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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我出生在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仲家庄,上面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家里只有一亩三分坡地,连糊口都难。大姐早被送了人。为了给母亲治病,二姐又被卖到了邻村。
我5岁那年,母亲没了。我就跟着哥哥和小姐姐,在周边村庄讨饭。到我12岁时,父亲也因病去世了。之后,比我大两岁的哥哥逃荒去了黑龙江,小姐姐也嫁人了。我为了谋一口饭,到村里地主家做小工。
在当时的农村,小工除了不给主人家端尿盆,其他杂活都得干,还得伺候主人家雇的专干农活的大工和长工。北方人耕地、运输靠毛驴,毛驴是夜里吃草,所以每天晚上,我都得熬夜喂毛驴。天没亮透,我就得去水塘里挑水,至少要往返七八趟。天亮了,我又要牵着那头大黄牛出门,还得趁放牛的时间割草……那种辛苦说也说不完。
1941年前后,鲁南的抗日队伍离得不远,地下党在我们那儿越来越活跃。日本人常来烧杀抢掠,我堂姐全家就是被日本人杀死的。地下党的刘同志发动贫苦农民,成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我好几次跑去听,他说的道理我都能听懂。父亲在世时,曾挤出钱来送我去识文断字,直到父亲去世我才辍学,前后读了5年书。
为了打日本人,为了填饱肚子,我不再做小工,按照刘同志说的大致方向,我往南走了两天两夜,在平邑县找到了鲁南泰宁抗日游击队。那一年,我虚岁17岁。
卫生员的使命
游击队安排我担任卫生员。那时部队的卫校很简陋,老师也不固定,遇到打仗就搁下书本,跟着部队走。学的都是最基本的抢救技术,像外伤包扎、骨折整理、压迫止血、压力止血等,还有怎样打纱布绷带,怎样上夹板,怎样消炎。
看起来蛮简单,但在战场上,没有正确娴熟的救护技术是救不了伤员的。比如头部包扎,要包得像帽子一样结实,确保伤员的头怎么转,纱布都不会掉下来。你还要分清静脉和动脉,血液的大循环和小循环,要弄清创口在哪里,血是从哪里出来的。
他们说我悟性很高,在部队一年多,我就当上了救护班班长。之前我都是当助手,第一次独当一面在战场上救人,是在1947年的山东莱芜鲁南战役中。看到战友牺牲了、受伤了,涌上我心头的不是害怕,而是一定要冲上去,把战友救下来。一个卫生员最大的耻辱,就是把伤员丢在战场上。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期间,我所在的部队不断有战友牺牲。我不停地救伤员,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突然有人大叫:“快跑,飞机又来了!”我赶紧让担架员抬着重伤员撤退,自己背起一名腿被炸伤的战友。这时,一颗炸弹“嗖”地砸下来,指挥所当即就塌了。
我冲过去。指挥所被炸成这样,指导员肯定受伤了。但这时,敌人快冲上来了,战友们拉住我的胳膊,说指导员很可能已经牺牲,再往那儿冲,太危险。
我不肯,拼命推开战友们的手,匍匐着,朝指挥所的方向前进。泥土、碎石还在空中飞,砸在我的头上、身上,但我管不了这么多了。
“指导员,指导员!”我抱起倒在血泊中的指导员,不停地喊,想把他喊醒。真的,他闭上的眼睛,竟然睁开了,只是他再也说不出话来,只能一动不动地瞪着我。
他把剩下的力气全使了出来,才抬起右手,指了指自己身边的文件包。我顿时明白了。见我把文件包拿好,他的眼睛才又合上。
我咬着牙,一边把文件包和枪挂在身上,一边扶起指导员,仿佛他还能救活,一步一步向后撤。这时,敌人的炮火越发猛烈,这是步兵冲锋的前奏。怎么办?走了几步,前面就是山坡,我没有时间思考,干脆紧紧抱住指导员,两个人一起滚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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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坡下面,我把指導员的身体放平,才发现他已经没了呼吸和心跳,瞳孔已经放大,身体也凉了。我知道,我不可能把他背回去了。我匆匆用石块把他的遗体掩埋好,再插上一根树枝作为标志。等我直起腰,发现敌人已经把我围住了,他们站在山坡上方,可能还看到了挂在我身上的文件包……天有点黑了,我赶紧趴在地上,爬到山坡前方那条河边,不顾一切地跳了进去。河水有些冷,水流也很急,我顾不了那么多了,背着文件包拼命往前游。游得太急、太快,我的力气很快就耗光了。
最后我是被湍急的水流冲到对岸的。我踉跄前行,不敢停留,拼命往部队后撤的方向赶,花了一天时间才找到大部队,把文件包安全上交。听说里面有好几份文件特别要紧,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因为这件事,我被授予二等功。
后来别人问我当时害不害怕,我说,哪有时间害怕。这文件包是指导员拿命换来的,我必须用命把它护住。
从没把自己当英雄
有时打仗打得凶了,卫生员也被迫成为一线指挥员。1948年解放洛阳的一场战斗,我所在的排里,排长、班长都牺牲了,部队没法推进,我成了战场上仅存的党支部委员。
战况紧急,我放下医药箱,一边让几名战士正面火力压制,一边让另外几名战士利用战壕掩护我绕到敌人后方,最后我们炸掉了敌人两个大地堡,抓获了10多名俘虏,还缴获了一支马枪、两支冲锋枪。
这回,我荣立特等功。
你问我一共参加过多少次战役,立过多少功?其实,在战场上,双方动用上万兵力的才叫战役,一般规模的只能叫战斗。我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孟良崮战役、中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舟山战役等大小共46次战役,立过特等功2次、一等功7次、二等功8次、三等功5次,获得过“三级战斗英雄”“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称号,得过“渡江胜利纪念章”“解放奖章”……我身上一共有4处大的伤痕,每一处都差点让我牺牲。第一次受伤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平邑香山口的反扫荡战斗中,我们把一小队日本兵都给消灭了。打得正激烈时,小日本的一颗子弹击中我的头部,打落我的一颗牙齿后,从后颈部穿出去,留下一个血窟窿。 我竟然没有倒下,仍在战场上跑来跑去救伤员。这种叫贯通伤,也幸亏小日本的子弹很尖,否则伤口只要再扩大几毫米,我就归天了。
1947年6月收复山东济宁,双方拉锯战打得很激烈。周围都是“嗖嗖”乱飞的子弹,我刚想把伤员扛上担架,一颗子弹就把我的一截手指头打飞了。随即,炮弹在我身边炸响,耳朵一下子听不见了。
但伤员都等着我去救呢,这点轻伤还不能让我下火线。我手指的根还在,但耳朵震聋了,后来也没有完全恢复。
1948年6月解放开封,那场仗可是厉害了。我所在的营负责从敌人的炮火包围圈里撕开一条口子,但敌人的炮火特别猛,一声巨响过后,何营长埋伏的那栋三层楼一下子被炸塌了,他牺牲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枪。
那天,我疯了似的与战友们一起,徒手从废墟里扒伤员,一共救出11名伤员。那个时候,我的头部和胸部也被炮弹碎片击中了,头皮被掀掉,头骨被子弹击穿,凹陷了下去,全身上下都是血。可我顾不上自己了,只知道拼命扒,直到失血过多,晕倒在战场上。
那回,我昏迷了十多天,因为弹片取不出来,胸口开始化脓。战友们以为我要完了,没想到我居然醒了过来。休养几天后,我又上前线救伤员了。这回更奇,因为在战场上要不停地弯腰救治伤员,胸口那块弹片竟然被挤出了身体!我咬着牙,徒手把弹片从胸口拉出来,就这样捡回一条命。
我的命够大,这应该是一种巧合。在战场上,有那么多战友和我一样,把生死置之度外地往前冲,但很多人没能像我这样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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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特别说一说两位英雄,他们都牺牲了,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一位是我前面说的何营长,解放开封那一仗时不幸被炸死的那位。他在战场上特别勇敢,这在部队是出了名的。那天,和上级命令一起下来的,还有何营长的副团长任命书。有人劝他这回不要冲在最前面了,他坚持说,等拿下开封后再上任。后来,我们抱着他的遗体不停地喊:“营长,你快睁开眼睛,我们胜了啊,我们胜了啊!”
还有一位英雄,叫林茂成,是我们山东沂水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身经大小战斗80余次,个人毙(伤)敌百余名,俘敌200余名,指挥战士缴获的武器可以装备当时的一个师。1949年准备解放舟山时,他带着营连干部到大榭岛前沿阵地侦察,遭敌人机关枪扫射,中弹牺牲。太可惜了!这样出色的战斗英雄,在全军都是少见的。
这么多人前仆后继地英勇牺牲了,他们才是最值得被记功和赞扬的。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能活下来,我够满足了。经历过战争的人、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过的人,对生命、对人生意义的理解,肯定与一般人不一样。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英雄。那些比我英勇、功劳比我大、已经牺牲了的战友,他们就像一面镜子。只要拿他们照一照自己,我的那些战功和荣誉就不值一提。
救一个,再救一个
解放了舟山,打完四明山剿匪战,1950年我到南京空军司令部报到,先后在南京的大校场机场、衢州机场和宁波庄桥机场担任卫生员和军医。组织上又让我去读书,我拿到了高中文凭。之后,我随部队转到吉林的一军区,其间又到重庆第七军医大学深造了两年。
1958年,按照军委部署,各部队实施人员裁减。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主动报名了。
我更愿意做一名一线的医生。后来,我到了浙江金华。当时的金华专区包括现在的金华和衢州两市,地盘蛮大。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我得知常山县的血吸虫病闹得很厉害,就毫不犹豫地说:“常山需要医生,那我就去那里。常山条件艰苦,那干脆全家人都去,互相有个照应!”那是在1963年年初。
顺便补一句。我是1952年结的婚,妻子是我山东老家的。去常山那年,我们已经有3个孩子,其中一个刚出生不久。我们全家5口人背着铺盖卷来到了常山。从此,我再也没换过地方。
常山的血吸虫病被成功消灭后,省里还发给我一本证书,这是我在地方上拿到的第一本荣誉证书。那些从部队带回来的军功章、奖章,我早就收起来、藏起来了,所以在常山,没人知道我立过战功,连知道我曾是军医的也很少,而这,正是我乐意的。
血防工作告一段落后,组织上有意让我担任县防疫站领导。我说,我更愿意去医院,当一名临床医生,因为这样离病人最近。后来,我就到了常山县人民医院,成了一名内科医生。
成为县人民医院的普通医生后,我每天要看150多名病人,但我知道,还有很多病人住在大山深处,没法来县城求医问藥。我就徒步到距离县城40公里远的毛良坞,上门为当地人看病,遇到买不起药的农民,我就主动替他们付医药费。
1965年,毛主席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我响应号召,加入医疗宣传队,到青石镇砚瓦山村、天井头村等地,做卫生预防工作,培养当地的赤脚医生。半夜有人突发急症,我二话不说,提着一盏马灯就出发。别人劝我天亮了再走,我笑道:“以前打仗时,深更半夜在大山里急行军都是常事。而且打仗只有前进,哪有后退的?宁可自己牺牲,都不能往后退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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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一个,再救一个,不管到哪里,我都是一名医生。”我常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和以前在战场上救伤员时一个样。年纪大了后,只要能坐能站,我就坚持去上班。给病人看病时,脑部的旧伤时常发作,我就绑上冰袋止痛。我总觉得,救人一命、帮人摆脱病痛,这是天大的善事。
2018年3月,因为脑部的枪伤复发,我跌伤了腿脚,住进医院。外孙来看我时,喜滋滋地带来法院系统为他颁发的三等功奖章和优秀共产党员证书。我说:“你不要有了一点荣誉就翘尾巴,要说立功,我立的功比你多得多。”我是为了激励他才这样说的。
外孙特别好奇,反复问我究竟立过什么功。我说:“我特等功、一等功都立过,不过现在你不要问我的事情了,我只是希望你的工作能做得更出色。”
不要说外孙,连我的儿子女儿都不清楚我究竟立过哪些功。后来,我的“秘密”还是被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挖掘到了,军功章从箱子底下翻出来,那么一大堆,连我妻子都吓了一跳。它们已被我藏了60多年。
今年我已经95岁了,经历了那么多战斗,我活了下来,还活得这么长。而我曾经的战友,如今在世的恐怕都很少了。现在,我的战功被大家翻了出来,我还得到了很多新的荣誉,可我还是要说,这些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千千万万战友一起浴血奋战得来的,是属于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的!我更愿意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他们才是中国人永远不可忘记的英雄!
(若 子摘自《杭州日报》2021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