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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丹：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作协《红楼梦》学社副社长。主要从事古代小说及语文教学研究工作，近年来有《〈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小说再阐释 》（上海古籍出版社）、《语文教学与文本解读》（上海教育出版社）、《语文教学的批评与反批评》（商务印书馆）等近10种论著出版。
《爱莲说》是语文教材中的传统篇目，中学语文教师在利用此教材开展课堂教学时，已经驾轻就熟。除开必要的词语梳理外，他们往往会从“托物言志”的角度来阐释作者的思想志趣，并把陶渊明对菊花、众人对牡丹花的爱好，来作为对周敦颐独爱莲花的两种衬托，也有进一步细化为陶渊明是正面衬托，众人是反衬，等等。这样的分析，表面看没多大问题，但对该文独特理路的深入探究，却往往付之阙如。
虽然教师们容易用初中生的学情来为自己教学的不深入加以辩解，但据我以前的初中教学经验和近来有限的几次课堂教学观察，教师设计的上述教学内容，常常是学生很容易掌握的，甚至都不需要教师来加以点拨，这样，所谓符合学情的教学设计，就有过于浅显的问题。这需要我们重新来确定教学内容，能够从深度或者广度方面，有所拓展。
怎么拓展？有些教师会想到从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及其为人为官的作风，来与他所描述的莲花建立起一种更深入而又广泛的联系，也就是说，在“物”与“志”之间，寻找更多的契合点。这当然是可以的；但这种拓展，是同一层面上有关内容量的增加，并不能真正深化对文本的理解。如果要真的有所深入，就要不局限于“托物言志”的框架，要以这一框架为思考前提，来把握文本意脉与作者内在思路的深层关系。本文正是尝试从这一角度，对周敦颐这一名篇，加以重新解读，希望对语文教师有参考价值。
一
作为以爱的名义命题的文章，其对莲花之爱可说是贯穿了《爱莲说》全文。说到爱，虽然我们习惯上把它归结为情感问题，但就这篇作品来说，理性的色彩相当浓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情感包孕于其中。从文体特征来说，“说”本来就有很强烈的理性色彩，《文心雕龙》中虽然有对“说”这一文体的探讨，[1]但其所谓的“说”，主要指战国纵横家的游说之辞，与《爱莲说》中的“说”，并不相同，作为一种后世流行的文体，如韩愈《师说》等文体意义的“说”，更确切的解释，应该是吴讷《文章辩体序说》中的说法：“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吴讷又举例阐释道：“至昌黎韩子悯斯文日弊，作《师说》抗颜，为学者师。迨柳子厚及宋室诸大老出，因各即事即理而为之说，以晓当世，以开悟后学。”[2]
如果“说”这一文体是对义理的阐释，那么，就周敦颐的《爱莲说》来说，其所“说”的，不是对莲花爱意的情感抒发（尽管事实上不可能把这种爱的情感完全屏蔽在心灵世界之外），而是在阐释所以爱莲的道理。爱莲是人的行为，可以归结为一种事，也许可以是吴讷所谓的“即事即理而为之说”，但周敦颐文章的主要内容却不是在说事理，当他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等等时，他其实已经借助于一个“之”，把“说”的重心从爱莲的事理转移到莲花本身的物理了。也就是说，在详细“说”莲花特征的过程中，把作者的爱意和情感潜藏于其中了，这是通过表面上的物理说明，来达到内在的事理阐释的目的。
文章中关于说明莲花物理的一段，为人所熟知，但熟知未必真知，所以我们还需要来细细推敲。原文是这样的：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这段文字，从表达方式来说，我们也可以归到描写，但我之所以归入了说明，一方面描写和说明，在有些场合边界比较模糊。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看似有关莲花的描写中，也透露着作者所理解的，对该物内在之理的阐释，而这种内在之理，又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作者自己的特定理解，也就是吴讷所谓的“己意”。开头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自不必说，即便是一句“中通外直”，也把内在的通达与外在的强直，这样的对立性，巧妙结合了起来，考虑到理学家是以儒家的刚毅而对佛禅的融合，那么这种“中通外直”（“中”如果形容人，就是指内心世界），就有了文化整体的融合度了。还需要说明的是，“出淤泥而不染”本来就是高僧鸠摩罗什说法常用的一个比喻，而其高足远公在庐山组织起的规模甚大的莲社，也对后世有深刻影响，周敦颐写《爱莲说》的地点，就在庐山附近。
我们通观这段有关莲花的说明文字，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从开头的莲花与生长环境的交代，到莲花自身的形态以及对周边的影响，其视角，可说是从周边到本身再到周边的循环，这种循环，有一个基本点贯穿始终，即作者着重于莲花本身与周边的关系，即便是在直接交代莲花形态的部分，如“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也有着内与外的思考维度。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表达思路呢？这是跟作者对莲花本质特性的理解分不开的，这种本质特性，就是其作为一个主体与外在客体的分离，其主体自身的相对独立。这种分离和独立是贯彻得如此彻底，所以从生长的源头以及成熟后的影响来看，都没有受到外界的沾染，即不跟外界有过多牵挂，乃至飘向远处的香，都保持着那份纯洁。但这种基本特点，既可说是一种客观的物理，也可说有作者的主观色彩，是作者赋予的（虽然也不排除禅宗思想的影响，因为从强调主体性而言，理学与禅宗是相通的）。虽然我们都习惯上把作者的这种赋予称为“托物言志”，但这里有两点需要进一步说明。
其一是修辞教学意义上的。“托物言志”一般认为是形象表达了作者的志向，但作者之所以选这样的“物”而不是那样的“物”，是因为作者揭示这样的“物”理与其人的“志”向，或者说人的性理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契合度。这种志向的内涵，并没有借助于文字直接加以说明，而是巧妙地通过表达对莲花的喜爱，来暗示人与莲花特性的相通性。哪怕是在说莲花像君子，看似以人喻花，其最终目的还是以花喻人。
其二是文化意义上的。作者以花来说明人的志向，这当然没问题，但这又不仅仅是修辞意义上的一种对形象感的强化，不仅仅是把人的较难捉摸的品性和志趣，通过直观化的物呈现出来。因为，作者从物写到人，其实是跟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化观念有一定关系。这种整体观，在宋明理学思想家那儿得到了系统的整体思考。而对这种整体思考的方式，周敦颐也起过重要作用。所以，写“莲”的物理特性，其实也是在为人、为君子品性的合法性寻找天理的依据，这是“道法自然”的一以贯之。就此而论，关于莲花的最后一句说明，“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当然可以理解为是对莲花凛然不可侵犯特性的描写，也是对君子人格独立性的一种表征，是形象化地表现为莲花与俗世保持的一种距离感。 二
理性之爱不但体现在对物性特质的理解上，也体现于这篇文章的展开方式，体现于文章展开的那种合乎逻辑的缜密思路。
作者起笔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草木之花，本来以在陆地居多，但因为他谈及的是莲花，是长在水里，所以他水陆并举，已经为下文埋下伏笔，但关键还在“甚蕃”，“蕃”本有茂盛的含义，只是周敦颐取其较为特殊的用法，意在强调品种之多。但花草可爱品种之多，未必就导致了人的爱好的多样性。作者在文中举出陶渊明之爱菊以及他本人之爱莲，其实都是不同于流俗、比较少见的。这样，他结尾说“牡丹之爱，宜乎众矣”与开头说花品种之多样，就有了意味深长的对比关系。更耐人寻味的，还在于起衬托作用的陶渊明之爱菊与众人之爱牡丹，这也包括了作者对材料的独特组合方式。
一些语文教师在举陶渊明和众人爱好的例子时，都说隐逸的陶渊明是正面衬托，爱好富贵的众人是反面衬托。但这样的理解还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我们看到，当作者在举陶渊明爱菊的事例时，明确其是在东晋，而且后来者也很少有类似爱好的传闻，但爱好牡丹者则不同，这是从李唐以来一直延续到当下的。这样，当作者提到陶渊明的爱好时，不但在时间上标举出他已经成为过去，在空间上，也是无法与作者共处的。而与作者真正共处的，是爱好牡丹的众人。从这一点来说，陶渊明不但是与作者，也是与众人都构成反衬关系，是作为一个隐逸者而与入世的态度构成整体对比。只是在同为入世的态度上，才区分出是爱好德行还是爱好富贵的差异来。
如果用表格来整理的话，一般语文教师是这么概括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另一种思路来概括，那就是：
经过这样的概括，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与周敦颐构成真正反衬关系的，也是具有当下现实针对性的，是周敦颐和众人间的那种紧张的对峙关系。我们再把三组人物在文中的结构关系依次梳理一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文中一共三次提到这三组人物，前两次都是按照年代顺序下来的，只是到最后一次，作者提了陶渊明后，就直接接上自己，而把众人放在了最后，从而把年代的顺序打乱了。有一个可能是，因为最后一次提及三组人物，都是从爱好的独特性和趋同性分类着眼，陶渊明和周敦颐的爱好，似乎都鲜有其他人的共鸣（尽管作者对自己的爱好用反问的方式来写，是否也存在同好者，没有直接说明），所以归为一类，以和众人的爱好区别开来，也是合理的。
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我的一个假设是，就像上文所述，这既是为了呼应文章的开头，但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爱好，通过结尾提及的众人，与读者隔绝开来，或者说，以读者可能与众人相通的立场，来把作者隔离在文章的中间，一如莲花，通过一道流水，把人隔绝在一个远观的位置上。
概而言之，理性之爱既是本质意义上的，也落实于文章的结构功能。不知我这样的解读是否有一些道理，欢迎读者诸君不吝指教。
参考文献：
[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上海：中华书局，2013：164.
[2]吴讷.文章辩体序说[M].于北山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43.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爱莲说》是语文教材中的传统篇目，中学语文教师在利用此教材开展课堂教学时，已经驾轻就熟。除开必要的词语梳理外，他们往往会从“托物言志”的角度来阐释作者的思想志趣，并把陶渊明对菊花、众人对牡丹花的爱好，来作为对周敦颐独爱莲花的两种衬托，也有进一步细化为陶渊明是正面衬托，众人是反衬，等等。这样的分析，表面看没多大问题，但对该文独特理路的深入探究，却往往付之阙如。
虽然教师们容易用初中生的学情来为自己教学的不深入加以辩解，但据我以前的初中教学经验和近来有限的几次课堂教学观察，教师设计的上述教学内容，常常是学生很容易掌握的，甚至都不需要教师来加以点拨，这样，所谓符合学情的教学设计，就有过于浅显的问题。这需要我们重新来确定教学内容，能够从深度或者广度方面，有所拓展。
怎么拓展？有些教师会想到从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及其为人为官的作风，来与他所描述的莲花建立起一种更深入而又广泛的联系，也就是说，在“物”与“志”之间，寻找更多的契合点。这当然是可以的；但这种拓展，是同一层面上有关内容量的增加，并不能真正深化对文本的理解。如果要真的有所深入，就要不局限于“托物言志”的框架，要以这一框架为思考前提，来把握文本意脉与作者内在思路的深层关系。本文正是尝试从这一角度，对周敦颐这一名篇，加以重新解读，希望对语文教师有参考价值。
一
作为以爱的名义命题的文章，其对莲花之爱可说是贯穿了《爱莲说》全文。说到爱，虽然我们习惯上把它归结为情感问题，但就这篇作品来说，理性的色彩相当浓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情感包孕于其中。从文体特征来说，“说”本来就有很强烈的理性色彩，《文心雕龙》中虽然有对“说”这一文体的探讨，[1]但其所谓的“说”，主要指战国纵横家的游说之辞，与《爱莲说》中的“说”，并不相同，作为一种后世流行的文体，如韩愈《师说》等文体意义的“说”，更确切的解释，应该是吴讷《文章辩体序说》中的说法：“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吴讷又举例阐释道：“至昌黎韩子悯斯文日弊，作《师说》抗颜，为学者师。迨柳子厚及宋室诸大老出，因各即事即理而为之说，以晓当世，以开悟后学。”[2]
如果“说”这一文体是对义理的阐释，那么，就周敦颐的《爱莲说》来说，其所“说”的，不是对莲花爱意的情感抒发（尽管事实上不可能把这种爱的情感完全屏蔽在心灵世界之外），而是在阐释所以爱莲的道理。爱莲是人的行为，可以归结为一种事，也许可以是吴讷所谓的“即事即理而为之说”，但周敦颐文章的主要内容却不是在说事理，当他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等等时，他其实已经借助于一个“之”，把“说”的重心从爱莲的事理转移到莲花本身的物理了。也就是说，在详细“说”莲花特征的过程中，把作者的爱意和情感潜藏于其中了，这是通过表面上的物理说明，来达到内在的事理阐释的目的。
文章中关于说明莲花物理的一段，为人所熟知，但熟知未必真知，所以我们还需要来细细推敲。原文是这样的：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这段文字，从表达方式来说，我们也可以归到描写，但我之所以归入了说明，一方面描写和说明，在有些场合边界比较模糊。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看似有关莲花的描写中，也透露着作者所理解的，对该物内在之理的阐释，而这种内在之理，又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作者自己的特定理解，也就是吴讷所谓的“己意”。开头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自不必说，即便是一句“中通外直”，也把内在的通达与外在的强直，这样的对立性，巧妙结合了起来，考虑到理学家是以儒家的刚毅而对佛禅的融合，那么这种“中通外直”（“中”如果形容人，就是指内心世界），就有了文化整体的融合度了。还需要说明的是，“出淤泥而不染”本来就是高僧鸠摩罗什说法常用的一个比喻，而其高足远公在庐山组织起的规模甚大的莲社，也对后世有深刻影响，周敦颐写《爱莲说》的地点，就在庐山附近。
我们通观这段有关莲花的说明文字，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从开头的莲花与生长环境的交代，到莲花自身的形态以及对周边的影响，其视角，可说是从周边到本身再到周边的循环，这种循环，有一个基本点贯穿始终，即作者着重于莲花本身与周边的关系，即便是在直接交代莲花形态的部分，如“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也有着内与外的思考维度。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表达思路呢？这是跟作者对莲花本质特性的理解分不开的，这种本质特性，就是其作为一个主体与外在客体的分离，其主体自身的相对独立。这种分离和独立是贯彻得如此彻底，所以从生长的源头以及成熟后的影响来看，都没有受到外界的沾染，即不跟外界有过多牵挂，乃至飘向远处的香，都保持着那份纯洁。但这种基本特点，既可说是一种客观的物理，也可说有作者的主观色彩，是作者赋予的（虽然也不排除禅宗思想的影响，因为从强调主体性而言，理学与禅宗是相通的）。虽然我们都习惯上把作者的这种赋予称为“托物言志”，但这里有两点需要进一步说明。
其一是修辞教学意义上的。“托物言志”一般认为是形象表达了作者的志向，但作者之所以选这样的“物”而不是那样的“物”，是因为作者揭示这样的“物”理与其人的“志”向，或者说人的性理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契合度。这种志向的内涵，并没有借助于文字直接加以说明，而是巧妙地通过表达对莲花的喜爱，来暗示人与莲花特性的相通性。哪怕是在说莲花像君子，看似以人喻花，其最终目的还是以花喻人。
其二是文化意义上的。作者以花来说明人的志向，这当然没问题，但这又不仅仅是修辞意义上的一种对形象感的强化，不仅仅是把人的较难捉摸的品性和志趣，通过直观化的物呈现出来。因为，作者从物写到人，其实是跟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化观念有一定关系。这种整体观，在宋明理学思想家那儿得到了系统的整体思考。而对这种整体思考的方式，周敦颐也起过重要作用。所以，写“莲”的物理特性，其实也是在为人、为君子品性的合法性寻找天理的依据，这是“道法自然”的一以贯之。就此而论，关于莲花的最后一句说明，“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当然可以理解为是对莲花凛然不可侵犯特性的描写，也是对君子人格独立性的一种表征，是形象化地表现为莲花与俗世保持的一种距离感。 二
理性之爱不但体现在对物性特质的理解上，也体现于这篇文章的展开方式，体现于文章展开的那种合乎逻辑的缜密思路。
作者起笔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草木之花，本来以在陆地居多，但因为他谈及的是莲花，是长在水里，所以他水陆并举，已经为下文埋下伏笔，但关键还在“甚蕃”，“蕃”本有茂盛的含义，只是周敦颐取其较为特殊的用法，意在强调品种之多。但花草可爱品种之多，未必就导致了人的爱好的多样性。作者在文中举出陶渊明之爱菊以及他本人之爱莲，其实都是不同于流俗、比较少见的。这样，他结尾说“牡丹之爱，宜乎众矣”与开头说花品种之多样，就有了意味深长的对比关系。更耐人寻味的，还在于起衬托作用的陶渊明之爱菊与众人之爱牡丹，这也包括了作者对材料的独特组合方式。
一些语文教师在举陶渊明和众人爱好的例子时，都说隐逸的陶渊明是正面衬托，爱好富贵的众人是反面衬托。但这样的理解还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我们看到，当作者在举陶渊明爱菊的事例时，明确其是在东晋，而且后来者也很少有类似爱好的传闻，但爱好牡丹者则不同，这是从李唐以来一直延续到当下的。这样，当作者提到陶渊明的爱好时，不但在时间上标举出他已经成为过去，在空间上，也是无法与作者共处的。而与作者真正共处的，是爱好牡丹的众人。从这一点来说，陶渊明不但是与作者，也是与众人都构成反衬关系，是作为一个隐逸者而与入世的态度构成整体对比。只是在同为入世的态度上，才区分出是爱好德行还是爱好富贵的差异来。
如果用表格来整理的话，一般语文教师是这么概括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另一种思路来概括，那就是：
经过这样的概括，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与周敦颐构成真正反衬关系的，也是具有当下现实针对性的，是周敦颐和众人间的那种紧张的对峙关系。我们再把三组人物在文中的结构关系依次梳理一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文中一共三次提到这三组人物，前两次都是按照年代顺序下来的，只是到最后一次，作者提了陶渊明后，就直接接上自己，而把众人放在了最后，从而把年代的顺序打乱了。有一个可能是，因为最后一次提及三组人物，都是从爱好的独特性和趋同性分类着眼，陶渊明和周敦颐的爱好，似乎都鲜有其他人的共鸣（尽管作者对自己的爱好用反问的方式来写，是否也存在同好者，没有直接说明），所以归为一类，以和众人的爱好区别开来，也是合理的。
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我的一个假设是，就像上文所述，这既是为了呼应文章的开头，但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爱好，通过结尾提及的众人，与读者隔绝开来，或者说，以读者可能与众人相通的立场，来把作者隔离在文章的中间，一如莲花，通过一道流水，把人隔绝在一个远观的位置上。
概而言之，理性之爱既是本质意义上的，也落实于文章的结构功能。不知我这样的解读是否有一些道理，欢迎读者诸君不吝指教。
参考文献：
[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上海：中华书局，2013：164.
[2]吴讷.文章辩体序说[M].于北山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43.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