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的生产”这一观念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和兴起而显现出来的。与传统的默顿科学社会学不同，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关注微观的科学实践层面，关心实验室中科学研究是怎么进行的、参与者是怎么相互作用和解释研究成果的，即所谓研究的建构方面。科学知识的生产/制造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前提。随着其他学科角度的研究的深入开展，科学知识的生产在近十年来已成为国际学术界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崭新的观念。1994年，吉本斯（M. Gibbons）及其同事出版了《知识的新生产：现代社会中科学和研究的动力》，提出在当代科学与社会的紧密作用下，出现了不同于传统知识生产模式的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即更多的研究课题产生于特殊的应用背景（如环境、健康与通讯等），解决这些问题超出了现有的学科知识框架，且参加方不仅仅是科学家，还包括相关的各种社会角色，此书产生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与此同时，关于政府-大学-企业三螺旋关系的研究也迅速流行起来，揭示出不同的社会角色及其相互关系决定着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应用。而1996年经合组织（OECD）出版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把科学系统纳入知识经济的系统中，把科学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转移看作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扩宽了对科学知识研究的视野。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发展表明，从生产的角度研究科学，或者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生产性制度，正成为深入理解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观念。
　　从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看，李正风教授的《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演变》一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启发意义。在考察了以往对科学知识生产各种角度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作者立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科学知识生产纳入社会生产方式的整体结构加以考察，指出从生产方式的角度考察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个研究薄弱的、需要深化的部分。于是，作者选择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为研究主题，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很大挑战性的课题，同时也是会取得收获的课题。
　　与西方学术界主要利用社会学和经济学方法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不同，作者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采用了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融合的方法论，并借鉴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思想，因此对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研究视野非常宽阔。而以往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的研究主题常常集中在其中一个方面、最多两个方面，很少有把这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探讨的，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学术研究上的创新性和雄心。作者深知系统地考察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历史演变是一项内容丰富而有难度的工作，因此，他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基础性的工作：（1）系统分析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内涵及结构；（2）梳理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历史演变的宏观线索；（3）考察当代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变革的主要特点。我们看到，作者在这几方面都进行了富有创新性的探索。
　　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在于从科学知识生产方式这样一个新的视角对科学的发展作了富有新意和启发性的研究。具体地说，本书的特点和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出了实践建构论的科学观。科学观是对科学活动进行分析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规定着研究的问题域和研究方法，这一点对比默顿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所谓的实践建构论是把科学视为一种实践活动，认为科学的目的、过程和结果都具有实践性，由此，赋予了科学活动新的内涵和外延，为分析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第二，对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变做了系统的探讨，或者说从科学知识生产方式这一角度对科学的发展做了重新的解释，其中一些探讨富有新意和启发性，例如，作者把科学的体制划分为内部体制化和外部体制化，丰富了对科学体制化和科学共同体的认识。又如，作者把科学职业化的实现分为三种机制——科学成为公共事业（公共知识）、科学与教育的结合、科学成为专有知识，把科学生产方式的演进和分化与科学的职业化紧密结合起来，显示了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多种机制决定着科学的发展道路；第三，作者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当代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特点，不仅系统地概括了当代科学生产的特点，而且对于科学与政府契约关系的变化、大学与企业关系的新联系等影响科学知识生产变化的深层因素做了深入分析，并且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了当代科学共同体分化与重构现象以及科学家行为规范的变化。其中，作者对默顿规范做出了富有新意的解释。通过以上研究，作者最后提出了9条结论，并提出了有待于展开的工作：进一步对科学后发国家（比如我国）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选择和变革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因为正像作者一再说明的，该研究基本上是以科学发达国家的发展为依据的。我曾私下问李正风，如果还有更充裕的时间，这项研究你还会补充哪些内容。他对我讲，还想补充三方面的内容：全球化、知识社会和信息技术对现代科学生产方式变革的影响。不用说，这几方面的确是十分重要的。
　　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面对科学知识生产方式这样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作者以历史进化性与共时多样性并进的视野，采用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着重把握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演变因素，因此不得不撇开多种多样的偶然因素，而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影响科学知识生产方式演变的主要因素和主导倾向上。正是这一方法论使得作者的研究在宏观的总体把握比较有成效，但也正是这样的考虑，我认为，有时逻辑强于历史，有些结论值得推敲。如对科学职业化三种机制的划分，好像很有说明力，以此来解释科学的规范结构，好像也有一定的道理；例如，作者把公有性规范解释为维护政府与科学、社会之间的集体契约的一种制度安排。但是，我认为，这种分析和解释还是有些空泛，不足以令人信服。在我看来，作者忽视了科学职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科学内部职业化（也可以说是科学共同体的形成），即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从业余者中分离出来，科学家之间形成交流和互动的关系，并为职业目标建立调节自身活动领域的行为规范，形成社会中一个从事专门活动的职业（就像医生职业，有自己的特殊技能和行为规范，但与医生不同的是，科学这一职业没有特定的服务对象）。科学内部职业化并不是与科学的外在职业化的某一机制对应的，也就是说科学规范（如公有性）并不是对应着政府与科学、社会之间的集体契约的一种制度安排。例如，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1848年的成立，标志着美国科学（内部）职业化的形成，它的职业目标就是“交流新的真理和为共同的知识宝库中增添一些新的东西”，也是强调独创性和公有性，而此时AAAS的一些主要科学家是来自政府部门，例如亚历山大·贝奇来自美国海岸考察局，其研究使命是为政府的特殊目标服务，而不是推进公共知识，正是作者所说的科学职业化的第三种机制，并不是第一种机制。而AAAS也有一部分大学科学家，但当时在美国，大学教师作为科学家的职业远没有形成，也就是说，这时独创性和公有性的提出并不是作者所说的为了满足政府、社会与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契约，而是为了满足科学自身的成长和发展。默顿所谓科学是一种独特精神气质的社会建制，我认为，这里的关键词不仅是社会建制，而且是“独特的”。我理解，“独特的”是指不论科学家职业场所在哪里，只要有可能，创造性和公有性就是他内在要求（所以称精神气质），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工业实验室的科学家只要有可能就会发表论文。我认为，从历史发展以及历史分析的方法论来看，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即科学外在的职业化）是以科学共同体的形成为前提的，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科学的核心的行为规范是科学发展自身要求而形成的，是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基础。随着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科学的规范会出现调整、适应和变化。
　　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在国际学术界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主题，但是令人有些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对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意义不仅在于它的学术价值，而且在于它的启发意义：可以刺激科学的社会研究以及科技政策研究打开新的思路。我个人认为，可以换一个角度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研究，以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为核心：科学知识为谁生产，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的氛围、报酬机制和控制机制是什么样的，分析介入科学知识生产的不同角色行为者及其互动以及组织和制度背景，可能会有不同的发现。
　　J.R.Ravetz在1971年出版的名著《科学知识及其社会问题》曾说，科学的真理性是17世纪哲学的问题，现在不应问这样的问题，而应该问一些新的问题。我想，这也是李正风这本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李正风：《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演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