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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格是诗话发展的基础，是诗歌理论发展的必经阶段。以江西诗派诗人的诗话为例，宋人于诗格基础上积极创新，提出“活法”。究其原因，除了诗歌自身发展的成熟外，诗学教育思想对创作者的时代要求同样成为其核心推动力。为了顺应当时普遍的诗学教育思想，诗论家们会从时代所要求的视角出发，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相应的诗学思想呈现在自己的诗歌理论中，从而指导诗歌创作。对此，我们也将对诗学教育思想在唐宋时期呈现的不同面貌及其原因进行探究，从而探究诗学教育思想完善与成熟的过程。
【关键词】：诗格；诗话；诗学教育思想；活法；江西诗派
对于诗格诗法类著作，我们总认为它们是刻板教条的落后理论，忽视其在诗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然而，通过与宋代诗话著作的比较探究，我们发现诗格与诗话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发展与创新，使得诗格著作的基础性作用及意义得以呈现。因此，我们应重视诗格诗法类著作对诗学发展的意义，承认它们内在的价值，在当代诗歌学习与教育中，积极汲取其中的合理部分。不论在哪个时代，我们都需要诗格类著作所反映的基本规则，它们并不会完全退出历史的舞台。正如莎士比亚所言：“以往的一切都只是个开场的引子。”
诗格、诗话教育功能的不同特点
诗格与诗话都是具有诗学教育的批评理论著作，但二者在教育内容与形式上却各有特色。伴随着唐代诗歌的繁荣，诗人们在创作之余也将自己的学诗方法整理归纳，由此，产生一批批以诗格或诗法命名的诗歌理论著作，以晚唐五代最盛。这些诗格诗法，是以总结创作方法和基本规律为主的批评性著作，通过诗论家对诗歌创作方法的探索，进一步提升了诗歌研究水平，并提出新的审美规律和创作法门。唐五代诗格，就其内容而言，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初唐的诗格，内容重讲声律，对偶，以及字法、句法、章法等方面的问题，主要教人如何作诗，是基本理论和创作法门的探索。诗格具体而有规律，对于初学者来说，指导意义重大。自初唐以后，诗论家将批评眼光转向诗的“言”、“象”、“意”的探究，旧题王昌龄的《诗格》下卷中指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诗有三宗旨：一曰立意。二曰有以。三曰兴寄。”不难看出，诗论家对诗歌意境与真情实感的联系，并将诗歌的比物讽刺功能作为立意高下的基本条件。此时的诗格著作，开始重视研究诗歌的组织构思、内在含意及其独特风格。相对于初唐对诗歌外在技艺的重视，盛中唐更强调诗的内在意蕴，继承了王弼的“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的玄學理论，主张诗的深远意味，言有尽而意无穷。虽然在后期诗格发展中感受到诗歌理论逐渐从具体到抽象的趋势，但整体而言，诗格类著作是单一具体的诗学规范，是以诗歌创作技法为主题的诗论著作。诗格类著作有法可循，在技艺上总结出一套适合初学者掌握的基础规律，因此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并与当时蒙学读物共同成为学习者的启蒙读物。诗格类著作的教育功能可以总结为：通过认真研读，掌握具体规范的作诗技巧，使学诗者作成一首合乎声韵与体式的诗歌。但诗格著作只能教人写诗，却不能教人作诗。也就是说一首真正令人称颂的诗歌，并不能只通过简单的格律对偶学习而获得。直至宋代，诗话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郭绍虞先生说：“盖唐人重在作，宋人重在评，时代风气各不相同。”由此可见，宋人之诗评对有宋一代的价值之大，那么，它的诗论必是有其高明之处。诗话作为宋代常见的诗论形式，从中可以窥见当时诗论家的诗评的独特之处。宋之诗话之最早，为欧阳修之《六一诗话》，永叔做诗话之源，不过是“以资闲谈也”，退隐乡野，与三五好友相聚，大家谈论各自所见所闻，阐发心中所想，在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中产生诗话。宋人许顗《彦周诗话》中提到：“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详细介绍了诗话的几大功能。诗话已经从简单的教人写诗，上升为集考证、辨别、记录为一体的内涵丰富的多功能教育著作。在诗话著作中，我们可以了解诗人写诗的背景，体悟字句间的真情实感，透过诗话的解读，我们发展了一种”妙悟”的审美意识，意即以规范诗格为基础，以自身修养与技艺纯熟为途径，从内心体悟诗的意境与精神，使诗歌达到一种平淡而无斧凿之痕的美学要求。学习诗歌，不再局限于具体而统一的规律，而是进入整个诗歌的世界，感受诗的浑然之美。这种无法用具体的语言言说的诗歌创作法门，不再适用于初学者，只有那些将诗法内化于心的人才真正体悟到什么是诗话推崇的妙悟之理。诗话以抽象的诗法为主，主张诗的最高境界是“超于法”，于有法中求无法，从而引领了有宋一代诗歌的平淡之风。综上所述，我们以为诗话的教育功能较诗格更为丰富、宽泛，抽象出更高层次的审美理论。
诗格到诗话表现功能的演变
不仅如此，诗格到诗话的表现功能也发生了巨大的演变，但诗话表现功能的完善与进步，是基于对诗格类作品中规则的继承，因此，这一演变，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体。诗格重在谈格律等具体创作理论，而诗话着重谈体悟的新审美视角。江西诗派没有根本否定诗法规律的作用，他们提倡宗杜，学习杜甫作诗时炼字造句，之所以学杜，贵在杜诗雕琢精工而又不露痕迹，似无法而又有法，但总体而言，仍可发现其中可循之规范。陈师道《后山诗话》中说：“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由此可见，诗话继承了诗格的诗学规律，在规则范围内论诗评诗。诗格与诗话，是学诗的不同过程，对于创作一首好诗来说两者缺一不可。诗格是诗话的基础，诗话是诗格发展的必然结果，诗学教育思想便在这诗格与诗话的继承发展中步步攀升，不断完善。诗话主张由“法”到“悟”，“法”即诗歌诗艺，在这里为狭义的理解，只是诗学最基础的理论规则。“悟”在诗论家诗话中各有见解，《艇斋诗话》中谈到：“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棙，要知非悟不可。”虽名称各异，但实质基本相同。那么，如何到达“悟”的境界？后山说“悟”，以换骨为喻，“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如庖丁解牛，技巧的掌握达到出神入化之地，自然似神仙之艺。山谷晚年诗风转为返璞归真的特点，但其在艺术技巧方面的雕润仍有继承。只不过是历经沧桑，加之自身修养的提高使得他的诗歌已达到炉火纯青之境，正如他自己所言：“平淡而山高水深”。 从江西诗派的研究不难发现，诗论家们一方面肯定诗格诗法的教育意义，另一方面也提倡水到渠成的自然之美。欧阳修言：“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但他继而也提出：“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从中不难看出他对技巧与义理的双重重视。在学诗中陈师道也主张“有工”到“无工”，因此，虽然江西诗派诗人肯定诗格诗法的重要性，但他们都将这些规则视为奠基之石，写出合规矩的诗并不是他们的目的，相反，他们主张写出不加雕琢的、能泄胸中之妙的无规矩之诗。因而，宋人认为诗的平淡之美才是第一性，也是宋代诗歌与丰润华美的盛唐诗的最大不同。
诗格到诗话发展的核心推动力——诗学教育思想
诗格到诗话的演变，除了诗歌本身的发展外，其背后丰富的核心力量却是诗学教育思想不断完善与成熟。那么，何为诗学教育思想？说到底是中国古代不同时期人们的诗学教育需求在精神领域的反映，从而逐渐形成一种共有的、普遍的思想体系。诗格到诗话的著作产生，反映了诗人不再满足于诗格教给他们的章法、句法、律法，而且在常年累月的写诗中，他们蓄积了深厚的诗学基本功，因此随着自我修养的完善与时代的进步，诗人们转而寻求一种丰富的、从内而发的撼动读者心灵的诗歌，然而，单调的诗格规范是远远达不到诗人此时的需求的。从诗格到诗话功能的演变，不难发现诗学教育思想的发展趋势有以下一些特点：1.从规范化到宽泛化：诗格著作大多讲声律、病犯，为了更好地表现这些具体的规范，作者往往将其一一罗列出来。张伯伟先生对此总结到：诗格在形式上经常是由若干小标题构成，这些小标题往往是以一个数词加上一个名词或动词而构成的词组，如“十七势”、“十四例”、“四得”、“五忌”之类。可见，诗格不仅在内容上有具体规范的诗法，在形式上也无形中形成一定的体例。但随着诗歌理论的发展和人们对诗歌审美水平提高，诗话著作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更为适应时代的需求。诗话一改以往诗格的规范体例，将诗学理论与小说体列结合，形式上比较自由，同时语言上也更加通俗易懂。诗话的宽泛化顺应宋代市民文学的发展潮流，文学作品大多呈现市民化、通俗化的发展趋势，在整体文学教育思想的影响下，诗话也从规范走向宽泛了。2. 从具体到抽象：诗格类著作的标题一般涵盖所写内容，由此也不难看出，它们所要传递给读者的是具体的作诗方法。如《文镜秘府论》在天卷中，主要叙写“调四声谱”、“调声”、“诗章中用声法式”、“七种韵”、“四声论”，通过研读，自然能获得有关声律和韵的知识，切实地应用于诗歌创作中。然而，具体的诗法就像棋盘中的棋子，再怎么变换排列方式，其实质也没有多大变化，因此，一些有创新意识的文人开始在诗学教育中寻求新的突破。诗话的发展，要求作诗者摆脱字句章法、对仗、音韵的束缚，着重从抽象的“活法”入手，学会“妙悟”，从心灵体悟世间万物，在规范要求之外寻找诗歌的“感发” 力量，这些理论要求并非是具体的，而是无迹可寻的。诗格的规矩表现为外在的形式规范，而诗话发展为由外向内的深度探寻。这一演变，是古代诗学教育思想审美思维的变化，人类对美的认知，除了从外在的眼耳鼻等感官获得外，也加强了心灵对美感知的重要性；3.从简单到复杂；詩学教育著作，不仅教人作诗，也教人感受诗，因此，教育思想更加广泛的引入诗人背景、诗歌考证等多方面知识，从而提高诗学者对于诗歌的精深了解。从最初的只教人刻板的诗格规范，发展为内涵丰富、有更高审美要求的诗话理论。
诗学教育思想的完善与成熟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提到诗学教育思想的完善与成熟是推动诗格向诗话演变的重要力量。因此，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将试图探究诗学教育思想是如何完善与成熟的。
一方面，科举制度兴盛于唐代，成为士人做官的首要途径，考试内容以策论诗赋为主，因此，唐代知识分子注重经论，写诗，他们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考取功名，实现建功立业的理想。但科举选拔人才发展到后来，逐渐形成重文辞，尚华藻的风气，士人群体为达到求官目的，专写一些浮华艳丽的诗，虽然外表华丽，平仄、对偶，句法章法新颖独特，但内容空洞单调，缺乏可读性。虽然唐代涌现出大量优秀的诗歌，但由于诗学教育思想处于初级阶段，整个社会并没有形成统一广泛的诗美理想，到了晚唐，诗学教育思想更加注重诗歌技巧与规律，以便顺应考试的要求。反映到诗歌上，便要求形成具有统一标准的诗学教育论著，如：贾岛撰《二南密旨》、齐己撰《风骚旨格》、虚中撰《流类手鑑》、徐夤《雅道机要》……从而为科举或者普通知识分子提供具体的理论指导。而宋代科举制度，在王安石等人的新党改革中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王安石认为，诗赋考试已发展成词藻的堆积，经典的重复，不利于诗学的发展，更无法从诗歌创作中选拔真正的人才，因此主张罢诗赋。值得肯定的是，相较于唐代推崇华美诗风，王安石已经清醒的认识到诗歌不能以追求技巧为重，但他就此全部推翻诗歌在选拔人才上的功能，也是极为偏激的。由此可见，宋人已经从科举制的弊端中总结经验，在思想上认识到一种统一诗美理想的重要性，并顺应科举制对诗歌技艺的批判，发展成为宽泛抽象的诗歌审美要求。这一转变，自然对推动诗学教育思想的完善与成熟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对诗学教育思想的发展也具有导向性的作用。有宋一代“铺张学问以为富，典化陈腐以为新”，宋人读书广泛，无所不包，所学极其丰富；除此之外，宋人重视创新，在诗歌领悟有黄庭坚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在教育领域有王安石新政对科举制度的大规模改革。另外，宋儒疑传、疑经和改经，已从思想上打破规范、具体的理论限制，而寻求一种蕴含时代意义的、创新的、达到一定审美要求的新思想。宋代文化传播不仅继承唐代的官学、私学教育，更创新出书院这一种独特的教育模式。《中国教育通史》中谈到：“南宋科举制度的腐败是书院勃兴的重要原因。一般说来，书院是反对习章句、务文词、求名声、争利禄的……而一部分读书人也产生仰慕学识渊博、志趣高洁的学者……”。因此，社会文化追求一种博学扩大的学问境界，在诗学教育思想中，诗歌的创作也就不能仅限于唐代狭小具体的诗格规范了。书院等教育机构提倡的教育思想深入宋人的诗歌接受心理中，从而为诗话的不断完善奠定思想基础，并进一步影响诗学教育思想的成熟发展。
小结
通过从诗格与诗话功能的演变，我们探究出其中诗学教育思想是其变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顺应教育要求，诗歌评论从单一、具体、规律性为主的“死法”，不断完善成熟，发展为内涵丰富、抽象、宽泛的具有高度审美要求的“活法”。诗学教育思想的完善与成熟，一方面成为诗论家、诗人的评诗、写诗的思想指南，更随着诗歌批评及自身的发展而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书写了中国古代诗学领域的辉煌历史。学习诗学，我们不仅要关注诗人在创作技巧上的巧夺天工，更要深入了解当时的诗学思想，感受那些朝代中人们的思想意识，如此才能更加全面的学习诗歌、鉴赏诗歌。将诗格的规律与诗话的妙悟完美的结合，是我们当代诗学教育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M].凤凰出版社，2002.
[2] [清]何文焕.历代诗话[M].中华书局，1981.
[3]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 中华书局，1983.
[4]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 商务印书馆，2015.
[5]郭英德.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2012.
[6]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
[7]张伯伟.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论中的诗格论[J].南京大学，1994，（4）.
作者简介：叶佳敏（1995—），女，汉族，山西太原人，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在读，单位：山西大学初民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2014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诗格诗法。
【关键词】：诗格；诗话；诗学教育思想；活法；江西诗派
对于诗格诗法类著作，我们总认为它们是刻板教条的落后理论，忽视其在诗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然而，通过与宋代诗话著作的比较探究，我们发现诗格与诗话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发展与创新，使得诗格著作的基础性作用及意义得以呈现。因此，我们应重视诗格诗法类著作对诗学发展的意义，承认它们内在的价值，在当代诗歌学习与教育中，积极汲取其中的合理部分。不论在哪个时代，我们都需要诗格类著作所反映的基本规则，它们并不会完全退出历史的舞台。正如莎士比亚所言：“以往的一切都只是个开场的引子。”
诗格、诗话教育功能的不同特点
诗格与诗话都是具有诗学教育的批评理论著作，但二者在教育内容与形式上却各有特色。伴随着唐代诗歌的繁荣，诗人们在创作之余也将自己的学诗方法整理归纳，由此，产生一批批以诗格或诗法命名的诗歌理论著作，以晚唐五代最盛。这些诗格诗法，是以总结创作方法和基本规律为主的批评性著作，通过诗论家对诗歌创作方法的探索，进一步提升了诗歌研究水平，并提出新的审美规律和创作法门。唐五代诗格，就其内容而言，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初唐的诗格，内容重讲声律，对偶，以及字法、句法、章法等方面的问题，主要教人如何作诗，是基本理论和创作法门的探索。诗格具体而有规律，对于初学者来说，指导意义重大。自初唐以后，诗论家将批评眼光转向诗的“言”、“象”、“意”的探究，旧题王昌龄的《诗格》下卷中指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诗有三宗旨：一曰立意。二曰有以。三曰兴寄。”不难看出，诗论家对诗歌意境与真情实感的联系，并将诗歌的比物讽刺功能作为立意高下的基本条件。此时的诗格著作，开始重视研究诗歌的组织构思、内在含意及其独特风格。相对于初唐对诗歌外在技艺的重视，盛中唐更强调诗的内在意蕴，继承了王弼的“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的玄學理论，主张诗的深远意味，言有尽而意无穷。虽然在后期诗格发展中感受到诗歌理论逐渐从具体到抽象的趋势，但整体而言，诗格类著作是单一具体的诗学规范，是以诗歌创作技法为主题的诗论著作。诗格类著作有法可循，在技艺上总结出一套适合初学者掌握的基础规律，因此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并与当时蒙学读物共同成为学习者的启蒙读物。诗格类著作的教育功能可以总结为：通过认真研读，掌握具体规范的作诗技巧，使学诗者作成一首合乎声韵与体式的诗歌。但诗格著作只能教人写诗，却不能教人作诗。也就是说一首真正令人称颂的诗歌，并不能只通过简单的格律对偶学习而获得。直至宋代，诗话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郭绍虞先生说：“盖唐人重在作，宋人重在评，时代风气各不相同。”由此可见，宋人之诗评对有宋一代的价值之大，那么，它的诗论必是有其高明之处。诗话作为宋代常见的诗论形式，从中可以窥见当时诗论家的诗评的独特之处。宋之诗话之最早，为欧阳修之《六一诗话》，永叔做诗话之源，不过是“以资闲谈也”，退隐乡野，与三五好友相聚，大家谈论各自所见所闻，阐发心中所想，在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中产生诗话。宋人许顗《彦周诗话》中提到：“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详细介绍了诗话的几大功能。诗话已经从简单的教人写诗，上升为集考证、辨别、记录为一体的内涵丰富的多功能教育著作。在诗话著作中，我们可以了解诗人写诗的背景，体悟字句间的真情实感，透过诗话的解读，我们发展了一种”妙悟”的审美意识，意即以规范诗格为基础，以自身修养与技艺纯熟为途径，从内心体悟诗的意境与精神，使诗歌达到一种平淡而无斧凿之痕的美学要求。学习诗歌，不再局限于具体而统一的规律，而是进入整个诗歌的世界，感受诗的浑然之美。这种无法用具体的语言言说的诗歌创作法门，不再适用于初学者，只有那些将诗法内化于心的人才真正体悟到什么是诗话推崇的妙悟之理。诗话以抽象的诗法为主，主张诗的最高境界是“超于法”，于有法中求无法，从而引领了有宋一代诗歌的平淡之风。综上所述，我们以为诗话的教育功能较诗格更为丰富、宽泛，抽象出更高层次的审美理论。
诗格到诗话表现功能的演变
不仅如此，诗格到诗话的表现功能也发生了巨大的演变，但诗话表现功能的完善与进步，是基于对诗格类作品中规则的继承，因此，这一演变，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体。诗格重在谈格律等具体创作理论，而诗话着重谈体悟的新审美视角。江西诗派没有根本否定诗法规律的作用，他们提倡宗杜，学习杜甫作诗时炼字造句，之所以学杜，贵在杜诗雕琢精工而又不露痕迹，似无法而又有法，但总体而言，仍可发现其中可循之规范。陈师道《后山诗话》中说：“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由此可见，诗话继承了诗格的诗学规律，在规则范围内论诗评诗。诗格与诗话，是学诗的不同过程，对于创作一首好诗来说两者缺一不可。诗格是诗话的基础，诗话是诗格发展的必然结果，诗学教育思想便在这诗格与诗话的继承发展中步步攀升，不断完善。诗话主张由“法”到“悟”，“法”即诗歌诗艺，在这里为狭义的理解，只是诗学最基础的理论规则。“悟”在诗论家诗话中各有见解，《艇斋诗话》中谈到：“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棙，要知非悟不可。”虽名称各异，但实质基本相同。那么，如何到达“悟”的境界？后山说“悟”，以换骨为喻，“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如庖丁解牛，技巧的掌握达到出神入化之地，自然似神仙之艺。山谷晚年诗风转为返璞归真的特点，但其在艺术技巧方面的雕润仍有继承。只不过是历经沧桑，加之自身修养的提高使得他的诗歌已达到炉火纯青之境，正如他自己所言：“平淡而山高水深”。 从江西诗派的研究不难发现，诗论家们一方面肯定诗格诗法的教育意义，另一方面也提倡水到渠成的自然之美。欧阳修言：“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但他继而也提出：“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从中不难看出他对技巧与义理的双重重视。在学诗中陈师道也主张“有工”到“无工”，因此，虽然江西诗派诗人肯定诗格诗法的重要性，但他们都将这些规则视为奠基之石，写出合规矩的诗并不是他们的目的，相反，他们主张写出不加雕琢的、能泄胸中之妙的无规矩之诗。因而，宋人认为诗的平淡之美才是第一性，也是宋代诗歌与丰润华美的盛唐诗的最大不同。
诗格到诗话发展的核心推动力——诗学教育思想
诗格到诗话的演变，除了诗歌本身的发展外，其背后丰富的核心力量却是诗学教育思想不断完善与成熟。那么，何为诗学教育思想？说到底是中国古代不同时期人们的诗学教育需求在精神领域的反映，从而逐渐形成一种共有的、普遍的思想体系。诗格到诗话的著作产生，反映了诗人不再满足于诗格教给他们的章法、句法、律法，而且在常年累月的写诗中，他们蓄积了深厚的诗学基本功，因此随着自我修养的完善与时代的进步，诗人们转而寻求一种丰富的、从内而发的撼动读者心灵的诗歌，然而，单调的诗格规范是远远达不到诗人此时的需求的。从诗格到诗话功能的演变，不难发现诗学教育思想的发展趋势有以下一些特点：1.从规范化到宽泛化：诗格著作大多讲声律、病犯，为了更好地表现这些具体的规范，作者往往将其一一罗列出来。张伯伟先生对此总结到：诗格在形式上经常是由若干小标题构成，这些小标题往往是以一个数词加上一个名词或动词而构成的词组，如“十七势”、“十四例”、“四得”、“五忌”之类。可见，诗格不仅在内容上有具体规范的诗法，在形式上也无形中形成一定的体例。但随着诗歌理论的发展和人们对诗歌审美水平提高，诗话著作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更为适应时代的需求。诗话一改以往诗格的规范体例，将诗学理论与小说体列结合，形式上比较自由，同时语言上也更加通俗易懂。诗话的宽泛化顺应宋代市民文学的发展潮流，文学作品大多呈现市民化、通俗化的发展趋势，在整体文学教育思想的影响下，诗话也从规范走向宽泛了。2. 从具体到抽象：诗格类著作的标题一般涵盖所写内容，由此也不难看出，它们所要传递给读者的是具体的作诗方法。如《文镜秘府论》在天卷中，主要叙写“调四声谱”、“调声”、“诗章中用声法式”、“七种韵”、“四声论”，通过研读，自然能获得有关声律和韵的知识，切实地应用于诗歌创作中。然而，具体的诗法就像棋盘中的棋子，再怎么变换排列方式，其实质也没有多大变化，因此，一些有创新意识的文人开始在诗学教育中寻求新的突破。诗话的发展，要求作诗者摆脱字句章法、对仗、音韵的束缚，着重从抽象的“活法”入手，学会“妙悟”，从心灵体悟世间万物，在规范要求之外寻找诗歌的“感发” 力量，这些理论要求并非是具体的，而是无迹可寻的。诗格的规矩表现为外在的形式规范，而诗话发展为由外向内的深度探寻。这一演变，是古代诗学教育思想审美思维的变化，人类对美的认知，除了从外在的眼耳鼻等感官获得外，也加强了心灵对美感知的重要性；3.从简单到复杂；詩学教育著作，不仅教人作诗，也教人感受诗，因此，教育思想更加广泛的引入诗人背景、诗歌考证等多方面知识，从而提高诗学者对于诗歌的精深了解。从最初的只教人刻板的诗格规范，发展为内涵丰富、有更高审美要求的诗话理论。
诗学教育思想的完善与成熟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提到诗学教育思想的完善与成熟是推动诗格向诗话演变的重要力量。因此，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将试图探究诗学教育思想是如何完善与成熟的。
一方面，科举制度兴盛于唐代，成为士人做官的首要途径，考试内容以策论诗赋为主，因此，唐代知识分子注重经论，写诗，他们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考取功名，实现建功立业的理想。但科举选拔人才发展到后来，逐渐形成重文辞，尚华藻的风气，士人群体为达到求官目的，专写一些浮华艳丽的诗，虽然外表华丽，平仄、对偶，句法章法新颖独特，但内容空洞单调，缺乏可读性。虽然唐代涌现出大量优秀的诗歌，但由于诗学教育思想处于初级阶段，整个社会并没有形成统一广泛的诗美理想，到了晚唐，诗学教育思想更加注重诗歌技巧与规律，以便顺应考试的要求。反映到诗歌上，便要求形成具有统一标准的诗学教育论著，如：贾岛撰《二南密旨》、齐己撰《风骚旨格》、虚中撰《流类手鑑》、徐夤《雅道机要》……从而为科举或者普通知识分子提供具体的理论指导。而宋代科举制度，在王安石等人的新党改革中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王安石认为，诗赋考试已发展成词藻的堆积，经典的重复，不利于诗学的发展，更无法从诗歌创作中选拔真正的人才，因此主张罢诗赋。值得肯定的是，相较于唐代推崇华美诗风，王安石已经清醒的认识到诗歌不能以追求技巧为重，但他就此全部推翻诗歌在选拔人才上的功能，也是极为偏激的。由此可见，宋人已经从科举制的弊端中总结经验，在思想上认识到一种统一诗美理想的重要性，并顺应科举制对诗歌技艺的批判，发展成为宽泛抽象的诗歌审美要求。这一转变，自然对推动诗学教育思想的完善与成熟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对诗学教育思想的发展也具有导向性的作用。有宋一代“铺张学问以为富，典化陈腐以为新”，宋人读书广泛，无所不包，所学极其丰富；除此之外，宋人重视创新，在诗歌领悟有黄庭坚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在教育领域有王安石新政对科举制度的大规模改革。另外，宋儒疑传、疑经和改经，已从思想上打破规范、具体的理论限制，而寻求一种蕴含时代意义的、创新的、达到一定审美要求的新思想。宋代文化传播不仅继承唐代的官学、私学教育，更创新出书院这一种独特的教育模式。《中国教育通史》中谈到：“南宋科举制度的腐败是书院勃兴的重要原因。一般说来，书院是反对习章句、务文词、求名声、争利禄的……而一部分读书人也产生仰慕学识渊博、志趣高洁的学者……”。因此，社会文化追求一种博学扩大的学问境界，在诗学教育思想中，诗歌的创作也就不能仅限于唐代狭小具体的诗格规范了。书院等教育机构提倡的教育思想深入宋人的诗歌接受心理中，从而为诗话的不断完善奠定思想基础，并进一步影响诗学教育思想的成熟发展。
小结
通过从诗格与诗话功能的演变，我们探究出其中诗学教育思想是其变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顺应教育要求，诗歌评论从单一、具体、规律性为主的“死法”，不断完善成熟，发展为内涵丰富、抽象、宽泛的具有高度审美要求的“活法”。诗学教育思想的完善与成熟，一方面成为诗论家、诗人的评诗、写诗的思想指南，更随着诗歌批评及自身的发展而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书写了中国古代诗学领域的辉煌历史。学习诗学，我们不仅要关注诗人在创作技巧上的巧夺天工，更要深入了解当时的诗学思想，感受那些朝代中人们的思想意识，如此才能更加全面的学习诗歌、鉴赏诗歌。将诗格的规律与诗话的妙悟完美的结合，是我们当代诗学教育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M].凤凰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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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叶佳敏（1995—），女，汉族，山西太原人，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在读，单位：山西大学初民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2014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诗格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