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坚信，对于任何有兴趣于当代中国宗教的人来说，北京的这条街都是绝不可忽略的：顺着一0三路公共汽车路线，由东而西(当然相反亦可)，在西安门一个看上去不太显眼的机关门口，与赫赫有名的“国管局”并排，挂着另一副世人所不太熟悉的牌子：“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其斜对面有一座在近代中国史上名气很大的西什库天主教堂，西去一站之遥便是广济寺。往下的路就是人们所熟悉的了：去动物园换车往北大，或往东到终点北京站——其对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两个单位都有宗教学研究机构，北大有新挂牌的宗教学系，社科院则有老牌的国内首屈一指的宗教所(在其研究生院也称宗教系)。这条长街上囊括了中国宗教的政、教、学三界，可能是因为这条长街上有的是出名得多的大风景，人们迄今为止极少注意到过上述这道小小的景致。
　　如同在当代文学创作以及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于当代现实的关注和提倡一直算作我们的一项“国策”一样，迄止目前恐怕没人会对于当代宗教研究之重要性、必要性有任何质疑。除了学术界和宗教界的力量之外，国务院宗教局甚至还专门设有以研究当代国内外宗教为目标的机构(目前若干省市宗教局亦已有此举)。事实上，与社会上一般人们的淡漠印象恰好相反，在我国的宗教界特别是有关宗教的政界和学界，遍布着从事当代宗教研究工作的力量。开创这一领域的决策人是已故毛泽东主席，英明如毛主席早在文革前夕“阶级斗争”之弦渐绷渐紧之际，却完全出人意料之外地拈出了这一着“闲棋”——专门下达指示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宗教研究所。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之评价，非本文所能为，而于对当代中国宗教这一对象本身的评品来说，极度缺乏元理论的研究——如果不是一个致命的，至少也是再明显不过的缺陷。这种元理论，我把它叫做“元宗教学”：解决“什么是宗教”、“什么是宗教学”这样的最基本的问题的理论。换句白话说，我们缺乏这个前提，没这个“底子”。这个缺陷是先天的。宗教学在中国起步晚，这个名词作为二级学科名称，甚至也是晚近十来年里才羞答答地从“哲学”的羽翼之下探头探脑地出现的。而在今天的宗教学界，即便是保守的学者也承认，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在宗教理论方面有着十分精辟和富有文采的论断，但却没能给我们留下至少接近成形学科意义上的“宗教学”系统理论。最糟糕的是，在我们自己的传统库存里，不要说替宗教学，就是直截了当地为宗教本身——也找不到像样的“理论”梳篦(反过来，其宗教“实践”肌体之发达之精彩，远远胜过任何当代语言的描绘)。这样一来，中国宗教的当代窘境甚至比之中国中医还要麻烦得多：中医研究院至少拥有古老如《黄帝内经》的底子，而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这家龙头研究机构，却不得不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从头组织班子搞“宗教学通论”，第一次在历史上建构中国人自己的“宗教学原理”。这个“原理”的全部内容在目前至少还正在被认可和接受之中。这一先天缺陷的严重后果是，使得有关当代中国宗教的研究和阐述，往往在它的极其庞大、鲜活、精彩、生动的描述对象面前显得单薄简陋。
　　有人说现代西方神学家抱怨那里太多宗教哲学家，却太少真正的神学家。这与我的感受何其相似乃尔！对当代中国的职业宗教家们，我毫无品评权力，但是我知道，类似我本人这种宗教学专业训练出的学者、文人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当代中国宗教界——哪怕只是话语上的试图进入。可结果会是什么呢？我不得不引用流行歌曲，为宗教界代拟敬复道：你的真情，我永远不懂。因为当代中国宗教界可能越来越多宗教哲学家、文学家或别的什么家，但是却罕有真正的“神学家”，学者、文人的对话欲望找不到足够的接收者，成了无主招领的单相思。因此，我们喜欢使用蒂里希的“终极关切”，但是却始终看不到这个关切的落脚点；因此，汉斯·昆一来中国就必定变成一个“学者”在宗教学学术界打转儿，而不再是那个威震西方的宗教改革家，如此等等。
　　我相信，只有保持、发展和最终完成一种(甚或多种)纯净、宁静的“元宗教学”，当代以及未来中国宗教信仰———这是一出何等活跃和变幻莫测的活剧——才有可能得到真正合理的、合现代的诠释。而在目前，“宗教学”与“宗教”，仍然是咫尺天涯，是两张皮。对此我有太深的切肤之痛。我自己从宗教学系毕业十年了吧，如今也仍算在从事“宗教工作”，专业对口，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当学生时所学的那个“宗教学”离今天我日日都在触摸的这个“宗教”有多么遥远。但是也有好处，就是使我明白：一种纯净的“元宗教学”的构建，之于当代乃至十年二十年以后的宗教学界和宗教界，其间的联系绝不会像今天看上去那么遥远和隔膜。总有一天，佛寺(或者教堂、道观)与宗教学系会真正地相互走近、交谈，同时政府宗教局的工作也许将比现在轻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