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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文帝行玺”“泰子”和“右夫人玺”三枚金印，为确定墓主人身份，了解南越国的玺印制度、预立太子制度、后宫制度，研究汉代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反映出南越国的制度效仿中原而有别于中原，在中国印章史上有其独特地位。
关键词：南越王墓;印;玺
1983年发现的广州南越王墓是目前所知岭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随葬品最丰富的汉代墓葬，墓主人为2000多年前南越国的第二代君主赵眜。该墓出土有1000多件套10000余件文物，其中包含三枚极具历史价值的金印—“文帝行玺”金印、“泰子”金印和“右夫人玺”金印。
1 “文帝行玺”金印
“文帝行玺”金印（图1）出土于墓主人赵眜的胸部，金印的印面有田字界格，阴刻篆书“文帝行玺”四字，书体工整，刚健有力。笔画的文道很深，如一条直沟，沟壁垂直光滑，表明印文是铸后加工刻凿的。沟底满布一条条等距的小横划，这是用利凿刻凿留下的痕迹。四字文道笔直，宽窄一致。金印的印纽是一条游龙，盘曲成“S”形，龙头伸向一角，龙身上的鳞片和爪是铸成后凿刻的，龙腰隆起，可以用来穿印绶。经电子探针测定该印印台部位可知，印章含金量约为98%。印台长3.1厘米，宽3厘米，高0.6厘米，通紐高1.8厘米，重148.5克。根据史料记载，秦汉时期的帝玺以白玉为质、以螭虎为纽，“文帝行玺”金印则是目前发现唯一的汉代龙纽帝玺，极有可能为南越国所自制。
这枚金印是确认墓主人身份的关键物证。《汉旧仪》载：“秦以前，民皆佩绶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自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则有记载，南越国第二代君主曾僭越称帝，考古学家正是通过金印中的“文帝行玺”四字，结合墓中出土的其他文物及史籍记载，证实了广州南越王墓墓主人为南越文帝赵眜。此印出土时，印面沟槽及印台四壁都有碰撞的疤痕与划伤，说明它是墓主人生前的实用物。在中原王朝中，“文帝”往往是帝王死后依其过往行迹为之所立的“谥号”，而赵眜生前在其使用的玺印中自称“文帝”，体现出南越国的礼制效仿中原而又有别于中原，极具地方特色。
不仅如此，该印亦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目前秦汉皇帝的玺印皆不可见，可作参考的物证仅有1968年出土于咸阳的白玉螭虎纽“皇后之玺”（西汉早期）和传世的“皇帝信玺”（秦朝）封泥，前者边长2.8厘米，后者边长2.6厘米。汉代诸侯王、外藩首领的印章目前所见的材质多为金，边长2.2～2.4厘米，属于典型的“方寸之印”（汉代一寸约等于现今2.3厘米）。
“文帝行玺”金印的规格突破了秦汉帝玺和汉诸侯王的规制，反映了南越王独据岭南、僭越称帝的雄心，在中国印章史上有其独特地位。
2 “泰子”金印
“泰子”金印（图2）出土于墓主人腹部位置。龟纽，背上点线组成的鳞状纹为铸后刻出。印面有日字格，格内阴刻篆书“泰子”二字，文道较深，沟道两壁光平且直，沟槽底呈波浪形起伏的刻凿痕，应是先铸后凿。印面光平如镜，铸作工艺比“文帝行玺”更为精致。印章含金量为98%，印台长2.6厘米，宽2.4厘米，高0.5厘米，通高1.5厘米，重74.7克。
与“泰子”金印一同出土的还有一枚“泰子”覆斗纽玉印，但二者印文的风格明显不同。“泰”通“太”，“泰子”即“太子”。关于这两枚印章的所属问题尚存争议。有观点认为，它们应该是第一代南越王赵佗之子（即赵眜之父）的遗物。因为赵眜父亲未能接位便去世了，“泰子”印便由他来掌管，赵眜去世后，印章随他一同入葬。也有观点认为，这两枚印章是属于赵眜本人的。因为周秦时期，嗣位之皇子（或王子）早逝，嗣位之皇孙（或王孙）亦可称“太子”。赵佗之子早逝，孙子赵眜继立，称“泰子”亦可。不论如何，这两枚印章都说明了南越国为保证政权顺利继承，效仿秦汉实行“预立太子制度”。
3 “右夫人玺”金印
“右夫人玺”金印（图3）出土于南越王墓东侧室，该室殉葬有四位夫人，右夫人便是其中一位。印章为铸造而成。龟纽，龟背隆起，刻鳞状纹，腹下中空，可穿印绶。印面有田字格，格内阴刻篆书“右夫人玺”四字，字体庄重，与上述两枚金印一样，印文亦是刻凿而成，刻工精湛。印面边长2.15厘米，印台高0.5厘米，通高1.5厘米，重65克。
依照汉代礼制，“夫人”通常指帝王之妾。目前除了“夫人”以外，尚未发现南越国有其他的嫔妃称号。在四位夫人之中，右夫人的随葬品数量最多、品质最精，其印章以黄金所铸（其他为鎏金铜印），印文用“玺”字（其他用“印”字），且汉代以右为尊，种种迹象说明右夫人应该是诸妃之首。综合印文内容、随葬品多寡精粗等信息，可知四位夫人的地位应是“右夫人>左夫人>泰夫人>部夫人”。
值得一提的是，与“右夫人玺”金印一同出土的还有一枚“赵蓝”覆斗纽象牙印，这应该是右夫人的名章。因赵佗实施“和辑百越”措施，故在南越国时期统治阶层中汉越通婚的现象比较普遍，赵蓝与南越王同姓，可能是越人从夫姓的缘故。
4 结语
汉代有“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人们生前使用之物或直接随葬，或以明器替代。广州南越王墓出土印章23枚、封泥35枚，分属于墓主人赵眜及其他15位殉葬之人，这些实物共同印证了史书记载秦汉实行的印玺制，为确定墓主人身份、还原南越国制度、了解汉代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物证，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意义和珍贵的文物价值。
参考文献
[1]卫宏.汉旧仪[M].北京：中华书局，1985：1.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847-3859.
[3]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关键词：南越王墓;印;玺
1983年发现的广州南越王墓是目前所知岭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随葬品最丰富的汉代墓葬，墓主人为2000多年前南越国的第二代君主赵眜。该墓出土有1000多件套10000余件文物，其中包含三枚极具历史价值的金印—“文帝行玺”金印、“泰子”金印和“右夫人玺”金印。
1 “文帝行玺”金印
“文帝行玺”金印（图1）出土于墓主人赵眜的胸部，金印的印面有田字界格，阴刻篆书“文帝行玺”四字，书体工整，刚健有力。笔画的文道很深，如一条直沟，沟壁垂直光滑，表明印文是铸后加工刻凿的。沟底满布一条条等距的小横划，这是用利凿刻凿留下的痕迹。四字文道笔直，宽窄一致。金印的印纽是一条游龙，盘曲成“S”形，龙头伸向一角，龙身上的鳞片和爪是铸成后凿刻的，龙腰隆起，可以用来穿印绶。经电子探针测定该印印台部位可知，印章含金量约为98%。印台长3.1厘米，宽3厘米，高0.6厘米，通紐高1.8厘米，重148.5克。根据史料记载，秦汉时期的帝玺以白玉为质、以螭虎为纽，“文帝行玺”金印则是目前发现唯一的汉代龙纽帝玺，极有可能为南越国所自制。
这枚金印是确认墓主人身份的关键物证。《汉旧仪》载：“秦以前，民皆佩绶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自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则有记载，南越国第二代君主曾僭越称帝，考古学家正是通过金印中的“文帝行玺”四字，结合墓中出土的其他文物及史籍记载，证实了广州南越王墓墓主人为南越文帝赵眜。此印出土时，印面沟槽及印台四壁都有碰撞的疤痕与划伤，说明它是墓主人生前的实用物。在中原王朝中，“文帝”往往是帝王死后依其过往行迹为之所立的“谥号”，而赵眜生前在其使用的玺印中自称“文帝”，体现出南越国的礼制效仿中原而又有别于中原，极具地方特色。
不仅如此，该印亦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目前秦汉皇帝的玺印皆不可见，可作参考的物证仅有1968年出土于咸阳的白玉螭虎纽“皇后之玺”（西汉早期）和传世的“皇帝信玺”（秦朝）封泥，前者边长2.8厘米，后者边长2.6厘米。汉代诸侯王、外藩首领的印章目前所见的材质多为金，边长2.2～2.4厘米，属于典型的“方寸之印”（汉代一寸约等于现今2.3厘米）。
“文帝行玺”金印的规格突破了秦汉帝玺和汉诸侯王的规制，反映了南越王独据岭南、僭越称帝的雄心，在中国印章史上有其独特地位。
2 “泰子”金印
“泰子”金印（图2）出土于墓主人腹部位置。龟纽，背上点线组成的鳞状纹为铸后刻出。印面有日字格，格内阴刻篆书“泰子”二字，文道较深，沟道两壁光平且直，沟槽底呈波浪形起伏的刻凿痕，应是先铸后凿。印面光平如镜，铸作工艺比“文帝行玺”更为精致。印章含金量为98%，印台长2.6厘米，宽2.4厘米，高0.5厘米，通高1.5厘米，重74.7克。
与“泰子”金印一同出土的还有一枚“泰子”覆斗纽玉印，但二者印文的风格明显不同。“泰”通“太”，“泰子”即“太子”。关于这两枚印章的所属问题尚存争议。有观点认为，它们应该是第一代南越王赵佗之子（即赵眜之父）的遗物。因为赵眜父亲未能接位便去世了，“泰子”印便由他来掌管，赵眜去世后，印章随他一同入葬。也有观点认为，这两枚印章是属于赵眜本人的。因为周秦时期，嗣位之皇子（或王子）早逝，嗣位之皇孙（或王孙）亦可称“太子”。赵佗之子早逝，孙子赵眜继立，称“泰子”亦可。不论如何，这两枚印章都说明了南越国为保证政权顺利继承，效仿秦汉实行“预立太子制度”。
3 “右夫人玺”金印
“右夫人玺”金印（图3）出土于南越王墓东侧室，该室殉葬有四位夫人，右夫人便是其中一位。印章为铸造而成。龟纽，龟背隆起，刻鳞状纹，腹下中空，可穿印绶。印面有田字格，格内阴刻篆书“右夫人玺”四字，字体庄重，与上述两枚金印一样，印文亦是刻凿而成，刻工精湛。印面边长2.15厘米，印台高0.5厘米，通高1.5厘米，重65克。
依照汉代礼制，“夫人”通常指帝王之妾。目前除了“夫人”以外，尚未发现南越国有其他的嫔妃称号。在四位夫人之中，右夫人的随葬品数量最多、品质最精，其印章以黄金所铸（其他为鎏金铜印），印文用“玺”字（其他用“印”字），且汉代以右为尊，种种迹象说明右夫人应该是诸妃之首。综合印文内容、随葬品多寡精粗等信息，可知四位夫人的地位应是“右夫人>左夫人>泰夫人>部夫人”。
值得一提的是，与“右夫人玺”金印一同出土的还有一枚“赵蓝”覆斗纽象牙印，这应该是右夫人的名章。因赵佗实施“和辑百越”措施，故在南越国时期统治阶层中汉越通婚的现象比较普遍，赵蓝与南越王同姓，可能是越人从夫姓的缘故。
4 结语
汉代有“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人们生前使用之物或直接随葬，或以明器替代。广州南越王墓出土印章23枚、封泥35枚，分属于墓主人赵眜及其他15位殉葬之人，这些实物共同印证了史书记载秦汉实行的印玺制，为确定墓主人身份、还原南越国制度、了解汉代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物证，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意义和珍贵的文物价值。
参考文献
[1]卫宏.汉旧仪[M].北京：中华书局，1985：1.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847-3859.
[3]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