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阿Q正传》
　　
　　《阿Q正传》是悲剧还是喜剧，学者们曾有过争论。于是，有人出面调停，谓之“悲喜剧”。这种两可之说自无闪失，颇具“和光同尘”之妙谛。然而，终是未能忘记提示人们别忘了作品中那些嬉耍逗哏的成分。其实，这“悲喜剧”的说法，如果不是一个出色的噱头，便显得多余、累赘。举凡古今中外的喜剧作品，只要真正楔入人的生存境况，多半也还是悲剧。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不就是一种明证？鲁迅写阿Q，显然不是作为一般的开心话题，在它一连串让人发噱的笑料背后，真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悲剧。当然，这个悲剧有它特别之处。
　　在所有的悲剧中，阿Q的命运或许最能够说明人生的被动状态。毫无疑问，鲁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塑造的这个人物，实在是浑浑噩噩，没有理想，也更无追求。我们知道，大多数悲剧总是沿循西西弗斯的模式，从接近理想顶点坠落，以便向人们展示价值的毁灭。换个说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悲剧主人公的可怕的结局，可以说是他们自己惹出来的。当然，他们必定为某种欲望所驱使；他们执着的行动，除了信念，也许还有道义上的理由——这就是某个经典说法中所谓人物的“主动性”。可是，阿Q却不然，那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角色。这个乡村流浪汉从未有过认真的企望，甚至都没有发生过成家过日子的念头。在大部分日子里，他缺衣少食，度日艰难，而且还生活在逆来顺受的屈辱之中。他倒是早已习惯了这种环境，决不抱怨命运的不公，比如人家不许他姓赵，他可以不姓。当然，这家伙偶尔也有一些即兴发挥的主动精神，比如对王胡、小D的挑衅。不过，那决不是跟命运挑战；在阿Q眼里，那两个家伙是比自己更弱的弱者。“柿子捡软的捏”，这是阿Q的一贯政策。包括调戏小尼姑以及要跟吴妈“困觉”之类，也只是在弱者面前撒野的表现。阿Q固然需要异性(从生理上说，他还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但实在说不上是“君子好逑”，他毕竟没有兴趣(或曰胆量)到秀才娘子窗下去唱小夜曲(或莲花落)。
　　不过，阿Q也曾一度让人刮目相看。那是钱财的杠杆橇开了未庄人的眼眶子——由于他在咸亨酒店扔出满把的铜钱，并将城里偷得的绸裙纱衫之类售与邹七嫂那些娘们，几天之内，从酒店到茶馆，从“浅闺”到“深闺”，迅速获得了普遍的敬畏。只是好景不长，很快跌落，从“中兴”跌入了末路。由闹剧走向悲剧，有点像股市上的高开低走，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对阿Q来说也不算出格。然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中兴”究竟是怎样一种机缘。
　　严格说来，阿Q短暂的“中兴”史——他在未庄出人头地的机会，有过前后两次：一次是销赃而“发财”，一次是趁乱而“革命”。虽说前后两次性质略有不同，但是都跟时势相关。阿Q参与偷盗那次，已是革命前夕山雨欲来的动荡时节，绍兴城里大概已是乱得可以。值此良机，劫富济贫，亦自顺乎潮流。反正在阿Q之辈的脑子里，革命无疑就是打家劫舍。这一点，鲁迅写得明明白白。阿Q对“革命”的憧憬，实在是他百无聊赖的一生之中最辉煌的一瞬。他跳跃的思想中，倒是实实惠惠地抓住了“东西”二字，“……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除了钱财，就是掂量未庄的女人了，这上边他还没有想得十分停当。不过，这也十分难为了阿Q，如果不是遇到“革命”这般形势，他决不至于花费这些脑筋。应该说，“革命”是阿Q一生的转折点，“革命”竟使得萎靡不振的阿Q精神陡生！所以，观照阿Q的命运，不能不注意到他在大变动时期的精神状态。
　　其实，辛亥革命并没有使阿Q产生某种新的价值认同，使他杂念丛生的动因只是两点：一是“近来用度窘”，而穷则思变；一是当日未庄那班“鸟男女”的惶乱情形，使之大可趁乱作乱。毫无疑问，在这场革命中，阿Q扮演了一个投机者的角色。但是阿Q的机会主义，跟秀才和“假洋鬼子”不同，那并非由于自己固有的价值理念的沦丧，而只是乱局所使。他欺凌弱者，想入非非，其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劣根性并没有丝毫的转变。此人的悲剧根源在于，价值毁灭在他那儿并非今日之事，而是与生俱来。但不幸的是，作为投机者，他又不是那种懂得审时度势善于掌握局面的谋略家。他完全被突如其来的事变所迷惑，以为这下子可以妈妈的闹腾一番。没想到，一来二去，妈妈的偏让人家给算计了。显然，如果不是遇到这场革命，阿Q的人生大抵不会就此结束，他将依然沿循往日的轨迹，在人们的嘲弄和喝斥中生活下去。或许，一旦过上了安稳日子，也将生出温饱奔小康的念头。他在绑赴刑场途中无师自通地想到，“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种自我认同的理念，真是十二分的到位。
　　既然“发财”发过一发，“革命”也革过一革，阿Q此生也算得十分风光了。
　　相形之下，在未庄的士绅社会，悲剧则反映为人们的精神萎缩。当革命的消息传来之时，人们的惶乱并非呈现为大崩溃式的绝望，也不曾对时局发展表示果敢的拒绝。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因为在过去的大事变中，骄矜自持的江南士绅决不至于如此游移不定。既为社会中坚，先儒前贤的种种训条，千百年来的精神积蓄，使他们学会了处变不惊。以往的历史表明，他们的精神自负甚至往往表现为不懂得任何妥协，一个极端的信念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知道，二百六十年前，南下的清兵正是在江浙一带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江南士绅组织抵抗运动的决心和号召力直使满清统治者惊诧不已。而且，时隔二百年后的咸、同之际，江南士绅的这种信念和能量，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又一次得到验证，终于助成所谓“同治中兴”的治绩。可是，现在他们自身情形发生了逆转。如今，赵太爷纵使有心抵抗革命，也未必有武断乡曲的威望和能量。实际上，现在他心里并无着落。此前，当阿Q飘飘忽忽地闪露“发财”的迹象时，赵太爷就不敢与之结怨，甚至非常的羡慕阿Q会搞创收。世道真是不同了，赵太爷也竟不紧不慢地调整着观念。势至如此，就是革命，也未尝不可一革——他那个秀才儿子拐弯抹角地跟城里的“柿油党”拉上关系，他居然也有“骤然大阔”的感觉。
　　说真的，未庄的士绅们似乎并不反对改变一下周围的空气——如赵秀才，如“假洋鬼子”，甚至还主动扯起革命旗号，内引外联，上蹿下跳。他们的投机，不只是因乱作乱，这些人早就放弃了士绅阶层传统的价值理念。现在忽然从社会变革中看到了某种机会——想来重要的也是参与。于是乎，他们抓住机遇，“咸与维新”，附骥革命，一下子使自己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只是他们在攫取新的利益的同时，已将绅士的体面输得干干净净。究其根本，这种人依附革命，并不是有了新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士绅社会由精神迷惘出现了价值空档。
　　当革命的急风暴雨来临之际，从赵太爷、“假洋鬼子”到阿Q都有过惶惑的时刻，一时间都逾出了自己通常的行为规范，这是鲁迅特别关注的现实情形。然而，阿Q一无所有，毕竟跟赵太爷这类体面人物不同。鲁迅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一者是从未有过人的价值观念，一者是失去了昔日的荣耀与自信。
　　这不是悲剧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