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是中华民族千年变局的开始，它的失败开启了我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影响了我国近代发展的走向。为了救亡图存，社会各界开始了探索，中国的近代化也在悄然起步。本书是由高瑞泉著的，200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幸的魏老师的书籍，才对此书有所浏览。本书主要探索中国现代性的观念谱系，这里的现代性观念是指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一组现代性观念所代表的精神传统，它包括的是进步、竞争、创造、平等、民主等等观念。说它们是现代性的精神观念，就是它们不同于中国古代传统的解释，主要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发展起来，成为中国人普遍的公共意识，至今仍存在中国人的观念之中。如果把它们抛弃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近现代以及当代的中国文化思想。
　　在这里，主要想简单的介绍一下对于“平等”这一观念的认知和实践。在这一章节中，作者以时间为线索对“平等”进行论述。对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平等的观念，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里的“均”似乎就有平等的含义。高瑞泉论述到，儒家的性善论和“成圣说”、道家追求的“道”和佛家的“成佛”，都包含了某种平等的形而上学，显示出当人意识到他不能改变世界的时候通过哲学观念来改变自身。但是，可以得知，古代的平等仅仅是一种信念、一种追求，缺乏实践性。这或许是社会性质所带来的局限性，在皇权至上、一人独尊的社会条件下，想要对“平等”进行实践是没有希望的，只能是一种“玄谈”。
　　书中论述到，在近代中国，最早试图用“平等”作为社会价值去改变社会秩序的是洪秀全和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其实从洪秀全的个人经历中不难看出他选择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在经历多次的落榜之后，他对当时的社會是绝望至极的，他试图要寻找心理安慰。但是，太平天国的“平等”在双层意义上都失败了。在信念上：洪秀全无法摆脱自身所固有的封建农民的心理，他所谓的“平等”只不过是基督教和传统儒家文化的简单拼凑；在实践上：《天朝田亩制度》没有真正的实现过，并且其领导层的特权和腐败，制造了包括神权政治在内的新的不平等。
　　以康有为代表的维新派“平等”的观念和实践，又有其自身特点。这是“平等”真正被中国知识精英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追求，对“平等”信念表达的最为集中的是康有为的《大同书》，他认为人与人是天然平等的，并且将平等与功利主义和快乐主义连接起来。谭嗣同的平等观比康有为的平等观更激进，他不仅要求废除三纲，还要求废除五伦，这意味着谭嗣同的平等观有着有着强烈地实践冲动，既直接进行政治改革，而不是像康有为说的那样，在遥远的未来通过解除婚姻关系来达到所谓的平等社会。从这，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彭培养出来传统士大夫谭嗣同多少意识到民主、自由和平等。在维新派中，如果说谭嗣同代表了激进的左翼，是典型的平等主义者的话，那么梁启超在平等问题上代表了比较温和的一翼，有更多的自由主义色彩。他注重平等原则的具体实现，主张法权平等，反对由于阶级不同而限制部分人民的参政权。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建立起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所以革命派的平等观念似乎比维新派的更加具有实践性。作为民主主义者，孙中山真诚地追求平等。他不仅说三民主义就是平等和自由主义，而且曾经把他的三民主义演绎成一个全面的平等主义纲领。在政治平等方面：要保障人民普遍地享有政治参与权，不要依靠政治家的“服务道德心”，而是要依靠制度安排；在经济平等方面：要节制资本，中国此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尚不发达，并没有出现太大的贫富差距。要实现这些所谓的平等，必须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即“全能政府”才能实现。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对平等的关注更多地转变为实践问题。书中论述到章太炎对平等的理解。在章太炎所构造的哲学体系中，他认为人类本来是平等的，但是现实世界中人又无法平等，真正实现平等只能超越境界。
　　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思想纷至沓来，在这种浓厚的文化范围内，启蒙思想家对平等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历史的复杂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平等”这一合法的观念，在当时并不具有自在的现实性。它还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平等”，远远没有转化为社会生活的现实，由于中国政治民主改革进程的曲折，法律所规定的平等远未普遍实现。陈独秀的平等要求指向了儒家，他从伦理的角度来提倡平等，将对“平等”的提倡和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批判联系在一起，这使得中国的这一现代性观念的具体实现与西方最初的历史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与陈独秀相似的是李大钊，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它认为当时社会中有两个大问题：妇女问题和劳工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根源是经济的不平等。对此，他不仅主张实际的政治革命，而且继续坚持全面的平等问题，坚持用政治手段来实现全面的平等要求。在对传统的家庭伦理的破坏上，吴虞最为典型。在他看来，不平等的家庭关系与不平等的政治关系是同构的。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中国对平等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再者是中国当时的社会还缺乏足够的文化土壤。
　　书中论述到，经过新文化运动“平等”渐渐成为中国现代精神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成为标准去作广泛的文化批评和移风易俗，而且已经写进法律、体现为某种社会制度的变革，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它的社会实践性。特别是当它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相互呼应是，表现出一股巨大的力量，在20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国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对“平等”价值的追求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在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公职人员，无论职位的高低，都只是得到与工人同样的工资，形成了国民收入分配相当平均的格局。中国曾经试图走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似乎在与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接轨，如何做到效益与公平的平衡，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书中的最后一部分，对这一主题做了总结，当今世界的文明国家都有法律规定的公民的平等权利，平等本质上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准则，政治平等、法律平等和社会平等都是它的某种社会折射。这个观念史的描述，肯定了平等作为现代终极价值之一的现实性，但同时掩盖了对平等信念论证上的某种倒退。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作为基本价值的平等，不需要也不可能再从超越世界去寻找其基础，但同时我们与意识到，像其他一些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一样，“平等”观念的理论建设还远远没有完成。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意识到，对“平等”观念的追求，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平等”逐渐从单纯的信念到进行初步的实践。追求政治和社会的平等，在中国，是近代以来的现象，它不仅深刻地改变了社会面貌，同时也多方面地改写了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重新重构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并且给传统的价值观念蒙上了现代化的因素。对于中国现代性的观念，总是从中国的现代化观念联系在一起。再者，觀念这种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不但凸显了现代价值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且反映了现代价值的重建过程，几代中国人前后相继，不停地探索，最终使得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已经初露雏形。
　　作者简介：韩婷（1992—），女，汉族，山东青州人，山东师范大学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