高建筑了。
工厂开始筹建时，郭礼徵深感独木难支。于是便约请他的胞兄三哥郭文第来做帮手。郭文第，字品翰，家族中排行第三，比郭礼徵大九岁，是一名廪贡生，做过候补官吏。他是一位非常善于经营的人才，能够双手同时打算盘。他来镇江后，兄弟二人同心同德，很快将工厂建立了起来。
机器安装了，下一步便是植杆挂线。
当时，镇江的市面谈不上繁荣。原先有所谓五大行业：洋药（鸦片）、洋行、洋货、钱业、杂货。商业还有放料包收的丝绸业、醋业。清末民初也出现了一些工厂，除大照外，如自来水厂、面粉厂、火柴厂、丝绸厂、蛋厂、纽扣厂、造纸厂、笔铅罐厂等十多家，大多规模很小，惨淡经营，一遇天灾人祸，市面萧条，便面临倒闭，全镇江人口也不过二十万。
那时候比较热闹的商业街，有大市口、五条街等处，立杆挂线，首先也在这些地区。工人去栽线杆，遇到了阻碍。虽然常镇道已张贴了告示：准许在路边植杆挂线，商铺居民均勿得阻挡。但就是有一些人家硬是不让挖坑，说是破坏了他家的风水，还会引起火灾。气势汹汹争吵不休。郭礼徵带着工程师赶过去，先让工程停下来，然后一家一户地解释、劝说。从电是怎么一回事说起，然后说明只要使用得当就是安全的，比起蜡烛、油灯、煤油灯都更少引起火灾的可能。又宣传用电灯照明的好处，孩童夜晚读书，可以保护眼睛，商店可以推迟打烊，晚间记账也看得清楚一些，并且用电比用煤油灯、汽油灯节省。围观的人群中有去过上海租界的，见过世面，于是也出来证实，说电灯煞亮，晚上大马路上跟白天也差不多。“至于破坏风水，更是无稽之谈”，郭礼徵接着说明：“农村里人家宅地、坟地讲个风水，这城市马路本不属于哪一家，马路边电线杆成行，还能把大家的风水都破坏了？有些石板路翻修成了马路，要说破坏风水，早就破坏完了。其实修成了马路以后，生意更好做、更发财了。”经过苦口婆心地劝说，有些人家接受了。但还有一两家钉子户，凭你怎么说，就是不同意。想方设法，又托他们亲友去劝，也不中用。最后只好请警察来干涉，又通知他们，如果不许栽杆，今后就不会供他们用电。请警察作证，他们也不能再提用电要求。这样一来，他们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一年不过装了一千盏灯，就为了植杆挂线，竟用了七个月的时间。
试机发电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十五日，是大照电灯公司试机发电的日子。因为早已发出通告欢迎参观，所以这天傍晚，公司门前的街巷里已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后来的人只好向环绕着厂房的街道延伸，一直到了江边煤码头附近，真是万人空巷。祖祖辈辈也没听说过电灯，谁不想来看个稀罕呢？
公司大门完全敞开，穿过门厅，便是一条宽宽的甬路，通向三开间的正厅，那便是经理开会，办公，会客的所在。甬路边回廊墙上，开有一个角门，进去便是机房，煤场等“生产重地”了。大门门厅两边各有一排房屋，分挂着营业处，会计处，总务处等牌子。西边尽头也有小门通向后面的厂房。厂区内也有一些宿舍、食堂等生活设施。
那天是公司喜庆的日子，到处张灯结彩，郭氏兄弟和曾留学德国的工程师王小徐早就站在门口迎接嘉宾了，这些来宾都是接到请柬的当地一些头面人物或重要股东，他们大都携家带眷前来。最早到来的是陈庆年，别号横山乡人，他是一位绅士，更是一位学者。他比郭礼徵大十三岁，却多有来往，可称忘年之交。今天，大照试机，他早早地带着妻儿来了。一见面，他便对郭礼徵说：“恭喜、恭喜，总算功德圆满了。”郭礼徵笑着回答：“譬如为山，才覆一匮，还差得远呢！”“好，你只要持有：‘进，吾往也’的决心，还愁不蒸蒸日上么！”说着二人便携手进了大厅。大厅里陈设也很简单，正面置放条几，上置花瓶，毛掸之类。两边是四个茶几和八张椅子，墙上则挂了一些字画，完全是家居厅堂的布置。召开大型会议时大概会另作布置。一进门陈庆年就发现条几上面悬着一副张謇写的对联，上联是“苟有良田何忧晚岁”，下联是“譬诸宝剑世之干将”。陈庆年端详了一阵说：“到底是状元公，字写得端庄而不拘束。他来参加开业典礼吗？”“四先生本说要来，大达公司又有了什么事情，不能来了，派人送来这副对联，勉励我继续努力的意思。”郭礼徵回答说。
客人陆续来到，这时天已暗了，大门口此起彼伏地响起了爆竹声，鼓乐齐鸣，于是所有来宾都集聚到大门口来。随着一声哨音，鼓乐，爆竹全都静了下来，不一会儿又是一声哨音，工厂内外所有的电灯全都亮了，特别大门楼及两边装了许多彩色灯泡，映着彩带花环的装饰着实好看。哦！参观的群众发出了惊叹，同时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试机历时一周，人们扶老携幼前来参观，这一下，人们知道电灯是怎么一回事了，确实比油灯亮上几十倍，而且方便安全。有一位老先生颇为激动，当场赋诗一首：
电气为灯夺化工，夜来照得满街红。
初来游客惊疑甚，皓月如何在雨中。
他当众吟诵一遍，赢得一片掌声。大照电灯公司的试机发电活动，当时轰动了全城，是可以载入地方史册的大事。
（未完待续）
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它静静地躺在涡河的岸边，算起来恐怕该有三千多年了。古书上记载：“汤居亳，与葛为邻”。过去曾认为开创了商代的汤王，本来是建都在亳州的，离亳州不远便是商丘，正好可作证明。但是现代考古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了商代的宫殿遗址。那里本来又叫西亳，汤居的“亳”便又跑到偃师去了。然而商丘东南号称南亳，正相当今天亳州一带，商丘北部又名北亳，据说也都做过商汤都城。商朝早期曾多次迁徙，如果说在偃师之前亳州一带曾为其都城也并不奇怪，但都无法深究了。汉代末年，这地方出了个大人物，就是号称魏武帝的曹操。史传称他“沛国谯人也”，就是今之亳州人。曹操的政治评价，争论了几百年，现在则倾向于基本肯定。但有一点则是毫无疑义的，就是他们一家子，曹操、曹丕、曹植都是文学天才，是他们开创并领导了“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光彩。与曹操同时，亳州还有个了不起的人物，那就是“神医”华佗。曹操掌握重权，率兵打仗，杀了不少人，而华佗则凭精湛的医术救了不少人。最后得罪了曹操，竟被他杀了，实在可惜得很。
亳州有这样一些名人，当然就有一些古迹。如曹家孤堆、华佗庙、花戏楼等等。还有一座木兰庙，表明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原来也是亳州人。元朝末年刘福通起义，曾拥戴韩林儿在此地建都。清朝后期捻军的首领张洛行出生在这一带，当然这些都没有遗迹可寻了。
且说亳州城里，住着一户姓郭的人家，这家人可说是世居亳州。但据其《家谱》所载，原本则是山西沁水人，据说与唐朝郭子仪同宗。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郭璟迁移来亳州，从此就世居亳州了。后代曾有一位郭其福做过河南卫辉府同知，其子郭长序做过“试用训导”，都不是什么显宦。郭家号称“世传孝弟力田”可见经济上也不怎么样。
传到第十二世郭克家一支，因其行四，故称“老四门”，住在南门黉学附近，似乎是一直留居在亳州的仅有的一支了。郭克家只是一名附贡生，因为急公好义，敢为人排难解纷，受到乡里推崇。咸丰初年，太平军捻军纷起，地方不靖，亳州本是尚武之乡，于是四乡组织自保，他被推为首领。后来清朝忠亲王僧格林沁攻打捻军来到亳州，严令每家出一人筹办乡团。郭克家就顺理成章地被推为各团会的统带。后来太平军攻克亳州，顾及郭克家在当地的信誉，特给郭家颁发了“不许军民骚扰”的牌子。但有一天，郭克家在街上行走，遇见一个人被太平军追杀，此人向他求救，高呼“四爷救我！”郭克家即为之证明，说“他是好人！”太平军大怒，说：“你说他是好人，那就连你也不是好人”，随即挥刀，将二人一并杀死。当时郭克家八十高龄。他是在六十岁以后才生得三个儿子。他被害时，长子玉珍才十九岁，次子玉珖十六岁，三子玉璞才八岁。本来玉珍、玉珖不知是主动参加还是被裹胁已在太平军中，此时闻讯逃归，草草埋葬了父亲，从此寡母孤儿，生活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勉强挣扎着，过了好几年，两兄弟稍长，靠经营商业，家计才稍有改善。光绪初年，三兄弟都曾应聘为幕宾，出外游宦，但也只有几年工夫，便先后辞职回乡。老大以读书课子为乐，曾著《随笔录》四卷，《示儿语》一卷。老二经商，负担家庭经济，老三科举失败即专心医道，悬壶济世。兄弟三人历经磨难，始终住在一起，生齿日繁，收入不多，全靠节俭度日。郭家在当地，可称“穷家大户”，说他们贫穷，倒不至于衣食不继，但较之当地的富户，这一大家确可以称是穷家了。
黉学附近的宅子，经过添盖也有好几进。不过大多是一些夹杂着土坯的砖房。因地势较高，要上四五级台阶，一进门是一个场院，支着石磨盘，拴着一头叫驴，粮食便靠碾磨加工，场地也用来打场。虽处城里，仍保持农耕生活的一些习惯，这一大家子便住在这座大而简陋的宅院里。因为进门上台阶，在当地便号称“高门台郭家”。后来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年）玉珍的第三子肖霆（文徹）（大家庭排行第七）考中了举人，捷报传来，满城哄传。从此，这宅子又被称为“郭举人家”。
老弟兄三人膝下共有九男一女，玉珍有四子，其中一子未成年即殇，玉珖有五子一女，最小的儿子过继给了玉璞。且说玉珖的第三子文献，在大家庭中排行第六，后来用的名字是礼徵，字鸿诒。他出生于光绪元年（1875年），三岁上，生母便去世了。文献从小便知道刻苦学习，光绪17年（1891年）考中秀才。对伯父玉珍的家训“读书必求心得，治家力戒虚浮”是谨守不渝的。艰难的生活磨砺了他的志趣，终于使他冲出了这座古城，开创出一番事业。
负笈江南
按照家长玉珍的观念，子弟不必都走科举成才的道路，应该看各人的资质决定。如果不是读书的材料，则不如早一点学一种技能，可以安身立命。在子侄中，玉珍看好的是老六礼徵、老七肖霆。侄子礼徵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气质，儿子肖霆则十分聪明，因此他就决定派他们二人去南京学习。他曾在南京候补多年，对那里的情形还比较熟悉。为准备他们的学费、用度，老二玉珖东挪西借，“倍极艰难”。玉珍的初衷是让这兄弟二人走科举的道路，但后来时移事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兄弟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天来到南京，师从江宁吴麟伯，合肥蒯礼卿、南通张謇（字季直）。这三位都是有名的学者，尤其是张謇，此前一年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此时在南京主讲“文正书院”。他提倡实业救国，影响很大。在张謇晚年著述中曾提到：“清光绪中叶，余主讲江宁文正书院，院生外，皖人之从游者，有婺源二江：导岷、谦，亳县二郭：鸿诒（礼徵）、文徹（肖霆），朝夕论讲，相得者，蓋三年也。”后来张謇与这几个学生往来合作，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光绪二十年七、八月间爆发了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战败，举国震动。甲午战争前后的和战之争成了帝、后党争的主要形式。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是主要的主战派。张謇得中状元是由翁同龢推荐，张也是站在主战派一边的。战争爆发之前，他曾上书翁同龢，建议以慈禧六十大寿庆典款充兵饷。宣战之后，他又致翁密信，说：“今日之事，安得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可胜，正当先为可败以求不败耳。必须宫廷深明此意，乃为根本之要。”主张要有“相持”的准备。他主战的思想，自会在弟子中发生很大影响。甲午战争以割地赔款告终，张謇更觉得兴实业办教育是当急之务。当时，能睁开眼看看世界的人，都认为必须学习自然科学，发展工商业。后来翻译《天演论》的严复以下的这段话可为代表：
国之贫富强弱明昧，大抵视商政之盛衰，商政之盛衰，视制造之精窳，农桑之优劣。而农桑制造，舍化学格致之日讲，新理之日出，则断乎莫能为也。
张謇为办实业，就不去京城任职，而在家乡南通筹建起大生纱厂来。其时，提倡实业救国并非一帆风顺。昏愚的顽固派对于外国的科学技术，都认为是“奇技淫巧”，我天朝是不必学的。一旦外国打来，面对“船坚炮利”，又怕得要死，认为这种变怪神奇之物，我们是不能学也学不会的。所以那时要学习先进技术，首先得摆脱种种思想束缚。
张謇文章中提到的四位安徽学生，后来江导岷跟随其师兴办农垦事业，江谦则在辛亥革命后任两江师范学堂校长。郭肖霆亦曾在该校任职，后来他从政多年，又应张謇之召，任职盐务等差使。而郭礼徵则深受老师“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又为当时学习科学技术的思潮所推挽，所以在张謇离开文正书院之后，便决心放弃科举，从头学起。于是他离开了南京，到上海就读“汇文书院”，学习格致之学（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去了。
决策沪上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郭礼徵第一次来到了上海这个畸形发展的大都市。他住进学校附近的一家小客栈，茶房打来洗脸水，又泡好一壶茶，便向他介绍起上海怎么“好白相”来，其实他在来时的路上，已看到上海的繁华景象，别处没有的洋房广厦，川流不息的各种肤色的人群，街上行驶的豪华马车和人力车，也让人耳目一新。这是一座仿效欧美的都市，也是一座洋人的天堂！郭礼徵没有出去白相，而是坐了下来，整理带来的书籍笔砚，开始思考迎接新的学习。天渐渐黑了下来，客栈打开了电灯，整个房间都照亮了。他站到窗口，洋人聚居的地带灯光点点灿若星河，而另一方向的华人地界，则大部分还浸沉在黑暗之中。他站立很久，故乡的往事又一幕幕地出现在眼前。
幼时因为苦读，他每天都睡得很晚，鸡叫头遍便又起来了。那时用的是油灯，只敢用一根捻子，真正是一灯如豆。但就是这样，灯油也不够用的。全靠大姐从公用的食油中，偷偷地取一点给添上。大姐心疼这个三岁失母的弟弟，处处照顾着他。但大家庭人多嘴杂，有人怀疑油怎么见少了，有人说，要不老鼠偷吃了，得防着点。还是家长莹山公玉珍阻止了这种议论，他说：“油用多用少，有什么稀罕，不要胡乱猜测。”家长不追究，别人也不敢再过问此事。而小小年纪的他却感到很大的压力，更要发奋读书了。毕竟家里度日艰难，能读书已很不容易。他的一个堂兄，小小年纪便被送到一家钱庄学徒，钱庄少了钱，怀疑是堂兄偷的，堂兄受不得这冤枉，竟上吊而死。后来钱庄查实事情真相，前来赔礼道歉，人都不在了，道歉又有什么用呢！
家贫、国贫催人上进，一刻也不能停歇啊！他想起在油灯下读书的情景，当时就曾想过要能有一盏马灯照明该多好啊！现在外国居然发明了电灯，我国也应该赶快推广起来。书上介绍电的作用太大了，电车可以运输，电力能带动马达，开动机器。对了，格致学有声、光、电、化，我就把重点放在电学上吧。想到这里，他做了几下深呼吸，便回到桌边，打开了书本。
郭礼徵在“汇文书院”学习了一个阶段便又去“广方言馆”附设的“实习理化专科”学习。不久发现，一位陈经世同学竟与自己住在同一家客栈，于是便到他住房里拜访，陈是江苏镇江人，谈起镇江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来，头头是道。他说：镇江古称南徐，地势险要，号称铁瓮，为南京门户。三国时已成吴国的军事要地，东晋末为北府兵的组建之地，宋武帝刘裕便靠了这一支武装力量，取代东晋，建立了南朝的宋朝。历史上镇江民风强悍，以至于乾隆皇帝颇为不满，评以“穷山恶水，泼妇刁民”八个大字。关于镇江的历史沿革，名胜古迹，郭礼徵从书本中也知道一些，让他感兴趣的，还有北宋沈括在镇江写成了《梦溪笔谈》，这是一部谈到自然科学的书。在国人开始重视科学的时候，这部书应该受到重视。但他最关心的还是镇江的现状：经济、交通、发展前途等等，镇江面临长江，运河穿城而过，拟建的京（南京）沪铁路也将经过这里，交通很便利，离南京也很近，应该是很有发展前途的。有了这样的印象，几年后，他便在陈经世的帮助下，在镇江开了一家肥皂厂，一面筹资，一面考察，最后将创业的地址确定在了镇江。
在上海数年，郭礼徵一面努力学习，一面为报纸写稿，宣传实业救国，宣传科学知识，后来还担任过《神州日报》的主笔。这样他就在上海的安徽人中，有了一定的名声和影响。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方闹义和团，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郭礼徵救国心切，便投身到程从周军门的幕下，参谋军事。不久庚子事变以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程从周很欣赏郭礼徵的才能，便保举他五品知县分省任用。但他并不想做官，便离开程的幕府，继续谋划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去了。
初到镇江
郭礼徵初到镇江的时候，住在浮桥巷。他拿出几年的积蓄，他大哥郭黻臣在家乡经营布匹，也提供了一些资金，有这些钱，便在镇江开了一家规模很小的肥皂厂。一方面是想投石问路，一方面也想由此积累资金，为开办电厂做准备。
来镇江不久，安排好一些事务，郭礼徵便想出去了解一下镇江的山川形势。这一天，他换上一袭长衫，揣了几吊钱，便向不远的北固山走去。这镇江有著名的三山：金山、焦山、北固山。金山原来在江中，所以庙宇称作“江天禅寺”，依山而建的寺庙将山体包围其中，此时长江北移，金山与南岸相连，成为陆地了。焦山则依然是江中孤岛，要登山非摆渡不可。这座山，本是东汉焦光隐居的地方，现存他隐居的石洞，因朝廷三次下诏征他做官，他都拒绝了，后来便称作“三诏洞”。焦山没有大寺庙，有一些小庵，掩映在绿树丛中，这些建筑都被山体包围着。金、焦二山都有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一些诗文字画可供欣赏。城中的北固山则更多与历史联系着。三国时，东吴在山的前峰建铁瓮城（又名子城、京城），孙权从吴地迁都至建业时，曾在此处驻扎，镇江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形势险要。唐代刘禹锡有诗句：“土山京口峻，铁瓮郡城牢”。历史上这里曾演出过许多金戈铁马的故事。郭礼徵虽未来过此地，但对于三国时孙、刘结盟，南宋时韩世忠与金兵的激战，鸦片战争的守城之战这些历史故事还是知道的。因此便对如此江山增添了几分感情。他沿着坡道上山，凭吊了传说是唐代李德裕始建的铁塔，观赏了南宋吴琚所书“天下第一江山”的石刻大字，再往上走，经过古甘露寺遗址，便登上山顶了。山顶上筑有一座八角亭，这座亭子特别因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而为历代诗人、志士所倾倒。郭礼徵登上北固亭，面对浩荡的长江，不禁吟起词中的名句：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之所以发思古之幽情，往往离不开现实的驱策。历史巨变，国家积弱难返，风雨飘摇，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自己一介书生，幼年时就接受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诲，面对如此形势，也只有徒唤奈何而已。科举时代已经结束，兴办实业也许是唯一可行的兴国之路。当下办实业已成一时风气，但也有各种各样的目的，在南京听张季直老师讲实业救国的道理，很是振奋，列强船坚炮利，还不是因为他们有发达的工业。要使国家强盛，非得有自己的工业不可。经过在上海的学习，他懂得了电力是其他工业的基础，也是造福民众的事业，美国爱迪生发明电灯，创建电灯公司，距今也不过二十多年，成效真是太大了。如果从建设电灯厂开始，当是不错的选择。想着想着，他仿佛已看到长江中航行着运煤船，在电厂码头卸下煤炭后，又去别的码头装载上别的货物，向江心驶去。他忽然记起好友陈经世对他谈过的，宋代曾公亮的一首《夜宿甘露僧舍》诗，不禁默诵了一遍：
枕中云气千峰近，床底松声万壑哀。
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
打开心窗，便能看到无比壮阔的世界。天色向晚，他沿着山路向下走去，半山腰卧着一块像羊的“狠石”，又有一块“试剑石”，石缝中裂犹如剑削，据说孙权、刘备曾各作诉愿，以斫石求验证。郭礼徵手抚此石，心中默祷，但愿电厂能够办成，随即手掌立起，做了一个劈石的动作。
创业维艰
郭礼徵是和陈经世一起回到镇江的。他们在京畿岭开了一家规模很小的肥皂厂，用他们学得的化学知识制造肥皂。当时人们用皂角洗涤，有的连皂角也不用，全靠捶打，漂白则用柴灰。人们的生活依然是“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肥皂虽已出现，但那是舶来品，被称作“洋胰子”。郭礼徵他们制造的肥皂，虽然比舶来品便宜，但一时也很难为大众接受。不得已他们又兼卖杂货才得以维持。郭礼徵考察之后，还是决心要在镇江办电厂。陈经世劝他：“我们办个小肥皂厂尚不得成功，办电厂能行吗？谁会去用电？镇江古代号称织业发达，现已衰退，有待振兴。我劝你不如办个缫丝厂或纺织厂，成品可以销往南京、上海，资金周转也快。”郭礼徵回答说：“正因为民风未开，我更觉得办电厂才是当务之急，用上电才能促进工业发展，商业繁荣，对于开发民智也大有好处”。陈经世无可奈何地笑笑说：“我佩服你的宏图壮志。再说你要造福于我的桑梓之地，我有什么理由不赞成呢？只是现在还不到时候，只会失败，不会成功，我们不能眼看着火坑朝里跳呀。”后来肥皂厂关闭，陈更为灰心，离开镇江到外地去了。还有几位朋友也规劝郭礼徵不要办电厂，认为这是应当由国家办的事，私人来办会遇到重重困难。但郭礼徵铁了心，他坚信“有志者事竟成”，困难再大也要将这件事办成。尤其得到了老师张謇的支持，大大增强了信心。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858年6月中英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镇江作为通商口岸，被辟为商埠。1861年2月，英人在镇江云台山一带占地设立租界，建立了领事馆、海关、洋行等等。租界内是洋人的天堂，租界外则商业萧条，街道荒凉，广大市民依然过着千百年来传统的生活。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当郭礼徵正在积极筹备电灯厂的时候，传来了租界的工部局要附设电气处的消息，又听说税关洋人有集资扩建沿江马路的打算，计划从蒜山到北固山增宽十五丈。这都是洋人扩大租界势力的图谋，要想阻止，必须抢占先机，“与其听利权之外溢，不若筹抵制于事先”。这使他感到不能再等待下去了，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他便向当时的常镇道——江苏省分管常州、镇江事务的衙门，上了一个《为华商集股公司安设镇江电灯》的禀摺。称：“伏思通商各埠，凡有商务权利均被洋人侵占，以致中国商民交困，无力自强，职商创议试办，意在开通风气，自固权利……非专于谋利也。”其中特别强调了“照夜之权，岂能为洋人所独占”。禀摺递上以后，久无消息。郭礼徵又专程去拜见了时任常镇道的道台郭月楼。郭道台已然了解到他是张謇弟子，在上海学过现代科学，又被程从周保举为五品衔分省补用知县。所以虽然见他年未三十，还是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几句客套之后，郭礼徵便直奔主题。从电业的作用与重要性讲起，欲振兴实业非发展电力不可。他又尽其所知，分析了全国电业发展的概况：目前只有上海一处设有电厂，却是洋人所办。天津、苏州、杭州虽有华商筹建电厂，但并未办成，如果镇江首先办成，将成为华商第一家，首创之功，当归我镇江。看来，这句话着实打动了郭月楼，他说：“老弟能有如此壮志，欲与洋人争权，造福地方，我自当竭力促成此事，明日即上禀宪台，君可放心。”相谈甚欢，于是说起均为皖人，祖上都是由山西迁来，排叙起来还认了本家。
过不几天，果然得到宪台的批复，准予官督商办，但又要求有详细的章程，还要验资，并询问“洋务局交涉”一事，生怕与洋人有所关碍，惹出麻烦。郭礼徵一面继续上禀帖，说明原委，特别强调“若不捷足创办，瞬将为洋商所占”，一面则加紧筹备。好在得到郭月楼的支持，不等批复，选址建厂的工作已开始进行。当年九月三十日抚院批示准予立案。
在申请办厂时，郭礼徵请老师张謇题名。张謇说：“我在南通办‘大生纱厂’，还准备办‘大达轮船公司’，电灯厂不妨也以‘大’为名，就叫‘大照’吧。取普照天下之意。”
万事起头难，立案之后，首要之务就是集资，计划集股银十万两，但到1904年才筹得股金二万余两。除了郭氏家族全力以赴外，主要股东便是张謇和上海的周家，常州的恽家等。而镇江当地的几位股东都投资很少，愿意投资的人，多半是信任郭礼徵的为人，投一些资金让他试办，并不指望会有多大的成功。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往往不得结果。甚至有的人表面赞成，说是一定帮忙，但背后却在起破坏作用，他们说：“中国人自己能办电厂，从来没听说过，简直是山海经。不错，广州、上海、宁波都有过民办电厂，结果怎么样呢？还没办成就被洋商吞并了。投资给电厂，那就是拿钱打水漂”。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是靠老师张謇予以援手，张謇作为大照的“总董”，又通过“大生纱厂”给大照贷款。他又出面担保，商请郭月楼道台先拨荷花塘官地九亩，作为建厂地基（后来于宣统元年，即1909年作价六千两为官股）。又由道署从闲置的江边船坞工程款中，拨银一万两借给大照，年息八厘。有了这些土地和款项，大照的厂房终于在1904年底建成了。
光绪二十一年（1905年）初，由上海德商“荣华洋行”代购的两台75千瓦直流发电机及配套的锅炉陆续运到了。因为是靠燃煤发电，于是在锅炉房旁边，便砌了一座六七层楼高的烟囱。北固山下，这座砖砌的高大烟囱，成了大照公司的标志，一直到解放以前，都可算镇江城的最高建筑了。
工厂开始筹建时，郭礼徵深感独木难支。于是便约请他的胞兄三哥郭文第来做帮手。郭文第，字品翰，家族中排行第三，比郭礼徵大九岁，是一名廪贡生，做过候补官吏。他是一位非常善于经营的人才，能够双手同时打算盘。他来镇江后，兄弟二人同心同德，很快将工厂建立了起来。
机器安装了，下一步便是植杆挂线。
当时，镇江的市面谈不上繁荣。原先有所谓五大行业：洋药（鸦片）、洋行、洋货、钱业、杂货。商业还有放料包收的丝绸业、醋业。清末民初也出现了一些工厂，除大照外，如自来水厂、面粉厂、火柴厂、丝绸厂、蛋厂、纽扣厂、造纸厂、笔铅罐厂等十多家，大多规模很小，惨淡经营，一遇天灾人祸，市面萧条，便面临倒闭，全镇江人口也不过二十万。
那时候比较热闹的商业街，有大市口、五条街等处，立杆挂线，首先也在这些地区。工人去栽线杆，遇到了阻碍。虽然常镇道已张贴了告示：准许在路边植杆挂线，商铺居民均勿得阻挡。但就是有一些人家硬是不让挖坑，说是破坏了他家的风水，还会引起火灾。气势汹汹争吵不休。郭礼徵带着工程师赶过去，先让工程停下来，然后一家一户地解释、劝说。从电是怎么一回事说起，然后说明只要使用得当就是安全的，比起蜡烛、油灯、煤油灯都更少引起火灾的可能。又宣传用电灯照明的好处，孩童夜晚读书，可以保护眼睛，商店可以推迟打烊，晚间记账也看得清楚一些，并且用电比用煤油灯、汽油灯节省。围观的人群中有去过上海租界的，见过世面，于是也出来证实，说电灯煞亮，晚上大马路上跟白天也差不多。“至于破坏风水，更是无稽之谈”，郭礼徵接着说明：“农村里人家宅地、坟地讲个风水，这城市马路本不属于哪一家，马路边电线杆成行，还能把大家的风水都破坏了？有些石板路翻修成了马路，要说破坏风水，早就破坏完了。其实修成了马路以后，生意更好做、更发财了。”经过苦口婆心地劝说，有些人家接受了。但还有一两家钉子户，凭你怎么说，就是不同意。想方设法，又托他们亲友去劝，也不中用。最后只好请警察来干涉，又通知他们，如果不许栽杆，今后就不会供他们用电。请警察作证，他们也不能再提用电要求。这样一来，他们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一年不过装了一千盏灯，就为了植杆挂线，竟用了七个月的时间。
试机发电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十五日，是大照电灯公司试机发电的日子。因为早已发出通告欢迎参观，所以这天傍晚，公司门前的街巷里已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后来的人只好向环绕着厂房的街道延伸，一直到了江边煤码头附近，真是万人空巷。祖祖辈辈也没听说过电灯，谁不想来看个稀罕呢？
公司大门完全敞开，穿过门厅，便是一条宽宽的甬路，通向三开间的正厅，那便是经理开会，办公，会客的所在。甬路边回廊墙上，开有一个角门，进去便是机房，煤场等“生产重地”了。大门门厅两边各有一排房屋，分挂着营业处，会计处，总务处等牌子。西边尽头也有小门通向后面的厂房。厂区内也有一些宿舍、食堂等生活设施。
那天是公司喜庆的日子，到处张灯结彩，郭氏兄弟和曾留学德国的工程师王小徐早就站在门口迎接嘉宾了，这些来宾都是接到请柬的当地一些头面人物或重要股东，他们大都携家带眷前来。最早到来的是陈庆年，别号横山乡人，他是一位绅士，更是一位学者。他比郭礼徵大十三岁，却多有来往，可称忘年之交。今天，大照试机，他早早地带着妻儿来了。一见面，他便对郭礼徵说：“恭喜、恭喜，总算功德圆满了。”郭礼徵笑着回答：“譬如为山，才覆一匮，还差得远呢！”“好，你只要持有：‘进，吾往也’的决心，还愁不蒸蒸日上么！”说着二人便携手进了大厅。大厅里陈设也很简单，正面置放条几，上置花瓶，毛掸之类。两边是四个茶几和八张椅子，墙上则挂了一些字画，完全是家居厅堂的布置。召开大型会议时大概会另作布置。一进门陈庆年就发现条几上面悬着一副张謇写的对联，上联是“苟有良田何忧晚岁”，下联是“譬诸宝剑世之干将”。陈庆年端详了一阵说：“到底是状元公，字写得端庄而不拘束。他来参加开业典礼吗？”“四先生本说要来，大达公司又有了什么事情，不能来了，派人送来这副对联，勉励我继续努力的意思。”郭礼徵回答说。
客人陆续来到，这时天已暗了，大门口此起彼伏地响起了爆竹声，鼓乐齐鸣，于是所有来宾都集聚到大门口来。随着一声哨音，鼓乐，爆竹全都静了下来，不一会儿又是一声哨音，工厂内外所有的电灯全都亮了，特别大门楼及两边装了许多彩色灯泡，映着彩带花环的装饰着实好看。哦！参观的群众发出了惊叹，同时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试机历时一周，人们扶老携幼前来参观，这一下，人们知道电灯是怎么一回事了，确实比油灯亮上几十倍，而且方便安全。有一位老先生颇为激动，当场赋诗一首：
电气为灯夺化工，夜来照得满街红。
初来游客惊疑甚，皓月如何在雨中。
他当众吟诵一遍，赢得一片掌声。大照电灯公司的试机发电活动，当时轰动了全城，是可以载入地方史册的大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