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时间，可能是工作压力太大的缘故，我的身体有点不适，主要是睡眠不好，头也似乎总是晕乎乎的，而且情绪也不正常。我把此情况说于妻，妻是医生，她从医学角度分析，怀疑我患了高血压症，于是把家里的血压计拿出来给我测量，一量，低压100，高压140，按照医学上对高血压症的界定，这个数字足以表明我是高血压无疑，而且用我家那血压计一连测量三天，我的血压都在这个数字上下，妻于是断定我确实患了高血压症，睡眠不好呀、头晕呀、情绪不稳呀等等似乎都找到了答案。随后妻子就买回了好几种降压药让我吃。其实我并没有感到自己生理上有什么毛病，只不过心理上情绪波动罢了，因此我对“病”情并不在意。当天，有朋友来访，话题谈到高血压症，朋友也想测量一下血压，妻又把家中的那个血压计拿出来给朋友测量，谁知一量，朋友的血压也很高；妻接着又亲自给自己也测量一下，结果自己的血压也很高。于是这才怀疑是血压计出了问题，重新到医院借一个血压计回来给大家一测量，大家的血压都很正常，果然是我家的血压计出现了偏差。 由此想到我们人的思想。其实，人世间可悲的，并不是血压计的偏差，而是人的思想发生偏差。血压计的偏差只能造成对一个人的身体的一时危害，而一个人思想如果发生偏差，不仅会影响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且还有可能影响到其周围的人。早年看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欧洲有好几个国家皇宫里的皇帝都不同程度地遭受过刺客的谋刺行为，其中有一些国家就是因为皇帝被刺身亡后封建政权才被推翻的。后来一些学者们在研究这些国家皇帝屡遭行刺这一现象的原因时，众说纷纭。当时中国的保皇派康有为也对这一现象发生了兴趣，当他对欧洲各国的皇宫实地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却是：因为这些皇宫的宫墙太矮，所以刺客容易翻入宫内行刺。康有为这么一位曾经大名鼎鼎的改良派在判断这件事情上何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偏差？就是因为他的認识事物的思想标准出现了偏差，因此他看不到社会发展的潮流，思想依旧停留在保皇的立场上，因而晚年沦为顽固不化的保守派，反成为了一个倒行逆驶的人物。不仅如此，由于他的思想偏差，一批追随他的人士（包括其学生）因受其思想影响也跟着走向了保守的道路。因此康有为晚年的人生不能说不是可悲的。
　　一个人的思想发生偏差实际还只是一种小悲，如果一个社会的某个群体思想形成了偏差，那将是一种大悲了。以现今一些学校的教育为例：我国的教育方向，早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实行了转轨，教育方针也明明白白写着教育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可如今我们的许多学校及其教育工作者—如同康有为晚年的陈旧的思想一样—却仍在按照过去应试教育的思想标准在从事教育，依旧我行我素地追求着升学率，依旧把学生考分的高低作为衡量教师成绩优劣的硬性标准，结果导致学校和教师在应试教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学校与学校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恶性竞争，一年一年，循环往复，教师与学生的负担都越背越重，结果使教师和学生双方都感到苦不堪言。不仅如此，在这种偏差的指挥棒作用下，我们的许多孩子的家长的思想也跟着出现偏差，也一拥而上地轰赶着自己的孩子去挤那个狭窄的升学独木桥，当孩子的分数达不到家长的期望值时，许多家长的心理便出现落差和失望感，从而又对孩子施以种种压力或暴力，结果给孩子造成心理上更大的伤害甚至人格扭曲，有的甚或闹出家庭的悲剧。现今的孩子，将是未来社会的脊梁，今天的偏差，必然对未来带来更加严重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将是对今天乃至未来整个社会的影响。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大悲！
　　和谐社会，说到底是人与人的思想要达到和谐。人的思想的偏差，乃是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校正人的偏差的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和重要内容。至于偏差的思想如何校正，这自然还得从校正我们每个人自己做起，即使群体的偏差思想，除了正确引导之外，也同样须要从一个个个体得到校正。
　　其实，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偏心”，从而使我们常常习惯于盯着他人的缺点，而往往忽视自身的不足，恰如那偏差的血压计，如果我们能在“测量”他人之前先“校正”一下自己的“血压计”，那么社会也许就会和谐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