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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饮酒》(其五)与刘禹锡《陋室铭》,一为诗歌,一为骈文,看似无关,倘若细读文本,我们发现两者在很多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
首先,都善于用典。《饮酒》(其五)运用“心远”“采菊”“南山”等典故,而《陋室铭》则运用“素琴”“子云亭”“诸葛庐”“何陋之有”等典故。
“心远”源于“是故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刘安《淮南子·主术训》),而“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诫子书》),大家更耳熟能详;诸葛亮《诫外甥书》则进一步进行了阐发,“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
“饮菊酒”古来有之,《离骚》有“餐秋菊之落英”;《西京杂记》谓汉人采菊花并茎叶,酿之以黍米,至来年九月九日,熟而就饮,谓之“菊花酒”;魏文帝曹丕《九月与钟繇书》云:“至于芳菊,紛然独荣……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而陶渊明《九日闲居诗序》云:“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饮酒》(其七)曰:“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可知,服菊花酒在古时很流行,正如魏晋名士流行服“五服散”;“服菊”目的不是为观赏,而是为长寿。“采菊”,也非为观赏,而是做酒,以求长寿。
“南山”有两说,一实指所见之南山,一虚指为南山(商山)四皓。联系陶渊明隐居,宁可采菊为食也不愿为那五斗俸禄而折腰,因此,此“南山”并非真见了什么南山,而是想起了隐居在南山的四位辅政老人,希望将来有贤主明君请他“出山”辅政,像商山四皓一样,希冀陶家还能纵横捭阖。
“素琴”源于《晋书·隐逸传》:“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陶渊明传》)“潜不解音声,而蓄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南史》)自东晋后,人们常用“素琴”“无弦琴”“陶琴”“琴无弦”“无弦”等称谓没有弦的琴,暗指意趣高雅脱俗,注重弦外琴韵,得意而忘物。这种弦外之音的境界,如灵山佛祖拈花、迦叶微笑。
“诸葛庐”,诸葛亮身居茅庐而知天下三分,以待明主出山;“子云亭”,扬雄淡薄功名富贵,潜心修学,虽官居上品,对官职与金钱的淡泊为后世典范,居“陋亭”而名闻天下。刘禹锡巧借典故以自况,荣辱不惊,坚守节操。“何陋之有”,引孔子语说明只要德行高尚,虽身居“陋室”,也因“惟吾德馨”而“不陋”。
其次,皆从反向立意。总体而言,陶渊明处喧闹之所而宁静致远,刘禹锡居陋室而陋室不陋;陶渊明处闹市而不愿与乘坐“车马”的权贵交往,刘禹锡居陋室与鸿儒交而乐此不疲。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诗人虽居凡尘,却不受尘俗烦扰。陶渊明处于繁华之地,怎会听不到车马的喧闹呢?所谓“大隐隐于闹市,小隐隐于山林”,诗人身处喧闹的街市,却不为外物的纷扰所诱惑。孔子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车马喧”,正是官场上你争我夺、互相倾轧、奔走钻营的丑态写照。既然壮志难酬,穷困无为,那就淡泊名利,“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居守田园,韬光养晦,待政治清明,东山再起。曾祖陶侃不是曾辅佐东晋,力挽狂澜吗?袁行霈说:“陶渊明虽然是一个本性恬静的人,但毕竟也像封建时代很多士大夫一样,怀有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壮志。在晋末政治最动荡的时期,他自愿地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作了几番尝试,知道已不可为,才毅然归隐。”“心远地自偏”将作者蕴藉的矛盾心境缘由道破,可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相参看。
《陋室铭》全文字字写陋,又字字透着不陋;不提陋室之“陋”,而写陋室“不陋”,皆因“德馨”。表达了作者洁身自好、不慕富贵的节操,安贫乐道的情操。陋室主人身居陋室,精神思想却富裕充实:“鸿儒”“金经”“素琴”,从交往、学习、愉悦几方面描写出陋室之主追求之“不陋”。
再次,都富于情趣之美、理趣之美。两文情味深长,哲理隽永。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包含精辟的人生哲理。人的精神世界可以自我净化,在一定条件下,只要发挥自我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改变客观环境对自己的影响,到处都可以找到生活的乐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者委婉道出内心所蕴含的那种心境:自得其乐、悠然、恬静。
《陋室铭》通过对陋室的描写,表达了作者甘居陋室、安贫乐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节操。正如刘禹锡所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用馥郁芬芳形容自我高尚的思想,突出陋室主人的追求并非荣华富贵(无丝竹之乱耳),也非功名利禄(无案牍之劳形),而是心之洁,趣之雅,德之馨。
最后,都体现了在穷厄中不同流合污,坚持操守的高洁品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刘禹锡为人正直,政治上主张法治,因反对宦官专权而被贬;虽功业未就、壮志难酬,但表现了儒士独善其身的态度:洁身自好,安贫乐道。
陶渊明的《饮酒》,写出了诗人归隐田园后悠闲自得的心境。诗人鄙弃官场,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认为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不汲汲于名利,不被官场的龌龊玷污了赤子之心,而应归真返璞,欣赏大自然的无限清新和生机勃勃!
唐顺宗时,刘禹锡拥护王叔文的政治革新,反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得罪当朝权臣,被贬为和州刺史。《陋室铭》托物言志,通过赞美居室的简陋,表达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生活态度、高尚节操和不求闻达、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不在乎身处陋室,环堵萧然,只在乎主人“德馨”,一个超然物外、悠闲自得的雅士如在眼前。
总之,《饮酒》和《陋室铭》,一诗一文,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内容相近。《陋室铭》可以看作是对《饮酒》的继承与发展,不仅直接运用了陶渊明的典故,还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身处穷厄之中,坚守自我操行。以《饮酒》和《陋室铭》为代表的作品,共同表现了以陶渊明、刘禹锡为代表的一批封建士大夫正人君子的光辉形象:他们身处穷困,自身落魄,却心怀大济苍生的理想,如逢明主可一展抱负,若无明主也甘心平淡;他们处变不惊,处危不屈,坚守节操,荣辱从容,却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作者单位:扬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首先,都善于用典。《饮酒》(其五)运用“心远”“采菊”“南山”等典故,而《陋室铭》则运用“素琴”“子云亭”“诸葛庐”“何陋之有”等典故。
“心远”源于“是故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刘安《淮南子·主术训》),而“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诫子书》),大家更耳熟能详;诸葛亮《诫外甥书》则进一步进行了阐发,“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
“饮菊酒”古来有之,《离骚》有“餐秋菊之落英”;《西京杂记》谓汉人采菊花并茎叶,酿之以黍米,至来年九月九日,熟而就饮,谓之“菊花酒”;魏文帝曹丕《九月与钟繇书》云:“至于芳菊,紛然独荣……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而陶渊明《九日闲居诗序》云:“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饮酒》(其七)曰:“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可知,服菊花酒在古时很流行,正如魏晋名士流行服“五服散”;“服菊”目的不是为观赏,而是为长寿。“采菊”,也非为观赏,而是做酒,以求长寿。
“南山”有两说,一实指所见之南山,一虚指为南山(商山)四皓。联系陶渊明隐居,宁可采菊为食也不愿为那五斗俸禄而折腰,因此,此“南山”并非真见了什么南山,而是想起了隐居在南山的四位辅政老人,希望将来有贤主明君请他“出山”辅政,像商山四皓一样,希冀陶家还能纵横捭阖。
“素琴”源于《晋书·隐逸传》:“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陶渊明传》)“潜不解音声,而蓄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南史》)自东晋后,人们常用“素琴”“无弦琴”“陶琴”“琴无弦”“无弦”等称谓没有弦的琴,暗指意趣高雅脱俗,注重弦外琴韵,得意而忘物。这种弦外之音的境界,如灵山佛祖拈花、迦叶微笑。
“诸葛庐”,诸葛亮身居茅庐而知天下三分,以待明主出山;“子云亭”,扬雄淡薄功名富贵,潜心修学,虽官居上品,对官职与金钱的淡泊为后世典范,居“陋亭”而名闻天下。刘禹锡巧借典故以自况,荣辱不惊,坚守节操。“何陋之有”,引孔子语说明只要德行高尚,虽身居“陋室”,也因“惟吾德馨”而“不陋”。
其次,皆从反向立意。总体而言,陶渊明处喧闹之所而宁静致远,刘禹锡居陋室而陋室不陋;陶渊明处闹市而不愿与乘坐“车马”的权贵交往,刘禹锡居陋室与鸿儒交而乐此不疲。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诗人虽居凡尘,却不受尘俗烦扰。陶渊明处于繁华之地,怎会听不到车马的喧闹呢?所谓“大隐隐于闹市,小隐隐于山林”,诗人身处喧闹的街市,却不为外物的纷扰所诱惑。孔子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车马喧”,正是官场上你争我夺、互相倾轧、奔走钻营的丑态写照。既然壮志难酬,穷困无为,那就淡泊名利,“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居守田园,韬光养晦,待政治清明,东山再起。曾祖陶侃不是曾辅佐东晋,力挽狂澜吗?袁行霈说:“陶渊明虽然是一个本性恬静的人,但毕竟也像封建时代很多士大夫一样,怀有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壮志。在晋末政治最动荡的时期,他自愿地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作了几番尝试,知道已不可为,才毅然归隐。”“心远地自偏”将作者蕴藉的矛盾心境缘由道破,可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相参看。
《陋室铭》全文字字写陋,又字字透着不陋;不提陋室之“陋”,而写陋室“不陋”,皆因“德馨”。表达了作者洁身自好、不慕富贵的节操,安贫乐道的情操。陋室主人身居陋室,精神思想却富裕充实:“鸿儒”“金经”“素琴”,从交往、学习、愉悦几方面描写出陋室之主追求之“不陋”。
再次,都富于情趣之美、理趣之美。两文情味深长,哲理隽永。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包含精辟的人生哲理。人的精神世界可以自我净化,在一定条件下,只要发挥自我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改变客观环境对自己的影响,到处都可以找到生活的乐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者委婉道出内心所蕴含的那种心境:自得其乐、悠然、恬静。
《陋室铭》通过对陋室的描写,表达了作者甘居陋室、安贫乐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节操。正如刘禹锡所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用馥郁芬芳形容自我高尚的思想,突出陋室主人的追求并非荣华富贵(无丝竹之乱耳),也非功名利禄(无案牍之劳形),而是心之洁,趣之雅,德之馨。
最后,都体现了在穷厄中不同流合污,坚持操守的高洁品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刘禹锡为人正直,政治上主张法治,因反对宦官专权而被贬;虽功业未就、壮志难酬,但表现了儒士独善其身的态度:洁身自好,安贫乐道。
陶渊明的《饮酒》,写出了诗人归隐田园后悠闲自得的心境。诗人鄙弃官场,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认为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不汲汲于名利,不被官场的龌龊玷污了赤子之心,而应归真返璞,欣赏大自然的无限清新和生机勃勃!
唐顺宗时,刘禹锡拥护王叔文的政治革新,反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得罪当朝权臣,被贬为和州刺史。《陋室铭》托物言志,通过赞美居室的简陋,表达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生活态度、高尚节操和不求闻达、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不在乎身处陋室,环堵萧然,只在乎主人“德馨”,一个超然物外、悠闲自得的雅士如在眼前。
总之,《饮酒》和《陋室铭》,一诗一文,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内容相近。《陋室铭》可以看作是对《饮酒》的继承与发展,不仅直接运用了陶渊明的典故,还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身处穷厄之中,坚守自我操行。以《饮酒》和《陋室铭》为代表的作品,共同表现了以陶渊明、刘禹锡为代表的一批封建士大夫正人君子的光辉形象:他们身处穷困,自身落魄,却心怀大济苍生的理想,如逢明主可一展抱负,若无明主也甘心平淡;他们处变不惊,处危不屈,坚守节操,荣辱从容,却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作者单位:扬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